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面包西施”还是“康克令皇后”，她们都不爱听

源济

无论是“面包西施”还是“康克令皇后”，她们都不爱听

Original 阿舒 山河小岁月 2024-02-25 20:31 北京

有一位老读者私信让我讲讲“康克令小姐”谈雪卿，其实“康克令小姐”并不只是谈，当时所有在康克令柜台的都叫“康克令小姐”，前后有过好几位都颇有名气，忽然就想聊一聊那个时代的职业女性。

 

之前帮王家卫导演做《繁花》的历史资料考证的时候，其中有一部分是“洋行女职员”。我查阅了很多老报刊，企图从中找到女职员的生活鳞爪。1932年，《玲珑》杂志接到一封读者来信，洋行女子赵小姐，成日被同事指指点点，说时髦女子图新鲜，来此地只为觅乘龙快婿，影响工作效率，她所在的公司，就是外滩二十七号的怡和洋行。怡和洋行，洋行之王，出身英国，所借名头，是广东十三行之一怡和行。从北洋水师到颐和园，处处有怡和借款。名声越大，洋人越明白一个道理，万国生意，无论怎么做，还是要靠中国人。外滩二十七号，后来成了金花和汪小姐们的绽放之地。

 

当时洋行职员待遇优厚，可惜男人天下，不容女子置喙。1928年，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留英归来，在怡和洋行做职员，上海一失陷，她第一个被裁员，就此失了业。外滩之花，委实难做。

不止外滩之花，我当时还查了不少那个时代的女性职业，发现了很多有趣的数据。

 

女职员崛起的年代是1930年代（直到战前），上海在孤岛时期有另一个职业女性高峰，这个我之后有机会再讲。

 

这种崛起是全方位的，正如《妇女世界》上的一篇文章说的那样：

十年以前，女子除了充任教员及医生外，只有少数人从事卑微的不熟练的劳动，现在却已有男子职业的一小部分，为女子开放了。如银行员、铁路事务员、商店的店伙，以及公司会社的职员等，都有女子羼人，就是大学里的教授，官署里的吏员等，也颇有以女子充任的事情，这都是十年以前所没有的。——瑟庐，最近十年内妇女界的回顾

这当然是因为受教育的女性增多了。截至1932年，全国女学生中有大学生3290人，专科生559人，留学生89人，中学生69741人，师范生23738人，职业学校女生9376人，共计106793人。这个数据今天看来比较低，但如果和1929年作比较，其实已经增长了83％。

 

今天要讲的故事发生在1934年，这一年，各大百货公司开始争相聘请女职员。

这并不是百货公司第一次聘请女职员，34年前，当香港先施百货公司成立时，老板马应彪曾经尝试通过雇佣女职员来招揽生意，但股东和男职员们都对此进行了反对，社会上的争议声音也很大，大家都预测先施开不了多久就会倒闭。最终，马应彪被迫停止聘用女职员，1917年，先施公司到上海开设时，仍旧拒绝聘用女职员。

 

但很快，百货公司老板们发现，女职员是不可缺少的，因为百货公司的顾客生力军是女性。

 

比如1935年的《申报》上报道了一则新闻，一位女顾客因为受到了男性售货员有意无意地挑逗和侮辱，不得不从店里走出去寻找雇佣女店员的商店。

 

1920年代，有一些小型的百货公司开始聘请女性，并且开设了所谓“妇女室”来接待女顾客，而四大百货公司开始聘用女性，是1930年代才开始的事情，先施仍旧走在了前列，他们在1930年开始出现女职员，但最有名的女售货员则来自永安公司。

 

因为他们要售卖一种叫康克令（CONKLIN）的钢笔。

康克令钢笔在当时的价格和档次都远远比不上派克，永安公司在1926年签下了独家代理权，之后开始力推，但一开始并不成功。

 

1933年，永安公司创建15周年纪念日，他们推出了一个广告——一名士兵扛着炸弹，旁边附上“炸弹是战争利器，康克令为文化先锋”的文案。这则广告刊登于1933年9月16日，距离“九一八”事变将近两周年，显然百货公司想利用这一时机，把令人热血沸腾的“救国”元素融入广告之中。

 

但好像效果仍旧一般，大家还是更愿意去买派克笔，毕竟这是身份的象征。

 

1933年，永安百货第二代掌门人郭琳爽开始执掌永安。这个出生于“三八妇女节”（当然他出生的时候还没有三八妇女节）的男孩在上大学时的特长是打排球，他担任队长带领中国队勇夺第二届远东运动会男排冠军，并在两年后蝉联。

 

郭琳爽接手永安之后，第一个营销重点就是康克令。他聘请了一批漂亮的姑娘来担任康克令金笔柜台的售货员，她们烫卷发，着旗袍，戴胸针，面容微笑，许多人为了来一赌芳容就来买笔，不买笔的也来换笔头，康克令金笔变得非常热销，一时间“康克令小姐”（也有称“西施”或者“皇后”）红遍上海滩。1936年，后来成为《文汇报》主编的徐铸成从武汉出差来上海，特地跑到永安公司，花了四块大洋买了一支金笔，就是为了一睹康克令小姐的风姿。据他回忆：“果然明眸皓齿，不负众望。康克令柜台，顾客独多，盖多为慕名而来。”

 

大家最为熟悉的“康克令皇后”当然是谈雪卿，但实际上，当时有名的还有好几位，比如登上过《永安月刊》的两位，吴丽莲和钟凤华。

 

吴丽莲登上过两次《永安月刊》

这种广告手法一下子成了时髦风尚，新新公司有了“水仙花皇后”（水仙花是热水瓶牌子），荣光公司有“袜子皇后”，爱利公司有“绢头美人”，但当时能和“康克令小姐”抗衡的，是中国国货公司的“面包西施”庄月英。

 

1934年，庄月英的知名度很高，甚至有人专门写文章，说自己悄悄观察了这位“面包西施”一天，并且尾随她去吃了午饭，发现她根本没有吃面包，而是吃白米饭，“满满地又添了一碗”，这位有些无聊的作者甚至私下询问线人，爆料说庄月英并不喜欢吃面包——但也没什么用，当时大家为了一睹庄月英的风采，都去买一点面包和糖果。

中国国货公司大概觉得面包的利润不高，不久就把庄月英调去了文具部，想要再出一个“金笔皇后”，然而效果并不好，连带面包柜台的销售也变得很差，公司又把庄月英调回了面包部。

 

1934年12月9日，庄月英接受《申报》的采访，谈了自己的经历。她1933年毕业于晏摩氏女中，这是美国基督教浸信会于1897年创办，因美籍晏摩太捐建了校舍而以她名字命名，学校在教会女子学校中颇有名气，与“中西女中”“圣马利亚女中”，共誉为“贵族学校”。虽然学费昂贵，但学生出身大多为中上层家庭，吴国桢夫人和被誉为“三大船王”之一的程云庆夫人都是该校毕业生。由此可见，庄月英的教育背景还是相当不错的。

这张晏摩氏女中毕业生的照片拍摄者是丁悚，发表于1924年的《时报图画周刊》。

庄月英没有去上大学，一方面是出于经济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自己的理想是进入社会做事，当一个职业女性，据说这遭到了家庭的反对，但最终她和妹妹还是如愿进入中国国货公司工作，她被分在“面包部”，妹妹则被分在“糖果部”。

 

刚入职时候的工资是十八块钱一个月，过了两月，加薪到二十四元，到1934年12月，月薪是三十元。

 

三十块这个月薪在女售货员来说已经是翘楚了，但比起男售货员仍旧属于中等偏上，比如我查到比她早两年进入公司的南货栈黄先生，月薪就是五十二元。

数据图片来源：綦婭慧，浅谈民国时期上海百货公司的女职员——以四大百货公司为例

1934年，另一位不知名的女售货员透露自己月薪三十元的生活是这样的——

侥幸考取了，现在每月薪水三十元，和一个同伴同住一间亭子间，每人房金三元，饭金七元，余下的二十元，还须寄十五元给父母，所剩下来的零用只有五元了，还得制些衣服……早晨八点钟就得到公司，一直到下午八点多钟才得出来……自从到这里来了几个月，每天只在派定的部份工作；公司虽是有这样大，然而在我却觉得很像一个牢狱，终日的工夫，得消费在这里……一到停工的时候，已经是灯光闪耀，第一件重要的工作，只有大家回家吃饭的一件了。——曼伦，一个女店员的谈话，《申报》1934-4-15

但庄月英的痛苦之处还远不在于此。

 

当一个女人有些姿色，却干着站柜台的工作时，受到浮华青年们的盯梢仿佛成了理所当然：

南京路某大国货公司之面包西施，顾客慕名，接踵相接。前日西施忽受风寒，告假一星期，在家修养，顾客至者不见斯人，大失所望。有一常年顾客，某大保险公司高级职员也，望约二十许，少年英俊，每日自早晨八时，即至公司饮食部进早点，双目如电，但回绕西施之身，有时且呆若木鸡，午膳晚膳，无不如是，可谓为西施之忠臣，迄今数月，不少间断。——晶报

尽管这篇报道中强调这个男的“少年英俊”，我想了下，即便是吴彦祖天天这样来冲我发花痴，也是有点吓人的。

所以，庄月英曾经要求公司把她调离岗位（也就是上文所说的调去文具部）。她接受了《申报》采访，畅谈工作甘苦，有不少人给她写信，“关心”她的私生活。其中一封信颇带“爹味”，叫庄月英不要出了名之后就去“从事无谓的交际”，比如“跳舞”。庄月英说，自己每天要工作十一个小时，“从公司回来，往往两条腿已经架不住自己”，怎么可能还有力气去跳舞？

 

女职员们的苦恼，来自于她们同样被商品化，她们没有名字，而被冠以“xx女郎”“xx西施”“xx小姐”，当顾客们前来买该项商品时，他们也同时消费了女店员所展示的女性特质。

这篇报道采访了一位“康克令”柜台的女售货员，她也讲述了作为公司女职员的苦恼

更加可气的是，百货公司对于这一切是心知肚明的，这一点从他们的招聘流程中可以看出来。

 

“考试的时候，是很平淡的。几句很普通的英文会话，作文是没有的 ， 但是要写几件应用品的名字，珠算是加与乘。还有一件最难的事情，就是问答广东话。”这是一位百货公司女职员应聘者的亲身感受，她觉得应聘为百货公司女职员并不难。另一位应聘女性说，她去应聘时，Ａ和Ｂ都去应考，论学识Ａ比Ｂ胜过不少，但B长得好看，身材好，A 的皮肤有点黑，最终结果，B被录取。

漫画：“添了女职员的纷扰”，来自1936年的《大自然》

正如1936年3月7日《申报》上的一篇名为《女子职业在哈尔滨的一页》中所说的那样：“各机关对于选择女职员，完全重貌不重才，在应聘的当儿，他们先把女子头上，身上，脚上，看了再看，相了又相，然后再决定伊们的去留，倘使前去应聘的女子没有一张漂亮的面孔，那是很难录取的。”

 

而这些女售货员，多半都被安置在男性用品柜台上，比如文具、烟草等，这不得不说，是对于女性的一种物化（当然，化妆品柜台也多半聘请男店员）。

即便到了1940年代，人们还是习惯用“康克令小姐”“汤团西施”“衬衫小姐”来称呼女售货员

让我们说回康克令，1934年的《申报》出现了一个叫做“女职员的自白”的版块，接受采访的除了庄月英，还有另一位“康克令女郎”夏佩君，被记者问到关于“康克令小姐”时，态度颇为冷淡：“从前在这里做的，我不知道是谁，不过我希望‘康克令’尽管出名，然而在‘康克令’做的人却不必把它来做幌子。”

 

她说的“从前在这里做的”，应该指的就是谈雪卿。

之前所有关于谈雪卿的故事里，大家总要讲的八卦是她怀了军阀之子的孩子，但最终没能进门，这个私生女就是章含之。这个故事的来源是章含之前夫洪君彦所写的《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大家直接看截图吧：

 

但我并不打算细讲这个故事（因为也没有其他旁证，对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我永远期待洪晃老师能在她的播客里讲，此处推荐大家去听她的播客“歪打正着”），我要讲的是谈雪卿在1934年打的一场官司。

 

谈雪卿在1934年之前被公认为“艳名最盛”的“康克令女郎”。她在1932年9月和杭州人姚文辉结婚，结婚地点是三马路慕尔堂。

婚后两人孕育一子，但孩子出生后不久，两人就开始打离婚官司。离婚后，儿子归谈雪卿抚养，取名谈炯明，谈雪卿租住在卡德路的公寓房里。

有说谈是复旦毕业的，我尚未找到更多资料

谈雪卿离异后，姚文辉经常上门纠缠，1934年2月底，他再次上门，门房李广泉居然“因姚为熟客，遂任其启门而入”，姚文辉进门之后忽然暴躁症发作了，用剪刀和菜刀把谈家里的所有东西，包括被褥衣服枕头等统统剪坏，杯盆则通通砸碎，临走甚至放火烧了床。

 

谈雪卿当晚十一点回家，看到屋子里凌乱状况，就去新闸捕房报警。这时他们还发现，除了烧毁了家中财务，他还偷走了皮夹子里的三十五块钱钞票。

 

探员们只花了几个小时就抓到了姚文辉，他那时居然在辣里花园跳舞场中跳舞。一开始姚还抗捕，但很快从他袋子里抄出了谈的钞票和两只骨牌，姚文辉抵赖不得。

 

但大家知道这家伙说了什么？他的犯罪动机是怎样的？

 

他对警察说，自己那天到原告家，本来想要劝说她和自己回家，结果看到谈雪卿的华服，就决定要毁之，“盖既无华服，即不能摩登，不摩登则无可浪漫，不浪漫必难滥交异性、则可免将来堕落”。

 

那为什么要把钞票拿走呢？他说，“我料其非法所得”，所以拿走了。

 

册那fuck（对不起实在忍不住）！

 

然而大家知道，这么严重的入室毁坏盗窃财物，最终的判罚是什么吗？

 

不过就是损毁罪罚金一百元，盗窃罪罚金五十元，两项加起来还打了个折扣，一百二十元给了谈雪卿。

 

吾真的册那fuck了（对不起实在忍不住）！

 

有了这样的前夫，我想，谈雪卿和军阀之子谈恋爱（1935年2月报上有关于她“珠胎暗结”的报道，题目居然叫《康克令之胎》），也许也有找靠山的一层原因。这次是烧房子，下次就可能是烧人，想想就很吓人。

另一家报纸对此做的报道，看这个标题就很气人

说了人话的只有《玲珑》，真是妇女之光。

 

写完庄月英和谈雪卿在1934年的遭遇，我有很强的无力感。

 

那些看上去冠冕堂皇的称号，“皇后”“西施”“女郎”，背后实则有着我们之前不曾想到的恶意——这亦是一种物化，一种为了把商品销售出去的手段。

至少在那个年代，许多人还是带着有色眼镜看待职业女性，并且不客气的把她们叫做“花瓶”。

 

1939年一位女职员的“疾呼”：难道我真是花瓶吗？

这样的情况，张爱玲在《半生缘》里也有描述：

 

一鹏道：“男朋友还是女朋友？”世钧道：“是一个女同事，并不是什么女朋友。你待会儿可别乱说，要得罪人的。”一鹏道：“哦，女同事。是你们那儿的女职员呀？怪不得你赖在上海不肯回去，我说呢，你在上海忙些什么──就忙着陪花瓶吃馆子呀？嗨嗨，你看我回去不说！”

1936年的《女子月刊》中，一位叫朱建林的作者讲得一语中的：“……大百货公司的雇用女店员，其动机与目的，是与饮食店的雇用女招待同样的，是为了‘以广招徕’。国民会议的女代表，也等于是政府机关的某部或某衙门里的安置‘花瓶’而已。女子自身为了生活的苦难，不得不寻找职业，于是就被男性中心的社会对女子的神秘观（由于婚姻与性行为的商品化所造成的）所利用，而趋就女店员，女招待等等，社会的从业，并视其为出路，但在失业恐慌的现在，这一种出路是极其狭窄的，牠仍然是只能容许少数有机遇与方便的（即是有人缘，与所雇用的机关当权者有关系。）人才可以通过，所以就在政治上为另一部份的少数留着了‘花瓶’的宾位，女子为了‘舍此无地’或为了这一种机关生活的待遇较优，并不定以能力为准则，而在夸示上又有相当的好听，大都是乐于当‘花瓶’的。这二种职业与政治的出路，其实在的结果，是异途同归；从宗法封建社会的附庸跳而为资本社会的奴隶；从礼教的囚牢里转到黄金的鸟笼。”

这黄金的鸟笼，现在似乎还是存在的。

脱离鸟笼，只能靠我们自己。

1、连玲玲，打造消费天堂(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2、张学玲，彷徨与苦闷：家事和职业间的民国职业女性，宁夏社会科学2019-03

3、綦婭慧，浅谈 民 国 时期上海百货公司的女职员——以四大百货公司为例，华东师范大学2015

4、江勇振，男人是人，女人只是他者——《妇女杂志》的性别论述，近代中国妇女史年刊，2004-12-12

5、刘红主编，上海商业百年，复旦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