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味道 (zt)

卜丁

两碗黄酒之后，高信疆谈兴渐浓。他穿中式蓝色对襟褂，向后梳理的头发一丝不苟，其中黑、灰、白夹杂，架在鼻梁上的镜框足以遮住四分之一的脸，他的面色变红，皮肤微微沁出汗来。

他回忆起胡适与雷震，李敖和陈映真，在吃了一口黄瓜之后，还品评了古龙与金庸。谈起二十多年前的某一夜，古龙将他从溢满冷水浴缸中强行拽出，他已喝了五瓶烈酒，浑身燥热，倘若任性睡去，就可能一别人间。

他声音浑厚，叫我把西红柿酱递过去时，大声称我“知远兄”。他还摔倒了在从客厅前往卫生间的地板上，然后摆摆手说没事，似乎对超过六十年历史的身躯毫不在意。

这是二零零七年的冬天，我们坐在北京市的西坝河南路的一间公寓里吃炸酱面。公寓位于二环与三环间，与商业中心尚有距离。窄窄的西坝河安静的流淌，小路上的那间医院令人想起了集体主义的年代。这种安静在此刻的北京分外难得，这座城市变得太快了。二十年前，清晨街道里都飘着豆浆与油条的香气，小巷的拐角还堆放着大白菜，但如今的浓重雾气中是一座接一座的钢筋混凝土、落地玻璃窗的大楼，亢奋却乏味。沃尔玛超市提供了海水一般充沛的货品，层出不穷的时尚杂志，无穷尽的网络资讯，是此刻生活的写照，一切似乎都被卷入了速度与数量的旋涡中。

大约十年前，我就知道他的大名，那时我还是一名浑浑噩噩大学二年级学生。他是和一连串人、报刊、事件的名字共同进入我的视野的——陈映真、白先勇、李昻、《中国时报》、乡土文学、美丽岛事件……我尚搞不清这些人的年龄、成就与关系，仅仅知道在一九七零与一九八零年代的台湾转型中，他们是不可忽略的知识分子名录中的一部分。

那时候，爱伦堡的回忆录《人•生活•岁月》也在同学中流传。除去他早年在巴黎浪荡岁月让我们心醉神迷外，我们也都喜欢书封上所提到的“解冻”两个字。我们还太年轻，体会不出当爱伦堡将这些青春记忆在一九六零年代的公之于众时，它引发起一代人内心多么强烈的骚乱。斯大林年代的流放、杀戮所激起的恐惧，无所不在的政治宣传带来的单调，冻结与麻木了两代人的心灵。如今，他死了，一个时代结束了。直截了当的去揭露真相，是一种反抗方式，它升腾起人们摧毁这种制度的强烈欲望。而重新去探讨生活的意义、展现生活的另一种可能，也是一种方式。既然专制体制带来的是恐惧、禁锢、麻木、单一、丑陋，让我们就努力让自己体验自由、敏感、欢乐、多元与美。

那一代苏联人的内心骚乱，在十年后又毫无障碍的传导到中国。当这本回忆录的节译本在七十年代传入中国民间时，它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到了我这一代时，它仍动人，但阅读的狂喜已然不复存在，一九九七年的中国已和一九七七年的中国大不一样，那个彻底匮乏、压抑的年代已经消失。但是，它却没有彻底的过去。“解冻”这个词仍在心中泛起奇妙的涟漪——听到冰层的破裂的清脆，看到耀眼阳光下的消融，蕴涵着无限的希望与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