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年的事情,她一个字也没有多透露。直到去世,她也再没回上海,没回酱园弄。
詹周氏的故事,后来被台湾作家李昂写成了《杀夫》,《杀夫》的原型,似乎更接近陈定山在《春申旧闻》里讲述的酱园弄故事。在陈定山的笔下,詹云影不是典当铺的“朝奉”,而是一个屠夫,他被杀的那把菜刀,正是平时用来杀猪的屠刀。陈定山甚至这样幻想了詹周氏的心理活动:“我忽然想起他杀了这许多牲口,我杀了他也只算替猪报仇,我要试一试我历年来所见习的屠宰方法,我就用他肢解猪体的方法把他肢解了。”
民国杀人案何其多,酱园弄杀夫案不能算是一个复杂的案件(在我心里,最复杂的绝对是陶思瑾杀刘梦莹案),凶手当场落网,就自己的犯罪事实没有翻供,一审判决在案发两个月之后就做出了。
酱园弄杀夫案之所以会出现转机,完全是一群女人的努力。
苏青和关露,这两个当年的女性知识分子,用手里的笔,为詹周氏疾呼奔走着,这种力量,即便在今天的我们看来,都是十分可贵的。
詹周氏案件重审之时,上海还发生了一起杀妻案,男子长期对妻子施暴,并且最终将怀孕中的妻子用牛刀砍死,报纸上居然评价他“不让詹周氏专美于前”,这个案件只有两三篇报道,仿佛杀老婆就是家常便饭,杀丈夫则是天理难容。
还是苏青一语中的:“便在自由平等民主的今天吧,詹周氏杀夫也比男子因外遇而谋杀发妻的新闻要轰动一些,盖女子是低等动物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