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记住她的名字，不仅仅因为她是林徽因的朋友

源济

我们应该记住她的名字，不仅仅因为她是林徽因的朋友

Original 阿舒 山河小岁月 2024-06-12 21:10 北京

前几天嘉德拍卖，有前辈给我发来一张徐志摩、陆小曼合影。他本想拍来送我做礼物，我一看题款，便知价格绝不会便宜，赶紧推辞。几日后结果出来，果然令人咂舌。

这是徐陆两人的订婚照，曾经送给多位朋友。拍摄地点是当时很多人都去拍结婚照的兆芳照相馆，我找到一张价格表，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价格。

这张照片是徐志摩和陆小曼送给他们的好朋友陶孟和与沈性仁夫妇的，这对夫妇在民国知识分子圈子里很著名，但也非常特立独行，尤其是沈性仁，如果用营销号的写作方法，她的title大概有——

徐志摩的座上客

金岳霖的红颜知己

连林徽因也羡慕佩服的才女

但我想沈性仁自己看了这种评价，估计是要被气活过来的。

沈性仁当然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女子。她一生翻译了十七本书，风靡全球的《人类简史》（房龙著，不是赫拉利的那本），沈性仁是第一位译者。她还翻译了英国戏剧家王尔德的《遗扇记》，后来被改编成话剧《少奶奶的扇子》，是民国时期非常著名的戏剧，当年唐瑛在上海和陆小曼慈善演出，陆小曼天天昆乱不挡，唐瑛则《少奶奶的扇子》从始至终。

我找了许久沈性仁的照片，都很模糊，这是其中之一。

可我想讲的沈性仁的故事，并不仅仅如此。

沈性仁是嘉兴人。

我对于嘉兴的印象可能多半来自嘉兴服务区，从普陀山绍兴杭州等地回上海一定会经过那里，因为可以买到十分可口的粽子，还有菱角莲子一类时鲜果物。摆摊的是几个妇人，个个都很爽利，见客来，嘴笨，只颔首微笑，但包东西麻利，上了车发现多给一个塑料袋，是吐果壳用，足见心细。天气热，妇人们卷着裤腿，腿脚粗肿，大约平日劳作辛苦。

嘉兴人多文弱，而妇女反耐劳苦，乡下妇女尤甚。——沈性真，《亦云回忆》

沈性真是沈性仁的姐姐，很多年之后，我们通过她的回忆，得以窥见沈家姐妹的生长环境。她们的父亲沈秉钧在中举之后无心仕途，在嘉兴秀水学堂以教书为业，后入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

右起：性真性仁性元

这个家庭不算殷实，她们的祖母六十多岁时还要自己打棉线，孩子们为她拾锭，她会买粽子糖和绿豆糕作为酬谢。沈家对于劳动者，始终是尊敬有加的，孩子们大声喊佣人，则必受教训曰：“走近去说，自己去做”；一家之主的父亲急着找佣人，也只是说：“待你有空，为做某事。”

小孩子做错了事情，负责责罚的是父亲，但是“他左手执孩子之手，右手用两指在孩子掌上摸索，画圈圈，然后举起曰：‘下次再错，要打手心。’手始终不下来”。

母亲葛敬琛，家境比沈家好，嫁进来时嫁妆丰厚，但从不以为意，主动补贴小姑出嫁，祖母时常感慨，我这个媳妇，比儿子还好。母亲的这份仁义，并不只对家人。有一小贩，日日经过卖花生等物，因病两手拘挛，邻居呼为“拘臂”，只有葛太太，坚持让性仁和性真叫他“李家伯伯”，并且必请他坐下休息，替他除下锁肩之篮，行时再替他挂上，买东西从不还价。

性仁的“仁”字，当是这对夫妻的做人之风。

沈性仁排行老二，对于比她大两岁的长姐性真，始终呼之以“哥哥”，而姐姐也叫她“弟弟”。

沈性仁虽然年纪小，却永远尊重姐姐。出门上学之前，她总是高高兴兴为姐姐整理行李，两姐妹出门读书，采买文具时，沈性仁把好的东西让给姐姐，而姐姐如果有不用的旧物送她，她总是欣然接受。

父母出门待客，总是带姐姐去，有一日，姐姐生病，性仁做了替补，大喜，姐姐大哭，母亲说：“难道别人就轮不着吗？”

沈氏兄妹：沈性元（左一），二姐沈性仁（左二），大姐沈性真（左三），沈怡（右一）。另两人为：黄郛（右三），陶孟和（右二）

姐姐有一个玩具匣，里面有各色青田石图章，烧有凹凸花瓣之白磁书碟，父亲写剩之扇面，五彩花笺，称之以“八宝箱”。性仁十分羡慕，有一天，姐姐发现性仁偷偷把箱子打开，欣赏里面的宝贝，姐姐大怒，箱内之物尽倒于地，结果，性仁从容整理，恢复原状。姐姐有些不忍心，主动提出分给妹妹几件，性仁拒绝了。

这件事之后，性仁破天荒地，好几天不和姐姐说话。

很多年之后，姐姐性真想起这件事，忽然感悟，妹妹能受委屈，但并不代表她记不住那些委屈。性格毛躁的姐姐对妹妹发的脾气，性仁用沉默自我消化了，但也许，那正是妹妹身体孱弱的原因之一。

性仁小时候喜欢数学，曾在日本长崎活水女学读书，因父病而归。将考北京女高师时，在姐姐房间发现了架子上的《汉书》，看一星期不放手，从此爱好文学。

她在北京女高师的成绩一直很好，也是在北京，她遇到了陶孟和。

陶孟和是近代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这个绍兴人很快获得了沈性仁的芳心，志趣相投的两人在1918年结婚。

他们婚后有一则插曲，间接让我们了解了沈性仁的一段恋爱。1922年3月19日，《晨报》上刊登了一则题为《两个恋爱的惨剧》的文章。一开头云山雾罩，听说几年前有一位大学教授，靠着经济实力获得了沈姓小姐的芳心，从而抛弃了在美国留学的男朋友，使他得了神经病。

看看这个摘要，真是无比惊悚，那时候为了流量真的太不择手段了。

这篇文章主要是为了讲后面两个“恋爱故事”，刊出之后影响十分恶劣，梁启超在3月25日发表了《为新闻风纪起见忠告投稿家及编辑者一封信》，把上文开头隐隐绰绰的事情揭开，说这个沈姓女子就是沈性仁，但是事实和“惨剧”一文完全不符。

梁任公算不算好心办了坏事，这样一来大家都不得不出来澄清了

于是，沈性仁以真名投稿《晨报》，题为《真个“是非之林”》，她开篇即评价梁任公的文章，虽然感谢他的好意，但“如今的女子是二十世纪的女子，并不若欧洲中世纪的女子欲仰仗当时强有力者的武士来庇护”。

沈性仁说，这位郑同学和她同为嘉兴人，郑同学后来进清华大学，又赴美留学。她大方承认双方确实曾经交往过，并在1915年7月订婚。郑同学出国之后精神病发作，两人由郑君的哥哥做主解除了婚约。而她和陶孟和的相识，则始于1918年2月，朋友介绍，结婚在六月。

指责沈性仁的男子叫褚保衡，他所说的苦主叫郑思聪，我确实在1915年8月的入美档案上找到了郑思聪的名字，他当时前往的大学是普林斯顿。褚保衡在看到沈性仁的文章之后，继续纠缠，狡辩说郑君是因为得知沈性仁和陶孟和的婚讯才发的神经病。

连李大钊也看不下去了，他在4月1日撰文，十分赞扬沈性仁的勇气，“很可以替今日中国的女界生色”，又认为在这起事件当中，沈性仁丝毫没有错，“那致他失恋的女子，对他既是没有爱情了，当然有和别的有爱情的人订婚、结婚的自由。这与名誉丝毫无损。我们不可因为对于失恋者的同情，便厚责于女子方面。”

郑思聪的名字曾经出现在竺可桢日记里，他提到某学生有精神病，“如昔日哈佛同学郑思聪一类病，谓其心中常有冲突，欲见人，至门口逡巡不入，即其一端”。

李大钊发文一天之后，郑思聪的同学袁复礼也发表了题为《郑君的神经病与婚姻问题无关》的文章，袁与郑思聪在清华同学两年，又同赴美留学，他对于郑的情况很了解，袁说，郑在哈佛的时候，曾经在1917年3、4月间与秋季先后两次发作神经病，原因是学业压力过大，他入医院治疗，一直到1918年还不准出院。所以，郑君的神经病并非发生于与沈女士结婚之后，他的病亦并非由沈女士感情变化而引起。

这场闹剧中，沈性仁展现了无比的勇气和真诚。其实，这篇文章里最大的错误，是说陶孟和用“经济势力”追到了沈性仁，实际上，结婚之后没多久，沈性仁就遇到了巨大的经济压力。

沈性仁遇到的最大挑战是——房子。

他们原本租住在东四牌楼月牙胡同，因为房东卖屋，决定搬迁。觅得北新桥小三条胡同的一间房子，可是屋主只卖不租。那时候，沈性仁已经生下一个女儿，又怀了一胎，而陶孟和家里还有老母和小妹，最终，夫妇借了很高利息的贷款，用以买房。

那时候陶孟和在北大教书，但是工资时常被拖欠，沈性仁就时常帮忙翻译书稿或者写作来帮忙家计。她的身体愈发孱弱了，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营养不良。姐姐性真看不下去，对妹妹说，我手边有点钱，可以借给你。沈性仁拒绝了，她说，难道你就没有用钱的地方吗？我自己能想办法的话，就自己想办法。

她的办法是翻译。早在五四运动前夕，沈性仁就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王尔德作《遗扇记》（即《少奶奶的扇子》）。陶孟和给妻子写的《序言》中，谈到沈性仁翻译的起由：“今年九月性仁在病院里，闷极无聊，我又没有工夫去陪伴他，乃请王尔德的《遗扇记》给他解闷。性仁喜欢这出戏里的故事，出院后就把他译出来。”

《少奶奶的扇子》剧照。1928年唐瑛在洪深导演的话剧《少奶奶的扇子》里担任主演。此为当时登出的海报

但他也许不知道，妻子也许并不仅仅是因为喜欢才做的翻译工作。她的这种奉献精神，连有点“日耳曼式木讷”的金岳霖都看出来了，他这样评价她：“她的生活差不多不以自己为中心，有的时候我简直感觉到她的生活是为人的生活，不是为己的生活。”

林徽因“太太的客厅”，沈性仁也是其中一员。可以说，她是林徽因为数不多的女朋友之一。她并不是小透明，朱自清日记里，她即便到了中年仍旧“少年似昔”；金岳霖则说，“认识性仁的人免不了要感觉到她彻底的雅。她的确雅，可是她绝对不求雅，不但不会求雅，而且还似乎反对雅。”

只要看看徐志摩和沈性仁的通信，我们就可窥见，她绝对是一个虽然不善言辞却有趣的女人。

徐志摩去世之后，沈性仁感慨，都是造化的安排。

这些信件出现在北京中国书店2021年春拍会上，第一封信写于1925年10月1日，是一封约稿信，但写得生动有趣：

陶嫂：

居然放晴了，明天五时左右在五龙亭会斋好否？我们只来野宴，许没饭吃，各人得带点贡品来，干果湿果都好，有好酒更妙。别忘了带你们的大小姐，我想看看她。十六晚请你们贤夫妇到新月社来吃吃我们海宁家乡菜，有一个叫阿毛的会做什么刺毛球清炖甲鱼等等，我们来试试他。饭后我们一起到新明看戏去。你的稿子怎还不寄来，副刊新样儿还看得过否？孟和均佳

志摩敬候 中秋前日

这里的“大小姐”指的是沈性仁的女儿陶维正，乳名叫小芳。这个姑娘很得“大佬”们的疼爱，不止徐志摩有提到她，胡适还有专门给她写的信，我几年前在一个展览上看到过：

小芳：

我到家了，家里的人都想念你。你现在已上课了吗？你是很好的孩子，不怕没有进步，但不可太用功。要多走路，多玩玩，身体好，进步更快。你有空时，望写信给我，随便你说什么，我都爱看。请代我问爹爹妈妈的好，并问妹妹弟弟的好。

适之

第二封信写于1927年大年夜，谈论的是《玛丽玛丽》的单行本出版事宜。《玛丽玛丽》是爱尔兰作家司蒂芬士（James Stephens）的小说，徐志摩翻译了几章之后，由沈性仁“接续”，徐志摩夸她“真守信，生活尽忙，居然在短时间内把全书给译成了”。

徐志摩心思细腻，他当然知道沈性仁用翻译补贴家用的窘迫，于是告诉沈性仁，自己想把《玛丽玛丽》交李小峰主持的北新书店出版，因为几次合作下来，北新的稿费还不算坏，他特别指出，“此书皆陶太太劳力，摩仅贡几页，将来鬻得数目当然全份归太太，此话得预先声明。”

这是我始终不讨厌徐志摩的地方，他对于朋友，一直是满怀赤诚的。

第二封信则写于同年的七月，最终，《玛丽玛丽》在新月出版，由闻一多设计封面。徐志摩听说沈性仁剪了头发，夸奖话张口就来：“那你一定看得更年轻了，谁信你是三四个小孩的母亲！”这句话倒和朱自清不谋而合了。徐志摩还专门提到张奚若的“愁苦”——“奚若小有感冒，怨太太无信，眼看别人（通伯之流）太太差不多天天有信，他酸苦得快流泪了”，他知道沈性仁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就让她想办法提醒一下张奚若的太太杨景任。

顺便说一句，这几个人一直关系很好，我记得1930年代，张奚若去西安，金岳霖专门写了一篇游戏送别的文章，落款特别有趣：

门生杨景任

再门生陶孟和、沈性仁、梁思成、林徽因、陈岱孙、邓叔存、金岳霖启

如果志摩再世，一定也在这个名单里。

金岳霖和沈性仁大概都是i人（阿舒也是），金岳霖说沈性仁“怕人”的这一段，我简直要给他一百多小红花，完全就是我的嘴替：

她非常之怕人，我恰巧也怕人。她不挤入人丛中去，也就是因为她怕人。她怕别人给她以难堪，她更怕她自己给别人以痛苦。她和浑然自在的人说得来，至少她不至于在不知不觉之中使人难堪，虽然浑然自在的人也许于不知不觉之中使她难堪。她非常之欣赏感觉灵敏的人，感觉灵敏的人也许不容易给她以任何难堪，可是她自己也许不自在起来，也许她提心吊胆怕于不知不觉之中会使别人难堪。为使自己比较地轻松起见，她当最好站得远一点，站在旁边一点。我也怕人，并且还不大看得起人类这样的动物。我总觉得世界演变到人类的产生，无论从方向或结果着想，总不能说是十分满意。性仁没有这样的思想。她并不鄙视人类。就在写这几句话的时候，我还能够听见她说她没有过分的要求，她只求站得远一点而已。——金岳霖，悼沈性仁

身在“太太的客厅”文化圈里，林徽因如玫瑰，她健谈，幽默，喜欢辩论；相较之下，“只求站得远一点”的沈性仁更显得淡。但淡绝不是无情，她喜欢逛旧货店买瓷器，北平当时有同光年间的旧龙纹酒盅，最便宜的不到一元，贵的出过三元以上，性仁见了十分喜欢，一只一只收过去，原来，她的目标要收集四十八只，要送姐姐妹妹和弟弟各十二只。姐姐性真某日忽然得到一封信，说她名分下的一套十二只最先得到，寄存在南京小妹性元家的一只藤包内，性仁特别嘱咐，不要告诉小妹，因为她还不知道自己也有十二只，这种深情和趣味，是难得而又难得的。

沈家三姐妹都爱昆曲，1928年，姐姐沈性真因为丈夫黄郛的辞职搬去了莫干山，写信给妹妹说：“此地遍青山啼红了杜鹃。”沈性仁和妹妹沈性元相约，一同到山上作十日之游。回上海时，姐姐发现，妹妹的行李里，大筐小包，皆山中野兰野杜鹃，一路在车上，她一直给花朵浇水，她的情感，都蕴藏在这些小细节里，只要是爱她的人，其实都能体会到。

性仁平时很少说话，姐姐说，只有这次莫干山之行，也许因为少了很多家累，妹妹和姐姐早晚散步，她给姐姐讲自己喜欢的书，所感动的事和言，临别之际，她对姐姐说：“心安为理得。”

沈性真和黄郛

这样温和的人，到了“八一三”事变之后，性格也为之一变。她和姐姐频繁通信，言辞激烈，一点不像那个文弱的女子。她表示，绝不会和支持内战的人交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卢沟桥事变之后，性仁带着小芳坐轮船到上海，弟弟在码头接姐姐，见她满脸蚊子包块，用手帕遮口，憔悴无人色。这才知道，她连床位都没有，几乎是站着来的。之后，她又前往桂林和丈夫汇合，到桂林时，性仁曾经前往红十字会报名，照顾伤兵，结果体检不合格，她大为失望。

陶孟和所在的社会科学研究所最终不得不迁往四川宜宾李庄，这次搬迁是一次异常艰难的跋涉，当陶孟和拖家带口在巴蜀群山间颠簸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到达目的地宜宾李庄后可以在哪里落脚。到了李庄之后，沈性仁卧床不起，她被诊断得了严重的肺结核，和林徽因一样。

但李庄绝对不是一个适合养病的地方，弥漫着硫黄味的浓烟整日徘徊于李庄及周边地区上空不散，沈性仁的肺病日甚一日，但她仍然给金岳霖写信说，要相信胜利终究是属于中国的，无论我们是不是能够等到那一天。

1942年秋，由弟弟沈怡联系，陶孟和托连襟钱昌照搭便车，将沈性仁送去兰州治疗，希望西北的阳光和空气能恢复她的健康。当时大家说好，如果沈性仁的身体有了起色，也要把林徽因送去。

弟弟沈怡，他的自述也很好看，推荐

但谁知道，这竟然是永别。

金岳霖在1943年1月23日晚上，看到了钱昌照所发的电报，电报上说，性仁在1月21日病逝。

当时就好像坐很快的电梯下很高的楼，一下子昏天黑地。等到我稳下来时，又只看见性仁站在面前。我总不大相信电报所说的是真的。

——金岳霖，悼沈性仁

沈性仁在1月13日写给金岳霖的信，还放在他的书桌上。

陶孟和从李庄赶到兰州时，只见到一棺在寺，无限凄凉。她仿佛对自己的结局有预感，对金岳霖说，自己一定是“飘然长逝”。

费正清说：“她是我们朋友中最早去世的一个。”

这个只活了48岁的女人的一生是短暂的，但她给我们却留下了包括《人类简史》在内的十七部译著。她刚刚发表小说的时候，徐志摩专门写信来道贺：“也不为别的，就贺你的小说写得好，至少比我的高明多了，这并不是恭维！我一连念了三四遍，有朋友进来我就念，谁都说写得活灵有味，要是这真是你的初试笔，你的小说家前途正远着呐！”可是，她来不及写了。

金岳霖的《悼沈性仁》写得很好，但他说沈性仁“以佛家的居心过儒家的生活”，我觉得他并不完全了解她，性仁这一生，其实是有诸多热切积在心里，从小时候开始，她就束缚着自己，要克己复礼，要仁爱大众，所以，她的姐姐性真说，“我性毛躁而发出即悔，性仁能受委屈，然久而后消，故我体健而她身弱。”

如果没有战争，也许她不会这么早离开人间。

如果不需要帮助家里还房贷，也许她的健康不会坏到这个地步。

如果不需要那样委曲求全，不需要那样隐忍，也许……

但这世界上没有如果了。

写这篇文章，源自上个月参加了东方卫视的《斯文江南》（因为肩袖损伤，我感觉自己高低肩严重）。其中一期的主题是杨绛，大家都在感叹老太太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一辈子坚强无比，我却忽然想到一个命题，那些民国优秀的姑娘们，是不是被这个大家闺秀的模范版本给禁锢束缚了？

要做丈夫的贤内助，做儿女的好母亲，还要兼顾自己的事业，这件事究竟有多难？何况还有炮火频仍，家国离散。杨绛的那些痛苦，也许都被她自己慢慢消化掉了，可是真的不会内耗吗？那需要多么大的能量啊？

所以，杨绛只有一个。

比起沈性仁的隐忍，我更愿意看到林徽因抱怨说：“这些琐事（做家务）使自己觉得浪费了宝贵的生命，而耽误了本应做的一点对于他人，对于读者更有意义的事情。”

比起沈性仁的沉默，我更愿意看到赵萝蕤勇敢地面对因为看书而做出来的一锅焦饭（还有不给来拜访的朱自清做饭）。

作为一个infp，沈性仁就像是我的一面镜子，这个外表文弱的女性，金岳霖说“她这样的心灵是中国文化最优秀的作品”，是的，她用自己羸弱的身躯，默默承受了一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相信她的内心有很多想做的，一如金岳霖所说“一方面她非常之淡，另一方面她又非常之浓”，只是，那些浓烈的部分，都被她悄悄隐藏起来，直到最后，我们都无法看到她自己的哀愁。

陶孟和在沈性仁去世之后，一个字也没有写，但每个人都说，他深受打击，越发沉默。性仁的妹妹沈性元在《我所知道的陶孟和先生》一文里回忆了一件小事，据说陶孟和非常讨厌应酬，有一次沈性仁的舅舅过生日，全家人都要去，陶孟和说要赶写一篇文章，坚决不去。“结果二姐带我换乘两次黄包车去了，路相当远，冻麻了手脚。第二天二姐看见二姐夫书桌上铺着的稿纸还是照旧的二行，一字未增，很生气。”但即便如此，沈性仁仍旧用温柔的沉默，包容了丈夫。就像他永远以为，她翻译那些著作，也许只是为了“解闷”。

1938年夏，广西民族学校，左三陶孟和，左二沈性仁。

“性如竹影疏中日，仁是兰香静处风。”这是金岳霖给沈性仁初见面时写的藏头诗，写得很好，简直是中国闺秀的范本写照，性仁当真是没有脾气吗？她像那个偷偷看姐姐八宝箱的小姑娘，在一件件收拾姐姐掷在地上的物件时，我们永远不知道，她的内心有多少悲伤。

好想抱住她，对她说，别管什么人淡如菊了，让我们痛痛快快的在这人间大哭一场。

我们应该记住沈性仁这个名字，不仅仅因为她是林徽因的闺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