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还没有打心眼儿里认同与父母沟通他们的财务问题这件事的重要性，换句话说，你觉得与父母谈他们退休后的经济来源是什么，真正需要时父母能否付得起长期护理费用，或父母有没有遗嘱等问题没那么重要，请允许我先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曾经，我并未意识到与母亲仔细沟通她的财务状况有多重要——这并非因我害怕和母亲谈论金钱方面的话题，毕竟，我是一个有超过15年工作经验的个人理财专栏作家，我对于这个主题很自信。而且我母亲并不把金钱话题视为“禁忌”，尽管她的同龄人中，有很多（包括我父亲）忌讳谈论金钱。当母亲接近退休，我正忙于工作、生孩子，并按计划构建着自己的财务家园时，我知道，从很多方面衡量，母亲的财务状态堪称优良。母亲并不是个大手大脚的消费者，她拥有自己的房子（无负债），生活舒适。因此，我从未想过母亲退休后或渐渐老去时，会有财务危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不需要从我忙碌的日程中，专门安排时间与母亲交流她的未来生活规划，确保她拥有舒适的退休生活。2003年我和丈夫从华盛顿特区搬回家乡居住时，我确实考虑过并建议母亲购买长期护理保险。毕竟母亲和父亲离异多年，在余生里，她如果出现老年疾病或其他情况无法自理时，难以得到来自配偶的支持。我认为一份长期护理保单，也许能在她需要时，帮助她覆盖相关的开销。母亲接受了我的建议，并和保险公司的代理人进行联系。但是，没有任何一家长期护理保险公司愿意提供保险，因为母亲属于高风险人群，患有听神经瘤。对这种生于内耳至脑部神经的良性肿瘤，她选择放射治疗而不是外科手术摘除。当母亲告诉我，她无法获得长期护理的风险补偿时，我本应借这个机会坐下来与母亲一起细细梳理她的全部收入来源，并帮助母亲计算，如果需要长期护理，她自己的收入能否支付得起。但是，我却错失良机。命运弄人。母亲渐渐出现了记忆衰退的迹象。一开始，我根本不愿把事情往坏处想，觉得母亲不断地询问同样的问题并不断地重复一些话，是因为左耳有听神经瘤。直到有一天，在母亲房间里，事实非常残酷而清楚地表明，母亲听力不佳并不是问题的实质。母亲问我，是否愿意看看她为钢琴新配的一只琴凳。我们一起走出房间，来到院中，看完了琴凳，然后一起回到房间，继续聊天。几分钟后，母亲又问我：“你愿意去看看我为钢琴新配的琴凳吗？”那时候我的心仿佛一下子沉到了大海深处。情况已经清清楚楚地显示，母亲的短期记忆在逐渐丧失。我本应立即行动，请母亲把自己所有的金融账户列成清单，并且确认相关法律文件如遗嘱等是否需更新，并且与母亲交流如何支付长期护理费用等问题——因为长期护理已经不再是“需不需要”，而是“何时需要”了。我本应如此。可是，我没有。我认识到确实需要和母亲谈谈了。我不是担心去和母亲讨论财务问题，而是担心去和母亲说“我们需要谈谈，是因为您已经开始健忘了”——我真心不愿意成为那个亲口告诉母亲“您已经丧失记忆”这一残酷事实的人。接下来，我找到母亲的主治医生，问他是否愿意在下一次问诊时，帮我母亲预约阿尔茨海默病的检测。让我特别庆幸的是，这位医生做了预约。接下来，母亲见到一位神经科医生，并做了检测。可母亲告诉我，那位神经科医生说，结果并未显示她罹患阿尔茨海默病。我不信。同时，我意识到，和母亲沟通财务问题的事情不能再拖延了。我们进行的第一步，就是去预约的律师事务所更新法律文件——遗嘱、生前预嘱和授权委托书。特别是后两份文件的起草至关重要。母亲在生前预嘱中指定姐姐和我作为健康代理人，这意味着赋予姐姐和我为母亲做出健康照护决策的权利。同时，姐姐和我还被指定为财务代理人，这意味着赋予我们为母亲做财务决策的权利。你可能会想：“进展到现在，情况不坏，问题都解决了。”事实是，问题差一点就无法解决了。遗产规划文件是否有效，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一项是签署该文件时，当事人必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精神状态正常。当母亲签署这些文件时，她还去看过其他的神经科医师，做过多次阿尔茨海默病的检测，并最终确诊。幸运的是，律师事务所认定，母亲在签署遗嘱、生前预嘱和授权委托书时，精神状态正常，文件是其本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如果我再推迟一点点时间让母亲去律师事务所，她很有可能将丧失签署这些文件的权利。那么，我们只能通过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走法律程序获得代理权，才能登录母亲的财务账户并为她进行账务管理。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认识的一位朋友身上。我的朋友道格没有事先获得父亲的代理权，当需要取得代理权时，他父亲的阿尔茨海默病已经很严重了。结果他父亲在医院里经历外科手术、接受处理出血的胃溃疡等治疗时，道格无法通过父亲的账户支付医药费，因为没有授权委托书，银行不允许道格登录父亲的账户。因此，我的朋友道格花了9个月、1万美元通过法律程序成为父亲的代理人。他不得不请律师，请神经精神病学家在法庭上作证，确认父亲已经丧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为了成为代理人，道格还经历了信用调查、背景调查，并且被法庭指定的调查员面谈（详情参见第4章）。“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当你花了上万美元，经历完所有这一切时，代理权只能保持一年的有效期。”道格说。每年，他都必须去法院登记，为父亲制作最新资产净值表，并且提交自己如何花费父亲的钱及每一笔详细开支的文件。我确实是躲过了这样的麻烦。不过，由于我一直等到母亲确实需要时，才获得母亲财务的具体信息，我不得不面临很多问题。我必须从记忆有困难的母亲那里搜集信息，这类似于你从未见过全图却要完成复杂的拼图任务。整理母亲的文件时，我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母亲脑力的衰退。母亲的收据和缴税回执单等不再像过去那样井井有条。饭桌上堆着信件，我不能确认哪些是需要支付的账单。有很多信件，成堆的信件，来自与母亲毫无关系的机构。显然，母亲为他们捐款了，因为对方感谢母亲捐款，并希望母亲捐出更多。因为母亲不再清晰地记得她的钱都在哪里，其中一个账户从我的“监测雷达”中遗漏了。我从未找到过母亲有一笔价值5万美元的投资，直到有一天收到一份通知，说她的账户因无人认领即将被移交给财政部。这件事就发生在近些年，母亲已搬入照护机构居住了。幸运的是，我还是收回了这笔款项（因为我有代理权），并且用这笔钱支付了差不多一年的照护费用。比分类整理母亲财务账单更有压力的事情，是做出搬往照护机构的决定。我曾经与母亲谈论过这个话题，不过谈完不久就忘了。如果在母亲丧失记忆之前，我能询问她，希望获得哪种照护方式，或者是否同意搬到一个24小时专业照护机构生活，那么当为她做出这样的决策时，我就会少些压力和负疚感。在播客上，当我接受全球信用机构益百利（Experian）的访谈分享此事时，我并不是专门谈论我与母亲的情况。没想到，这场对话迅速上了热搜，并且持续了好一段时间。两位主持人——一位略年长于我，一位比我年轻——都希望了解如何与父母开启财务对话。访谈结束后，房间里的另外两个人同时叫住我，说他们也希望与父母开启谈话，并问我该如何开始沟通。这让我意识到，必须去帮助其他人去做那些我没有及时为母亲做到的事。我真希望，在我母亲还没有丧失记忆之前，有人能拽住我的胳膊，拉着我去和母亲进行财务沟通。当母亲罹患阿尔茨海默病时才65岁，那时我35岁。在我的身边没有这样的例子，父母失去记忆，或父母的财务需要支持。因此，我把与母亲进行财务沟通的过程，以及如何逐渐地接过母亲的财务管理权的过程记录下来，整理出“全程导航”。现在，我的很多朋友面临着10年前我遇到的问题。他们的父母或继父母出现了需要财务援助的征兆，他们开始询问我该如何处理。我可以很开心地告诉你们，采纳了我的建议并与父母进行了财务沟通的朋友都很顺利。朋友的父母听了建议，采取了行动，给予子女自身财务的具体信息，或者联系律师去更新财产规划的相关文件。与即将或已经步入老年的父母对话，谈及所有与财务相关的话题，绝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你也没有必要像我一样经历所有困难。本书就是拽着你的胳膊，让你意识到，现在就该去和父母进行财务沟通了。书中还提供了多种开场白，帮助你克服开启沟通的恐惧感；还分享了许多与父母进行财务沟通时令人鼓舞的例子；涵盖了帮助过成千上万名客户的专业人士所提供的丰富而卓有成效的建议。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并不仅仅是为富裕家庭避免无遗嘱导致家庭纠纷而撰写的。事实上，本书对于中产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甚至更为重要！尽早与父母进行财务沟通，通过沟通了解父母退休后财务是否存在困难，是否有应急规划等事项，非常重要。本书对于那些想知道父母万一需要长期照护，该如何安排的家庭很有必要，因为社会医疗保险通常无法支付辅助生活机构的开支，而获得政府的医疗补助计划资格也不是非常容易的。本书对于那些需要了解父母财务具体细节的人非常重要，因为他们也许有一天将像我一样（且目前还在这样做）需要帮助父母直接管理财务。诚然，不同的家庭各有不同。也许，无论我们如何努力，父母仍然会拒绝沟通财务情况。如果你使用了本书介绍的如何帮助父母开启心扉的方法，父母还是无法和你沟通，那么书中还专门提供了与你情况类似的人的案例，以及专家对于最糟糕情景的演示。为了便于叙述，在书中我使用了“父母”这个词，事实上，很多家庭里仅有父亲，或仅有母亲。在单亲家庭里，财务沟通更加重要，因为没有配偶或伴侣给予财务支持和生活照料，你作为子女，需要给予这个年岁的父/ 母亲更多的帮助。我的愿望是，帮助你从我所犯的错误，以及我做对的事情中学习。我希望作为好朋友发出声音，也帮助有类似经历的朋友分享他们的经验，在与父母展开财务沟通这类不那么令人舒服的话题时，为大家提供帮助。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你和你的父母能说：“真好，我们沟通过了。”《爸妈，我们需要谈谈钱》Mom and Dad, We Need to Talk: How to Have Essential Conversations with Your Parents About Their Finances作者：卡梅隆·赫德尔斯顿译者：宋彤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狗仔卡
发表于 2023-4-30 04:1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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