经济学家须正视群体狂热 (zt)

卜丁

毫无疑问，宏观经济学正深陷窘境。该领域最为优秀、知名的人物，正围绕着最基本的问题争吵不休。以政府预算赤字为例。目前在英美等国，政府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已超过10%。一个阵营的宏观经济学家宣称，如不迅速扭转这一局面，如此规模的赤字将导致利率不断上升，并挤出私人投资。巨额赤字非但无法刺激经济，还将导致一场新的衰退，并伴之以通胀大幅攀升。“错！”另一阵营表示。根本不存在什么通胀危险。这种巨额赤字是避免通缩所必需的。压缩赤字将加剧经济中的通缩势头，导致一场新的、更为严重的衰退。

或者以货币政策为例。一个阵营告诫，流动性大量累积势必导致恶性通胀，因此建议各国央行准备好“退路”。“无稽之谈！”另一个阵营反驳道。流动性的累积不过反映了以下事实：各银行正在囤积资金，以改善自身的资产负债状况。它们坐拥大量现金，但没有将其用于扩大信贷。一旦经济好转，各央行就可以收回流动性，与注资时同样迅速。通胀风险为零。

双方阵营里都聚集了不少知名诺贝尔奖得主，以增强各自论点的说服力。以往，经济学家就常常意见不合，但这次的语气有所不同。两边的领军人物都毫不犹豫地指责对方无知或不诚实。我从未遇见过这样的情况。

那又如何？经济学家如此针锋相对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有关系。还是以政府赤字问题为例。如果你要预测长期利率，那么，你相信哪个阵营就大有关系。假如你相信第一个阵营，你会担忧未来的通胀，于是你就会卖出长期国债。其结果是国债价格下跌、利率上升。这样你就把第一个阵营的担忧化为了现实。而假如你相信第二个阵营的说法，你会欣然买入长期国债，使政府得以在利率没有大幅上升的情况下大把花钱，从而促成经济复苏，这正是第二个阵营预料中巨额预算赤字将会产生的结果。

多数人并不确定哪一方的观点正确。他们犹豫不决。此刻，当到处都出现复苏萌芽时，他们相信认为存在通胀隐患的观点；而彼时，当萌芽枯萎时，他们就转而相信另一种观点。经济学家观点不一，市场参与者就失去了分析和判断形势的理论锚定。说到底，我们所有的预测都采用一种特定的经济模型，来解读数据和预测其未来走向。各种迥然不同的模型的存在，使我们丧失了这种理论锚定，这种情形将加剧市场的波动。

这种冲突不仅关系到市场参与者，也关系到政策制定者。对于未来4年内政府支出每增加1%，对美国实际GDP将产生多大的影响，两大经济学阵营的估计天差地别。第一个阵营（即李嘉图学派）认为，这一乘数介于0与1%之间，但更接近0，即支出每增加1%，GDP因此增加的百分比将远低于1%，增加的税收收入微不足道。因此，预算赤字将会激增，变得不可维系。

第二个阵营（即凯恩斯主义者）则预计，在2012年底之前，政府支出每增加1%，所带来的GDP增幅将远大于1%。这正是各国政府所梦寐以求的，因为这样的乘数效应可能导致税收收入增加，使得预算赤字下降。

经济学家的观点存在如此大的分歧，难怪政策制定者缺乏信心、摇摆不定。美国和法国等国大力奉行凯恩斯主义；德国等其它国家则更为信赖李嘉图主义。我个人认为凯恩斯主义是正确的，但我的意见无足轻重。关键在于，分析上不和谐的声音，有助于解释政策制定者在同一场危机中，为何采取了不同的对策，以及他们达成协同行动为何如此困难。

如何解决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危机？该领域必须进行根本性变革。一些缺陷已暴露无遗。在本轮金融危机之前，多数宏观经济学家都盲目相信，有效市场会自我管理。他们不愿费心把金融市场和银行业纳入他们的模型之中。这是一个重大缺陷。

但还存在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解决的难度更大。这涉及宏观经济模型的基本范式。主流模型都抱着以下观点：经济行为者都掌握着充足信息，并理解这个世界的深奥与复杂。用行话来说，他们具备“理性预期”。事情不仅如此。由于他们都了解同样的“真相”，所以他们采取同样的行动。因此，要全面描述世界的错综复杂，只需选取单个行为者（“代表性”消费者和“代表性”生产者）的行为制模。如此众多的学者，信奉如此荒谬的观点，实为罕见（其它经济学领域没有被这种不合情理的观点所迷惑，因此没有受到同样的批评。）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宏观经济学，它应从以下假设起步：即个人存在严重的认知局限；他们不太理解自身所处世界的复杂性。由于缺乏理解，就会产生有偏颇的看法，在行为者低估风险时，就会产生过度兴奋的集体行为，继而又将陷入集体的沮丧——此时风险意识明显上升。这些集体行为将无关的风险转变成高度相关的风险。凯恩斯所称的“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是造成宏观经济波动的根本力量。

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根本失误，是认为经济只是理性行为者微观决策的总和。但经济不光如此。微观决策的相互作用产生了集体行为，而集体行为在微观层面是不可见的。

用模型表现集体行为仍将十分困难，存在诸多阻力。太多宏观经济学家沉迷于自己的模型，因为他们只想生活在自己所理解的——理性、拥有充足信息的个人的行为——的舒适氛围中。

用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的话来说，宏观经济学家能够估算出个体理性行为者的举动，但无法推测群体狂热。然而，如果要让宏观经济学重新贴近现实，这一领域的经济学家就必须开始估计这种狂热。虽然困难重重，但这并非放弃尝试的理由。

本文作者是鲁汶大学(university of Leuven)、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经济学教授

译者/岱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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