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是吗？他病了，他“疯”了，他不过是在装疯卖傻！也许只要你别再跟在他后面替他收拾烂摊子，他就能好起来，做回他自己了！
米里亚姆和克雷格夫妻二人都是艺术家，育有四个孩子，家庭幸福美满。但当他们十几岁的儿子尼克被诊断出患有精神分裂症时，一个动荡的十年随之而来，这个家庭从此开始偏离正轨，原本美满的家庭开始支离破碎，四分五裂。
米里亚姆一直不肯向命运妥协、低头，她没有时间绝望，带着对儿子的愧疚和自责，她不断前进，四处奔波，用坚韧的毅力和无私的爱意让生活重回正轨，让爱在家人之间流动，相互滋养。
本文节选自《我们永不走散》，带领读者走进精神疾病患者家庭里几乎不被看见的世界，以真诚的方式来面对和讲述一个孩子的陨落。
十六岁的尼克常常同几个伙伴去一个家住托潘加的朋友那里度周末。我丈夫对此颇有微词。他觉得那帮孩子在那会做尽坏事，但我总是摆出一副“知子莫若母”的样子宽慰他一番，说他不过是杞人忧天，一切尽在我的掌握之中。
我们给尼克定下的规矩是，每次他到了那里都要用座机给我们打电话，并时不时地给我们报个平安。就像我说的：一切尽在我的掌握之中。
事实上，他在那里吸食各种各样的毒品，这很可能加剧了他当时还未确诊的精神分裂症。但当时的我则认为，规矩都定下了，还会出什么岔子呢！
那是一个周日的凌晨，电话在四点四十五分响了起来，当时全家还在睡梦之中。
我告诉孩子们，如果遇到麻烦，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给我打电话。而我不会多问什么，就会直接找他们。现在，一条语音留言提示我有一通未接来电。
“妈，你能来接我吗？”尼克在话筒那边粗声粗气地问。
“发生什么了？你在哪？出什么事了吗？”
“你来就是了。”
我出门的时候天还没亮。洛杉矶是一个人满为患的大都市，但在晨光未破晓时灯光寥寥，如同只有布景的舞台正等待着盛大演出的开始。我思绪缥缈，驱车驶过雾霭朦胧的街道，试着去辨认周遭的环境。
现在回想起那个早晨，我想留住的却是之前的一天。讽刺的是，我竭尽全力也想不起来自己在那个周六做了什么。我是做家务，开车带孩子们四处转转，还是和克雷格一起出门了？我那天是不是心情不好，白白浪费了人生中最后一个无忧无虑的日子呢？
夜色渐褪，我将车停在了尼克所说的路边。他本人就站在那里，但我没发现他弄丢了手机，也不知道他正从药物制造的幻觉中回归现实，大脑正处于混沌之中，但我能看见的是，他浑身沾满了草叶和泥土。
“你干吗去了，尼克？你是从树林里爬出来的？”我冲他吼道。
他坐在副驾驶，面对我的一连串质问，含糊不清地答道，他本来和朋友们在一起，大家都吸食了致幻菇。然后他自己出门了，不知道在哪儿把背包给弄丢了，又四处闲逛了一会儿。最后，他打起精神，找了部手机给我打电话。
那天早晨的景象让人困惑，从夜晚到白天的过程奇妙而模糊，显得无比漫长。灰色的天空渐渐笼罩了整座城市，将黑暗驱逐。可月亮还挂在那里，太阳如幽灵般若隐若现。很难说是谁占了谁的地盘——日月似乎各自割据一方。我的儿子瘫倒在车门上，捂住了眼睛。
终于，天亮了。我看清了身旁失魂落魄的小可怜这才注意到一个我未曾留意的细节——尼克的胳膊上都是血。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尼克？！”我哀号着，“哪来的血啊？”
他的右手腕上有几处参差不齐而又脏乱不堪的伤口。我立刻将车停在路边。我俩一言不发地坐着，感受到事态的严重性。那一瞬间，一切都改变了。
现在发生的，是非常糟糕的事情。不再有任何缓冲，那些被我忽视的信号和我假装没看见的线索浮出水面，血淋淋地显露在他受伤的胳膊上。
“让我看看。”
尼克无精打采地伸出他的手臂，伤口已经没有再出血了。
“这是你自己干的吗？”
“是的。”他喃喃道。
“为什么？”我迷茫地看着他。
他开始告诉我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他吸了太多的药物（多到自己也记不清了），乘着夜色跑了出来。他脑子里的东西把他给吓坏了，于是他只好蜷缩在某个灌木丛里哭了起来。然后他拿出他的童子军小刀，开始划自己的手腕。
“你为什么这么做？你想死吗？你不想活了，是吗？”
“我不知道，”他语气平淡，“但我觉得不是。”
天空越发明朗，我却越发糊涂。身后的道路一片狼藉，到处都是废弃的物品。
我想着，在附近某个地方，尼克的背包就落在那里，里面有他的小刀，有他最喜欢的那件毛衣；稍远一点，同样被丢弃的，还有我曾经认为的“他只是到了青春期”的天真想法；再远一点，那儿驻扎着一队童子军，当时的尼克只有十岁，邋里邋遢的，嘴里叼着树枝，手中的小刀闪闪发亮；更久远一点，我的宝贝儿子正转动着一个地球仪，我想回到那个时候。
但我回不去了。我坐在车里，尼克在我的身旁，满身是血，一如他刚出生时产房里发生的场景一样。我不知道究竟是哪里出了岔子。
我转过身，直直地看着他，对他说：“我们会有办法的，尼克。”我说得那么自信、那么坚定，但事实是，我内心惊慌不已。
我家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我一直很喜欢这样的配置。尼克是家中备受宠爱的男孩。大女儿斯嘉丽是克雷格从上一段短暂的婚姻里带出来的。她比尼克大十岁，当弟弟病发的时候，她已经成家了，因此未受到家中变故的影响。二女儿露西比尼克小三岁，小女儿罗丝比露西小三岁。
尼克病发时，露西十三岁，正是仰慕长兄的年纪，他领她步入艺术的殿堂，而她则在其中如鱼得水，畅快自由。罗丝当时是一个十岁的可爱姑娘，总能把尼克逗得哈哈大笑，只要她在哥哥身边就会乐个不停。
我买了很多绷带和急救物品，在回家的路上帮他把胳膊上的伤处理了。
“哥哥的胳膊上怎么绑了那么多绷带呀？”
当我们进屋的时候，罗丝这样问道。
尼克一言不发，默默上了楼。
“他不小心伤到了自己，但他会没事的。”
后来当我们关上门交谈的时候，我向克雷格强调，我们不该告诉姑娘们，这会让她们不安。但是我们告诉斯嘉丽了，她当时同丈夫和他们的新生儿定居在俄勒冈州。
我没跟我的哥哥丹尼讲过这件事情，他和家人就住在距我们半小时车程的地方。当时我们兄弟姐妹的关系还有点紧张——事实证明，只是无聊的手足之争罢了。
萨拉，我的妹妹，还有她的儿子就住在我们附近，她的儿子就比尼克小一点。我们三个总是互相较劲。我希望自己是教子有方、最称职的家长。在尼克疯掉之前，我总是拿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同他们比来比去。我不甘落后，也不愿向友人倾诉苦楚，我那时还不知道，正是那些友人一次又一次地解救了我。
“他不过是犯懒了。”克雷格笃定地说，“这就是问题。”
好吧，用这个来概括他在托潘加的周末倒是没错，但这并非事情的症结所在。我终于吐露了长久以来的心结：“事情不对劲，尼克生病了，我们得帮帮他。”
“哦，是吗？他病了，他‘疯’了，他不过是在装疯卖傻！也许只要你别再跟在他后面替他收拾烂摊子，他就能好起来，做回他自己了！”
这话说得有一点道理，只是我不愿意承认。多年后我意识到这是做父亲的正常反应，他们把儿子视为自己的缩影，把精神疾病的预兆视为性格上的软弱和失败。他看到尼克身上展现出了他自己也害怕的特质。
我和克雷格都是艺术家，也因此结缘。我的画作描绘了人们与自然界的现实互动。我喜欢爆炸的场景和极端天气，比如火山，比如龙卷风。我的画作在画廊里展出。另外，我还经营着一家装饰画产业，业务很成功。我在洛杉矶的大住宅和雅致的企业大楼里画壁画、做设计。虽然我的许多艺术家朋友都认为我流于世俗、亵渎艺术，但是我也因此过上了优越的生活，所以我没什么不满。克雷格则是一个纯粹的画家，孤身一人探索着线与形的边界，他的主要营生是做木工活。
我们尊重对方对艺术创作的投入。当出现分歧时，也正是这份尊重使得我们齐心协力、共渡难关。但是随着尼克陷入疯狂的泥潭，我和克雷格也深陷其中，此前所有的努力都几近瓦解。
情况越来越糟，我开始把我认为会吓到姑娘们的东西藏起来，我对克雷格也隐瞒了尼克在家的破坏行为。
我补起尼克砸坏的墙面，扔掉他摔坏的餐盘，试图息事宁人。
我将事情打造成截然不同的样子，只因我觉得光凭自己便能处理好一切。
尼克割腕后，我和克雷格一致认为应该把他关在家里。
有一天晚上，尼克想要翻墙，在房间里到处走动。
“妈妈，你就不能让我和珍妮见个面，喝杯咖啡吗？”他呼吸急促，心绪难平，眼神却是亮晶晶的。
我那时总是处于担惊受怕的状态，已经没法做一个合格的母亲，没法做出正确的决定，因为一直处在“战或逃”的机制里，所做的一切努力不过是防止更大的变故发生，曾对丈夫许下的要做严母的承诺已经烟消云散。
“不行，绝对不行，你知道规矩的。”我当时就知道自己会向尼克屈服。他看起来马上就要怒火中烧了，前额泛起一层薄薄的汗珠，疯狂地搓着左手食指和拇指。
“你不明白——我现在害怕极了，我得出去透透气，我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来。”话音一落，我们一起看向他的手腕。
那是我最害怕的事情——不知道他会做什么。此时，我的妥协是防止他自残的唯一选项，所以我允许他出门见珍妮了。克雷格知道后大发雷霆。
“难以置信，你让他出门了，米里亚姆。我们都说好了，可是你总不听我的！”
等尼克见完珍妮回家，他同克雷格之间那场可以预见的争吵就在餐厅里爆发了。
克雷格口不择言地咆哮着，而尼克则朝着他爸爸的胸口猛地一推。克雷格跌跌撞撞地碰掉了身后墙上的一幅画。事件至此升级成一场恐怖而暴力的斗殴。
拳打脚踢，互扔家具，父子俩打得不可开交，连尝试劝阻的我也惨遭痛殴。我尖叫着叫他们停下，两个女儿就在边上。
时至今日，想起当时的场面我依然倍感不适，我知道自己不该不告知克雷格就让尼克出门，这样做只会引火上身。
罗丝和露西像她们在电视里看到的那样打了911，这令我羞愧难当。我们三人还在咆哮的时候，姑娘们告诉我们她们报警了。很自然地，我想装作一切都没发生过，我给警方打了通电话。
“您好，我是米里亚姆，我的女儿刚刚报了警，但我们这边一切都很好。”我说，并试着笑出来，“不过是一场误会，都结束了，一切都好。”
但是警察很礼貌地告诉我，一旦出现了家暴报警，警方是一定要立案调查的。我赶快把家里收拾干净，将家具摆回原来的位置，把碎片收拾到厨房的垃圾桶里。突然，头顶传来直升机的声音，房门被明晃晃的灯光笼罩。
好吧，这不会引起邻居的注意的。我想，我拼命守护的家庭是不会分崩离析的——我还做着这样一个美梦。
我没注意到两个女儿，她们坐在厨房里流着眼泪。露西紧张地跟她妹妹小声耳语，罗丝哭得脸都肿了，鼻涕流得到处都是。
我熟练地戴上“一切安好”的假面具，径直走向前门并打开，将警察、护工还有心理专员，以及72小时紧急精神病观察员迎进我那所精心装扮的小屋里。
警察进屋了。一名女警，两名男警。他们人很好，我对他们毫无怨言，但我真想赶紧找个地缝钻进去。他们把女儿们带到一边单独问话。
我站在客厅里，看着我那漂亮的房子和窗外的街区，看着我曾认为坚不可摧的世界正在慢慢消失。
碎玻璃被匆匆地扫进垃圾桶里，坏掉的餐椅被扔进大厅的壁橱里，家庭暴力的场景已经深深印在了两个姑娘的脑海里。
等到警方确认没有潜在危险，并得到每一位家庭成员的证词后，他们就离开了。
在我们不断重申她们没做错任何事情后，露西和罗丝就上楼睡觉去了。
然后我告诉克雷格他得搬出去，无论如何，暴力是不可原谅的。
那一夜，他的愤怒在我违背了我们两人之间的共识后爆发出来，超出了一对夫妻可以携手面对的极限。家里不能容忍我们之间的冲突，那些疯狂的行径令女儿们感到害怕。
可笑的是，我居然觉得自己没事，仍然相信自己能应付得来——应付得了尼克，只要事情尽在我的掌控之中。我坐在我和克雷格的房间里，看着他的车灯消失在树林深处。
几年后，罗丝把积压在内心许久的不满爆发了出来，指控我道：“警察都来了，爸爸也搬出去了，第二天你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绝口不提那天的事！”
这话太沉重了，我的那些逢场作戏伤她多深啊，我把我们的母女情分置于何地？她该怎么看我啊？
那个可怕的夜晚过后，朝朝暮暮，岁岁年年，我们都在挣扎着想办法，想要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还远远没想到会是精神疾病——那是另一个世界、另一群人的事情，而在可爱的拉奇蒙特村，我们不过是家里有个问题青年而已。
我们给尼克找了一位治疗师。六个疗程后，那位治疗师确信尼克的自杀倾向实际上是不真实的，这让我陷入更深的幻想里。
看着尼克的伤口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褪色，变成伤疤，我说服自己：一切都结束了。
有一段时间，我以为亟待处理的问题是滥用药物，毕竟这是我可以理解的概念。我们到处求医问药，参与各种戒毒项目，但诊断结果总是变来变去，无非是抑郁、焦躁和毒瘾，这导致我们没法找到一个可持续的治疗方法，因为问题并不简单。
同时，出于“为尼克着想”的考虑，我和克雷格一致认为：要多爱尼克一点，我们只是还没找到够格的医生，尼克需要的只是戒毒。
除此之外，我和克雷格在维系家庭关系上完全没有共同语言。他想做严父，用规矩约束尼克的疯狂行径，而我则主张徐徐图之，用爱感化。
要是我们早点给他吃药会怎样？要是我在他吸毒的事情上快刀斩乱麻，不那么天真，及时介入呢？我们本可以把他送去戒毒所，他可能根本就不会生病。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发现他行为中的症兆，并做到防患于未然。
也许这样做了，精神分裂症的病灶根本不会出现。我仰面躺着，盯着天花板，这些问题日复一日地折磨着我。
尼克经常昼伏夜出，翘课蹦迪，他和从前相比完全变了样。他之前学习上进，成绩优异，积极参与各项课余活动。他曾在拉奇蒙特的一家时装店做兼职。他还曾参加过童子军。当他的朋友们都因觉得童子军不够酷而退出的时候，他坚持了下来，立志要成为鹰级童军。“这对我以后上大学有好处。”他那时颇为自信，信誓旦旦地告诉我。
现在我得喊他起床，好说歹说地让他出门去社区大学上课。
“儿子，我知道你的日子不好过，”一天早上我这么跟他说，“但是逃避一点用都没有，你得解决问题，让你的生活重回正轨。”
“我也想这样，妈妈，我真的想。”
“那你要去做呀！尼克，你以前一直是个好学生，你只要沉下气来，念完这个学期，就能申请去艺术学院了。”
“我也想这么做，但我总会搞砸。”他看着我，神情落寞。
“你可以选择搞砸，也可以选择不搞砸，这全取决于你。有志者事竟成，你的生活你做主，小伙子。”
“有些事情变得不一样了，妈妈，高中的时候我还是最聪明的孩子，总是有很多好点子，但现在，我的脑袋里空空如也。”
“这是什么话！你和以前一样聪明，只是太久不用脑子了，你能赶上的。”
“不是这个，是别的事情。当我分享自己的想法时，大家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怪人，他们好像不理解我在说什么。”
“这不过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如果你好好预习，按时完成作业，就没什么问题。”不知怎么的，我在那时仍采取了一如既往的态度，我按对待寻常孩子的方式去对待他。
现在，每当想起那段对话，我都脊背发凉。这种情况的出现实属正常，他们当然会像看怪人一样看尼克，他的思维开始变得混乱，这是精神分裂的前兆。就连尼克自己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数月后，我们也觉得他行事古怪，思维异于常人。
克雷格试图统揽大权，做他的严父，但是曾经的规矩都不再起作用了。露西和罗丝不想引火上身、不想被连累，而我则试着让事情恢复常态。那天早上，在尼克毁了他爸爸亲手制作的纱门并跑出去后，我们醒来发现卧房门上贴着一封信。
亲爱的爸爸：
我想为那天晚上的事情向你道歉，我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对你产生那样的影响。我无心伤害你，在经历这一切之后，我意识到这会背弃你对我的爱、你和我之间的友谊，以及你一直以来对我的信任。我非常后悔，后悔我让我们之间产生了嫌隙。我很珍惜这段失而复得的情谊，我也希望你知道我现在真的很需要它。你不知道我正在承受什么，我现在是一团乱麻，倍感压力、抑郁和困惑，情绪和行为都飘忽不定。我现在神经紧绷，无论是因为吸毒，还是渴望重新振作起来。我想我现在爱上了珍妮，这种情感让我五味杂陈、困惑不已。如果你看见我从家门口经过，请朝我挥手打个招呼。
爱你的，
尼克
每次看到“挥手打个招呼”这几个字，我都会落泪。
尼克十七岁的时候，便不再假装去上学了，他跑去和珍妮同居了。他们从中学开始就是朋友。按我的打算，尼克会来帮我打理装饰画的生意。他那时依然是个出色的画师，可以在这段时间内想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
尼克不在家后，一家人都轻松了许多，生活也安定、平静下来了。我坚信，一旦他可以为自己的人生负责，那么他终有一天会清醒过来的。
但是事与愿违，比起“承担所有责任”，“失去所有监管”显然更能描述尼克当下的处境。由于药物滥用的情况加剧，尼克几乎不来上班了，有那么几次，我得去敲他的公寓门，朝他大吼，或者一直拍门，直到他的邻居不堪其扰，威胁说要报警。
不仅如此，他在工作上也频频出现失误，我不得不做减薪处理。我害怕最后必须得把他给开除，不知道那时他又会做些什么。我知道我该做个严母，让他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毕竟育儿电台都是这么说的。
我的朋友问我有没有试过别的办法，但就是没人能懂一个道理——他们的温馨提示只适用于另一个世界的孩子。
我早就失去做一个严母的资格了，我有的只是恐惧。我的世界是纸牌搭起的危楼——就像我儿时和表亲搭起来的那种一样——我不再去探寻哪里出了问题，而是往上垒起了更多的纸牌，假装它不会坍塌。
亲爱的妈妈：
我知道这都是我的错，我选择做一个失败者，就该承担相应的后果。我冥顽不化，愚钝不堪。我用了四年的时间来慢慢地实现自我毁灭，这解释了我为何恢复得那么慢。我的生活一团糟，我已经记不起曾经的好日子了，那些日子已成了我人生中的污点。
这段时间，我的精神失常和自杀倾向都有所好转，在此前的每一天，它们一直困扰着我。我只希望你知道，我的日子很难过，请你站在我的角度想一想，接受我的选择。
我讨厌我现在的处境，我希望能得到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然后去艺术学院上学。等我到了一个适合我的环境，我一定能成为我所在领域的“领头羊”，为人类创造美，这就是我的义务。
在那之前，我请求你别漠视我的胡言乱语，因为我正在想办法摆脱毒品的控制。我也想照顾你、关爱你，因为我知道你为我和这个家牺牲了多少。
敬爱你的，
尼克
为什么当我读到“自杀”和“精神失常”的时候没觉察出异常呢？我甚至不记得自己读过这封信，后来我都做了些什么啊？
尼克和珍妮邀请我们去他们的公寓吃晚饭，看看他们是怎么装修的。
尼克全程都静静地坐在沙发上，盯着屋里空空的角落。
珍妮和我们聊天的时候很不自在，我们则慢慢地咀嚼着沙拉和鸡肉。吃完饭，我们马上就离开了。
“米里亚姆，他现在很不对劲。”克雷格在我们走回车里时说道。
“我明天给塞达家打个电话，他们有个靠谱的心理治疗项目，也许能帮到我们。”
几天后，珍妮给我打电话：“米米，尼克表现得很诡异，我是说真的，你能过来一下吗？”
我赶到后，看到尼克坐在餐桌上，死死地盯着桌子看。
“他这样已经有两个小时了，一言不发，还一动不动的”
“尼克，小尼克，”我的手不停地抚摸他的后背，“跟我和珍妮走吧，我们去医院，去凯瑟医院那儿看看他们能不能帮到你。”
他一句话也没说，起身向车走去。
来到凯瑟医院，医生把他带到一个房间里，给他做评估，认为他需要接受强制的精神病监护。他们告知我，我作为他的合法监护人，也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可以决定什么时候带他回家。
我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我将永远不会原谅自己。我记得当时我和珍妮蹲在医院外边。我们到医院外面去透透气，让脑子清醒一点。
日落时分，车流滚滚，那时正是交通高峰期。我们身后的赛百味里，店员正在烤面包，散发出一阵若有若无的香味。那个高中时期曾经最受欢迎的男孩正躺在楼上，病房里摆了几束花，我能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他在那里。
我在想，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我问了珍妮很多关于他一直在用什么药的问题，答案令我很震惊——从药物到烟雾再到致幻剂，无所不有。我还问她关于尼克一些行为的细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说的每一件事都给我足够的理由将尼克留在医院。
她向我描述他那些疯狂作画的夜晚，不断地引诱她，还有他频繁出现的幻想。
然而，就算知道这一切，我也只剩下一种本能：不让尼克住院。让他住院等于宣告我的失败，这就像那种能让母亲抬起小汽车去解救自己孩子的超能力一样，只是这种超能力让我成了超级傻瓜。
我时常躺在床上，幻想着另外一种情境：我把尼克留在医院里，他得到了精心照料。那些医生很聪明，把一切都搞清楚了，知道他患了精神分裂症后，将他的强制留观延长了几周。他体内的药物和酒精都被代谢掉了，配合适当的营养疗法，尼克摆脱了精神疾病的困扰，开始了美好的生活。他健康长大，成了举世闻名的艺术家，还娶了个漂亮的姑娘，和她生下了几个孩子。他的生活也许会比我期待的更精彩。
事实上，我不仅让他出院了，还把他接回家里，我当时也不能接受他得的是精神病这一事实。我仍把一切归咎于毒品，并在懵懵懂懂之中不断否认。我真希望当时有人能给我一巴掌，对我说：“醒醒吧！”不过，那一巴掌要到很久之后才会到来。
当尼克完成了戒毒项目后，我们被引荐给一位心理医生，他认为尼克抑郁了，药物治疗会对他有所帮助。他又把我引荐给哈米尔医生，一个正在精神病科住院部实习的年轻人。
哈米尔医生高大健壮，鼻子有点歪。他的胳膊支在桌上，眼睛眯着，看着尼克、我和坐在旁边矮矮的扶手椅上的克雷格。“我得说一下，精神疾病会如同强飓风一样吹过你的生活，将一切都连根拔起，但也不是什么都没留下。”
洛杉矶的十月仍残留着夏日的最后一丝燥热，有的时候会非常暖和，圣塔安娜焚风1往城市里送来炽热的气息。我当时正在为我们社区的一家餐厅绘制一幅大型壁画，为了赶工一直工作到深夜，所以餐厅几乎全天候开着门。克雷格远在华盛顿州，而姑娘们则留在家里。
我喜欢能安静作画的时刻。夜晚气温宜人，我的心情也很畅快。
哈米尔医生打来电话的时候还不到十点。我从脚手架上下来，走到外头的小巷里接听电话。外头可真漂亮，灯火璀璨，微风吹拂。
哈米尔医生说尼克确诊了，是双相情感障碍。那时，我已经对精神病有所了解，不再需要他给我解释。
“他接下来得服药了。”医生说。
“要吃什么药呢？”
“我想给他开些阿立哌唑，这对治疗双相情感障碍非常有效。如果按时吃药，尼克就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
“我们还要做些别的什么吗？”
“你得做好心理准备，他患的也可能是精神分裂症”这位好医生这样告诉我，“但是先别自己吓自己了，就当他只是双相情感障碍，我们可以乐观一点。”
医生的话像针一样，一字一句都刺得我生疼，每一个字都像一记重拳。这并不是最终的诊断结果，结果也可能会改变。如果把精神疾病视为一个光谱，病人在上面的位置是不固定的。
我能感觉到血管里的血液开始加速流动，我的脑海里充满了各种疯狂的想法。盖棺定论了——我的儿子竟然有精神病？！
我像往常一样做着自己的工作，最后完成得也很不错。等第二遍漆完墙后，我走到水槽边，仔细地清洗我的画刷，然后拂去鞋尖上的水，把滚筒从手柄上取了下来，把它们通通都洗了个遍。然后，我回到画画的地方，确认自己没落任何东西，也没有颜料滴下来。确认完后，我把灯关上，把房门一锁，定好了闹钟。
（本书选自猴面包树工作室 浙江教育出版社《我们永不走散》，略有删减。）
| [美] 米里亚姆· 费尔德曼 著 / 刘新雨 译 / 猴面包树工作室 浙江教育出版社 / 2023年9月
狗仔卡
发表于 2024-3-31 07:3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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