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连父母都可以因为性别而放弃自己的亲生骨肉，转而去哺育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那还有什么是可靠的呢？亲情到底是什么？亲人又是什么？
我是他们生的第五个女孩，也是攒够了失望后，必须要送出去的唯一一个，也许也是他们眼中极为不祥的一个。我出生于1985年，农历的七月十五，粤中地区的农村，这个出生日期，莫说粤中，搁整个广东省都会被视为不祥，是滞留在人间的鬼投的胎，何况还是个女孩儿。
收养我的是一个已经有三个孙儿、渴望多个孙女锦上添花的同村老奶奶。奶奶把我抱回来后就把我的生日改了，改成八月初十。她说，我是一出生就被抱回来的；她还说，幸亏你长得漂亮，手长脚长的，不然你妈可不答应收养你。
相较于奶奶的一头热，养父母对我的存在是持无所谓态度的，也就是多张嘴的事。我的身世也从来不是什么值得忌讳的话题。村里东家长，西家短，好事者多不胜数，爱瞎逗弄小孩的更是不缺，三天两头，小小的我总会收获戏谑提问：“你是跟你亲妈亲呢？还是跟养母亲呢？”
彼时，我总会气愤回答：“当然是养母呀！”他们听了，呵呵一笑，继续向掉进陷阱的幼儿诱问：“养母有什么好亲的？那可是怀了你十个月的生母哟，你这娃咋那么没良心哟？”
每到此，我就压抑不住怒火，歇斯底里地咆哮：“生了就了不起了？我又没求着他们生，她可以打掉我不生的啊，谁逼她了？”众人预期的效果出来了，顿时哄堂大笑，养母听了也咧嘴笑，却又拿捏作势道：“你们别逗她了。不过吧，这孩子总算没白养。”——养母似乎总需要以此来确认她收养的正确性，乐此不疲。
在这个把重男轻女视作平常的村子，不只我一个孩子是抱养来的，只是别人的父母大多都不会对外承认。如果有谁敢拿这说事，他们一般都会喝止，好事者就会收敛些许。唯有我是不被保护的，可以被随意赤裸地窥探、嘲笑。这种嘲笑跟着我进入了青春期，我用恨极了的眼神盯着这些满怀恶意的同村大人们，他们会回以戏谑眼神，然后不屑走开。
但我更恨我的亲生父母——我童年遭受的痛苦，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亲生父母隔三岔五的打扰。他们每回出现，基本都是哭哭啼啼的，有时是因为超生罚款，有时是因为家里没钱……对我来说，都是一场灾难。
一看见他们来了，村里一些不怀好意的孩子就会吆五喝六奔走相告，甚至围到我跟前嘲笑：“哟，你亲妈来喽，小野种要被收拾啦？”
那些话像利刃一样，刀刀捅在我心上。我红着眼，从地上抓起一把石子疯狂地撒向他们。他们自然回家告状，于是我又被养父母抓着训斥，甚至痛打一顿。
这也是养父母拿捏我的另一重杀手锏，像“再不听话，就把你送到你生母那里去”的话张口就来。恐惧使我顺从，每逢我和我三哥打架，他恼了也会说：“你就不是我们家里人，你就是捡来的，还不赶紧滚？”我听了愈发不依不饶，明知打不过，明知会被打得一身伤痕，手心手背会被掐满“月牙”，还是咬着牙骂：“你才是捡的，你才是从垃圾堆里捡的。”养母见了就恼，抄起棍子不分对错对我俩一顿好打，边打边骂：“你要是亲生的，我早打死你了，你个不知死活的死丫头。”
她这么说时，我就软了，不闹了，站定了任她打。
一回，养父买了盐水菠萝回来，吃到最后一块，我先拿到了，被二哥一把抢过去，我哭着控诉二哥吃了那么多不公平。养父听了，却掐着我的脖子捏着我的下巴，从二哥手里拿过来菠萝强塞到我嘴里，边塞边骂：“叫你吃、叫你争……”全然不顾我已被掐得满脸通红、几乎断气。
逢这种时候，只有奶奶会冲上来。她一边骂养父，一边一把将他推开，将被吓得几近崩溃的我搂进怀里。整整一周，我跟丢了魂似的瑟缩着，发抖、哭，说不出话。奶奶心疼我、护着我，好事者就说她偏心、说她拎不清，她掷地有声地回：“我不偏她谁偏她？那三个男孩又不缺人疼。”
白日里总是被大人们威胁说要丢掉我，夜里我就常梦见自己被亲生父母带回家关进小黑屋，或是在黑夜里被养父母偷偷丢下，一个人无助狂奔，找不到归路，只能撕心裂肺地哭，直到哭醒到处找奶奶。
在奶奶的庇护下，我还能稍稍喘口气。可奶奶也只有单薄的脊背，为我撑起一小片天已经是精疲力竭。
生母频繁上门，我的恐惧与日俱增。到了上小学时，甚至到了不敢踏入家门的地步，经常一个人在外徘徊游荡至天黑透。临近家门，要悄悄地贴在墙根仔细地听屋里的动静，确认没有外人的声音了，才敢进去。养父母见我回来晚了，会责骂我性子太野。
我的恐惧一直攒到1993年，在我二年级的一个夏日，集中爆发了。
当天，我早早回了家，不记得为什么了。一进门，就看见亲生父母坐在家里的木长椅上，眉头紧锁，房顶上的风扇呼哧呼哧地吹，他们似乎在跟我养父母商量着什么。
我立马抬脚转身往外走，却被养父喝住。生母转头看向我，我脱下衣服往头上蒙，不想她看见我，更不想看见那挂着假惺惺的深情的脸，尤其是那双满载着“沉重”叫人喘不过气的眼睛。我只想赶紧躲、逃。
养父朝我脸上甩了一巴掌，骂道：“谁教得你这样没礼貌？”
我崩溃大哭，怒视生母：“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养父暴怒，对我吼：“给我跪下！”
我不跪，他狠狠拽了我一把，我一个趔趄摔在地上，愤怒地吼道：“自己生了又不养，老跑来我家做什么？是想让我死吗？我和你们除了这一身皮肉，还有什么关系？是不是非要我死了才能结束？”
我趁他们不备，夺门而出，“哐”一声跳进了家门前的池塘里。而我不会游泳。
自此，亲生父母再没有出现了。
后来，奶奶说，我亲生父母抱养了一个男孩，花了5000块，而我只要了70块钱，他们觉得卖得太亏，所以常常来闹，说家里人口实在太多，没米下锅——在我之后，又生了2个女儿。
小时候，我常常想：如果连父母都可以因为性别而放弃自己的亲生骨肉，转而去哺育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那还有什么是可靠的呢？亲情到底是什么？亲人又是什么？我恨他们，但似乎更恨的是自己的性别。
慢慢地，我变得不爱跟人交谈，常会陷入某种不安，唯有钻进书中，才能短暂地忘却现实，获得快乐。也许是因为爱看书，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时常被老师表扬，那些企图欺负我的孩子也收敛了许多。升初中时，我以年级第二的成绩进入了镇上唯一一所中学的重点班。
中学在镇子南边，离我们村足有六七公里，我和村北的小丽结伴同行，一起骑自行车上下学。小丽就是班里另外一个考上重点班的同学，养父母家早先在村子南边，我俩那时并不熟，直到我六年级时养父母在村北边的宅基地上起了新房子，我俩才逐渐熟悉起来，后来甚至做了同桌。
我和小丽的人生某种程度上互为镜像：她家很像我亲生父母家，她是家里老大，有四个妹妹，其中一个妹妹送了人，又抱养了一个弟弟。她家里也很穷，但有一个在香港的爷爷，还有一个有钱的大伯会时常给点钱，生活勉强还过得去。
但小丽比我幸运多了，她父母十分地爱她。她性子沉稳冷静，对人宽厚包容，尤其是对我。我带着童年的痛苦进入青春期后，一身戾气，额头上就差没凿上“叛逆”两个字，随时随地都可以跟人掐一架。不过不论对错，小丽在冲突发生后总是默默地站在我这边。有时我心情不好说要找个地方“探险”（实际就是想干些坏事来发泄），她也会毫无怨言地跟着我，钻别人庄稼地里挖红薯摘玉米掏鸟窝，挖洞拾柴火搞野炊……
小丽全无助纣为虐的纠结，甚至还有点乐在其中，有时被大人逮住骂几句，她也无所谓。有一回，我俩甚至偷到她家的地里，我发现不对劲，结果小丽说“没关系啊，偷呗”。后来，小丽妈妈知道了，把她骂了一顿，还教育她不能再跟我玩了。可我们依旧形影不离。也许是因为小丽的无限纵容，我的戾气慢慢消融了许多，青春期才没有走得太偏。
我上初一时，养父家的大哥二哥正在上中专，三哥上初三。养父做生意养家，按说家里条件也不算差，但他好赌成性，大手大脚，赌光了就借，以至于我们的学费经常都交不起。养父母是怨偶，三天两头就要为钱闹一场，一闹起来，养母就回娘家搬救兵，搬来了，两伙人打打杀杀，闹得不可开交。我们住村南旧屋时，养母一闹起来，不是要跳湖就是喝敌敌畏，以至于后来二哥一看见他们闹，就会等在湖边的豁口上好拦她。
1999年，我上初二，临近年底时发生了一件事，导致养父母的关系彻底坠入冰点。出事当天，养父拿着1万多块钱准备去交货款，结果路上看到有人推“牌九”，瘾上来了，就掺了一脚，进去没多久，赌点就遭人举报，连人带钱一起进了拘留所。拘留所那边通知要交5000块才能放人，养母四处找亲戚借钱，好不容易凑齐了交了罚款，这头刚接到养父，那头交不起钱的赌徒们就被一窝全放了。
养母霎时气火攻心，倒在床上躺了近两个月。那段时间，家务就落在我身上。我要安慰养母，要给她熬药。她躺在床上，哭天抹泪，养父一进家门，更是哀嚎不止。我才知道，原来大人的哭声，听起来那样恐怖。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逢到寒暑假，我都会去打工攒学费。寄人篱下，我下意识地不想亏欠养父母太多，花自己挣的钱，会自在许多。自小学四五年级始，我就会到附近工厂找活干，90年代的珠三角轻工业蓬勃发展，工厂普遍都会收童工。上初中后，我常约上小丽一起去打工，流水线一站就是8个小时以上，站到脚麻生疼。夏天天气闷热，工厂环境不好，时有蚊虫飞进飞出，我俩穿着短裤被叮得满身是包，小丽会匀给我她爷爷从香港带回来的一些好用的药膏。有时，小丽也会说到她妈妈因为没有生出儿子所遭受的苦难，我就想那个勤劳善良的阿姨，她和我生母一样吗？
生父母消停的那几年，我算是度过了一段相对安静的岁月。就在我以为我已经撇清了跟他们的关系、尘封了关于他们的一切的时候，他们又开始出现了。
当时，班里有一个女生与我长得颇为相似，我们也很投缘，但我没想到的是，她竟然是我亲生父母那边的堂姐。堂姐偷偷把我所有的信息都转给了他们，包括我的照片。
初二下学期，我突然收到一封四姐的来信。她言辞恳切地向我解释生父母如何如何不易，如何不得已才把我送人。一种背叛感油然而生，我当着堂姐的面，一把把信撕了。我俩就此绝交。
四姐不放弃，陆续又给我写了几封信，我终于烦不胜烦，写了封信去质问她：既然那么困难，为什么还有钱去买儿子？你们一而再地找我，一而再地打扰我的生活，我想问，你的弟弟知道自己是抱养回来的吗？你们敢让他知道吗？舍得让他知道吗？你能不能告诉我，“亲人”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如果血缘不足以承担起这个联结，那我们之间又还能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足以承担，那为什么又生而不养，转而去哺育别人的孩子呢？
那天下午放学，我一言不发地在操场上跑步，一圈又一圈，真希望就这样跑死算了。小丽见我不对劲，跑来追我。我停了下来，平静对她说：“没事，要不你陪我去为咱们评文明班级添砖加瓦吧。”
上初中时，学校会在放学后对各班进行考勤，主动打扫公共区域可以申请加分。我拉着小丽去垃圾站清理垃圾，实际是因为那里足够偏僻。我有些话想问她，我把给四姐的质问抛给了小丽，小丽沉默以对。
我大发雷霆：“你知道你妹妹现在过得怎么样吗？你对我好，是因为你妹妹吧？”
她摇头，而后落下泪来：“也许吧。我妈说她左手长有六根手指。等她大了，如果有机会我还是想去见她一面，跟她说声‘对不起’。”
“可是对不起有什么用呢？”我哽咽着说，“那是一句对不起的事吗？”
那一刻，我觉得我和小丽该分道扬镳了。她不可能理解我，我也不可能理解她，敏感如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对方的逆鳞。
小丽也仿佛预感到了什么。那天傍晚，我们骑着自行车回家，一路相顾无言。走到一处分岔口，我指着笔直的柏油大道对她说：“你走这儿吧，直一点也快一些、平坦一些。我想走那边看看不同的风景，村口见。”说完，我便拐进了一条小路。那是一处田坝，是推土机压出来的泥道，又窄又多水洼，一路都是车辙，十分难走。
小丽却没听我的，她跟了上来，说：“我陪你吧，一个人不安全。”
我怼她：“有什么好陪的，早晚都是要分道扬镳的。你走你的康庄大道，我走我的泥泞小路。也没什么，这里的风景也不错。”
她说：“好什么，这条路上到处是果园，说不定藏着什么抢劫犯和粉友。”
（90年代的珠三角受《古惑仔》系列电影的影响，常有飞车抢夺、吸白粉的情况，时不时听说有犯了罪的人藏到果园里。）
中考后，小丽收到了录取通知，她大伯愿意继续供她上高中，我没去送她。我也收到了录取通知，但失眠了一夜，当年的话一语成谶。我知道自己的命运，也畏惧过、彷徨过，可纵使脚下遍是玻璃茬，那也必须踩上去，痛不痛都得走。
2000年夏，大哥从中专毕业，养母为了他的工作，里外打点，花了不少钱。二哥和三哥也在上职中，不久也要面临找工作的问题，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怎么可能同意我上高中呢？初中学费一个学期不过800块，我暑假能挣600块，我就问他们要200块。上初三那年，养父却好似不知道一般，不情不愿地问：“怎么还在读，不是该毕业了吗？”初中3年都这么困难，更别提高中又是学费又是住宿费、生活费，他们怎么可能为我负担这笔费用？
我心里已经有了主意，但始料未及的是，生母大概是从堂姐那得了消息，她跑来养父店里说可以供我上中专。养母听了大怒，指着我的鼻子骂：“他们有钱了，你是不是上赶着巴巴地跟他们联系上了？我养你这么大，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我好歹供你读了9年书还不够？你一个女孩子家家读那么多书干嘛？要是你承他们的情去上了，以后你就别回来！”
我捏紧拳头，一言不发，暗暗发誓我偏要读，要读很多很多的书。后来我才知道，生父母那边因为修高速公路征地得了不少赔偿金，他们咸鱼翻身了。
但不管知道不知道，我都不可能接受他们的施舍。我刚满16岁，领了身份证，就开始找工作。因为没有学历，我被拒绝了无数次，最后是镇上一家饭店要了我。当天面试完，我就被排了晚班，好巧不巧，还遇到了熟人——我大姑家（养母这边的）的儿子。
这个表哥是镇上一所小学的老师，我们平时接触不多，他看到我后，竟然假装不认识，甚至拿鄙夷的眼神看着我。我感觉心里被狠狠扎了几下，瞬间升起一股愤怒，也许是气得太狠，也许是饭店发的鞋子底薄且窄，穿久了脚底生疼，不知怎地就摔了，水盅碎了一地，手腕还被玻璃扎伤了。我只是简单地处理了一下，被领班骂了一顿，罚了50块钱。
那天凌晨1点多我才下班，农历十五，月明如水，我脚上长满了水泡，只能提着那双又薄又尖的鞋，赤着脚独自走在柏油路上。泪水如决堤般奔涌而出——脚下的疼，面对熟人的羞辱感，不能上学的痛苦，压得我临近崩溃边缘。
最终，我舍弃了这份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辗转去附近几个城镇重新找工作。初中学历，无论怎么找，也无非是做销售或服务员。我认清了现实，心态也渐渐放平了。我在一家咖啡店暂时安定下来，攒了些钱，下班就去学五笔打字和WORD、EXECL做表，然后托人在工厂里找了一份文员类的工作。
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工作了。千禧年的珠三角正处于高速发展的扩张期，到处都在建厂，功夫不负有心人，机缘巧合下，我进了一家工厂做文员。工作来之不易，虽然琐碎没什么技术含量，但我还是格外珍惜，任劳任怨。一段时间后，我算是在厂里站稳了脚跟。
虽然我对小丽说了绝情的话，但她并没有抛下我，她每次周末回来都会鼓励我，我们恢复到从前一样，无话不聊。听着一个一个的高级词汇从她嘴里蹦出来，我羡慕不已，像抓住救命稻草似的求她为我办一件事——帮我弄一套高中的书。
一年后的暑假，小丽真给我带回来了一套高中的课本。工作间隙，我开始自学，但没有老师引导，谈何容易，尤其是英语、数学，更是难上加难。那阵儿QQ正流行，我在网上四处请教，也有许多莫名其妙的陌生人加我，我统统来者不拒，抓着他们问，不管对方乐意不乐意。其中一些网友就把我删了，但一位叫“平凡人生”的网友却甚有耐心，不但详细地给我解答，还指导我去买各种教辅。时间长了，我们渐渐熟悉起来，他说自己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在广西柳州工作，那边熟人不多，工作也不太忙，便上QQ打发时间。我告诉了他我的身世，他知道后，总是鼓励我好好学，不会的尽管问他，见我学得不错，还建议我去自考大专。
“平凡人生”的鼓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的人生，也成了我坚持下去的信念。就这样，在工厂里，我一边工作一边自考，终于在第三年，拿下了大专文凭。
领到毕业证书的那一天，我站在自考中心门口哭了一场。那种身处低位、随时被社会边缘化、随时被人驱离出人生轨道的不安感，至此，终于缓解了一些。
拿到大专证书后，我决定离开家乡，离得越远越好。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平凡人生”时，他问我：要不要来广州？那时他已经辞了广西的工作，在广州工作了一段时间了。他告诉了我他的真实姓名，还把照片也发给我看，请我相信他不是个坏人。
我在电脑这头笑了，回他：怎么会有坏人有这样的耐心，花几年的时间去给一个人解答高中题、大专题，做知识问答机器人？
我叫他勇哥，他长我5岁。勇哥说他会帮我打点好一切，让我慢慢来，不要慌。
走的时候，我没带什么行李，唯独带上了那套高中的书。那套书就像我的灯塔，看着它们躺在书包里，就觉得人生有了方向。坐在火车上，家乡的一切渐行渐远，我终于离开了那座宛如牢笼的镇子，却心静如水。我暗下决心，我一定要重新开始，混出个人样儿来。
车子越接近广州，我的内心越发激动不安起来。终于见到了勇哥，我更是心脏狂跳。勇哥一如在网上给我的印象，阳光、温柔、大方。我提着大袋小袋的行李，下车时拥挤慌乱，灰头土脸，我生怕失了礼，他却全然不在意，粲然一笑，张开双臂给了我一个浅浅的拥抱。我俩没有丝毫初见的紧张，无话不谈，他极尽关怀，我渐渐安下心来。
勇哥帮我在城中村里租了套一室一厅，260块一个月，押二付一。不巧的是，那时他与人谈了合作，准备去武汉创业，大约一个月后，人便走了。
本来我以为拿着大专文凭找个普通文职工作不会太难，但找了两个月也没找到。手上的钱不多了，我越发焦虑，也不敢乱花，紧巴巴地过，每天煮点米，打个鸡蛋做蛋炒饭。那时候鸡蛋一块钱3个。
勇哥常发来信息问我工作找得怎么样，又问我缺不缺钱，我不好让他操心太多，一直报喜不报忧。后来没办法了，我打电话向养母求助。养母接了电话后，冷漠地问我“有什么事吗？”我要钱的话再说不出口，只道“没事，就是想打个电话问问家里”。养母呛我：“有啥好问的，跑出去挣到钱了吧，也不往家里寄点？！”我说还在找工作，她就急匆匆就挂了电话。显示屏上，通话时长是“15秒”——离家2个月，连15秒的牵挂都奢侈。我站在电话亭里哭成了个泪人。
最后，是勇哥转来了1500块，并嘱咐我仔细研究招聘信息。
转机出现在第三个月，附近一家大型超市门上贴出了一则招稽核员的启事，我仔细研究过招聘条件，发现这是一份主要针对卖场各部门业务进行检查的工作。为了得到这份工作，每天这家超市一开门，我就进去跟着那些稽核员，看他们怎么干活，看陈列员如何摆放商品……我把观察到的所有信息一条条记下来，反复琢磨，花了一周左右的时间，弄明白后，才投了简历。
收到了面试通知，人事提问：“你知道稽核是干什么的吗？”我把自己观察的一条条罗列出来，面试官们脸上现出意外的神色。我通过了初试，之后复试也顺利通关。
入职后，我发现稽核员是一份颇为繁琐的工作，除了对卖场商品、场所做检查，还要对仓库、办公场所进行查核，具体到商品生产日期、商品陈列、商品销售、进出数据、卖场、仓库货品进出后场卫生等等。但说真的，这份工作有点不值当，一个月1500块，刨掉房租和生活费，还不如我在厂里一个月1000块来得爽快。
同期中，很多人是高不成低不就才选择了这份工作，干一段时间后，他们不是嫌工作过于繁琐就是嫌工资太低，陆续走了不少人。我这种生来如杂草一样的孩子，任何一线生机都不想放过，所以无论是卖场通宵达旦盘点还是凌晨5点起来对生鲜进出做查核，我都认认真真地完成，努力学习如何查验数据写分析报告。
我像只饕餮似的贪婪地汲取着能接触到的一切新知识。1年后，我就成了驻店稽核人员里的佼佼者。当时这家大型超市所属集团正在大肆扩张，因为稽核出一件涉及几十万的违规单子后，我就被委派去新店做主管——当时，我查核报表时发现数据对不上，有一批品名差不多的商品进进出出，但成本价却变了几次，慎重起见，我去卖场陈列处查看，发现是同一款商品，专门贴了新条码重新进场，有些旧条码甚至直接都没撕，我立马察觉到：这可能是内部人员与供应商勾结了。
升任主管后，工资一下子涨到了3500块，加班的话，一个月可以拿到4000多，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已经算是巨资了。
为了更好地提升自己，我决定继续自考本科。另一边，勇哥在武汉的工作却开展得并不顺利。他是技术入股，手上本来就没有太多钱，公司又一直发展不如预期，他没有收入，父母都在农村，能给他的资助也不多。我说把那1500块还给他，他没要，说女孩子多点钱防身也好，并让我好好干。
2006年过年前，勇哥打来电话，说他打算去一趟昆明，他有个同学在昆明开了饭店，他投了些钱在里面，今年打算在那边过年，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旅行，放松一下。“旅行”两个字对我这样的穷人家的孩子来说是奢侈的，但对远方又怎么可能没有向往呢？我跟家里人找了工作忙要加班的借口，给养母转了点钱，便买了车票去昆明。
昆明的2月，满城樱花开得灿烂。我和勇哥在他同学的饭店附近找了个旅馆安顿下来。第二天，勇哥不知上哪找了两辆破自行车来，手里拿着昆明的地图，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滇池走走。他笑容恬淡，我说“好啊”。
我骑着自行车跟在他身后，随他左穿右拐，车轮碾过许多高高低低的小路，细碎的阳光穿过枝头洒落下来，晃着光与影，微风吹拂，小小的花瓣无声地撒落在我们身上。我静静地骑着车，竟觉得浪漫得不像话。穿过最后一条长长的斜坡后，我们终于到了滇池，池面撒满了白点点，鸥鸟密密麻麻，蓝与白相映，天与水一样蓝，时有游人拿着面包争相投喂，鸟群舒展地畅飞在大片蓝色之间。
我下意识地拉着勇哥的手跑了过去，他愣了一秒，深深地看了我一眼，之后就把我的手抓得牢牢的。
自此，这双手便再也没有分开过。
不久，勇哥在昆明投资的饭店倒了，武汉的公司也彻底黄了，他重新开始找工作。为了还债，他接了好些高薪的短期项目，长年辗转于各地出差。我俩无奈谈起了远距离恋爱，只能在网上互相思念，但为了团聚，我们都努力地让自己站稳脚跟。
两年后，勇哥想办法调到了广州的分公司。工作慢慢稳定了下来，我俩便打算结婚。
勇哥是北方人，养母知道这个消息后很是生气，说什么也不同意我外嫁。她说从来只有外地妹嫁到珠三角的，哪有珠三角还往外嫁的，说出去都嫌丢人。之后，她找了不少人，想安排我跟香港人相亲。
那时的香港在广东人眼里简直是一个香饽饽，在我们当地，嫁到香港才是最风光，嫁到香港就意味着嫁给财富。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有几个在香港的亲戚，养母特别羡慕村里那些把女儿嫁到香港去的人家，女儿们用婚姻换了钱，给家里盖房买车。我大姑和大姨（养母这边的）是早年嫁到香港去的一代，逢年过节回来，好东西都是左一袋右一袋地提着，前呼后拥，说不出的风光热闹、新潮气派。用奶奶的话说，“香港人就是放个屁也是香的”。
相反，北方过来的打工仔就是低人一等的存在，是低收入的代表。像勇哥这种北方农村山旮旯里出来的小伙子，是绝无可能入他们眼的。曾经在镇上饭店装不认识我的表哥，此刻倒是迫不及待地钻出来落井下石，说，嫁那么远，跟没了女儿有什么区别？不是白养是啥？然后又说，自家妹妹嫁的丈夫虽然穷点，但胜在近呀，以后养母摔折了瘫痪在床，那也是能来照顾的。
全家族的人都很是生气，我万般无奈。雪上加霜的是，勇哥父母也不想儿子娶这么远的女孩，陆续也给他安排了相亲。我们相顾无言，默契地把结婚的事一直拖着，直到二哥三哥陆续要结婚，家里实在拿不出礼金，养母不得不跟我要钱时，我才趁机要挟，用几万块钱让家里人勉强同意了我们的婚事。
2009年，我和勇哥终于领了结婚证，为了省钱，我们只简单摆了几桌宴请了少数亲戚。婚礼当天，爱挑事的表哥又来离间，养母在婚宴上一直埋怨我不识好歹，亲戚们脸上尽是轻贱之色，我只当没看见。
婚后不久，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来电，一个女人在电话那头声泪俱下地质问道：“为什么结婚那么大的事也不通知我？你的养父母答应过我们的，将来你结婚了，是一定要通知我们的。你们怎么可以擅自作主，什么也没告诉就把婚结了？”
我捏着电话咬牙回斥：“你们的账，你们自己算！”说罢，便挂了电话。
之后，我拨通养母的电话：“是谁把电话给他们的？”
她回复说是养父，养父叹气道：“唉，他们老跑店里来闹，两个村子本来隔得就不远，没有不透风的墙嘛。”
一段时间后，我又接到四姐的电话，她向我解释说，父母真的不是为了钱，只是想确认我是否嫁得好。我“嗯嗯”几句，就把电话挂了，后来干脆把号码也换了。
此后平静了几年，直到2012年8月7日，我突然接到了另一个姐姐的电话，说生母出了车祸，被一辆摩托车撞了，身体翻滚后摔下来，后脑勺着地，头骨部分粉碎性骨折，现在在ICU里，希望我能去见她一面。
挂了电话后，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打电话问勇哥怎么办。他二话不说，请了假回来接我。
我抱着年幼的女儿，勇哥开车，急匆匆地往我们市的医院赶。下车时，我才发现自己背上起了一层细密的冷汗，浑身发凉。我想过我和他们可能会老死不相往来，也想过他们会一直纠缠不休，但从没想过会以这种方式见面。
透过ICU密闭的玻璃门，我看见她静静地躺在病床上，记忆里狰狞的愁容消失了，就像一个我不认识的普通的陌生的老人。ICU外站着我不熟悉的亲人，我分不清他们谁是谁，但那个头发花白、高瘦个子的男人，一定是我的生父。我们长得其实很像。他不时转过头来，用怯懦复杂的眼神打量我。
我穿上防护服进了ICU。她的头上、身上插满了管子，剃光了头，左侧脑门塌下去一块，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凹洞。我站在她跟前，细细地打量着，却不知道能说什么，但没来由产生了一股想去握她的手的冲动——这就是那个给了我生命、却又早早抛弃了我的母亲？探视的时间很短，我还没来得及思索明白这谜题，便被医生催促着出去了。
出来后，我轻声地与其他亲人打招呼，几位姐姐噙着泪，各自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我记不住谁是谁，只记住了给我打电话的三姐。我递给生父2000块，他没要。
因为工作忙，孩子也要上学，我和勇哥略尽了礼仪，又匆匆赶回广州。在车上，孩子睡了，我抱着她默默发呆。
之后，亲生父母家的4个姐姐，2个妹妹都加了我的QQ，她们轮番向我解释，解释生父母对我的重视，解释过去所有的一切，然后把矛头指向我的养父母，说他们言而无信。她们似乎想要在两个家庭中争一个对错，我不是评理的人，只觉得聒噪，而且她们嘴上说着道歉的话，却没有谁真正理解或者试图了解过我的经历。
生母在ICU抢救了一段时间后，陷入了晕迷，成了植物人，之后转到了普通病房。令人意外的是，几个月后，她却苏醒了过来。我因为工作忙，也可能是害怕独自面对清醒的她，一直没再去看她。直到2015年2月5日，又接到了三姐的电话，她说生母快不行了，问我能不能去见见她。
这次，我一个人去的，这也是我第一次去生父母的家。那是一栋修得十分漂亮的3层楼房，占地面积约有300平，院子宽阔，比城里的别墅也不遑多让。你可能都很难想象，这么现代化的生活，怎么会跟落后的重男轻女的思想有关。
生母住在二楼，三姐把我领进一间朝北的房间。屋里本就有些昏暗，可能为了让她好睡些，又在床上架了一层厚厚的帷帐。她躺在里面，我看不大清，似乎睡着了。
三姐轻轻地拍她，小声地唤：“妈，五妹妹来了。”声音不自觉地带上了哭腔。
我走近了，发现她头上长出了一些头发，但那处凹陷还在。她悠悠转醒，在恍惚中呢喃，轻声地唤：“五阿妹在哪？我的阿妹……”
三姐拉起我的手，放到生母手心，温热的触感。她粗糙的手摩挲着我的手，有种奇异的感觉。生母激动起来，流下两行泪，伸出颤抖的手，想抚摸我的脸。
我低下头迁就着她靠了过去，她的手抖得厉害，一边抚摸一边问：“是阿妹呀？是我的五阿妹呀……”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大了起来，仿佛拼尽了一身的力气去哭诉：“我不是有意不要你的，我抢不过你那两个奶奶，她们力气太大了。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
我扶着她，终是不忍，哽咽着喊了一声：“妈……”
她哭得更大声了：“啊……我苦命的孩子，我多谢你、我多谢你……我等你等得好苦啊！我那时真的没办法、没办法……”
她的声音断断续续、时高时低，也许是身体实在太过虚弱，没多久，她耗完了力气，重又躺了回去，再次陷入了昏迷的状态。
我望向三姐，她摇摇头，呜咽着说：“已经吃不下东西了，估计也就这两天了。谢谢你能来，也算是全了她的心愿了，至少不用带着那么大的心结离开。”
之后，生父拿着一件发黄的、有英文字母的碎花婴儿衣服出来，念叨着：“对不起，孩子，我们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你的思念。”
那件衣服，据说是我刚出生时穿过的。
3天后，三姐通知我说：她走了，走得很平静，问我要不要送送她。我说好。
当天天气不好，下着细密的小雨，路很滑。按本地习俗，即使下雨，家属也要按定好的时辰把逝者送到山上，跟先人葬到一起。我跪在她坟前长叩了3个响头，上了香，不知怎地，脸上竟湿湿的，不知是雨是泪。我想，她竟是这世上唯一爱我成疾的亲人。
后来，三姐给我说了这个不幸家庭的过往：
生父祖上是地主，在这一方颇有些势力，但解放后因为成分不好，没少受罪，爷爷扔下家人独自逃去了香港，一去杳无音信，有人说是去那边再娶了，也有人说死在了香港，无论哪一种，结果都留下了两房妻妾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这就是生母一直说的，抢不过的“那两个奶奶”。
生母也是个命运多舛的人，她吃尽了重男轻女的苦头，却又像被诅咒一般落入同样的宿命。她出生的家庭并不差，似乎是富农，有一个双胞胎姐姐，但一出生，姐妹俩就被外祖父分别送给了两户人家，只留下了男孩们。姨妈过得好一点，生母则十分凄苦，屡屡被抛弃，曾辗转于几个家庭之中。流离失所、寄人篱下，造就了她事事妥协、逆来顺受的性格。
嫁给生父后，因为生不出儿子，她没少被两个奶奶嫌弃谩骂。在一众姐妹里，我恰好是夹在中间那一个，加上我是七月半出生的，两个奶奶总觉不祥，于是，她俩从生母手里把我抢了出来送了人。可谁也没想到，生母之后还是连生了2个女儿，最终才不得已，才抱养了个儿子。
临走时，三姐跟我说：“我其实更羡慕你，我们在这样的家庭里，也没有得到过父母多少爱护，因为家里没有男孩，倒是受尽了村子里的白眼、嘲讽，甚至连口饭都吃不饱。”
此后，我与姐姐们关系渐渐亲密，才知道，这么多年来，受到伤害的确实不止我一个——因为贫穷，大姐二姐早早辍学嫁人，二姐嫁在农村，连生3个女孩后，她不想再重蹈母亲的覆辙，偷偷结扎了，但却把夫家得罪了，为了养活孩子，她一个人又是种地又是开小卖部；三姐四姐倒是凭自己的本事做生意，都在深圳立住了脚跟，四姐说她之所以这么拼，是真的不想留在农村里受这些嚼舌之苦，在城里至少没人会问你的过去，你只要做好你自己就可以了。
那个抱养来的弟弟，在生父母家似乎也没什么归属感，他应该早就知道自己并非亲生。生母离世后，他与这个家庭的感情纽带开始断裂，变得沉默寡言。姐姐们对他也多有不满，财产争夺战早已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知道这些事儿后，我对生母竟生出几分同情，这个她穷尽一生都无法挣脱的漩涡，换作是我，在那个连生存都尚且困难的年代，也未必能不被左右，能有勇气和能力去抗争。
我们这场持续了将近30年的纠葛也正式结束了。此生缘浅，惟愿安息。
回去后，我把这一切告诉了小丽，她叹息道：“其实，所有身在其中的女性都是受害者，甚至包括你那个弟弟。你能原谅他们，也是放过自己了，说来，我弟弟也失踪好久了，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呀。”
时光荏苒，我想起过去，会产生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仿佛那只是一个早已与我无关的故事，但我深知它们从未远去。
我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勇哥在我最困顿的时候出现，拼尽全力去保护和支持我，陪伴我一起面对所有的险与恶。一起走过的这十几年里，他的理解和体贴，慢慢治愈了我的一些伤痛。我逐渐从中走了出来，理解女性的不易，想尽最大努力不让下一代再落入重男轻女的轮回里。在我生了女儿以后，我会格外注意保护她，让她以“人”的最根本状态成长，不再受性别的干扰。勇哥在北方农村长大，婆婆也有些重男轻女，女儿出生后，我们婆媳发生过争执，幸好勇哥是个贴心人，会去跟婆婆沟通，保护女儿，让她健康地成长。
每逢节假日，我还是会回广东去探望亲人，也会顺道去看望生父。每次见面，他总会满怀愧疚与我道歉：“你有心了，是我们对不起你。”他的身体日渐变差，记忆力衰退严重，却总是惦记着生母。妹妹说，他至今也不肯丢掉生母穿过的衣服。他对她应该是充满愧疚的，她生前所遭受过的苦，也是我难以想象的。
有时我会想起生母，但也只有一个很模糊的影子，我想，如果她知道女儿们所遭受的苦，看到她辛苦维持的香火承继早已面目全非，她会不会后悔？会不会能跳脱出来勇敢地保护自己和孩子？——她的女儿们并不比男人差，如果当初能认真栽培，不分男女，她的福气应该是大着的。
被抛弃的孩子，无论在出生的那个家或是在被收养的那个家，都是不完整的，缺了血缘或者情感的那条纽带，“既是”又“不是”的尴尬，很少人能懂。无论是养父母，还是生父母，都根本不可能把我们真正地当作自己的孩子。即便相认，生父母也不会把我们纳入遗产的考虑。每当生父跟我说“对不起”，我总想到临终前生母说的话，也不禁怀疑，我对他们来说，是不是只是一个心结？我与姐姐们虽有联系，但其实也疏离，很多家事她们并不会对我讲，我们之间缺乏了情感纽带，终归是不同的。
在这样扭曲的家庭中成长，孩子们能够抓住的东西就唯剩钱了。生父母家，养父母家，小丽家，财产争夺战都在上演。当爱消失后，利益争夺便都是如此赤裸。
我常常想起那个在网上寻亲、最后自杀的刘学州，那个可怜的男孩，怎么也求不来爱和弥补。人怎么可能向无中求？这份不甘我懂，现实就是被伤害的最深的人得到的最少，被偏爱的有恃无恐。如果不是我自己足够坚毅，如果没有遇见丈夫，像我这样的孩子，又有几个能靠自己逆转命运？
（文中人物名均为化名）
狗仔卡
发表于 2023-8-23 10:4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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