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医生的话，赵梅又一次陷入了迷茫，青少年抑郁诊治到底有没有标准？怎么一个医生一个说法呢，怎么一个医生前后的说法也会不一样呢？
张爱玲说：“造人是危险的工作，做父母的不是上帝而被迫处于神的地位。即使你慎重从事，生孩子以前把一切都给他筹备好了，还保不定她会成为何等样的人物。”
在我看来，每一个妈妈即便自己可以生而平凡，但只要为了孩子，她们就要像神一样无所不能。因为工作劳累和家人病逝的打击，我曾患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一般是以重度抑郁的形式开始发作），从2019年经北京安定医院的规范治疗康复后，一直在抑郁症互助平台“渡过”上做青少年抑郁症陪伴帮扶工作。在陪伴这些孩子和母亲们的过程中，我发现像神一样的她们也会无力自拔。那些困在自己患抑郁症孩子情绪里的妈妈，仿佛就是跌入了与抑郁情绪苦苦缠斗的修罗场。
去年的年末，赵梅辗转几个人联系到我。我们最初的相识开始于线上，她絮絮叨叨描述了一大堆女儿安安的反常迹象，最后说着说着，竟不自觉地哭了起来。我隐隐感觉到一位中年母亲的无奈、无解和恐惧。
在女儿安安9岁时，赵梅就发现了她的异样。有一次，赵梅带她和另外两个同学去公园玩儿了一整天，安安全程没有和同学说话。当时赵梅还心存侥幸，觉得这只是安安的个性问题，没往其他方面想。
又过了两年，赵梅有一天发现安安的胳膊上有一道儿一道儿的血印子，应该是用圆规划的。起初，赵梅并没觉得这是一件严重到需要干预的事儿，毕竟以前她也听别的家长说过类似的情况。她想，这可能是安安在学校受了委屈又不好说而已，过了这个劲儿就好了。
但渐渐地，她发现安安开始情绪失控，晚上写不完作业就要大吵大闹，还会对着她咆哮，之后又会跑到自己房间里莫名其妙地大哭。赵梅问安安为什么哭，安安说：“我一点儿斗志都没有，我一点儿力量都没有！我特别想学习，以前特别爱学习，但是我现在为什么没有动力了？我学不下去啦！”
安安从小成绩一直不错，赵梅为此还挺骄傲，觉得自己教育有方。听女儿这么说，她觉得可能是小女孩因为升学压力，情绪受到了影响。因此，等到安安次日早晨又因为没写完作业大吵大叫时，赵梅便怨她没上进心，存心拖延和找理由：“今日事，今日毕！昨天晚上该写完的作业写不完，还不是你自己的错？你想赖谁？”
持续的对抗之后，安安竟然开始时不时地离家出走。为此，赵梅报过几次警，后来把警察都吓到了——调取的监控录像显示，安安一路小跑从大兴黄村一直跑到了亦庄，而且还是深夜，旁边就是呼啸而过的大货车。赵梅想想都后怕，要是路上遇到坏人可怎么办？
接下来两年，赵梅自己的工作越来越忙，而安安身上离奇的事儿越来越多：冬天上学只穿半截袖，问她为什么这样？她就说“燥热”；在家里，她只喝冰镇的可乐或者雪碧，哪怕是数九寒冬，也会在阳台的跑步机上不停歇地跑上1个多小时……
好在，纵然如此，安安的成绩似乎也没受太多影响，去年6月小升初，成绩还挺不错。赵梅起初稍微松了一口气，想着马上临近安安13岁生日，往后上了初中课程紧没时间玩，便给女儿报了一个去南方的旅行团，让她放松放松。赵梅自己工作忙，便托旅行团里另一位相熟的朋友照看安安，那位朋友也带着13岁的女儿，一路上，看朋友反馈，安安和她们母女俩吃住一起，相处甚欢。
赵梅原以为出门旅游一趟，安安的情绪会有所好转，没想到，玩了一周回来后，安安对赵梅的怨愤反而变本加厉，开始无休无止地埋怨：“别人的妈妈怎么那么温柔，别人的妈妈怎么就懂得多，而你连PPT都不会做！”
赵梅心里不悦，但念及女儿可能是到了青春期，也就不计较了。
然而，安安渐渐从埋怨升级为挑衅，进而直接开始动手打赵梅了。13岁的她已经长到1米65，遗传了父亲的大骨架，站在身高只有1米60的赵梅面前时，让赵梅特别有压迫感。赵梅看着女儿就会后背发凉——那种恐惧是真实的，赵梅知道，安安再也不是曾经的乖乖女了。
赵梅也暗暗后悔自己曾经的管教方式：比如在女儿几岁的时候，因为偷懒不上进，她便用戒尺狠狠惩罚；又比如女儿上小学时，她下班回家发现花了几千元报的网课，女儿根本没听，而是在摸鱼玩游戏，便气得一巴掌从安安后脑勺打了过去——那应该是她下手最重的一次。
但作为单亲妈妈，赵梅说自己只能通过不断逼迫女儿报各种补习班来缓解焦虑。她把将安安培养成为学霸看作是自己生活的全部意义。在家中，她严格规定安安洗手、上厕所和看电视的时间。安安就像一个不停旋转的陀螺，背后是赵梅严厉的规定。
赵梅也想不起自己曾经打了安安几次，这些鞭打是否又成为安安心中永远无法磨灭的创伤。也许，这些创伤真的会像一些心理咨询师所解读的那样，逐渐演化成积怨，进而引发后续躁狂的发作。
“您知道世间有一种恐惧吗？就是一个人怒视着你，你知道她要打你，但是你不知道她会在哪一秒，会一个巴掌或者一记拳头打过来，而且你还不能躲，因为一躲开，飞腿就会过来，我怕了，我真怕了……”赵梅哽咽着说道。
虽然听惯了青春期的孩子打家长的事，但听着赵梅的描述，我还是忍不住多问了一句：“您女儿再怎么着也才13岁，您要真还手呢？她只敢打你吗？她敢打她爸爸吗？”
谁知我抛出了这个话题之后，她哭得更厉害了。
赵梅和丈夫李明相识于北京办奥运会那年，谈了好几年才走到一起。赵梅好不容易怀上安安之后，李明也曾在日记本上写道：“我终于有女儿了，我要争口气让她们母女过上好生活。”但还是应了那句老话，“彩云易散琉璃脆”，曾经的海誓山盟也经不起生活的考验。
安安刚出生时，没日没夜地哭闹并且吐奶，赵梅白天上班，只能让家里老人帮忙看女儿。晚上睡觉时，她还要时时拍打安安，安安才能睡着。那时候李明说是在单位做项目，应酬多，在家时间少，其实他在家也从不照看孩子。有时夜里赵梅疲惫不堪地起来给安安喂奶，看见李明要么是嘴里叼着烟卷在打游戏，要么就是在呼呼酣睡，让她气不打一处来。积怨多了，争吵也频繁起来，最终，两人在安安2岁半的时候选择了离婚。
离婚后，赵梅就一个人带孩子，如今凭借着在金融行业打拼近20年的资历，薪水不菲，即使是一个人挣钱养家，母女俩基本的生活还是有保障的。
在父母争吵声中成长起来的安安，小时候就是个沉默寡言的女孩，但她记忆力超级好，大段的文章可以倒背如流，赵梅对此还曾引以为豪。因为和爸爸分开得早，安安对李明的印象也不深，在她4岁那年李明去世后，她基本上再也不提爸爸了。时光淡没了赵梅的记忆，如果非要她回忆李明如何带女儿的场景，那就是李明教安安玩游戏的画面——当时，安安才2岁多，李明在游戏机上玩，安安用稚嫩的小手在平板电脑上玩。后来安安上初中没几个月就休学了，休学之后她也迷上了网络游戏，也许这就是爸爸打小给她种的“草”吧。
赵梅喘了一口气继续说：“我听说有些孩子因为躁狂敢打妈妈，不敢打爸爸，但如果是单亲家庭，家里只有妈妈呢？挨打的只能是我。我真没想到，十多年含辛茹苦地养育她，换来的却是她的怨恨，是她对我的拳打脚踢！”
我问起安安后续的就医经历，赵梅慨叹一声：“这真是一本难念的经。”
2022年10月下旬，赵梅和安安在点外卖和喝冰镇饮料的事情上再次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暴怒的安安掀翻餐桌，杯盘碗箸散落一地。赵梅第一次意识到，应该送安安去医院，寻求专业的帮助。但那时安安刚上初中，课程很紧，母女俩不断升级的冲突经常导致彼此怒目相向，一天也说不了几句话，安安不可能跟她一起去医院。
无奈，赵梅独自带着安安抓伤她胳膊的照片和安安打她时的录音，找到了北京友谊医院的一位精神科专家。看了赵梅带去的资料，专家先是批评她不带孩子来面诊，然后表示，凭自己的经验判断，“这个孩子应该是双相（躁郁症），一定要吃药！”随后，就给安安开了3种药——盐酸丁螺环酮，利培酮口服液，宁神安脑胶囊。
专家强调：“吃药的作用就相当于是说把孩子的大脑保护起来，再有什么应激事件就不会再伤害她的大脑，否则后面的发作会越来越频繁，程度会越来越严重，总之，一定要吃药。”
赵梅问，如果女儿不吃药怎么办？专家说：“那就‘暗服’。”
为了骗女儿吃药，赵梅把药研磨成粉，再放在黄色的胶囊里，跟安安说这是维生素，但是天生敏感的安安怎么也不吃。赵梅又把利培酮口服液掺在安安爱喝的橙汁里面，但是安安瞬间就嗅出了异味。精心准备的“暗服计划”彻底失败了，赵梅沮丧至极。
那段时间，赵梅在网上查了不少资料，她觉得安安那些表现似乎真是专家所说的躁郁症。据说这种病如果前期不积极干预，后期会更加严重。然而，无论赵梅如何软硬兼施，安安始终不同意去看医生，她倔强地认为：“我没病，病的是你，你才该吃药！”
又过了1个月，赵梅再次带着安安发作时打砸家用物品的照片和发作时大吼大叫的录音，来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挂抑郁症门诊号，可医生说：“只有把孩子带过来做一系列的检查，我们才能给她下结论。”
赵梅不甘心，又听人说可以去回龙观医院试试，于是又去回龙观医院挂了个普通的精神科大夫的号。那位医生人很好，告诉赵梅应该挂“青少年门诊”的号，建议赵梅把自己的号退了，临了还说：“孩子这种情况，应该要住院治疗，但是很多孩子不愿意住，住几天就哭着喊着要回去，得看家长是不是有决心让孩子在医院持续住上一个疗程。”
听医生的建议，赵梅赶紧去挂专家号，恰好那天有人退号，她幸运地挂上了一个“青少年门诊”的特需号。
W专家先问她，孩子能不能正常上学？
“能，而且成绩还不错。”赵梅如实回答。的确，哪怕是安安在家打闹摔东西的那段时间，她的成绩依然还不错，初一开学还能排进了全班前10名，可惜没多久因为作息颠倒，就去不了学校了。
“孩子是不是只和你发生冲突、不和别人发生冲突？”W专家问。
“对，就是不和别人发生冲突，老师说她在学校除了不爱说话之外，也看不出任何异常。”赵梅回答。
“第一，孩子不用住院，第二，也不用吃药。”W专家肯定地说，这种情况吃药根本不解决问题，“就是吃药，能把你这个妈吃没了吗？”
显然，W专家是在暗示，赵梅母女的亲子关系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这句话相当犀利，就是说亲子关系不好，是妈妈导致的。孩子打你，骂你，发脾气，都是在提醒你该改变亲子关系了。”赵梅后来是问了其他家长，才解读出专家这句话的言外之意。
虽然W专家说话难听，但那天看完病，赵梅却开开心心地回了家。因为她从专家那里得到的答案，正好和她内心潜意识期待的结果不谋而合——她不想让安安住院，也不想让她吃药。得到专家的确认之后，赵梅早就忘记了被讽刺的尴尬，内心反而有了一点平静和喜悦。
那天在等特需号时，赵梅结识了一位同样给孩子问诊的家长张斌。回家后，张斌通过微信联系赵梅，询问安安的情况，同时也把自己儿子强强的病情跟赵梅描述了一番。
强强17岁时，重度抑郁初次发作，在此后近1年的时间里先后住了3次医院。刚开始，强强吃的是抗抑郁药舍曲林，但吃完就开始“躁”了。这时医生说：“真是对不起，估计是抗抑郁药导致转躁，吃错药了，再给你换一种药吧。”可换服药一段时间后，强强的病情并没好转，张斌便怯怯地再次去问医生是什么情况，那医生倒是谦虚，平静地说：“您家孩子是难治性抑郁症，在我这里看不好，您还是找找别的医生吧。”
于是，张斌找了另外一个医生，给孩子又开了其他的药，吃一段时间，还是没成效。
无奈之下，张斌就又找了一个心理咨询师，对方告诉他：“如果想找我咨询，就把所有的药都停掉，不要再吃药了。”张斌救子心切，就把强强所有的药都停了，带着儿子开始接受心理咨询。但事与愿违，从这以后，强强的病非但不见好，反而更严重了，本来计划休学半年，但是后来延长到1年、2年，再到3年，最后病情完全失控了。
没有办法，张斌就又让儿子开始吃药，结果病情还是控制不了，他再带着儿子去安定医院住院，住了一段时间，还是不好。再后来，他听说河北燕郊有个台湾精神科专家坐诊的民营医院，名气很大，他排了长队，终于托人让强强住了进去，结果半年花了30多万，儿子还是不好。
等张斌挂回龙观医院那个赵梅找的W专家，W专家告诉张斌：“燕郊的民营医院用了一个药，氯氮平，这个药都很多年没有医生用了，而且药物依赖性很强，怎么敢随便上这种药呢？”
这话把没有专业药理知识的张斌说得云里雾里，他还是隐约地感觉到，这是吃错了药呀。
强强吃了5年的药，前后花了40多万元，公立和民营精神科医院都住过了，但现在却并没有好转。张斌和赵梅沟通的重点就是：“重要的事情跟你说3遍：就是千万不能吃药，千万不能吃药，千万不能吃药！”最后，他还补上了一句：“如果说你家孩子住院吃药，就不要和我联系了，如果说你住院吃药后悔了，可以再跟我联系。”
张斌这番话的中心思想，是说药根本就不能沾，只要沾上药，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吃了药根本停不下来，这些药根本治不好抑郁症，而且越治越严重。他很后悔地对赵梅说：“我现在宁可我的孩子像你的孩子一样又打又骂，也不想要一个吃了药之后就变傻、很多功能都退失了的孩子。”
因为张斌反复地强调这些，赵梅也被抗抑郁药吓住了，心里更加惧怕给安安用药了。
随着安安病情的发展，她开始在家里砸东西，目光所及之处，没有不砸的物件。她仍会时不时地打骂赵梅，最严重的时候能连续打1个多小时，把赵梅身上抓得全是伤。赵梅的双臂上现在还能清晰地看到一道道抓痕，外人都难以想象亲生女儿能把妈妈抓成这样。
赵梅真想把安安送到医院去，但她根本不去看医生。赵梅只能又走上了代替女儿寻医问药的路。
赵梅又去了回龙观医院去找W专家，然而，这次对方听了赵梅的描述之后，回答和上次说的不一样了。W专家强调，安安不用住院，不用吃药，但需要接受心理治疗。她还说，如果不接受心理治疗，肯定是好不了的——可是赵梅能来接受心理治疗，安安根本来不了医院呀，能来又何必需要赵梅来代诊？
唉，此路还是不通！
安安对赵梅的打骂还在升级，没办法，赵梅第三次挂了W专家的号，跟她详细描述了最新的情况——作为一个单亲妈妈，每天面对这样一个孩子，不出门不说话，唯一的沟通方式就是通过打骂妈妈来发泄愤怒，赵梅实在想不通。
W专家等她描述完后，见怪不怪地说：“你俩已经陷入一个死局了，看来必须住院了，而且最少要住3个月！”
赵梅更加茫然了。张斌拉她进过一个的家长药物讨论群，她看到群里很多都是孩子不能坚持吃药导致病情反复或者吃药也没好的例子。面对这些活生生的例子，即便那么多专家都跟她说让她带孩子去住院吃药，她还是恐惧去选择那条路，再说，让安安主动就医根本不可能，除非强制送医。
人总是先有感觉而后有认知，赵梅无法摆脱这些先入为主的对于抑郁症治疗的成见，迷茫中，她退而求其次，去求助心理咨询师——也许心理咨询师可以治好孩子的病呢？
赵梅把网上能约到的“心理专家”都请到家里面，其中不乏北大、北师大心理系毕业的心理咨询师。这些心理咨询师倒是尽力，她们尝试着让安安说出幼年的创伤。她们常挂在嘴边的都是那句话“童年的创伤需要一辈子治愈”，她们小心翼翼地和安安打招呼，问起她小时候发生的往事，希望通过这些蛛丝马迹去分析造成她情绪波动的诱因，进而提供解决方案。
但面对这些心理咨询专家，安安的反应就是缄默，无声地抗拒，逼着这些咨询师忍不住尴尬，无趣地告退。
一筹莫展时，赵梅偶然听到大兴的一位家长说，在北京南边有一个心理矫正机构，类似于戒网瘾学校。赵梅又心动了，因为这个学校有一个贴心的“送医”服务，让她觉得找到了救命稻草。到学校考察并交了费用之后，校方果然派了一男一女两位穿迷彩服的教官来家里接安安了。赵梅没见过这阵势，眼看两位教官进到安安的房间，不知说了点啥，就真的把安安带到了安定医院。
赵梅通过黄牛挂了一个安定医院的特需号，那位主任医师很有耐心地和安安聊了半个小时，据在场教官的描述，整个过程安安异常安静，问的问题也都回答。最后主任医师给的建议是：“这个姑娘是青少年情绪波动，不算情感障碍，做心理咨询就可以解决问题。”
听完医生的话，赵梅又一次陷入了迷茫：青少年抑郁诊治到底有没有标准？怎么一个医生一个说法呢？怎么一个医生前后的说法也会不一样呢？
赵梅想，如果不送医的话，就可以考虑让她去那个矫正机构。学校提供一对一的心理咨询，除此之外，学员们每天要整齐划一地列队出操练习，类似于半军事化管理，让这些少男少女在白天消耗过多的能量，晚上能不拿手机好好睡觉。
赵梅真的就这样做了。但学校的心理咨询师给安安做心理辅导时，只要到了讨论环节，安安小时候超前学习的各种知识就都会派上用场，比如她小时候接受过系统的国学训练，一次聊起“孝道”，她旁征博引，竟能驳得咨询师哑口无言。后来，咨询师告诉赵梅，很多有情绪问题的孩子本身也是早慧的孩子，虽然有情绪问题，但思维系统仍完全正常运转，某些时候会表现出极强的思辨能力。
安安在矫正机构待了不到1个月，天天央求赵梅接她回家，并保证离开学校回家就一定回原来的中学去上课。学校的老师劝赵梅不要这么快答应，但赵梅耐不住女儿的央求，也是想看看“矫正”的效果，就把安安接回了家。
回家之后，安安依照约定，还真去学校上了3天课，但是之后她就又“躺平”了，死活不去上课了。赵梅求班主任上门来叫她，可安安连门也不给开，更别说去上学了。
本来安安和赵梅说好，回家之后晚上10点交手机，可是3天后，安安又开始拿着手机熬夜，回到了过去那种昼夜颠倒的生活。这次去矫正机构的尝试就像是把一颗石子扔到水里，仅仅起了点涟漪而已，安安的状况短暂改观后又回到了老样子。
焦急中，赵梅开始寻找第三条路——听别的家长说的“家庭教育”，就是父母要加强学习，继续成长。家庭教育专家都说：“只要父母好了，孩子一定会好。只要父母状态改变了，提升了，发自于内心地去爱孩子，那么散发出的能量和力量就会不一样，进而就能感动孩子，孩子自然能从这个困局里走出来。”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赵梅在各个心理平台买了很多课，也听了很多的课。有一次，听一个广州心理机构的家庭教育课，对方的销售信誓旦旦地说，机构网课的老师都是哈佛大学同级别大学毕业的心理学专家，保证1个月解决孩子的心理问题。赵梅迷迷糊糊就交了12800元，听了2次课，感觉实在没有什么用。可当她想退款的时候，对方就开始扯皮了，说可以无限循环续听，退款没门。
赵梅临时抱佛脚学的那点家庭教育知识在和安安的相处中根本用不上，因为平时安安都是自己反锁屋门，根本不跟她交流，母女俩偶尔说句话，可能还会引起轩然大波——有一次，赵梅看着安安从冰箱里拿出来冰镇可乐扭开瓶盖就要喝，善意劝阻说“能不能喝常温的？”安安立马怒目圆睁，一脚就又把书架踹倒了。
赵梅也疑惑起来，她感觉即便自己改变得很好，好像也感动不了安安，因为安安不接受她的任何示好、任何爱意、任何包容。赵梅向家庭教育专家求助，那些老师就会指责她“没有坚定的信念”。所谓的坚定的信念就是：第一要相信自己，第二要相信孩子，相信孩子根本就没有病，TA只是心灵受到了伤害，如果家长相信孩子，孩子就一定能好，如果家长坚信自己能成长，就能影响孩子……
“都是一大堆车轱辘话，一堆无法证伪的废话。”赵梅最后总结道。
尝试过了住院吃药，接受心理咨询和家长学习、成长、改变自己，赵梅内心犹豫，又彷徨纠结——哪条路也走不通，每条路都有无法突破的障碍，但每条路似乎都很有希望。赵梅自嘲得了选择障碍症。
“走不通的时候，我甚至有过破罐破摔的念头，逼急了，自己也不想活了。可安安还小，我又如何忍心扔下她？最后每次又逼迫自己重新拾起信心。”赵梅幽幽地说。
赵梅还是不甘心，又挂了安定医院的专家号，那天排队的时间特别长，到晚上才能看上。在等待期间，赵梅听见急诊室那边传来特别大的喊叫的声音，她出于好奇，就想去看看来急诊的病人会是什么样子。
她看到1个穿着黑衣服的女孩，被5个保安架起来——2个保安各抱着女孩的一条腿，另外2个保安各抱一条胳膊儿，还有1个保安按住她的身体。保安们把这个女孩儿从车上抬到急诊室的椅子上之后，眼看这个女孩儿一直在大喊大叫，还有夸张的肢体抓狂动作，只好用胶带把女孩的手臂捆在椅子两边的架子上，把她的双腿也捆在椅子腿上。女孩不能动了，但是她的喊叫依然没有停歇。
女孩的妈妈在旁边，特别着急地在等着丈夫过来拿就诊卡办手续。可能因为特别慌乱，女孩的爸爸像无头苍蝇医院不知所措，被妻子骂了后，一副敢怒不敢言的窘态。赵梅是个利索人，她看不下去了，就帮他挂号，帮他交费，然后帮他们跟医生交涉。
后来，赵梅了解到，这个叫真真的女孩儿已经服用抗抑郁药舍曲林3年了，中间状态有所好转时，便没有经过医生复诊就擅自停了药。停药不到3个月，真真突然间就又成了这种疯狂状态，在家里闹完就跑到大街上喊着要自杀，她妈妈只好强行找人把她带到安定医院来挂了急诊。
赵梅问在场的医生：“真真已经吃了3年药，为什么一停药就这么严重？”医生谨慎地回答：“在原因不明的情况下不好下判断，只能先通过住院观察。”赵梅又问医生像这种情况下要住院住多长时间，医生说：“至少住1个半月，之后吃药维持治疗，至少要吃1年或者是2年，也可能3年。”
赵梅听完后，内心也开始崩溃了——要是安安也像真真这样呢？她对西药更进一步加深了恐惧。
大家和医生交流过程中，真真一直在那边喊闹，她妈妈吓得也跟着哭，在场的医生和护士倒是泰然自若，人家见到这种情况真是太多了。护士后来拿了地西泮针剂准备给真真打针，但医生说：“必须等她平静之后才能给她打，如果不平静打会非常危险。”
真真妈就在那里一直摁着女儿，安慰她，赵梅也试着去安慰真真。等到真真稍微安静一了点儿，赵梅赶快去叫护士，护士过来之后，很麻利地给真真屁股上打了镇静剂。大约过了5分钟，真真从特别癫狂的状态慢慢进入一个特别安静的状态，再后来就进入一个萎靡的状态，像一个有气无力的小猫，昏昏入睡。
过了2个多月，赵梅听真真妈说，孩子在医院住了1个半月，“按精分（精神分裂）来治疗的，实际上那个诊断上没有写精分，好像是写的是双相情感障碍（躁郁症）”。听真真妈说，真真在医院吃了很多药，还进行了无抽搐电击（MECT），总之，基本上能用的治疗方法应该都用上了。出院前，医生给真真开了3种治疗躁郁症的药，要求吃1年到2年，绝对不能停药。
在目睹了真真的看病过程后，赵梅感慨良多。她意识到至少真真的父母是一起来医院的，而她是单亲妈妈，很多事情都需要自己独自面对。此外，即使如愿让安安住院，安安也需要接受长期的治疗，可能需要服药1年甚至到3年。如果停药后出现复发，赵梅觉得自己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
所以，她还是在犹豫要不要送安安就医。
很多人会说，如果孩子病得比较严重，果断送医也许更好吧？总不能看着急症发作而不干预吧？实在不行，按照精神卫生法的规定，用110加120来强制送医也行呀。
赵梅表示自己也很无奈，在安安不自愿就医的情况下，她迟迟没有送女儿住院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怕使用警察和120等方式，会对孩子造成极大的心理伤害。她对此难以承受，担心母女之间本就不和谐的关系，若再加上这样的积怨，即使病症得到了控制，安安对她的仇恨也可能会日益加深。再者，按医生的逻辑，安安出院后还需要持续1到3年的药物治疗，僵持不下的母女关系，是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
“每个人都说我太纠结了，考虑的问题太多了。面对别人的问题，人们都是清醒的，可是一旦问题降临到自己身上，困难就是困局，这些问题没有人替我准确解答。”
另外，赵梅说自己的报警经历也耐人寻味。
在安安生病的过程里，赵梅共报过10次警，有时是因为安安离家出走，有时是因为安安打她太严重被逼的，有时则是考虑把安安送到医院而报警。接警的警察绝大多数都非常有爱心，非常负责。赵梅以前没有接触过警察，但这些特别为一般人服务的警察，让她真正体验到了人间真情，这是她之前从未有过的体验。
其中，有一位临时被借调到派出所的刑警，小时候的经历和安安类似，报案那天，他在赵梅家陪着安安一整天，陪她在小区里散步、一起吃饭，还答应带她去欢乐谷游乐场玩过山车，还加了孩子的微信，说随时可以约他。另一位警察也曾陪安安看了2个小时的电影，看完后还开车带安安去兜风。还有一位派出所所长来到赵梅家时，在安安的书法桌子上看到了她写的作品，因为他也喜欢书法，很快就和安安找到了共同语言，他的女儿和安安年龄相仿，后来这姑娘还给安安写了一封长信，写得特别真诚和用心，足足写了3页纸，还送了电影票和毛绒玩具、纪念币。
结果，现在安安变得特别喜欢警察，如果有什么事情，都会主动打110，叫警察来。
“她不是怕警察，反而觉得警察更有职业素养，有温情，理解她，更有同理心。”
赵梅说，有一天安安又跟她闹，她把小区的保安叫过来了，安安就跟那个保安说：“你去报警吧！”那个保安说：“为什么让我报警？”安安说：“警察比你们这些保安有职业素养！”
当然，每次报警，最后没有把安安带到医院也有其他原因——安安在外人面前的表演太有迷惑性了。警察来时，安安静若处子，来赵梅家的警察，没有一个同意强行把安安送到医院的，反而都觉得是赵梅这个当妈妈的特别执拗，不讲理：“孩子就跟你闹两下儿，你就把孩子送到精神病院？哪有你这样当妈妈的？”
赵梅知道他们的好心，但是他们没有目睹安安发作时的躁狂状态，不理解她的绝望和窘迫。
我和赵梅从去年年底结识，到现在过去半年了，关于她为安安寻医问药过程中的艰辛和波折，也许只有深陷其中的家长们才能彼此感同身受。困在情绪里的何止是患抑郁症的青少年们，他们的家长们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北京的各大医院抑郁症门诊，有太多为儿女治病而心力交瘁的父母。以赵梅为安安代诊为例，她去过的北京精神专科医院可真不少——天坛医院去了2次，北京回龙观去了5次，大兴区精卫去了3次，北大六院去了3次，安定医院去了6次，海淀心理康复医院去了3次，跑矫正机构6个来回……赵梅没有细算为了女儿总共跑了多少距离，起码也跑了上千公里了吧。
与这种频繁去医院形成对比的是，大多数家长还是觉得药物治疗不完美。但这是现在最主流的治疗方式，服用药片的成本，比起心理咨询的费用还是小了很多——心理咨询费用，一次一小时起码600到800元，进阶一点甚至上千元。
当然，精神科特需专家的挂号费也不便宜，一次起码也要500到800元。我听过太多外地家长来北京帮孩子看病的故事，一位从黑龙江来北京为儿子看病的妈妈，看一次病的路费住宿费就3000多，一个专家号就是500元，面诊时，主任医师也许5分钟就给他们打发了，复诊的结果也许就只是增加半片盐酸舍曲林。看着后面排着长队候诊的病友，这位妈妈还想多问一句，医生就已经喊出：“下一个！”
“看病太难了！都说什么高血压、糖尿病是富贵病，其实青少年抑郁症才是伤钱的富贵病。”赵梅感叹道。
的确，多少家庭都是举全家之力来为自己的孩子治病，很多父母委屈自己哪怕几年都不添新衣服，但只要孩子提出要求，他们就会竭尽全力去满足。
“你说，我们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呀？”赵梅抱怨道。
安安在学校的催促中，又办了休学半年的手续。今年5月末，面对在家无休无止闹腾的女儿，赵梅又下决心把她送到河北唐山的一家网瘾学校——此前那家北京那家矫正机构的老师，因为不满赵梅太早接安安回家，直接删了她的微信，赵梅想再送安安去，也是自讨没趣。
“总之走一步看一步，我也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了，起码她在网瘾学校放下了手机，能按时睡觉。”
赵梅的父母也都90岁了，最近母亲又卧床不起，亲戚们都忙着照顾老人，赵梅也每周排着班去照顾母亲。白天她又要忙于工作，能做的就是到饭点儿了给安安订上外卖，保证她不饿着，其他的，顾不上了。
和亲戚聊起安安的事，亲戚们还讽刺赵梅优柔寡断。赵梅愁闷至极，和母亲聊起安安，老人说：“过去日子那么难，我带你们四个，不都好好的吗？怎么现在连一个闺女都带不好？”
赵梅只能闭嘴不提。
而跟她一直断续联系的张斌，儿子已经因为休学错过了考大学的机会。张斌也彻底没有过高的期望了，每周一次去社区医院里给儿子做按摩，每天陪孩子在小区里走5000步，面对着一个比自己还高半头的儿子天天待在家里，他也是一筹莫展。
青少年抑郁症的识别和治疗目前仍是全世界范围内的一大难题。加上信息不对称，使得家长们陷入了人人自危的局面。
在我和赵梅初识的时候，一部名为《困在心绪里的儿子》的美国电影正在中国热映。影片讲述的是一位父亲，因无法理解儿子的抑郁而一步步走向困境，最终在枪响之后宣告故事终结。很多家长看完电影后表示：“后劲太大了，让人一直回忆电影中的各种细节，为每个角色而难过，却又无法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宣泄自己的愤怒和悲伤。影片中似乎所有的人都有错，但又好像谁都没有错，他们都陷入了亲情的迷宫中。”
然而，电影终究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现实中的家长们却需要苦苦探寻为孩子摆脱抑郁困扰的道路。赵梅，这位困在心绪里的妈妈还在原地踏步，无法走出这个困境。她看着孩子的情绪一天天恶化，感到非常焦虑和无助。而赵梅的故事只是千万个困在心绪里的妈妈中的一个缩影，这样的故事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我们身边发生。我们不知道何时能够找到这个谜题的答案。
（本文人名均为化名）
曾供职知名媒体
从事一线采编15年，
工作中患“PTSD”病重住院，
病愈后致力心理及精神科普工作。
狗仔卡
发表于 2023-10-3 09:0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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