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参观“世纪逐梦”“巍然王都”“天地人神”等展陈，了解三星堆遗址发掘历程和古蜀文明成果。他指出，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展现了四千多年前的文明成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考古实证。
这个被誉为“世界上最引人瞩目的考古发现”，是如何改变古蜀文明和中华文明的？
三星堆遗址发现的各类器物。来源/纪录片《探秘三星堆》截图
1929年，住在月亮湾的一个农民在其住宅旁淘沟车水灌田时，在沟底发现璧、圭、琮、璋等玉石礼器，并拿到古玩市场售卖。后来的其中一部分玉石器被英国传教士董笃宜买到并转交给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美国学者葛维汉进行鉴定。葛维汉看到后非常震惊，1934年春，他和助手林名钧等人组成考古队来到三星堆进行考古发掘。
这是三星堆在沉寂了数千年后首次被发掘，但在当时并未引起多大的关注。直到1986年，四川大学一群84级大学生为寻找考古实习地点，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对三星堆遗址再次进行考古发掘。正是这次发掘，发现了震惊世界的1号、2号坑。这两个坑的表层都覆盖着象牙，象牙的下面是青铜器、玉器和海贝。因为这些器物基本是以坑为单位出土，且存在故意毁坏的现象，所以专家推断这些坑是祭祀坑。截至目前，三星堆遗址共发现了8个“祭祀坑”，出土文物1.5万多件。
1986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三星堆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来源/纪录片《探秘三星堆》截图
按材质不同，这些文物可总体分为两类：一类为磨制石器和以灰褐色夹砂陶为主的陶器，如高柄豆、小平底罐、镂空圈足豆、喇叭口高领罐、花边口绳纹深腹罐等，距今约4500年；另一类则主要是青铜器，如神奇青铜立人、纵目人头像、人面具、人身鸟足像、金面罩等，数量众多，内容丰富，令人叹为观止，距今4000年至3200年左右。除了文物，遗址上还发掘出巨大的城墙，墙基宽40余米，顶部宽20余米，全部采用人工筑起，城内面积达2.6平方公里。
巨大的城墙、丰富的青铜祭祀器物，大致勾勒出一个神权与王权高度结合的古代王国的模样——古蜀国。如果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看三星堆，在广汉境内，还有烟墩子、金鱼村等与三星堆性质相近的古文化遗址，在成都市郊的新津县宝墩遗址发现早于三星堆古城的龙马古城，十二桥、金沙等文化遗址则晚于三星堆，处在商末周初时期。宝墩、三星堆、十二桥和金沙等文化遗址，从时间序列上，也就是距今4600年至2600年的2000多年时间里，构建了古蜀文明从孕育、诞生、发展、辉煌到衰落的大致过程。
青铜神坛。来源/三星堆博物馆
同期的中原大地上，则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周及春秋战国时期。从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看，古蜀文明虽与同期中原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却也有着鲜明的自身特色。事实上，在中原大地孕育和发展着自身文明的同时，在西南边陲的巴蜀大地，也有一种文明在同步发展。这一文明自成体系，与中原文明遥相呼应。
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关于古蜀国的历史源头目前并无确切记载。李白在《蜀道难》中曾慨叹：“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诗中的蚕丛和鱼凫，便是传说中的两位蜀王。根据西汉扬雄的《蜀王本纪》和晋人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古蜀国共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个朝代。其中的蚕丛，《华阳国志·蜀志》里说他“其目纵”，这倒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眼睛与脸呈90度垂直的青铜人正好能对应上。
商青铜立人像。来源/三星堆博物馆
在蚕丛之前，生活在蜀地上的蜀山氏部落已自成一派。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中原部落首领黄帝曾与蜀山氏联姻，为儿子昌意娶蜀山氏女。联姻是上古时期部族之间增进团结和扩大势力的重要手段。黄帝此举，说明蜀山氏和轩辕氏是同时代的重要部族。
蚕丛一族，最早活动于四川盆地西北部的岷江上游，也就是今天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附近。《蜀王本纪》云：“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清代陈登龙的《蜀水考》记载岷江“南过蚕陵山，古蚕丛氏之国也”。当地营盘山考古发掘出来的祭祀场所、墓葬区等，都反映出蚕丛族人曾在此生活过。此地高山峻岭，并不适合族群繁衍生息，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蚕丛后来迁入成都平原。不过，原来的住所作为故里，依然是古蜀人心目中的圣地。三星堆出土的一件玉璋上，刻有古代蜀人祭祀神山的情景。这里的神山指的就是陈登龙笔下的蚕陵山。
进入开阔平坦的成都平原后，蚕丛一族开始择地筑城而居，生存环境大大改善。新津宝墩古城遗址、都江堰芒城遗址等均修筑于此时，约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这时的蜀国，是结构比较松散的多部族联盟形式。这些部族包括氐族、羌族、濮族、斟灌族、鱼凫族等。蚕丛是获得诸多部族拥戴的盟主。这种结构的隐患在于，当其中某个部族强大时，很可能对盟主，也就是蜀王产生威胁。后来的事情也验证了这一点，蚕丛传位给斟灌族的柏灌，结果柏灌即位不久就被鱼凫夺走了王位。
鱼凫是以一种善于捕鱼的水鸟为图腾的部族集团。鱼凫王朝时期，古蜀国日渐强盛，宏大的三星堆古城就是在这一时期建成。三星堆一号祭祀坑中出土有一条金杖，杖的上端有一段平雕纹饰图案。图案共有三组，上面的两组图案相同，下方是两头相对的两只鸟，上方是两背相对的两条鱼，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压有一穗形叶柄。这里的“穗形叶柄”实际为一枝箭的形状，图案中箭已射入鱼身，其含义是一只鸟正拖着一条被箭射中的鱼。这里的鸟是一种擅长捕鱼的鸟，这组图案内容可理解为“鱼凫”之义，这批器物的主人被认定为“鱼凫”部族集团。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金杖是已出土的中国同时期金器中体量最大的一件。来源/三星堆博物馆官网
三星堆作为鱼凫王朝的都城，是古蜀王国最高权力中心所在，其他不同层级和边缘地区的各级次中心，则是这个中心在各地实施统治的坚强基础和有力支柱。这种情况，与三星堆青铜雕像群所呈现的层级结构完全一致，表明鱼凫王朝控制着分布众多族类的广阔地域，这片地域内的各个地方性族系之长，大多是臣属于蜀王王权的小国之君，既是蜀之附庸，又是共奉蜀王国主神的群巫。
大约在商末周初，杜宇战胜鱼凫，三星堆文化被十二桥文化取代。春秋中期前后，杜宇被开明取代。开明王朝历12代，最后被秦军所灭。
细数5位蜀王更迭，都是蜀族内部不同部落之间的相互竞争，并非来自异族的入侵。所以，在政权交替中，古蜀文化保持了发展的连续性，比如，以陶器的形状为例，宝墩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基本一致；金沙文化时，从早期流行的传统小平底陶器，受商周文化影响出现了尖底陶器；十二桥文化中延续了这一尖底传统。在两千多年时间里，古蜀国并非完全偏安一隅、与外界隔绝，恰恰相反，随着国力的强盛，他们通过武力征伐，开疆拓土。正如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段渝所说，三星堆文化展示出了“强烈的扩张性和辐射性”。
商陶尖底盏。来源/三星堆博物馆官网
古蜀国面临的军事压力主要来自北方。殷墟出土的卜辞中，有不少伐蜀的内容，如“寅卜，贞，王廾人 正蜀”“丁卯卜，贞，王敦缶于蜀”等。不过，这里所谓的蜀，指的是古蜀国北方的军事屏障汉中，位于今天的陕南。汉中在当时是蜀、商相争的主战场。当地出土的青铜器中，有大量三角形援无胡直内戈，是典型的古蜀国兵器。这些蜀式青铜戈没有完整的起源演化序列，据推断，应是由成都平原古蜀文明中心传播出去的。或许正是因为长期面临商的攻伐，所以武王伐纣时，蜀人也出兵相助。
商玉戈。来源/三星堆博物馆官网
与北方不同，东、南方向则是古蜀国的天下。渝东、鄂西及云贵区域，文明进化速度较为缓慢，基本上处在新石器时代，面对已经高度发展的古蜀文明，基本上没有抵抗力。古蜀国在这片地区的扩张势如破竹，当地也基本未见军事壁垒一类的考古遗迹，反倒出土了一些标志古蜀国曾经存在的器物。如在鄂西出土了标志古蜀王国鱼凫王权统治的鸟头柄，有可能是古蜀王国镇抚其东界的官员驻节之地。云南、贵州出土的青铜人物，亦表明了西南夷各族从属于古蜀王国的事实。
由于古蜀国掌控着西南地区，中原商王朝在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迫使古蜀国臣服的情况下，面对自己急需的一些战略物资，如冶铜所需的矿产资料，只能选择向古蜀国议和。根据科学测试，部分殷墟的青铜和古蜀国的青铜器里的铅料，都来自云南。双方冶炼原料来自同一地方，意味着商与古蜀国必然要发生联系。商应该是以蜀为中介取得了云南的青铜原料，所支付的中介物就是海贝。三星堆和殷墟均出土不少贝壳。卜辞中“至蜀”“在蜀”等内容，也许就和铜矿贸易有关。
正是在这一贸易过程中，中原商王朝的文化渐渐传入古蜀国。
中原文化对三星堆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实物和礼制两个方面：
从实物上看，三星堆早期出土的陶盉、觚、器盖、豆、罐类器物，都是以小平底为主，尤其是陶盉，与稍早的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物品极为相似。后来，青铜冶炼技术也传入蜀地。据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霍巍介绍，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基本都是以模范法来铸造，这是商周时期应用最广泛的青铜器铸造方法。此外，其中部分青铜尊和罍，形制上与中原商文化同类铜器大体一致。尊和罍作为一种酒器，是商代青铜礼器组合中的主要器类。此类铜器出现在三星堆遗址中，意味着中原文化中的礼制已被古蜀国人接受。
商青铜圆尊。来源/三星堆博物馆官网
但是，古蜀国毕竟是一个独立政权。它对吸收的中原文化进行了改造，最终形成自己的特色。所以，在三星堆出土文物中，类似中原的青铜器只占少数，更多的是体现本土文化特色的金面罩、头像、神树、大型青铜人等。这些青铜器在中原地区所未见，不仅改变了今人对中国古代青铜器以殷墟青铜器为代表的认知，也在事实上重构了中华文明中青铜知识的图谱。
商青铜神树。来源/三星堆博物馆官网
当然，古蜀国对中原王朝并不是一直处于接受和改造的状态，当国力强盛到一定程度时，他们会向中原王朝进攻。开明王朝初期，蜀军开始南征北伐：北伐秦雍，南征僚僰，东进清江。到开明王朝中期，也就是战国时代，古蜀王国已经成为中国西南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国，其疆域“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当年与商争夺的前沿汉中，此时被全部并入蜀的版图，实力已足以与北方崛起的秦国相抗衡。
公元前316年，秦军入川，古蜀国灭亡。此后，巴蜀大地深深融入以中原王朝为正统的发展轨道中。受古代“内诸夏而外夷狄”观念影响，人们也在很长时期都将中原文明视作唯一的文明中心。如果不是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人们恐怕很难想象，在四千年前的西南边陲，曾存在一个与中原文明同样璀璨的古蜀文明。
参考资料：
黄剑华：古蜀时代的神话传说与史实探讨.神话研究集刊. 2019(01)；
段渝：先秦蜀国的都城和疆域.中国史研究. 2012(01)；
段渝：略论古蜀与商文明的关系.史学月刊.2008（05）
黄剑华：三星堆文明与中原文明的关系.中原文物.2001（04）；
曹玮、秦小丽：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夏商文化的关系.殷商文明几年三星堆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狗仔卡
发表于 2023-9-19 09:3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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