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读这些美国妈妈的故事时，我觉得她们面对着规范方面以及物质方面的工作—家庭冲突。妈妈们被夹在理想员工的规范和密集母职的标准之间。她们会因为不平等的家务分工和美国薄弱的最低安全保障而倍感压力并不令人意外。
上班忙工作，下班忙孩子，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职场妈妈们还需要轮“第二班岗”。她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和其他职场人一样，从事全职工作，直面高强度工作和竞争的压力，但同时还要承担起绝大部分育儿和家务职责。
《职场妈妈生存报告》以职场妈妈的困境为出发点，选取了社会政策和文化环境非常不同的四个国家——瑞典、德国、意大利、美国，历时5年对其中的135位中产阶级职场女性进行访谈，调研她们想要以及需要什么样的支持以缓解工作和家庭的冲突，从而从国家制度、市场配置、文化氛围等角度，试图勾画一种对职场妈妈更为公平并能够提供更为充分的支持的社会图景。
本文节选书中第六章，作者选用多个案例呈现出在美国职场妈妈的生活状态及所面临的困境。
萨曼莎是一位律师，就职于弗吉尼亚一家律所。她办公室所在的楼房坐落在一条宽阔的街道上，一边是整齐的办公楼，一边是波托马克河（Potomac River），对岸就是华盛顿特区。萨曼莎和丈夫 约翰有一个5岁的儿子，名叫泰勒，还有一个10个月大的女儿，名叫坎达丝。约翰在联邦政府工作。
我在萨曼莎办公楼里一间没有窗户的会议室采访了她。那幢办公楼安保措施严密，装着荧光灯，雪白的墙面没有任何装饰，里面的人都压低了声音说话。我们开始谈话前，萨曼莎关上了门。萨曼莎之前是个老师，某一天她突然发现自己的生活“安定得没有一丝风险”。所以她决定要去上法学院，希望将来能自己开个事务所。在一家律所工作了几年之后，萨曼莎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吓坏了：“我非常卖力地工作，确保不因为怀孕而影响任何事情，我的工作量一点也没有减少，有时候甚至更多一些，就是为了证明我和怀孕前一样有用，别人一样能找得到我，而且我对工作的投入程度也和以前一样。”
在萨曼莎看来，她所在的律所对家庭并不友好，也不承认员工还有可能会让他们从工作中分心的其他责任。她回忆道：
你可以生孩子，但一般来说，如果你决定要孩子了，你需要定好计划让别人来照顾你的孩子……全心投入工作意味着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事发生，你都得随叫随到。工作和生活之间是没有界限的。但很讽刺的是，我到这家律所就职就是因为他们标榜自己是一家“讲求生活质量的律所”，一家支持员工享受家庭生活的律所。在这儿工作的人都应该有时间指导孩子的少年棒球队呢。萨曼莎明白，女性可以有孩子，只要她们不需要耗费工作时间去照顾孩子。我问她：“你是明确被告知这条信息的吗？”她回答说：
不管说没说出来，大家都对这件事明明白白……我一度很想要第二个孩子，然后我就想如果真的生了该怎么办。但是看看我们办公室或者整个行业里其他年轻能干的女性合伙人，她们大多都只要一个孩子。那些真的有了第二个孩子的，通常都会因为这个或者那个理由，六个月之后就不在律所了。萨曼莎的律所只让她休息了九个星期就开始要求她在家办公。生下泰勒之后，她总共离开办公室四个月，东拼西凑地将产假、病假、几年来积攒起来的带薪假都用上了。四个月中的最后一个月里，萨曼莎一分钱薪水也没有拿到。
由于生泰勒时实行了剖宫产，萨曼莎说自己“伤口还没合起来”就开始趁着儿子睡觉的时间接听会议电话和工作了。在休假结束之后，她回到办公室。“根本没有什么循序渐进。回去上班就是回去上班。那是我们律所一年里最忙的时候，我就马力全开地投入工作了。”说到这里的时候，萨曼莎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们暂停了几分钟，她闭上眼睛，调整呼吸，用纸巾不停地擦拭双颊。
泰勒开始上幼儿园之后，萨曼莎无论周中还是周末都只能在早上泰勒去幼儿园之前看见他，虽然她自己星期六应该只需要工作半天。萨曼莎的丈夫每天放学后去接泰勒，给他做饭和洗澡，然后每天晚上送他上床睡觉。当萨曼莎回到家的时候泰勒已经睡着了。萨曼莎轻轻地回忆道：
在我有孩子之前，我得到的信息是：“我是女人，我要向世界展示我的力量。你无所不能……只要你想，你就能站上巅峰……你棒极了。”……诸如此类，都是废话。我确实棒极了，但是我什么也做不了……如果我什么都想做，最后受不了的还是我自己。最先受到伤害的是我的健康。当我做这一切的时候，我就因为神经衰弱而一直会偏头痛……我有很多朋友处在和我差不多的境地……我们聊了很久也想不出该怎么同时做好所有的事情。萨曼莎开始抽泣。她移开视线，用手遮住嘴，看得到泪珠从她的脸颊滚落。她告诉我一件泰勒六个月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她在晚上十点回到家，然后终于情绪崩溃了。她已经一个月没有见过自己的儿子了。必须得做出些改变。约翰平静地努力与她讨论该如何让她的生活稍微正常一些。
萨曼莎解释了他们商量得出的三条策略。第一，她跳槽去了一家不那么出名的律所担任内部顾问，工作时间也减少了。在开始这份工作之后，她怀上了第二个孩子。萨曼莎的经理努力说服她生产之后一天假也不要休。事实上，她和公司“为此争执了好几个星期”。但是萨曼莎和约翰已经攒了一些钱，根据联邦政府的《家庭与医疗休假法案》（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FMLA），萨曼莎休了12周无薪假，代价是老板无须为她保留职位。幸好，当萨曼莎回去上班时，她的位子还在。
第二，她在工作上得更有效率。“我在一天上班时间里能完成的事情比我同事一天半能做的都多。”萨曼莎说着微笑起来。第三，她在网上买了一台能与装有乳汁收集杯子的胸衣对接的智能吸奶器。萨曼莎在自己的小隔间里向我展示了她坐在桌前就能在小披肩的掩盖下装上吸奶器，不必再浪费时间往返律所专门准备的哺乳室了（美国公司里极少有哺乳室，这一点我之后会再提到）。因为她需要走20分钟才能找到一间可以使用的哺乳室，这就意味着每个工作日有90分钟会花在来回哺乳室的路上。
萨曼莎尝试过，但很快就放弃了哺乳室。智能吸奶器就是她节约时间的好方法。她笑着告诉我：“是啊，我一边工作一边泵奶。我没有时间专门来做这件事。我还想早点回家照顾家人呢。”她目前每周工作45个小时。
像萨曼莎这样的妈妈已经比大多数女性过得好多了。她们有高等学位，已婚，有稳定且收入颇丰的工作，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在有些女性身处逆境时形成了一张安全网。而且萨曼莎是白人，她无须与那些限制着有色女性毕生生活的世界的种种不利作斗争。尽管如此，真相是，美国的每一个职场妈妈都处于凄惨的窘境。
有些人或许看起来过得比其他人好些，但没有人是一帆风顺的。
“有很多天，你会觉得自己既是个糟糕的员工，也是个糟糕的妈妈。”凯尔茜这么说道。
我们当时坐在她家巨大的餐桌边，我们之间的桌上放着她的笔记本电脑、手机、耳机和平板电脑。那天凯尔茜远程办公，因为她需要挤出时间进行一场面试。凯尔茜是已婚的白人妈妈，从事商务管理，每周工作大约55小时。她和丈夫瑞安有一个1岁的女儿，名叫罗茜。我们在凯尔茜位于华盛顿市郊巴尔斯顿（Ballston）一个高档小区里挑高的联排别墅见面时，罗茜正在托儿所里。凯尔茜告诉我，她经常觉得自己很失败：“你会觉得，‘我做的一切都不够好，没有一件事是顺利的’。”像凯尔茜这样的美国妈妈表示她们对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感到巨大的愧疚和紧张，大部分美国人只会怪自己无法“平衡”或者“处理”自己的责任。
凯尔茜在有了孩子之后有意识地决定降低对自己的要求。我问她，在她看来美国妈妈是否有可能踏上职业巅峰。她说：
总的来说，可以的，但是……你需要面对的很多道坎可能不一定来自行业或者市场或者别人的期待，而是你自己给自己设下的。因为你有了孩子之后可能会变得情绪化一些。你不想错过孩子的每一场足球比赛或者钢琴演奏会，甚至你不愿意错过每天的睡前时光。我就不愿意。如果能先陪女儿睡觉，再坐晚上9点的飞机去我需要去的地方，我是愿意的。有失才有得嘛，这是可以理解的，我能接受。你不会再觉得自己需要事事都做到完美。凯尔茜认为妈妈们自己给自己设了很多坎——她们对自己做个好妈妈的高要求阻碍了她们追求事业进步。她表示这种要求对任何希望能够参与孩子日常生活的家长都是符合逻辑的。比如凯尔茜，她的问题不是给自己设了太多坎，而是怎么才能轻松跨过去。
她的解决办法就是“找办法”和“自己做”，即便这意味着工作了一整天之后回到家把女儿送上床，然后再赶去机场搭红眼航班。凯尔茜不断提醒自己不必“事事都完美”，这也反映出她其实感受到了完美的压力。
当美国妈妈感觉到工作一家庭冲突以及压力时，她们经常会觉得都是自己的错。蒂安娜是非裔美国人，她有公共卫生的学士学位，一度在社区中做护工。但她觉得那样就没有足够的时间陪女儿，所以她最终选择了一份时间安排更好但收入低一些的行政工作，每周上班35小时。蒂安娜自责的压力不是来自长时间、高负荷的工作，她是自己入错了行：
我觉得我只是选错了行当……我应该一直当护士的，因为我喜欢在医院里工作，在医生办公室里工作。我就总是做了错误的选择，真是不知道哪儿不对劲。我当时就是太现实了。蒂安娜认为她的工作一家庭冲突源于自己的错误选择，解决之道就是换工作——这也是我遇到的很多美国女性普遍的解决方法。让很多妈妈感到愧疚的是她们热爱的工作会时不时地要求她们做出太多牺牲，最终遭殃的是孩子。比起漫长的工作时间、要求严格的雇主或缺乏职场支持，妈妈更多地生自己的气。
劳伦是白人，急诊室医生，每周工作大约45小时。她有三个孩子（分别1岁、3岁和5岁），她的丈夫肯是一位全职爸爸。回想起工作中遇到过的一次惊吓，劳伦在我们的采访中哭了起来。那一次，她正在为一个艾滋病毒携带者的病人提供治疗时，有液体溅到了她的眼睛里，医院的传染病专家让她从那天开始不要再给最小的孩子哺乳。
“大概有两个星期我都是哭累了才睡着的。我觉得天都要塌了。”对劳伦来说，这次事件“代表了我要承受的牺牲，而且是必须得去承受的。那实在太苦了”。劳伦面对的是一次艰难的交易：她可以保住工作，却不能继续哺乳——她认为这是对她孩子的伤害。让她最小的孩子从母乳改喝配方奶简直就是令人心碎的损失。
劳伦与我对坐在餐厅的桌边，眼里噙着泪回忆道：“最后，我觉得工作的好处显然还是比坏处多。但是当这个天平再倾斜一些时就真是太难了。”劳伦因为工作而暴露在艾滋病毒感染的可能之中，致使她无法继续哺乳，这让她感到极度愧疚和焦虑，因为她正在要求她的孩子冒着风险和牺牲包容她自己热爱的工作。劳伦承认有时候她会觉得这份工作的艰辛已经超过了她的家庭所应该承受的。尽管她希望自己能为女性树立起一个成功典型，但她也在想这会不会太自私了，反让孩子受到伤害。
我问劳伦急诊室是否会做出什么改变来努力提升安全程度，告诉我她自己所采取的方法是：佩戴眼部护具，尽量站在门边以防被传染。不同于瑞典和德国的妈妈一般会确保自己能休一年育儿假，然后在回去工作之前给孩子断奶，劳伦却得在哺乳的时候就开始上班，于是将自己的孩子也暴露在急诊室那些病症的潜在威胁之中。
但劳伦只提到了她自己能做些什么来预防危险发生。她并没有要求工作单位提升安全措施，而是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努力确保自己的安全。劳伦觉得她没有在遇到艾滋病毒携带者时保护好自己（因而她也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她觉得那是自己的错，所以她尽自己所能地采取各种措施确保这样的事情不会再次发生。
除了劳伦那种比较极端的职场顾虑，妈妈们还会因为每天琐碎的日常工作感到愧疚。我采访的妈妈告诉我，她们担心繁忙的工作安排和漫长的工作时间会妨碍自己成为好妈妈。阿莉是白人，已婚， 作家，每周工作大约50小时。她解释说：
我的想法很复杂。比如我正在工作的时候，我就很想自己的孩子们。我每天往返工作地点单程就要一小时。有时候交通情况不好，单程就是一个半小时。如果我工作九小时，最近有时候要十小时，那我觉得我根本就看不到孩子们了。我觉得现在我的丈夫比我与孩子们更亲近。这让做妈妈的很难接受……我真的很想念陪他们待在家的时间。但我接受了这份工作。阿莉夹在耗时的工作和做一个参与孩子们生活、一直出现在孩子们面前的妈妈的想法之间，左右为难。她为自己的丈夫竟然能与孩子们在一起更久而感到遗憾，这是符合逻辑的，因为在美国育儿的主力仍旧是母亲。
阿莉并不置疑自己雇主要求她工作那么长时间的决定，而是自己承担起做下决定的后果：“我接受了这份工作。”这些职场妈妈为自己无法取得“工作一家庭的平衡”而深感愧疚，而且她们通常觉得这样的结果都是自己的错。
我采访的美国妈妈觉得所有家务、育儿及工作都是只属于她们的责任。与欧洲女性不同，她们对让自己的伴侣、职场以及政府介入帮忙来缓解每日的压力和困难并没有多少信心。当妈妈们确实得到了任何形式的帮助时——无论是她们自己努力挣得的还是用钱买来的——她们都会使用诸如“真是非常幸运”或者“简直受到了特别优待”这样的说法。
凯尔茜就说过：“我觉得非常幸运……我不知道产假原来那么难得，直到我有一次跟朋友聊天……才发现她正在休的三个月假是完全无薪的，因为，她们的带薪产假只有大概两个星期。”凯尔茜就职的公司以慷慨的工作一家庭政策出名，她休了四个月的带薪产假，这是非常少有的。享受更多工作一家庭福利的女性也反复说她们觉得自己幸运，无论这些待遇是正规的还是非正规的。
总的来说，德国、瑞典和意大利的妈妈都不曾提到“幸运”一词。事实上如我在之前几章中提到的那样，她们的表述恰好相反。欧洲妈妈将工作一家庭政策视为她们应得的权利。而我的美国受访者从未表达过这种想法，只有少数几个提到政府应该推动“工作一家庭平衡”。总的来说，政府并不被看作为女性的家庭生活提供帮助的来源。
当我问到政府应该再做些什么来帮助职场妈妈时，作家、两个孩子的妈妈阿莉说：“这是个好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当然希望当孩子们回家的时候我已经在家等着了。但要改变我的工作程安排，这就跟叫泰坦尼克号掉头一样困难。”阿莉觉得为了家庭调整她的工作时间是天方夜谭。然而斯德哥尔摩和柏林的女性普遍认为就该这么办，这是她们的权利。
华盛顿特区的妈妈也对善解人意、支持她们的老板表达了深深的感激。女性得到的这种“慷慨”往往是非正式的弹性时间。
伊马尼是西班牙/非洲裔美国人，她在一幢办公楼担任物业经理。她的工作很紧张，每周大约要45小时，而且光是通勤单程就要两小时——也就是说一天有四个小时在路上。事实上我们找时间见面采访也很困难，因为她的工作安排太满了。最后伊马尼的丈夫同意去接孩子，这样她就能在下班后与我在她的办公室里完成采访。等我们谈完了，她开车回家的时候路上几乎已经没有人了。伊马尼告诉我，她负担不起把家搬到她上班的地方附近：
你可以想象的，我的工作快把人逼死了。我压力太大了，快要倒下了……我只能请求让我每周两天在家办公。那样就能减少很多负担，不用来来回回……让我好过很多。不然的话那种压力真是——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解释。压力太大了——我就好像是一根链条上关键的一环……我真的是被推到极限了 ……我是说我的身体也要不行了 ……我原本应该早上7:30就到这儿的，但我从没能准时到过。不可预料的因素太多了。很幸运的是，我的上司、我们公司，还有这幢楼的人都还比较灵活……真是上帝保佑，实在是太好了。这是我在职业生涯中第一次觉得我终于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我能把事情做好，而且不是特别特别的让人无所适从。当然有时候也有些混乱。伊马尼每周有两天可以远程办公，而且早上的上班时间也略做了调整，这减少了她的工作压力和精神压力。伊马尼并不因为老板给她很大的压力又要求她工作很长的时间而生气，她只感恩自己获得了一定的灵活度。
当自己的老板也有了孩子所以对她们表示“理解”时，我的美国受访者也会觉得自己很幸运。有一位妈妈说：“我很幸运是因为当时我在加州的老板自己有四个孩子，他也是个好爸爸，所以他给了我很多自由。”另一位妈妈解释说：“我们很幸运的，因为我们的公司是非营利性的，高层里很多人都有孩子。管理团队的所有人几乎都有孩子。他们能理解我们。”
能在属于自己的办公空间里泵奶的女性也表达了大量的感激之词，因为她们知道这种私密性的办公环境并不典型。切尔茜是白人，每周工作45小时，在一家跨国企业担任销售管理工作。她表示：
我每天要泵两次奶。在这件事上我实在是太幸运了。我们公司里，在我这个级别就可以拥有自己的办公室。至少目前有。因为我们就要搬去（一个新的）开放式办公室了，集体化办公。现在这样真是省钱，哪里都好。所以我很担心当我没有这个办公室了该怎么办。法律要求雇主提供泵奶的场地和时间。这些感激背后其实是美国妈妈理应获得的合法权利。我之后将会探究我的受访者究竟能否获得在工作单位泵奶的合法权利。
妈妈若是刚好喜欢自己孩子的日托班，她们也会非常感恩。很多人都有亲身经历或是知道有朋友非常不喜欢自己孩子的托儿机构，这会让妈妈觉得自责和焦虑。已婚的白人妈妈阿什莉是一位秘书，她有两个女儿。她解释说：“我知道肯定有不合格的托儿所，但……我就非常幸运了。我女儿的两个老师都是很好的人，把孩子当作自己的子女对待，就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美国缺乏国家层面的工作—家庭政策，因此加剧了女性由于种族和阶层而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在美国这个强调个人责任的文化环境中，当妈妈能够因为享受工作—家庭政策（如产假、弹性工作制）以及获得帮助（如有亲戚帮忙或雇用了家政服务员和保姆）而减少随之而来的愧疚时，她们普遍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受到优待的。
与欧洲的妈妈不同，能获得这些福利的妈妈不会说这是她们的权利或她们对此怀有期待。这种幸运的想法更像是女性在庆幸自己的特权，因为美国从制度上就不平等：有些女性——一般是白人、更富有的女性——更多地享有这些帮助，而其他的女性——尤其是少数种族/族裔的低收入女性—却没有。这是种族主义和阶级主义的后果。
这种想法也再次确认了妈妈认为这是优待而非权利—意味着她们一直身处于一个向她们灌输着这些政策和帮助本非全民可享的大环境之中。妈妈们将个人责任的理念内化了：她们相信工作—家庭冲突是她们需要自己去解决的问题，并不期望遇到善解人意的上司、互相帮助的家人和弹性通融的工作。
华盛顿特区的妈妈们为工作—家庭冲突而痛苦万分，而且她们的压力似乎来自方方面面。她们说话的方式让我感觉她们被裹挟在压力的浪潮里，费尽全力以求不在无情的风暴中沉没。但是这些女性却无法确切指出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她们的压力。我作为旁观者聆听她们的故事，似乎她们总是陷在数不清的挣扎之中，我不禁想，一个人又能做什么呢？难道要怪整个海洋吗？
在解读这些美国妈妈的故事时，我觉得她们面对着规范方面以及物质方面的工作—家庭冲突。妈妈们被夹在理想员工的规范和密集母职的标准之间。她们会因为不平等的家务分工和美国薄弱的最低安全保障而倍感压力并不令人意外。
这些女性希望能够做得和普遍期待中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的理想员工一样好。与意大利和联邦德国的妈妈一样，女性经常会为如何向雇主开口汇报自己怀孕的消息而担心。玛凯拉是非洲裔美国人，在一家非营利性机构担任公共关系总监，每周要工作40小时。她和丈夫威廉有两个孩子。玛凯拉告诉我，第一次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她以为自己的老板会不高兴的：
我从事公关行业，所以我知道该怎么去包装这个消息。（笑）我稍微研究了一下该怎么跟上司公布自己怀孕的消息。我走进去，然后说：“我有个好消息。”当你走进去告诉别人该怎么想的时候你自己可不能垂头丧气的。所以我走进去，说：“我有个好消息！我怀孕了！我要生宝宝了！”……我的计划奏效了，简直就是奇迹。我的老板，一个男人，对我表示了支持。我在那里工作了很长时间。玛凯拉对自己怀孕的消息的包装似乎是成功的。她也指出，她能获得老板的信任也是因为她已经在公司里干了很久。妈妈们，比如玛凯拉，在宣布了怀孕的消息之后，老板若是没有生气，她们会放下心来，对老板充满感激。
玛凯拉不是唯一一个觉得自己需要用些计谋的美国妈妈。《福布斯》杂志、《华盛顿邮报》以及《纽约杂志》都在过去几年中刊登过类似“你怀孕了。该怎么告诉你的老板这个消息？”的报道。妈妈们普遍不认为雇主会对她们表示支持，这意味着母职对职场而言属于减分项。若这不是女性普遍感到焦虑的原因之一，主流媒体是不会刊登这些故事的。
不管家里有什么急事，即便在怀孕期间，雇主总是希望职场妈妈能尽心工作。玛丽是一位白人律师，每周工作55小时。她“自愿选择”当了单亲妈妈。她的双胞胎孩子在28周就早产了。
两个婴儿在医院里待了两个月，玛丽向人事部门申请在医院远程办公，这样她不至于马上就把短暂的产假休完：“我们讨论了这件事，他同意了……这样我就能将产假延长那么一点点。我能有这样的弹性安排就已经很好了。”
美国女性对雇主的期待是很低的，对此还有更多证据。对这些妈妈来说，任何离开工作岗位的时间都是奢侈的。玛丽解释说当时孩子们的病房隔壁住着另一个孩子，妈妈是个上夜班的西班牙裔家政服务员。她每天坐公交车往返医院和工作场地，不得不长时间把婴儿一个人留在医院里，因为她根本就没有选择。那个妈妈是没有办法远程办公的，也没法休假。玛丽觉得和那个妈妈相比，她自己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因为她可以远程上班。玛丽似乎并不质疑当刚刚生下的孩子生病住院时，妈妈是否应该被要求继续工作。
我在华盛顿特区采访的女性都曾为产子会耽误工作而焦虑。那些可以休产假或能在生完孩子之后的工作中享受一定灵活度的美国妈妈常会说她们感到亏欠了自己的雇主，因而需要一直努力工作到生育前一刻，一旦回归职场就全情投入作为回报。有人会担心自己的预产期时机不好，可能对雇主会有影响。于是她们会在生完孩子之后加倍努力工作以“弥补”之前休息的时间。
还有人真的一直工作到临盆，比如切尔茜。她告诉我第一次发现自己怀孕时她“有些担心”。她当时正在为一个重要客户组织一场大活动，预定的时间就在她的预产期前两周。切尔茜是在活动结束的72小时之后开始阵痛的。她到了医院，忍着宫缩在医院的床上继续工作着，直到进入产房为止——“我全程拿着我的黑莓手机”——因为她担心自己不在期间顶替她的年轻同事没办法独自完成工作。回想到在意大利和德国，准妈妈必须在产前四到六周离开工作回去休息。在美国就根本没有这个选择。
有些妈妈觉得自己有必要继续争取雇主的支持并回报之前的优待，因此她们需要工作得更加卖力、上班的时间也应该更长，这与意大利妈妈的做法是一样的（见第五章）。亚斯明是一位黎巴嫩裔的单亲妈妈，她的工作日程是弹性制的：“我留在这儿工作的主要原因就是弹性的日程安排。这也是为什么我其实会花更多时间在工作上，因为我想要回报我被给予的自由度。”正如我之前提到过，社会学家艾莉森·皮尤将之称为美国雇主与员工之间的“单方面荣誉感制度”：员工忠于雇主，但并不指望什么回报。
我的受访者说，雇主有时候会要求她们招之即来，即便她们刚刚休完产假。罗宾是白人，已婚，在一座监狱当心理医生，每周工作大约48小时。偶尔，即便在休息时间里，她也会被通知放下一切立即赶到监狱去。
有一次，晚上九点，她被迫停止给当时14周大的孩子哺乳赶去单位。她回忆说当时自己想的是：“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不能一切都顺着他们的意愿，因为我现在还有另一个需要关照的人了。”罗宾解释说她的工作还需要出差，但往往是最后一分钟才被通知要走，这也造成了很多工作—家庭冲突（很多其他妈妈也这样说过）：“为什么出差那么重要？”她问，“为什么非得我去呢？这就好像是个测试。你面前放着一个圈，你必须跳过去。”罗宾回忆着：
有一天下午，我在办公室里。其他人都知道我有孩子，他们都没有，所以他们其实什么事儿也没有。但他们就决定要我第二天一早赶到另一个州去参加一个活动，我得马上动身。时间很紧张，为了赶飞机我不得不真的跑步赶路。我回到家，胡乱打了个包，最后我发现自己带了四双鞋，却一条连裤袜也没拿……我乱极了。他们就非得要让我去。我当时就想：“幸好还有安德鲁能顾好家里。”我在幼儿园停留了一下。我女儿正在睡午觉，我只能亲她一下，因为我不能不见她一下就走。然后我跳进出租车赶去机场。我是在路上买的机票。罗宾觉得要求她放下手头的一切跑步去赶飞机是毫无必要的。她觉得这些要求就是为了展现自己对工作的绝对忠诚，虽然她也知道这是完全不合理的。
员工应该一直待在办公室里，这种观念让女性感到自己的工作时间永无止境。弹性工作安排或许会让女性的生活更为轻松，但也助长了这种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的文化。尽管如此，妈妈们还是对能够有弹性地安排上班日程充满感激。销售经理切尔茜将这种无法分开的工作和生活称为一个“漩涡”：
我想最关键的是我有一个很棒很棒、体贴又灵活的上司。她自己也会充分利用一切机会，所以她相信我也会好好地工作。我们总是会说到漩涡。这个名字是我们起的。就好比，当你是个职场妈妈，工作和家庭之间其实并没有清晰的界限。你被卷进一个漩涡，又到另一个漩涡，一切都搅在一起。你早上七点钟上网，发出一堆必须得发的电子邮件，然后你开始做早饭，送孩子们去上学，或许到了午饭时间你会有空出去跑个步或者赶快去采购日用品，因为你没有其他时间做这件事。但是当孩子们睡了以后，你又开始上网工作了。所有事情都是纠缠在一起的。一直都是这样。前一刻我还在发工作邮件，下一刻我会飞快地打开亚马逊购物网站订购一些尿布，就因为这件我需要做的事情突然闪现在我的头脑中。我不会为这样做感到愧疚，因为，你知道的，这种安排有好有坏。我可能会从早上八点一直工作到晚上十点，这种情况很常见，但是这样一来我可以随时处理我要做的事情，而且我可以尽可能多地看见孩子们。切尔茜说，体贴的上司、弹性工作时间以及可以在一大早和晚上在家办公都让她觉得不那么紧张了。然而她也对这样的安排有些犹豫，她确实说自己“不会为这样做感到愧疚”，但她也承认“这种安排有好有坏”。她的潜台词是这种安排对她的孩子和家庭或许是最好的。但切尔茜也说这种安排让她的“工作和家庭之间其实没有清晰的界限”。她似乎为了工作和家庭牺牲了自己的平衡感、时间和个人世界——这符合好妈妈应该自我牺牲的主流理念。因此除了感到需要向雇主展现自己的无限忠诚之外，切尔茜和其他妈妈还感到在家也需要做个满足极高标准的好妈妈。
社会学家玛丽·布莱尔—洛伊在对担任财务主管的美国职场妈妈进行研究后发现，她们普遍觉得自己夹在献身工作和献身家庭的两难困境之中。我的受访者也表达了相同的想法，她们认为是工作让她们无法成为自己理想中的好妈妈。
苏珊的话可以说明这种矛盾之深。她是波多黎各裔，有一对9岁的双胞胎，担任银行部门的高级经理，每周工作50—55小时。苏珊将这种紧张感称为“妈妈的愧疚”：
对我而言，妈妈的愧疚意味着我不断地妥协和保证自己的决定没有做错。我告诉别人，女人不该低估自己天生的自信，为母则刚，从当妈妈开始，你会不断地意识到你不仅仅为自己负责。你做的每一个决定，你的每一个行为，都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因此，你一直都会预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当然随着时间流逝你要想的事会变得简单，但……总是很麻烦。她想要说的是妈妈的每一个举动都影响着她的孩子。妈妈不仅要对孩子的成长负责，父母无论多小、多随意的选择都会影响到孩子的未来。苏珊告诉我她是在“九年的眼泪”之后才不再一直一直觉得愧疚了。她努力调整自己的日程，参加了孩子们课后晚托班举行的活动，她看见即便自己全职工作，孩子们也很好，这一刻她终于不再那么愧疚了。这也是苏珊第一次感觉到她的女儿们已经有能力调整自己应对打击。
布莱尔—洛伊发现了一条美国以事业为重的妈妈们普遍采取的策略：她们会将孩子定义为独立的、有适应力的个体，以此维系自己仍是好妈妈的自我认识。美国妈妈普遍认为养育子女是家庭个体的责任—她们不期待获得其他协助。
美国人认为由“家庭成员”来抚养孩子和打理家务是很重要的，这里指的实际就是妈妈。我的绝大部分受访者都认为理论上她们应该和自己的伴侣平分育儿和家务，但只有很少几位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达成这个目标。
（本文选自《职场妈妈生存报告》，内容略有删减）
| [美] 凯特琳 · 柯林斯 著，汪洋 周长天 译/ 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年10月
狗仔卡
发表于 2023-10-11 07:2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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