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给学生上心理健康的选修课。我有一个习惯，会提前调研学生们对什么样的话题感兴趣。大概10年前，他们对恋爱话题感兴趣的程度是一骑绝尘。”张丽（化名）说。她是一所重点大学心理健康中心的负责人。但是，差不多从三年前开始，新一代的大学生对恋爱话题不感兴趣了。他们甚至会疑惑地问张丽：“我能不谈恋爱吗？”
大学里明显的变化还发生在课堂上。“有个感觉很明显：这一两届的本科生，突然变得很呆，可以说是呆若木鸡。”刘永谋在自己的公众号里写道。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杰出青年学者、博士生导师，最近两年到很多大学去做学术交流和演讲。
2014年7月16日，山东省济南皇亭体育馆内，“考研族”聚集在馆内听老师上课（陈宁 摄 / 视觉中国 供图）他强调，他观察到的现象并非针对特定的大学，而是很多大学老师大致相同的看法。老师们发现：“上课之前静悄悄，没人说话、搭讪，更别说追赶打闹了。人人一台笔记本电脑、iPad，或者干脆是一部手机，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它们，时不时手指划一下，或者敲几个字。”上课的时候，也是悄无声息，不打瞌睡，但也不抬头，不参加讨论，被点名了，就支支吾吾说两句，随即又沉默了。老师们感到挫败，想了很多办法，但效果不大。
课堂上沉默，课后的生活里却很“激烈”。张丽曾经去做调研，取代恋爱关系被学生欢迎的话题是，“如何处理人际关系”。这其中，宿舍关系的复杂性尤其明显。CNKI上可以查到，有辅导员把宿舍矛盾专门进行了分类：生活摩擦、观念差异、经济状况差异、缺乏人际关系经验、不良心理状态带来的问题、小团体排挤他人问题、保研评优带来的不良竞争问题等等。
2023年9月2日，南京大学，新生报到。家长与孩子一起整理床铺（视觉中国 供图）如果以上一个时代为坐标轴，大学里现在发生的，跟“关系”相关的变化，令人困惑和担忧。总结起来，这代大学生中的很多人，越来越不愿意背负完整的个人情感，取而代之的是，跟虚拟人谈恋爱，在网上征集“搭子”等等功能性、碎片化的临时关系。在面对与人建立关系时，他们也并不想躬身入局。
的确，在学业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获得更高的学分绩点仿佛是大学四年里的中心任务。但即便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也并不能仅仅靠绩点一个因素就达成。青年学者郑雅君曾经做过一个研究，通过聚焦大学生的课内外生活，去理解他们的不同出路。她研究的依据之一是：“学生必须主动投入，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主动与老师和其他同学交往，才更能取得成功。”
6月3日，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的任课老师们全力做好考前辅导工作，积极助力考生备战高考（管钰楠 摄 / 视觉中国 供图）人际关系当然不仅仅跟成功相关。李奕是FarmWorks的CEO，她刚刚参与出版了一本书《零压力社交》（Your Relationship GPA）。在书里，引用了一个格兰特实验，追踪了268名哈佛学生的一生，每隔几年回访他们的健康程度、幸福值以及人际关系情况。最后的结论是，一个人能够长久幸福，最关键的因素，就是人际关系质量。
不过，作为每天会跟大学生日常接触的老师，张丽倒不会长篇大论地讲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她有理解学生的角度：“当我讲这些道理的时候，学生们会觉得我是既得利益者。我已经从卷绩点、卷编制中获胜了。他们不愿意相信，我真的理解他们的处境。我现在能做的是教给他们在竞争压力里，怎么可以让自己有一些喘息的空间。比如学生说压力大的时候想发疯，我就会告诉他，发疯是正常的。他采用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他人的方式发疯完了之后，能继续正常生活就不容易了。”
这件事本不应该如此，又何以至此？
有大学生把“不谈恋爱”、“不沟通和磨合人际关系”、“上课不发言”等沉默现象，概括为节能模式。节能的直接原因是高度竞争。郑雅君在《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里引用学者的推断：“新世纪前十年，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已经开始大于劳动力市场中白领岗位的总需求人数，因此部分大学毕业生从白领岗位溢出，向蓝领岗位转移是必然趋势。”
6月9日，全国高考第三日，高考结束后考生走出考场，和母亲拥抱（视觉中国 供图）无论国外深造还是国内升学，绩点都很重要。而保研的规则，是要把大一开始六个学期的成绩、综合测评、科研项目、竞赛成绩等等经过一个公式换算，然后排名。这相当于，上大学的第一门课开始，就像在高考考场里，这种全神贯注要持续六个学期。但绩点的竞争，又比单纯依靠刷题复杂多变，除了持续时间长，还需要谋略和运气。
晓鸿（化名）报高考志愿的时候，就特别留意了每所大学保研的比例，她喜欢这个专业，想在学术上走得更远。晓鸿上大学后，遇到的第一个变数是，老师的打分标准不同。大一刚入学，就有学姐告诉她，某一门专业课，学分有3到4分，但她被分到的专业课老师给分特别低，可能最高92分，而隔壁班老师，最低都能给到92分。到大二时，意识到分数的重要性后，有同学举报了打分高的老师。
晓鸿遇到的第二个变数，是同学间彼此的成绩都咬得太紧了。她排名在保研的边缘，跟排在后面的同学只差了0.03分。“当时，我们还有一个学期，他完全可能超过我。”晓鸿说。后来，有个同学休学了，排在她前面的少了一个人。这没法让她松口气：“没有过这种经历的人会说没关系，不会有大变动。但我身在其中，就会去假想，说不定别人就多选课了。我就要注意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包括谁跟我选了同一门课、他选了几门课。”
即便如此，晓鸿甚至不能作为大学生里为绩点特别焦虑的例子，因为她的很多同学都一边努力做绩点战士，一边打探其他同学的成绩，一边还要防范被打探甚至举报。我看到，有一个保研辅导公众号上过来人投稿传授经验，让大家少发朋友圈，免得无意间就为别人提供了举报素材。
晓鸿说：“老乡学姐原来跟我讲过，不要跟同一个专业方向的同学说太多。我当时还不懂什么意思，逐渐到了保研名额要决定的时候，我才理解。不一定是举报，也可能是启发了排名高的人来跟自己竞争，把自己挤掉之类。”
张丽说：“人其实通过跟别人建立关系来认识自己。同伴是照镜子。比如说跟别人起冲突了，要划分责任、要去包容别人等等，都让一个人更成熟的。”但在高度竞争、焦虑的环境里，谈这些有点奢侈。
激烈的GPA竞争，是“00后”大学生跟前辈们相比明面上最明显的变化。往深入探究一层，他们的成长环境也不一样了。
苏彦捷是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时常参加面向家长、老师等群体的科普讲座等公益活动，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让大人理解孩子。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苏彦捷（吴家翔 摄）首先，这代孩子的成熟期延长了，苏彦捷说：“现在，青春期往前提了，从10岁到12岁左右，它是一个性成熟的生理发育过程；而作为心理概念的青少年发展阶段，却延长到25岁、26岁，它是一个成熟个体的心理发展阶段。”
苏彦捷1983年考入北京大学，那个时代，90%以上的十八九岁的年轻人都要去工作了，十八九岁上大学的，也被社会默认是成年人，“遇到冲突告老师”，“上课低头看手机，沉默，不跟老师交流”等等行为，就不像成年人的心理成熟度。但现在，苏彦捷说：“大学录取的百分比超过50%，虽然有18岁成人礼，但从心理上讲，学生不觉得自己是个大人了，社会和家庭也不认为他们是个大人。”
这一代大学生是在物质条件优越、家长无微不至的关注下成长起来的。苏彦捷甚至注意到，“现在上大学，有的孩子不会剥鸡蛋，没见过整个的橘子。鸡蛋和橘子，所有的都是家长剥好了给他的。”家长对独生子女的投入太大了，期望太高了。很多家长的期待，还是单一标准，就是学习好，这意味着学生根本没时间去进行其他的探索。
7月10日，江西宜春某社区内，大学生在进行篮球比赛（邓龙华 摄 / 视觉中国 供图）适应集体生活，甚至都成了一个挑战。苏彦捷说：“我小的时候，大家一起玩或者凑在一起干什么，肯定涉及同伴关系的处理。比如玩打仗，谁当将军谁当敌人，大家都得学着怎么谈判，怎么妥协。比如玩跳皮筋，谁先谁后，谁抻皮筋，学着怎么互相合作。现在的孩子，从小就没有玩伴，因为孩子们的时间都排得很满，谁也不能配合你的时间，互相约不上。”
前面提到，晓鸿虽然从高中就喜欢自己的专业，但如果她想保研成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勤奋学习，做自己”就好，还要时刻关注其他同学的成绩和选择。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把现在大学生的这种处境，称为“猎手”现象。她在一篇文章里写道：“猎手时刻处于风险中，冷静、警觉且算计，既要瞄准猎物，又要警觉于周遭的‘危险’与‘机会’，还要时时评估自己的体力与能力。猎手辗转于得与失之间，奔波于动荡与风险中，在危机中不断淬炼自己作为猎手的能力与方法，乃至直觉与本性。他对猎物的热情是精准的计算，理性且有限；他的热情或紧张都在自身：或为猎手，或为猎物。”
从教育学的角度，核心问题是过去20年教育本身发生的变化，对学生的心智和行为产生了影响。21世纪初，为了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基础教育课程进行了改革，废除教学大纲，设置课程标准，与之相配套的，是淡化考试，用评价替代考试。
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有什么区别呢？教学大纲讲的是知识点的多和少，课程标准则是在讲学生的学业行为。刘云杉说：“它甚至写得非常具体，比如一道题有三种不同的解法，要写出来。十分钟之内要完成几道题，达到这样一个速度。”这种教育模式之下，为了达到标准，学习内容可以不重要，重要的是策略。
刘云杉说：“学生既要知道自己和标准的差距，也要知道自己在评价体系里的位置，然后有一个相应的策略。比如一个学生现在是第五名，他想争第三名，他甚至还要落实第四名和第六名是谁，整天咬住，互相打听。整个体系就是这样来的。”
但教育的内涵不能只是排名，刘云杉说：“我一直在讲，教育里最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人和人群之间的影响。过去的教育是以塑造人为中心的，它落实到教育里，关注的是学生的品格、学生的关系，学生和其他人，以及社会、学科之间建立的信任。你要和人有比较好的关系，比如说一起共同成长，一起做过什么社会实践，在这些具体的事情上有较长时间的浸泡，彼此会形成某种东西。”在这种教育状态里，老师教给学生知识，也影响学生的学习习惯、生活态度，同学之间也有情谊。
2019年3月27日，广州，几名毕业生组成了一支互帮互助的大学生快递创业团队（IC photo 供图）但课程改革之后，教育以事情为中心了，一个个的任务、一个个的简历，把学生的关系和时空都拆解了。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从教与学，变成监督测评和能力载体的关系，学生本质上变成了自己对着课程标准学习。同学之间，从同伴关系变成竞争关系。考试不再是考对知识本身的掌握，更多的是评价学生在群体中的位置。
刘云杉说：“学生从小就这样了，他会很清楚自己在群体当中的位置。这个群体不是抽象的群体，而是具体到一个班级。他从小就经历人与人这样直接的竞争。”而学生练习的能力输出，讲的是学会选择，选而不择，保持选择的开放性。刘云杉说：“它呈现在关系上，一切都是暂时的。”
社会上的变化也折射到学校里。1999年，大学扩招，高等教育大众化拉开序幕，跟这件事几乎同步发生的是，中国加入WTO，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差距拉大了。
郑雅君的《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在互联网上引起了很多大学生的共鸣，她的研究里提出了一个“弱势背景学生”的概念，指的是那些父母是工人、体力劳动或者无业的低收入群体，来自农村的学生，也包括来自西部偏远地区的学生和家庭的第一代大学生。
6月27日，考生和家长在安徽阜阳高招咨询会现场了解高校招生信息（视觉中国 供图）她的访谈和前辈们的研究都表明：“来自弱势背景的学生对学校的投入和融入程度都是偏低的，在师生互动和同学互动上的表现往往不尽如人意，相应地在教育结果上也偏低。”郑雅君还观察到：“从前的大学生虽然也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总还是有一些共同的生活经验。但是从‘90后’‘95后’，再到‘00后’大学生，生活的圈层越来越隔绝，差距越来越大，特别是在北京、上海的一流院校里，很多学生有很好的国际视野，但他们的同学可能读大学之前，连省都没出过。”
更重要的是，越强调某些东西是好的，就会形成一种价值序列，打击到缺乏这些东西的学生，比如“复旦会说，争取有能力让所有本科生都有一次出国交流的机会。从这种话语里就可以看出来，价值序列上国际视野是好的，那么没有国际视野的同学当然是差的。当你的生活经验跟这个价值序列全面脱节，而别人并没有脱节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自我否定。”
在旁观者眼里，这只是信息差和适应时间的问题。但郑雅君认为，没那么简单。价值序列上的冲击，击碎了学生们自我认同。郑雅君说：“弱势背景的同学，可能本来挺开朗的，在从前的学校和老家，肯定也是别人羡慕的对象。可是，他来到这个新环境，跟周围很多人看上去不一样。他觉得自己土、没见过世面，也不会逛街，可能地铁都不会坐。一下子这么多挑战向他涌来时，就会产生自卑感。这种自卑感不光阻止你融入环境，它也系统性地在消解你的自我认同。你以前那些骄傲和自信都没有了。你也不可能会有勇气去把自己敞开给别人了。”
郑雅君曾经访谈过一位叫禹海（化名）的学生。他对大学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跟大学老师、同学都是淡淡的，有困扰也从未想过去找他们谈心。这种隔离感，郑雅君觉得是一种心理机制：“一个人在孱弱的时候，可能还有应激，这种情况下，让他去冒着被别人看不起，或者被自己看不起的风险去拥抱社会交往，我觉得这个是不现实的。他肯定会减少社会交往，保护自己的尊严。”
虽然选了节能模式，但大学生依然渴望陪伴和处在群体中。社交媒体上，可以搜到很多大学生发帖，寻找“恋爱型学习搭子”，要求是：早上互道早安，开始学习。晚上互道晚安，问今天的学习收获。随时随地互相抽查今天学习没有。
大学生面对人际关系，躬身入局的人少了（宋宇 摄 / 视觉中国 供图）只不过，这些交往都是在“云端”发生的。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副教授吴畅畅一直在研究青年文化，最近刚刚出版《当青年成为“问题”：日常生活中的传播学》。他说：“这是70多年前一个概念‘孤独的人群’的最新版本。‘我’不想认识新朋友，不想付出更多的心力去经营这个关系，但我需要有人陪伴我。我希望以一个最低的精神治理成本，得到一个最高效的精神陪伴。”
如何理解年轻人线上和线下的矛盾行为？吴畅畅对比过《奇葩说》和80年代初的《潘晓来信》。表面上看，同样是在说年轻人的困惑，人生道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底层逻辑完全不同。吴畅畅说：“最大的差别在于，基本路线与宏大叙事被彻底消解了。”
《潘晓来信》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吴畅畅说：“那一代年轻人依然怀揣革命理想，笃定地认为，对国家、民族和社会承担责任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生活方式。”到了《奇葩说》的时代，年轻人的困惑已经没有此前的宏观价值体系作参照了。吴畅畅说：“笼罩在这一代年轻人日常生活上的精神穹顶已经是新自由主义的了，说白了就是丛林法则。在《奇葩说》里，大家已经不会去谈国家、民族大义什么的，它只会借辩论的形式告诉年轻人，在丛林环境里，如何存活下去。”
6月9日，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淘淘街”跳蚤市场，毕业生们在校园里摆地摊，售卖他们使用过的书籍资料、生活物品等（宋家儒 摄 / 视觉中国 供图）在“老同志”们来看，年轻人的困惑显得琐碎又心量狭窄，比如背刺同学、搞小团体排挤、互相打听对方的绩点又互相都不高兴，宿舍空调开多少度等等。吴畅畅觉得，这些现象是一种应激式的对自我利益的关心。吴畅畅说：“大众社会基本都接受了，在这个时代，就是各凭本事，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如果你贫穷，不怪别人，就是自己能力不行。问题是，这个丛林里又不是纯粹公平的竞争机制。这种撕裂感，就给年轻人很大的压力。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他们就表现为对个人生活极为关注。他自己的生活和利益得失都没有解决，怎么去关心宏大叙事？所以，与其责备年轻人的心理状态，不如仔细追究他们‘娇惯心灵’养成背后的社会问题。”
因为孤独而寻找慰藉，产生的一种常见的现象是，向偶像崇拜寻找精神寄托。吴畅畅访谈粉丝超过10年的时间，有98个长期跟踪的粉丝案例。他说：“有一个小朋友，她读大学的时候，我就访谈她，一直到她工作、结婚生子、离婚，失业又重新找工作。在她生活中的这些起起伏伏里，偶像这个精神他者给她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仰式支持。”
因为孤独而寻找慰藉，产生的另一种现象就是“云陪伴”，跟AI谈恋爱、做朋友，都是付出有限的临时性关系。吴畅畅说：“有一本书名字叫《在一起孤独》，我觉得很贴切。年轻人既不想去打破孤独的状态，因为他们也打破不了。那么就在维持现状的情况下，以最低成本获得一个解决途径。实质上，他们虽然在云端互相陪伴，但他们内心很清楚，这只是权宜之计。本质上，他们还是孤独的。”
谈恋爱是大学阶段一个重要的心理发展任务（御宁 摄 / 视觉中国 供图）真实的情感慰藉，恐怕还需要精神穹顶有意义感，需要回到真实的关系当中。郑雅君去年跟一个曾经的访谈对象见了一面。这个有着“弱势背景”的女孩，直到大学四年级，都没有从文化冲击中缓过来。毕业之后，她本来在一线城市找到一份薪水不错也很有发展前景的工作，但她最后回了老家，做了一名选调生，状态变得很好。
郑雅君说：“这样的同学，家庭责任感是非常强的。他们的生活里不能光有自己，可能还得帮父母承担责任。她回到老家之后，生活上能照顾父母家庭，工作上也非常受器重，得到了提拔。她的意义感非常强，觉得现在的岗位可以建言献策，哪怕只采纳十分之一，能够帮助家乡发展，让普通老百姓生活改善一些，她就觉得很高兴。不像在大城市里，我会听到一些好学校的中产阶级同学有种存在主义的焦虑，就是生活的意义到底是啥。”
（文章为《三联生活周刊》2024年第31期新刊推荐，较杂志原文有删减）
狗仔卡
发表于 2024-7-31 10:0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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