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6月6日，巴黎爱丽舍宫，中国驻法大使黄镇向法国总统戴高乐（中）、法国外交部长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递交国书。
很多中国人只知道基辛格秘密访华开启了中美破冰之旅，将其视为西方与中国重新建交的开端，却不知法国的破冰之旅比美国早了近十年。
1963年10月，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授权前总理埃德加·富尔（Edgar-Jean Faure）携带其亲笔信前往中国，代表他与中国领导人商谈两国关系问题。两度担任总理的富尔与戴高乐关系密切，曾于1957年访华，与中国领导人有过交往。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这一举动被西方媒体称为“一次突发的外交核爆炸”，法国由此成为第一个与共产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一定程度上，此举也体现了中法联手挑战美苏两巨头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格局。
从1950年法国开始考虑同中国建交算起，中法建交足足花了14年。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戴高乐的选择又如何影响了之后的中法关系？
曾在一南一北兵戎相见
1949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了桂系老巢广西，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宣布易帜。解放军占领桂滇，意味着正跟法军苦战的越共获得了稳定的大后方，并很可能取得强大邻国的援助。
◆1950年，两名法军士兵在越南北部作战。
对于北方的江山变色，法国起初抱有观望态度。1949年12月21日，法国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会议上，法共议员玛德莱娜·布朗（Madeleine Braun）率先递交了尽快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提案。不过，观望局势或听从外交部决议的意见占了多数，布朗的提案未能通过。最后通过的是社会党的提案，其中写道：“外交委员会将敦促政府在适当时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0年1月18日，中国宣布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成为全球首个承认后者的国家。同年3月，法国驻美大使亨利·波奈（Henri Bonnet）告诉美国人，法国正考虑同北京建交的可能性——如果双方有外交关系，一旦中国派兵入越，就能通过外交渠道与之谈判。
尤其这一年，英国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承认新中国，瑞典、丹麦、瑞士等欧洲国家接连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法国也有了类似需要。
不料，亚洲大陆新生的红色政权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路线，法国的幻想落空，最担忧的情况发生。鉴于越共取得外援，法国向美国提出大规模经济和军事援助的要求。朝鲜战争于同年6月25日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随后入朝，与包括法军在内的联合国军激战不已。
随着中法两国在一南一北两条战线上兵戎相见，法国政府搁置了对承认北京政府问题的讨论，只有法共议员继续递交提案。
即便如此，两国之间依然保持了贸易往来。从新中国成立到1952年，中国大陆对法国年均出口107万美元，进口153万美元。以1952年4月的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为开端，中法工商界开始直接接触。中国与法国工商代表团签订了第一个民间贸易协议，规定各出口400万英镑的货物。
随着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1953年在莫斯科病逝，苏联的外交战略开始变化。他的继任者赫鲁晓夫想要缓和两大阵营的冲突，首先要解决朝鲜和越南战场问题。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仪式在朝鲜板门店举行。1954年7月20日，法国同北越、柬埔寨、老挝在日内瓦签订《印度支那停战协定》，法国军队撤出该地区，印支三国随即独立。中法结束了间接、直接的军事对抗，两国建交又提上日程。
法国议会代表团破冰
中法两国的建交，始于法国议员代表团以官方或私人身份一趟趟来华。
西方代议制国家里，议会不是国家外交的主体，但能在非常时期进行灵活外交。议员们既能以官方名义进行外交活动，也能以个人或友好小组名义投身外交舞台，来配合与补充行政机构主导的外交政策。
法国议会设有上下两院，上议院是参议院，下议院则是国民议会。冷战时期，法国议会灵活展开跨阵营外交，积极接触铁幕后的国家。
对法建交前，中国驻瑞士伯尔尼大使馆兼管法国工作。日内瓦会议期间，法国总理兼外长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es-France）在伯尔尼的中国大使馆里会晤了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两国总理首次见面，为建交迈出第一步。皮埃尔20年后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有意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可惜我的政府很快就倒台了。”
1954年7月8日，在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五十七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拍板了。他提到“争取与法国改善关系，建立邦交”，并“团结一切愿意和平的力量（包括政府在内），孤立和分化美国”。
中国外交部于同年11月告知驻瑞士公使冯铉，打算邀请一个以法国议员为主的代表团来我国访问，“希望其成员具有较高声望和地位，组织上代表性广泛”。为了强调代表团具备广泛性，除了共产党和社会党等左翼政党外，还应有其他党派。冯铉先跟法国左派朋友们商讨，然后透露给某些议员。
1955年7月，法新社报道了“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国民议会代表团将访华”的消息，轰动一时。10月22日，一行人到达北京，并在两周内走访多地。
该代表团共有四名议员，分别是外交委员会主席、社会党议员丹尼埃·麦耶（Daniel Mayer）、法兰西人民联盟的让－雷蒙·弗吕希埃（Jean Frugier）、共和与社会行动联盟的雷纳·库恩（Rene Kuehn）、激进社会党的莫里斯·富尔（Maurice Faure）。由麦耶担任团长。
当中还有个插曲——几名法国参议院议员率先于9月21日进入中国，大胆讨论了建交问题。代表团临行前告诉政府去越南，可能会绕道北京。法国外交部对此非常生气，抨击议会自作主张的外交行动，并迅速批准了之前拖着的国民议会访华代表团。
代表团访华期间，周恩来做出重要表态。“法国如愿意派代表同我们谈判建交，我们不但不反对，而且欢迎。这就要法国政府去研究，如有可能就派，否则僵住也不好。诸位可将这一点带回去，向政府和外交委员会提出。”周恩来告诉客人，“世界在变化，这种变化有利于我们和平共处。大家努力，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就不会太晚。说穿了，美国是阻挡不住的。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法国会走在美国前面，而且会走在英国前面。”
代表团回国做报告，指出主要考察了中国三方面的情况：民众的思想表达方式、政治行动和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的条件。结论是法国早晚会承认中国，期待彼此发展工商业，但法方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持怀疑担忧态度。周恩来传递的口信，引起法国外交部的浓厚兴趣。
中国也派出几拨代表团去法国商议。中国外交部事后分析说：“法国统治集团，在法国人民广泛要求与我建立正常关系和发展贸易的压力下，不得不和我在经济和文化上建立一些联系；但由于美国的压力，仍不敢同我正式建交，而是企图追随英国，逐步推行‘两个中国’的计谋。”
富尔第一次访华
循着周恩来释放的善意，法国参议员亨利·罗希洛（Henri Rochereau）率领经贸代表团，于1956年1月25日抵达北京。对接的一方，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主席、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卢绪章为首的团队。经过三周谈判，双方签署了贸易及支付协定。
这一次，周恩来向法国客人勾勒了经济合作的广阔前景，只要1956年底三大改造完成，国内的市场就扩大了。他直言，“六亿人民的需要刺激了生产更要发展，国际上就需要朋友，需要和平环境，朋友就要互通有无，经济上、文化上都是这样。”
但出于担心造成“两个中国”事实，中国婉拒了法国提出的互派商务代表的提议。1956年10月，苏伊士运河危机即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法国、英国与以色列闪击埃及。为了支持埃及，中国取消了从法国进口300万美元的钢铁产品。卢绪章告诉法国商界，若想要同中国建立长期合作，需要等到形势平复后。
此时，破冰者出现了。国民议会议员富尔早在9月就委托法商向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提出访华要求。富尔不是普通议员，他当过两任总理，分别是1952年1月20日到1952年3月8日、1955年2月23日到1956年2月1日。
1957年5月20日，富尔夫妇从香港过境到广州，受到中方的高规格接待。他在会见周恩来时直言：“法国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需要做的是将这种事实上的承认变为法律上的承认，同时仍保持同台湾的关系。”周恩来反对“两个中国”做法，指出法国若有困难不如迟一点承认中国，双方可以继续发展民间经济文化往来。
接着，他见到了毛泽东，双方畅谈国际局势。毛泽东引用“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典故，阐明中法关系的利害，希望法国不要被美国利用。毛泽东还建议，法国应同埃及总统纳赛尔搞好关系。富尔事后表示：“我思考着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矛盾：许多国家竟然不承认这样一位国家元首，不承认眼前明显而重大的现实情况，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1957年5月30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首次访华的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和他的妻子露西·富尔。露西是记者出身，从中国回来后，她开启了小说创作生涯。
这趟旅行长达一个月，富尔回国后出版《蛇与龟》一书，介绍了当时访华的成果。该书书名受到了毛泽东词作《水调歌头·游泳》的启发，意在表达尽管中法是隔岸相望的蛇山与龟山，但也能迎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他还为新朋友站台，强调“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国情的，北京的政策跟莫斯科有着很大差异，‘两个中国’是荒谬的，西方世界应尽快跟北京实现邦交正常化”。
◆富尔1957年首次访华回国后出版《蛇与龟》，介绍了当年访华的成果，书名受到毛泽东词作《水调歌头·游泳》的启发。
中方的努力之外，两国关系的破局者居然是一贯反共的戴高乐。他在1957年11月写信给富尔，表露对中国问题的兴趣，但强调两国建交时机与方法尚未出现。
◆美国《时代》杂志封面上的戴高乐，他在中法建交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战争英雄、抵抗运动的灵魂核心戴高乐，于1944年6月成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戴高乐对共产主义持敌对立场，在组建新内阁时跟议会最大党法共闹出矛盾，于1946年1月20日辞去临时政府主席一职。同年10月，新宪法通过，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成立。1947年4月，戴高乐建立政党组织——法兰西人民联盟。到1948年，这个右翼政党拥有50万党员，仅次于法共。
1956年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与负责外交口的多名高层干部会谈时，问大家是否读过戴高乐的《战争回忆录》。众人表示没读过，毛力荐此书。
“这本书有很多提法很有意思。例如，戴高乐承认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大鱼吃小鱼’。这个话很有辩证法，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也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实质。我们看看当前的国际现状，美国和英、法等国的关系不就是这样吗？”毛泽东兴高采烈地说，“戴高乐有独立性，在一些国际问题上，他不同意美国的一些观点和做法，不愿意让美国牵着自己的鼻子走，也不愿让法国听从美国的控制和摆布。所以，美国可以指挥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却指挥不动法国。它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矛盾——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我们看到了这一点，就可以正确地观察和分析国际形势。”
要知道，中共在1950年代后期考虑跟法国政治团体、个人交往时，往往会先征询法共的意见。既然戴高乐与法共关系紧张，中共也就对戴高乐抱有敌意，并将其视为法国反动派的头号人物。对戴高乐的肯定，展现了毛泽东非凡的政治直觉。
戴高乐主义来破局
1958年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期间，法国出现政府危机。同年5月13日阿尔及尔发生暴乱，导致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垮台，戴高乐重新掌权，开启第五共和国。尽管中国宣传体系仍将戴高乐定义为“军事独裁，把国家引向法西斯化”，但中央高层的外交决策正悄然发生变化。
◆1956年，法军在阿尔及利亚。
同年9月5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戴高乐登台将会进一步“压迫法共和法国人民”，接着他话锋一转，开始肯定起对手：“对外，这个人喜欢跟英美闹别扭，喜欢抬杠。他从前吃过苦头的，写过一本回忆录，净骂英美，而说苏联的好话。现在看起来，他还是要闹别扭的。法国跟英美闹别扭很有益处。”
中苏关系恶化，中美关系一时见不到改善希望，为了打开外交新局面，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并解释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
到了1960年春，中苏分歧开始公开化，中国急切需要引进技术、农业工业产品，以填补苏联走后留下的空缺。
再来看法国这边。戴高乐倡导的法国自主外交政策原则，也被称作戴高乐主义（Gaullisme）。冷战期间，它说白了是看不惯美国在西方阵营里的强势地位，想在美国之外搞一套。
戴高乐在其《希望回忆录》中对此阐述道：“使法国脱离美国指挥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一体化机构，当然不是脱离仍可作为最后预防手段的北大西洋联盟；同东方集团中的每个国家，首先是俄国，建立旨在缓和的关系，接着是谅解和合作的关系；一旦时机成熟，同中国也是如此；最后，要建立一支独立核力量，使任何国家都不会在不受回击的情况下进攻我们。”
1959年2月，法国海军地中海舰队正式脱离北约指挥体系。1966年3月，戴高乐宣布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让外国军队在一年内离开法国。最后一个美国驻法空军基地在1967年6月关闭。
法国人一直想建立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平行的世界体系，戴高乐只是遵循了这一传统理念。1962年和1967年，戴高乐两度否决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认为英国是特洛伊木马。法国想当欧洲大陆的头儿，借着西德的力量搞出一个统一的欧洲，在美苏之外有自己的声音，但碍于实力不济。
1958年9月19日，阿尔及利亚解放阵线宣布成立临时政府。法国宣布，任何国家承认该政权都将被法国视作“不友好的举动”。中国对此毫不在意，在9月22日成为第一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但随着1962年3月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签署《埃维昂协议》，法国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阿尔及利亚问题不再成为中法关系的拦路虎。
与此同时，由于法共在中苏分歧中支持苏联，中共和法共的关系出现裂痕。1962年2月，时任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廖承志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说：“英共和法共不像共产党，简直是社会党。”事已至此，北京在谋求中法建交时已不需要考虑法共的利益。而对戴高乐来说，打中国牌可以削弱法共的影响力。中法关系发展道路上的几大障碍，就这样被逐个清除了。
巧合的是，美国、英国和苏联在1963年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法国有原子弹，但核武实力不及美英苏，希望展开更多测试，而中国将在第二年试爆第一颗原子弹，故法中之间多了一项共同利益。加上南越局势恶化，美国加大干涉，让前宗主国法国心里更加不是滋味。
立志重振“高卢金鸡”雄风的戴高乐不愿再以美国马首是瞻，开始谋求打开对华关系局面。他打算先派一名秘密特使去中国商讨建交事项，并相中了曾经访华的富尔。
1963年8月19日，法国驻瑞士大使馆打电话给中国驻瑞士大使馆，称富尔想会见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李当场表示同意。富尔第二天就上门，言明再度访华的目的，就世界形势和法中关系跟中国领导人交换意见。他还说，跟双方领导人有一定交情，可以帮助双方建立联系。北京很重视富尔传递的信号，周恩来立刻同意富尔访华，仍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出面邀请。
两个追求独立自主的国家走到一起
戴高乐在给富尔的指示中写道：“请告诉中方，无论出于常理、传统还是未来的考虑，法国都准备发展法中双边关系。”用心良苦的戴高乐还专门给富尔写了一封亲笔信，表示对他“完全信任”。这封信表面是写给富尔的，实际上是写给中国领导人的。
为了保密，富尔花的心思一点儿不比后来的基辛格少。他对外宣称，此次赴华纯属私人访问，为降低事件敏感度，他特意先去柬埔寨见西哈努克亲王，再去印度见尼赫鲁总理，然后才来到北京。
1963年10月22日，富尔再次通过香港入境中国大陆。这次他下榻的是钓鱼台国宾馆，而非上回住的北京饭店。
富尔告诉中方，法国一开始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同蒋介石的关系，因而产生了很多问题；现在如果中国愿意同法国谈判建交，法国将不管别的国家的意见，独立自主地作出决定。访华期间，毛泽东与国家主席刘少奇分别接见富尔，周恩来与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也与富尔进行了多次会谈。最后双方就中法建交方案达成协议。
◆1963年10月31日，周恩来在北京会见作为戴高乐总统代表的富尔。这一次，中方先后向法方提出了“有步骤的建交方案”和“三点默契”方式，得到富尔的大力赞赏。
富尔回程时从昆明飞往仰光，让外界以为中国之行只是他亚洲旅程的其中一段。他在法国驻仰光大使馆里完成给戴高乐的报告，随后前往新德里，托法国驻新德里使馆的一名外交官将文件送往巴黎。富尔则在印度待了两周，让中国之行的掩护工作尽量完美。
回国后，戴高乐于11月22日召见富尔，大西洋对岸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这一天遇刺。12月12日，法国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雅克·德博马歇在伯尔尼会晤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就建交的具体事宜进行谈判。
1964年1月19日，左派民主联盟的议员马里·弗朗索瓦-贝纳尔为首的议员代表团，以私人身份来华访问。毛泽东在接见他们时暗示跟法共关系破裂：“我们不能与法国共产党人多列士和杜克洛进行友好谈话。他们没有同你们一起来真是太好了。”代表团递交访华报告后，法国外交部在毛泽东这句半开玩笑的话下面用红笔划线。
1月27日，中法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内容只有两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内容最简洁、措辞最独特的建交公报。短短40余字向世界宣告：中法这两个在两极世界中追求独立自主的国家终于走到了一起。
这一建交举动具有极大特殊性，中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同意在一国没有事先同台湾断交的前提下，与其建立外交关系。当时，双方同意由中方发表关于“一个中国”的照会声明，而法方予以默认，解决困扰两国建交的台湾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谈判并且达成两国建交协议的。”中国外交部1月28日就中法建交发表声明，“按照国际惯例，承认一个国家的新政府，不言而喻地意味着不再承认被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推翻的旧的统治集团。”
1月31日，戴高乐在爱丽舍宫召开千人记者会，正式宣布承认新中国。他说：“法国应该直接倾听中国的声音, 也让中国听到法国的声音。目前还在观望的某些政府，迟早会觉得应该仿效法国。”
几乎同一时间，毛泽东对来访的法国议会代表团发表了一番演说，生动形象指出了中法的两个共同点：“第一，反对大国欺侮我们，就是说，不许世界上有哪个大国在我们头上拉屎撒尿；第二，使两国间在商业上、在文化上互相往来。”
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年均对法国出口达1635万美元，进口达3344万美元。到了1963年，中国对法国出口1900万美元，进口7401万美元。中国出口以锡、生丝、工艺品、茶叶等为主；进口以钢铁、化工产品、机械工具等为主，1961年后陡增了粮食谷物和化肥。
两国建交后，中国进口商品激增，法国有力填补了苏联离场后的技术输入，比如在建筑、煤炭、工作母机、船舶、汽车、石油、铝业、电子元件等领域。
法国首任驻华大使吕西安·佩耶（Lucien Paye）在1964年5月27日到任，中国首任驻法大使黄镇于6月2日到任。黄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界的重要人物，于1961年任外交部副部长，足见中方对法国的重视。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建馆先遣人员大年初二（2月14日）就从北京出发了。2月10日，台湾当局被迫宣布同法国断交，让对岸团队的“驱蒋”大问题烟消云散。中方团队在伯尔尼待命，直到2月23日才进入法国。法国团队于同日抵京。为了烘托气氛，中国艺术团还于2月20日在巴黎举行演出，此后连续上演29场。
出于种种原因，法国短期内无法收回台湾当局的驻地，中方以150万美元买下郊区一栋三层楼的房子。当中方收回市中心的大使馆房产后，该楼就只作为大使官邸。据说，该楼的房东是一位法国军火商，死后将房产留给美籍妻子，该名媛负债累累，急需变卖资产。中方入住后做了全面检查，在客厅一角发现了一个匆匆安装的窃听器。这一细节足见美国对于中法建交是多么耿耿于怀。
孰料，之后中美关系不到10年就破冰。黄镇在巴黎建立了中美联系的秘密渠道，随后还担任了驻美国联络处主任。可以说，1971年基辛格的秘密访华，几乎复刻了富尔当年的版本，但由于美国的世界地位远高于法国，效应完全不同。
狗仔卡
发表于 2024-1-28 07:5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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