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偏移以青春期为节点，在那之前，家庭的因素会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但从青春期开始后，学业、同伴、校内外人际关系、教育体系，乃至整个社会的结构、文化和支撑体系，重重压力之下，任何一个环节的出错都可能将脆弱的孩子们击垮。
周燕是在2年前的国庆节察觉到侄子的异样的。
在那之前，她已经很久没见到自己的堂姐晓慧和侄子瑄毅了，那次见面，她惊觉14岁的侄子好像吹气一般，膨胀了不少：孩子本就有一米八多的个头，目测竟快有200斤的样子，胖得连脖子都好像看不到了，只顶着一头乱七八糟的头发，像一堵墙一般矗在亲戚们的面前。不过，瑄毅身上却没有这个年龄段孩子应有的朝气和活力，只是一直埋着头捧着手机，连吃饭时也不放下，仿佛屋子里的人都只是空气。
周燕仔细端详，觉得侄子的这副模样并不是青春期的叛逆，反而隐隐透着一种言语无法形容的憔悴感。她转向堂姐，想问孩子是不是有什么状况，但迟疑着，没敢出声。
晓慧倒是先开口了，呛声问着周燕：“你家彤彤今年上初一了吧？怎么样？他这么厉害，到哪里读了？上了‘火班’没？”
周燕知道瑄毅已经休学很久了，本不愿刺激晓慧，但还被堂姐语气中的挑衅触到了，一个没忍住，说：“进了呢，小升初时考了区前300，被‘保校保班’了。”
不出所料，晓慧立时收了声，转头吼了儿子一句：“看什么手机，放下来，吃饭！”瑄毅斜眼瞥了一眼母亲，神情冷漠，置若罔闻。
晓慧比周燕大两岁，姐妹俩从小一起长大。但成年后，周燕明显能感觉到堂姐与自己的隔阂在不知不觉间扩大了起来。随着年岁增长，晓慧争强好胜的性子愈发彰显，脾气倒真的越来越像她的妈妈了——也就是周燕的姑妈，我们都叫她刘姨。
晓慧算是刘姨夫妇老年得女，所以从小就得宠爱。晓慧十多岁时爸爸去世，此后刘姨更是把独生女儿当作心尖上的肉般娇贵着。寡母不易，带未成年的孩子生活，让刘姨本就强势的性子变得更加坚硬泼辣，不服输。而在天长日久的耳濡目染中，晓慧的眉目和性子，也有了她妈妈的影子。她从小就爱拉着周燕比，少女时比成绩，毕业后比工作，再后来就比丈夫、比孩子。在周燕印象里，表姐最柔软的时候，大概还是结婚前后那两年——彼时，她找了个众人眼中的得意郎君，研究生学历，在省人事厅工作，虽没有正式编制，但在旁人看来，已是很不错了。
晓慧的丈夫余斌是跳过龙门的农家子弟，家里穷得叮当响。他靠着发奋读书考进省城大学，毕业后进了不错的单位，但一直是合同工身份，待遇堪堪，分不了房子，跟老婆儿子只能一直窝在岳母的房子里。有阵子，性子温和的余斌倒是发了狠，说要存下首付，结果每每存出一笔，老家的父母或兄弟就出了要用钱的事。小家庭的存款始终赶不上房价的飞涨，天长日久，他也就渐渐断了买房的心思。对此，晓慧始终意难平，每到夫妻吵架时，总会发脾气：“我们在这儿吃糠咽菜，倒是供着你的父母住别墅了。”
晓慧的委屈周遭人都能理解，但那终究是小家庭的家务事，亲戚们不好置喙。只是她和余斌之间这样子话赶话说得多了，夫妻感情的裂痕也就深了。
瑄毅小时候大多是余斌来照料，时间久了，便成了家里默认的分工。
周燕说，有一次，大家族年饭，姐夫刚坐上桌，姑妈便猛地用筷子敲了一下碗，瞪着眼睛冲着他嚷：“你都不管娃饿不饿的吗？就慌着吃饭，饿牢里放出来的？”刘姨这么一骂，一大家子人的目光全聚在了余斌身上，余斌尴尬极了，匆匆扒拉了几口，便下桌追着儿子喂饭。
等瑄毅死活也不肯吃东西了，余斌就又坐上桌。晓慧不满，盯着丈夫吵吵，说孩子没吃饱，还要再喂点儿。这次余斌不肯下桌了，他直视着妻子，声音也大了起来：“他吃好了。等会儿他要是饿了，自然会自己喊着要吃的。”
话音刚落，晓慧就变了脸色，刘姨更是差点掀了桌子。一干亲戚连声劝和，局面才算是控制下来——余斌匆匆夹了点饭菜，又下了桌。
瑄毅上了幼儿园后，有次他们一家人一起坐公汽出门。刚一上车，刘姨和司机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起了冲突，见母亲吵得厉害了，晓慧冲上去就甩了司机几个耳光，把全车的乘客看得呆若木鸡。余斌过去想拉开妻子，拉了好几次，却怎么也拉不住，只得赶紧抱着瑄毅去了车厢尾巴那里，试图蒙住孩子的眼睛和耳朵。事后，晓慧跟家里说起此事，是一副气冲冲的模样：“我真是瞎了眼，找了这么个窝囊的傻子做老公！”
待到瑄毅上了小学，余斌便在单位旁边租了房子，日常自己就住在那里，偶尔才会在周末回刘姨家在老城区的大房子看看——瑄毅和妈妈外婆，平时就生活在一起。
从瑄毅上小学起，晓慧便将自己的全部心思放在了他的学习上。我曾在本地一家媒体上看过篇教育孩子的报道，和周燕聊起时，才惊奇地知道，稿子里那个具有强大的信息搜集能力、周密的计划制定能力以及超高执行力的“鸡娃妈妈”，居然就是晓慧。
我忍不住向周燕求证：“报道里的晓慧，和你说的晓慧，真的是同一个人吗？”
周燕认真地想了想，说：“应该是不矛盾的，我姐争强好胜的性子，她的‘目标性’，不被他人言辞所左右的‘坚定性’，倒真具备一个‘鸡娃妈妈’的基本素质。”
那时的小瑄毅，在姑妈周燕眼中虽然脾气有点倔强，但总体来说还是一位乖巧的小男孩，大多数时候，他都是安静地背着书包跟着妈妈奔波于城市的东南西北——从语数英的“学科类”到小提琴篮球编程等“素质类”培训，他的周末被晓慧安排得满满当当，插不进一丝空隙。
瑄毅并非天赋型的孩子，学习对他来说不算轻松，奔波得又辛苦，对于妈妈渐渐有了怨言。晓慧在儿子抱怨时，展现出了强大的震慑力，她对着儿子拍着桌子怒吼，仿佛训的不只是面前的孩子，还有她那个“窝囊废老公”的影子。小瑄毅很快被吓住，眼泪汪汪地抱住晓慧，抽泣着表示“一定要好好学习”。
孩子倒也是确实学出了成绩，晓慧源源不断地往家族的微信群里发着“喜报”：瑄毅期末考又进了班级前5；瑄毅在某机构的综测里取得了不错的位置；瑄毅在某某竞赛里得了市级的奖励……每段喜报后，亲戚们就排着队跟上“竖大拇指”的表情，晓慧笑逐颜开。
那是她和瑄毅的高光时刻。
变故出现在瑄毅小升初的那个暑假——晓慧仿佛人间蒸发般消失得无影无踪，临开学了，她突然主动联系周燕，语调高到有些失真，尖厉的声音从嗓子深处迸出：“我和瑄毅被坑惨了！”在晓慧的描述中，瑄毅原是考上了本市最好的初中W校，但她“心疼孩子身体不好，舍不得让他住校”，最终放弃了W校的入学资格，签了对口初中的“火班”。结果开学报到时她才得知，瑄毅最终去的并不是“火班”，而是“平行班”，“那所对口学校里有不少官家子弟，瑄毅的名额被一个领导的孩子占了，把他给踢出来了”。倾诉的结尾，是晓慧痛心疾首地提醒：“我跟你讲这些，就是为了告诉你长点心眼儿——明年彤彤就要小升初了吧？告诉你，不要抱太多的希望和幻想，现实是很残酷的。我陪瑄毅不多吗？花钱不多吗？他的成绩不好吗？结果却成了‘炮灰’。你要把这个社会看清楚一点儿，不管教育领域也好，什么行业也好，所有的地方都一样，钱和关系搞定一切！”周燕看着堂姐，努力分辨着她话里的真真假假。在孩子的教育上，周燕虽不似晓慧那般用力，但也做了不少功课。在她看来，堂姐的这番说辞并不可信：W校是本市最热门的初中，入学考试是出了名的严格与透明，录取比例真真是“千里挑一”。周燕既怀疑侄子是否真有能在这般龙争虎斗中拔得头筹的实力，也质疑——若是侄子考上了，以堂姐的性子，真的会只“因为不舍得孩子住校”便放弃此般难得的入学资格？至于堂姐所谓的“火班”的名额被“关系生”占了，周燕也并不认可——对真正的优等生，每所学校都一定是会尽力争取的，唯恐生源流失。或许学校确实会接收“关系生”插队，但也不太可能以踢出优等生作为代价。周燕本想劝劝晓慧，思想不要这般偏激，但话到嘴边，突然意识到：作为并不亲近的堂姐妹，晓慧此番找她“倾诉”的目的，恐怕并不是真的是要提醒她社会险恶，而是要给自己找到一番解释——毕竟，“鸡娃”6年，热闹得雷声震天，最后落个惨淡收尾，堂姐怕是从面子到心里都无法接受这样的结局。至于侄子是否真的考上过W校、是否真的签过“火班约”，就和他妈妈此时的愤怒神情一般，真假难辨，旁人无从得知。掂量了好一会儿，周燕才勉强挤出几句劝解的话：“不管什么学校什么班，过去了的都翻篇儿，进去了就好好读吧。”晓慧没有接话，眼光拉得直直地看向远方，眉眼里仍是半真半假的愤恨。
瑄毅上初中后的第二个星期，就喊起了肚子疼，请了一周病假。休完病假回到学校没两天，便又嚷着不舒服，要求继续请假。
班主任老师对孩子的情况很重视，找了合适的时间，特意给晓慧打了电话，又让瑄毅接电话。班主任在电话里讲了有大概半小时，瑄毅只在电话这头“嗯嗯”地应付着。
挂了电话，晓慧着了急，拉起躺在床上的儿子问“怎么回事”。瑄毅眼神失了焦，好一阵子才回了妈妈的话：“没意思，一进教室就觉得乱哄哄的。我到现在一想到学校都还是觉得晕乎乎的。还有那个英语课，无聊得很，讲了一个星期的音标，我早就学过了，进度这么慢。妈妈，就像你说的，这个班上的同学不配和我说话，他们不配和我一个班。”
晓慧听了这话，反而减去了好几分恼怒的心思，附和安抚着儿子：“哎，你这是龙陷浅滩了。只怪没进到‘火班’，班上全是不想学习的孩子，太拖后腿了。”
瑄毅见晓慧认可自己的说辞，来了精神：“那妈妈你帮我转学吧。”
晓慧噤了声：“转学哪有那么容易？要是那么容易，一开始妈妈不就给你张罗到好校好班吗？”
瑄毅闻声，又一把抓起被子蒙住了脑袋，不论晓慧怎么拍打，也不肯钻出被窝了。
那时，晓慧也好，周燕也罢，或者说，大家族里的每一个人，都只当这是瑄毅一时的孩子气，并未真正将此放在心上。他们谁也没能料到，从那之后，瑄毅几乎就再也没有踏进过学校的大门了。
开学一个月后，过完国庆节，瑄毅就郑重其事地对晓慧表示：不愿去上学了。
这时的瑄毅，已经褪去了孩童的稚嫩模样，面庞变得结实，神情也霸道蛮横了起来。他对着晓慧的时候，再没了以前的依赖，态度时而强硬，时而虚弱。好几次，晓慧逼着他去学校，一进学校大门，他便蹲到地上，嚷嚷着头晕恶心、呼不上气、肚子痛，有几次还真的呕吐到了地上。晓慧见儿子痛苦万分的神情，一时辨不出真假，只能拉着他匆匆回了家。
学校的班主任和心理医生也轮着番家访，却全被瑄毅挡在了门外。次数多了，老师们也不再如之前那样积极地与母子俩沟通、劝导了。晓慧多少能猜得到他们的顾虑——如今身边层出不穷的孩子自杀，让学校和老师都如惊弓之鸟，唯恐自己摊上类似的事情。自己儿子这样一个隐藏的炸弹，不知道何时就可能爆炸，想必也是老师心头萦绕不去的忧患。如果瑄毅不去学校，对于老师们来说，反而是一件更为轻松的事情。
休学之后，瑄毅大部分时间都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只有吃饭的时候才会下床——再往后，吃饭也成了非必需的事情，他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甚至更少，不论晓慧怎么问，他都只闷声闷气地回复说“不饿”。有时晓慧进到儿子的屋子里，想帮他收拾下房间，每次进门都惊得倒吸一口凉气——地上床上堆满了衣物和空的零食包装袋，而瑄毅则永远是躺在床上呼呼大睡的姿势。
有一次，晓慧试图把瑄毅拉起来，帮他更换身下的床单，瑄毅却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晓慧急火攻心，想去拉起儿子，而此时瑄毅的体重却让她拉不动了。晓慧终于崩溃了，跳上床，对着儿子劈头盖脸一顿打，瑄毅这才终于起身。且挡且退中，晓慧哭，瑄毅也跟着哭，只剩一片混乱。
晓慧那次情绪爆发的结果是瑄毅受了不轻的伤。晓慧甚至已经无法记起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待到她反应过来时，刘姨已经打120，喊来了救护车。
瑄毅处理好伤口回到家之后，家中的气氛已悄无声息地变了模样。晓慧到底是后怕，从此对儿子言听计从，不做任何要求。瑄毅也做出了一些妥协，答应妈妈，哪怕不上学，但每次期中和期末的时候会回学校参加考试——至于每次考出三四十分甚至个位数的成绩，他已经一点都不在意了，仿佛与自己毫不相干。
再后来，瑄毅开始离家出走，按他的说法，也称之为“旅行”。一开始晓慧不放心，想陪着他一起，可晓慧每每流露出此意时，瑄毅便会死死盯向她几分钟，然后一言不发倒到床上。晓慧无奈，只得给他收拾好行李，备足钱款，由得他独自出门。
时间久了，晓慧和刘姨也就习惯了，瑄毅想出门时，心情好时就跟她们打上一声招呼，心情不好时连说都不会说一声。等到游荡够了或是钱花完了，他就会自己回家，躺回自己的房间，直至开始下一轮的“旅行”。
“（孩子）活着就好。”晓慧曾经如此说。
今年春节，周燕再看到晓慧一家时，已经完全无法将面前这个过度肥胖到有些异样的瑄毅与自己印象里的侄子重合在一起了。
落座后，晓慧递给周燕厚厚一沓软面抄，周燕疑惑地问：“这是什么？”
晓慧只笑笑，示意周燕翻开来看。周燕随手翻开几本，里面满满当当，全是晓慧手写的课程笔记——从初一到初三，从语数外到历史生物，笔记做得详细又精致，娟秀的字体配上各色彩笔勾画的重点，无一不体现着用心。
“这是我帮瑄毅整理的笔记，每一门每一科，3年来没有一课漏下。有的是我找班上同学问的，有的是我自己对着书和视频自学的。”说着，晓慧自嘲地笑起来，“如果读书时我有这个劲头，恐怕985、211 全都不在话下了，也不至于只读个大专。”
周燕不明白堂姐给自己看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她本能地想劝解晓慧，不需要做这样的无用功，但她还是心软了，因为晓慧的神情憔悴，眉目之间早没了当年的飞扬和跋扈。
“马上就中考了，我多做一点功课，就能给他节约多一点时间，提供多一点帮助。我现在的目标只是想要瑄毅考上个普高，我没读好的书，他应该读得出来。”
听晓慧说着话，周燕看向瑄毅——侄子已经愈发沉默了，从进门到现在，几乎没有发过一点声音，和往常不同，他连手机也不玩了。
就在周燕出神那一会儿，瑄毅突然起身下了楼，回来时，手里拿着一瓶饮料，一言不发地走到彤彤身边，将饮料递到堂弟手里，又沉默着回到自己的座位。周燕很是意外，自己儿子和侄子很少走动，除了年节时会在大家族聚餐上互相看到，日常几乎可以算不怎么认识。
周燕想不明白瑄毅这个举动背后的意图，想了半天，突然想到了缘由：刚进门时，刘姨尖着嗓子，半笑半吼着责怪周燕一家：“哎呀真是贵人事多，怎么这么大的架子？平时不来家里吃饭也就罢了，年饭也是最后一个才到。”尴尬的气氛还未集结完成，刘姨又瞬间换了神态，若无其事地拉起彤彤亲热地夸奖起来：“哎哟，长得越来越好看了，真让人看着就喜欢。”
一番亲热后，气氛重回和谐，似乎转瞬即逝的难堪气氛从未存在过。“但瑄毅一定是在意到了，并且记在了心上。”周燕想着，竟略略生出了感动，“这个孩子，大概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替外婆说了一声‘抱歉’吧。”
午饭过后，余斌打来电话，说人在附近，马上来家里坐一坐。他已经很久没有见过晓慧和孩子了，即便是春节，也是特意挑着错开了午饭的时间过来的。接了丈夫电话，晓慧的神情并无波澜，挂断电话后，只和刘姨说了句，刘姨也并未理会。
听到信儿的瑄毅，却蹬蹬赶着下了楼，在单元楼门口迎了爸爸上来。坐定后，周燕寒暄时特意向余斌表扬了瑄毅：“可乖了，一听到你要来，马上就下楼了。”余斌一瞬间竟是红了眼眶，他伸出手，想摸摸这个比自己还高的儿子的脑袋，语气中却带着惆怅：“幸好有瑄毅，还得是有个孩子。”
周燕内心五味杂陈，她与侄子不算亲，此刻却对这个已经人高马大的孩子生出无限的同情。他的异样就像房间里的大象，大家庭中每一个人都知道，却人人都视而不见，以为时间能抹平一切。长辈亲友们甚至有意无意地对瑄毅的离家出走给予积极轻松的反应和评价，他们嘻嘻笑着对着彤彤说：“你看瑄毅哥哥多能干，才15岁就能一个人出远门了。”
周燕对侄子有着隐隐的担忧，她不知道，瑄毅长达3年的休学，是否是这个孩子在泥沼与旋涡里能做出的唯一的反抗？还有几个月，瑄毅就要迎来中考，这个初中三年都没踏进过校园的孩子，在中考之后，又将迎来什么呢？
我将瑄毅的事转述给了丁楠听，向他求证：“你觉得这个孩子目前是属于抑郁症吗？”
丁楠点点头：“虽然没有面诊，但从症状来看，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我们接触过的青少年抑郁案例中，有太多他这样的情况了。”
是的，瑄毅绝非个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共青团在2021年发布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调查覆盖了大陆23个省份的48个城市，以14万青少年为样板，最终的分析显示，初高中青少年群体的抑郁症流行率为24.3%。这个数字意味着，每4个孩子里，就有1个正在经受抑郁困扰，而重度抑郁率，更是高达为7.4%。
丁楠今年34岁，从业心理咨询已有7年多的时间。他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尤其近几年，前来咨询和求助的对象中，绝大多数都是与青少年抑郁有关的，而且低龄患者越来越多，几乎每年都是“几何级别的增长”。
听我转述瑄毅的案例后，他的眉头不易察觉地皱起，试探着问了一句：“这个孩子，你觉得有带来咨询的可能性吗？”
我想着晓慧的样子，略带迟疑地摇摇头：“大概是有点困难的。”
丁楠点点头：“我也觉得是。在这个环境里，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本人，都没有表现出强烈地向外求助的意愿。”说着，他又忧虑地摇摇头：“可是，以他目前的状况来看，如果再不介入，后期的状况不可能自行变好，很大概率上，只会越来越极端和糟糕。到了那个时候，可能不止心理咨询，连其他途径介入的效果都会非常有限了。”
丁楠说不清，像瑄毅这样的孩子——哪怕已经显现出了极为明显的抑郁症状，但从未向任何一家心理机构求助过，也从未获得一个明确的诊断——又是否存在于统计数据上的那个“24%”之中。在心理咨询师的眼中，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本身就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存在，因着生理和心理因素的客观特点，他们的情绪非常容易达到一个轻度抑郁的标准，一旦有外界的因素加以刺激，情绪问题便很容易进一步恶化。
聊到此处，丁楠特意停下，纠正了我的一个用词：
“你刚才说，‘青春期是敏感的’——不，你这个用词太轻。青春期的情绪远远不止敏感，它不是一个‘敏感的时期’，它是一个‘特别的时期’。
“青春期的孩子们，带着强烈的内在主义，他们有着尚未发育成熟的大脑前额叶皮质，掌握情绪的边缘系统发育不完全，就像一辆有着发动机却没有刹车的汽车。哪怕没有外界的插手刺激，他们的内心就已经翻天倒海了。一方面，他们内心渴望成长，与父母分离；另一方面，又依旧依赖父母。
“‘分离’的那一部分中，他们常常希望自己变得更强大，更有能力，在群体里拥有属于自己的地位。然而这些‘希望’往往容易遭受挫折，挫折可以外归因，也可能内归因。一个孩子，如果一直在焦虑和挫折的环境里生存，经年累月，焦虑的下一步就是恐惧。当缺乏有效的疏通途径时，这种情绪常常就转换为自我攻击，从‘环境不好’变为‘我不好’，从外归因转至内归因，如此就很容易触碰到自己的核心信念——‘我不行’。
“而‘依赖’的那一部分，敏感，与父母交流的隔阂，又常常让孩子们生出强烈的孤独感，这种‘情绪荒野’伴随着‘不被爱’的感觉，最终衍生出更深的自我否定。”
我继续追问：“那最终让瑄毅崩溃的，是哪方面的因素呢？是升学的失败，还是家庭环境的影响？”
“这些其实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抑郁的本质，以认知行为的心理角度来看，就是‘我不行’这个核心信念激活得最厉害的位置，即便是家庭的环境，最终刺激的，也是他们这个核心信念。”
“是孩子无法将家庭与自己分割开去，是吗？”
“是的，大部分的孩子，都会把‘沉重的家庭’挂到自己身上。他们无法分辨，只能背负。家庭的‘不行’，最终依旧化作他们自身的‘不行’。”
大多数来找心理咨询师求助的家长，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也不知道，以前好好的孩子，为什么突然之间就变成了这样，就像变了一个人一般。”
这句话丁楠已经听到烂熟，但他始终不认可：“就像瑄毅走到这一步，也绝不会仅是因为升学的那个刹那而突然发生的转变。来到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尝试过自杀的小孩，细究起来，他们的爸爸妈妈，多多少少都不是‘全然不知’的。这些孩子是怎么走向末路的，原因也许非常多。可是我相信，一个家长不会从来没有感知到TA的孩子有过走极端的想法，这个孩子也不可能从来没有流露出过这样的念头。”
我想起一句话：“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我们常常只能看到“突然”变得乖戾消沉的孩子，却从来没有看清那些沉默着埋在他们心里的伤痕。当抑郁和死亡不被提及，或有意无意被忽略的时候，绝不代表它们不存在。孩子不可能没有发出过求救信号，也许是语言，也许是行为，又或许是泪水与伤痕。只是那些信号往往被忙碌的大人们忽略了。在孩子走到极端之前，TA一定是独自走过了一段极为孤单和艰难的路，直到自己再也走不动了。
丁楠在闲暇的时候，会潜伏在网上寻找一些关于孩子们的蛛丝马迹。他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许多抑郁的孩子，会有专门的“交流空间”，那里的气氛偶尔是平静的，但更多时候是充斥着愤怒与戾气的。那些对骂串联出了一条鄙视链：重度抑郁者歧视中度抑郁者，中度抑郁者鄙视轻度抑郁者。他们常常争吵：“你这不叫抑郁，我这样子才是。”“你这个情况算什么？你吃药没？吃的什么药？”“我这个药更好一点。”“你才吃1年药啊？我都吃了3年了。”
丁楠会仔细辩解这些ID背后的身份，如果发现对方是成年人，他会毫不留情地上前去争辩——“抑郁”如今已经成了全民话题，他担心会有人借此去博取同情，获取“流量”，将抑郁症转化为“财富密码”。但若证实ID的背后是一个孩子，他不会轻笑着说“看，这般攀比，还是孩子的模样”，而是实实在在地心疼。孩子终究是单纯的，在丁楠看来，那些看似荒谬的言辞中，其实藏着他们没有说出口的求助。
“你觉得，他们比着谁的病情更重，是为了什么？”丁楠问我。
我想了半天，才迟疑着回答：“其实是说明他们正在一个‘希望能好起来’的过程中挣扎？”
丁楠点点头：“所有的事物都是正反两面的，每一句话也是如此。你可以把他们的话尝试着翻译出来，换一个方式去说出来——‘你才吃1年药啊？我都吃了3年了’，这句话换过来，是不是还有一句没说出口的话——‘你才病了1年，我都3年了，为什么我还没好？为什么我还没好？’”
丁楠曾接待过一对母女，母亲面色焦黄，一副心力交瘁的样子：“丁老师，你帮我劝劝我的孩子，她现在张口闭口就是一句话：‘我不想活了，我现在就死给你看’。”而一旁的女孩神情冷漠，对着母亲的眼泪视若无睹。
在丁楠接待过的来访者中，有数不清的孩子对着父母吼出过这句话。他让那位伤心的母亲先坐下，问：“你一般是怎么回答的呢？”
这句话就像触动了什么开关，那个母亲突然愤怒起来：“爱死就死，你莫威胁老子，老子养你这么多年，倒是有罪了？！”话音刚落，女孩的神情就有些细微的变化，她微微扭了扭头，眼眶里有水一样的亮光闪过，冲着母亲嚷起来：“你看我敢不敢？”
丁楠叹了口气，问那母亲：“你能真的听懂你的孩子在说什么吗？你女儿说的那句‘我不想活了，我死给你看’，你知道她说的哪一个‘版本’吗？是威胁——‘我不想活了，我要死给你看’，还是求助——‘救救我，否则我就得死给你看’？你能判断出她说的是哪一句话吗？你觉得听到的是挑衅，可是有没有可能，那是她的求救？”
他又转过脸对着小女孩说：“你又能听懂你妈妈在说什么吗？你只听到了‘要死就死’对不对？你有没有听到她在说‘你不要威胁我’？有没有听到她在说‘我养你这么多年’？”
丁楠告诉我，每一对坐在他面前的父母和孩子，大多都是这样的沟通。一问一答，看似没有逻辑的毛病和纰漏，但其实他们都只是各自说着自己的话、听着自己想听的话。
语言和声调，会有无数的歧义。很多成年人都无法去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想法，让一个孩子清楚地说明TA或许已经混乱的思路，是不是太严苛了？父母作为成年人，理所应当地该肩负起一场场沟通中更重要的职责，那些崩溃绝望的孩子们其实并不是没有求助过，只是大部分时间，他们的哭泣并没有被认真听到过。压垮孩子的最后一根稻草，一定是亲密关系的断裂，在孩子的生命中，哪怕只有一个人能认真地听到TA那些说出或者未说出的求助，回应以不带附件条件的爱，就能让事态的发展不至于最终失控。
但所有的问题都是父母的责任吗？丁楠也不认可这种说法。他给我讲起了去年接手的一个案例，是和“老板”王一一起接手的。
最先来咨询的，是孩子的外婆，接待这位老人的是王一。老太太目测60来岁，但看起来年轻又新潮，不过令他印象深刻的，是萦绕在她身上浓重的焦虑感，似乎像一种味道，挥之不去——不同于许多老年人的“相对舒展”，她的焦灼情绪甚至不亚于当下那些疲惫无助的中年人。
老人语速飞快，讲的都是自己11岁的外孙子旻旻。最开始主诉的是孩子沉迷手机——这一点王一并不意外，那时正值疫情严控期间，无数的孩子们被封在家里，守在一方屏幕前上网课，由此产生的家长与孩子之间的纷争，早已不是新鲜事。
但外婆紧接着又说起了旻旻的诸多异常：情绪时常失控，非常暴躁，频繁尖叫，喜怒反复无常。老人强调着：“他是不是有强迫症啊？”
王一询问具体的症状，外婆就讲了两个细节：旻旻在做作业的时候，如果有哪个字写得不够工整，就一定要擦掉重写，反反复复，一页作业甚至要做好几个小时；他衣服的袖子、脚上的袜子，必须保持左右两边一模一样长，倘若有一丝不齐，一定会放下手头所有的事情，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将袖口和袜口调整到一致。
这样的症状确实有少许超过正常范畴，王一简单安抚了几句，却完全没有奏效。外婆的情绪始终紧绷，絮絮说到最后，甚至急迫地盯着他问：“这孩子这样子，会不会像网上的很多小孩子一样去自杀啊？”
“自杀？不，现在这样子还不至于。”
王一没有料到这个外婆会有这般的过度反应。对于老人的问话，他的第一反应是觉得有些好笑，但这样的念头只是一闪而过，胸口随即会涌出一种夹杂着悲哀的压抑。接触的家长多了，他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像旻旻外婆这样焦虑的原因——他们大多还是因为对孩子爱之深。“当你越在意一个人的时候，你情绪中的担忧成分就越大，许多焦虑的家长也和旻旻外婆一样，越在意孩子，就越容易把结果往最坏的方向去想。”王一说，在他们经手的案例中，更悲哀的一点在于：有的家长把结果往最坏的方向去设想了之后，他们的所作所为，也会隐隐地朝着这个方向去做。
“有那么一种可能——真正把孩子推向那个方向的，有可能恰恰是你的担忧。”王一用这段话作为对旻旻外婆开解的结束语，当时老人垂下头，没有接话。
第二次咨询的时候，旻旻的妈妈也一起跟了过来。和外婆不同，旻旻妈妈对于咨询并不在意，除了浅浅地表达了一下对孩子沉迷游戏的担忧外，并未展现出更多的焦虑。
不过，这个母亲给王一的感觉是“矛盾而纠结”的。在咨询的时候，她时常会显露出一种不耐烦的情绪，始终不愿意认真地和王一讨论孩子的问题。不同于老太太的忧思过重，这个女人散发着一种“无力”的情绪，她的神情大多时候是游离而呆滞的，并且一直表达着对自己母亲那种担忧的不屑一顾。
而丁楠负责接待的则是旻旻。这个男孩给丁楠的第一印象是“落落大方”，一进屋，他就客气地主动跟丁楠打招呼：“你好。”可之后，就没有更多的言语了。丁楠能感受到旻旻在良好教养之下藏着的紧绷，就像是一种伪装得极好的“应激战斗模式”。直到交谈许久，丁楠才能感觉到旻旻缓缓地松弛下来。
始终没有到场的旻旻爸爸。王一和丁楠从旻旻外婆和妈妈口中零星听到了他的一些信息：出身农村，寒窗苦读，博士毕业后去了一家极好的科研单位，做到了很高的职位，收入颇丰。他显然是家中大事的主导者，是经济的强力支柱，也是孩子教育的主力。他对孩子有着近乎刻板的严苛，从学习成绩到兴趣爱好，甚至穿衣吃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如此。
回忆到此处时，丁楠特意停下，对着我强调了一句：“注意，我说的不是‘严格’，而是‘严苛’。”——这个父亲将每一个琐碎的日常事项，都化解为可量化的“任务”，又给每一个“任务”都定下极为严苛的标准，如若没有达到，迎接孩子的将是暴风骤雨般的责骂与惩罚。王一对这个家庭的模式做了简短的总结：“一个典型的‘传统家庭’——优秀而强势的父亲，沉默隐身的母亲，还有内心涌动着恐惧与不安的孩子。”
在这家人走进咨询室之前，这样类似的强迫性行为已经在旻旻身上出现了三四年。旻旻的父母对此并未在意，如果不是那时外婆坚持，他们恐怕依然不会来。
我曾忍不住表达了对旻旻妈妈的质疑：“她与孩子朝夕相处，看到孩子这么多的反常行为，竟然从没有想过要干预吗？”
“你有没有意识到，其实在这个家庭的模式里，这个母亲也许都不能算作这个家庭真正完整的一半，她能拥有的决策权其实很少。甚至说，可能父亲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她是没有发言权的，或者，至少发言是不会被采纳的。”王一叹了一口气，“大部分的人都始终相信：一个‘优秀’的人，TA所传输出来的想法不会有问题；而一个‘不优秀’的人，即使他偶尔会有一些优秀的想法，也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他在熟人环境中的处境。”
“所以这个母亲就只能让渡出了她管教孩子的权利？”
丁楠接过话头：“你说得很对，回过头来，我们可以探讨一下，她为什么会屈从于丈夫对孩子的管教，或者说，会愿意把管教孩子的权利让渡出去。”
“我可以先说一个概念，就是——人作为一个生物体，最基本的一个生存原则就是趋利避害。人当下所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对他最有利的选择，包括一个抑郁的小孩子。TA选择抑郁，一定是TA当下觉得对自己最有利的，陷入抑郁或许是TA潜意识里最舒服的状态。”
见我点头，丁楠接着发问：“这位母亲让渡出了对孩子的管教权，一定是因为这里面有她觉得有利的点，那个点才是她做这个选择的原因——你想想，是什么？”
我试图按照他的提示去分析：“我们如果只是很直白地说‘母亲让渡出了教育孩子的权利’，那么她这个行为妥不妥？当然不妥。因为作为母亲，就有教育孩子的权利和义务，让渡出去，就显得好像不够负责任。但是，如果我们把这句话说完整，‘我让渡出我教育孩子的权利，是为了让孩子接受我觉得更好的教育’，那这样说，又好像是说得通了。”
“对，这就印证我们刚才所说的，每个人所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TA潜意识里觉得最有利的选择。”
“那父亲呢？他在教育孩子时的过于严苛、不近人情、霸道强权，也是他觉得是他能做出的最好的选择吗？”
“是的。也许他的成长途径便是如此，这最终让他来到了成功的彼岸。或者说，那样的精细与严苛，是让他在科研工作和社会活动中取得成就的基础与助力。如果这样的状态就是他在社会上生存、保护自己的法则，就是对他最有利的状态，你说，他会怎样？”
“所以，他这样严苛地要求旻旻，就是想把自己的成功模式复制到孩子身上去？”
丁楠点点头，又摇摇头：“你说得对，也不对。不仅仅是‘我想把自己的模式复制到孩子身上去’，更多的是‘我只知道这个模式有用’。”
“对于没有背景没有靠山，一步步靠自己的力量走下来的人来说，‘我亲身体验过这样有用，而且我只知道这样有用’，就足以让一个人坚持己见了。”他尝试模仿着旻旻父亲的口吻，“‘我为什么会用别的方法去实验呢？把我的孩子置于风险之中？试错成本这么高，我没有能力去让孩子脱离我所认为的正确的途径去野蛮生长’。”
聊到这里，我发现自己对这个咨询的家庭的印象已经悄然发生了改观——他们不再是最开始我眼中“霸道的父亲、无奈软弱的母亲，焦虑的外婆和敏感的孩子”的组合了，而是一个普通的、可以接受并理解的家庭。
王一笑着拍拍我的肩膀：“对于前来咨询的个体来说，接纳和尊重，是比指导与改变更重要的事情。”
我禁不住又回想起瑄毅。之前，对这个孩子的同情也曾触发了我对他家庭环境的腹诽，似乎缺席而懦弱的余斌、强势而霸道的晓慧与刘姨，是造成瑄毅此番模样的元凶。而在此刻，我对晓慧一家也生出了些许的理解与体谅。或许，谁也不是故意的，他们能做的，只是他们认知范围内能做到的最好的选择。
对旻旻的介入其实是相对顺利的。这个孩子不算是一个格外严重的情况，也不需要太多的治疗，只是做了几次言语类的疏导，咨询就结束了。
后来王一去做回访的时候，旻旻外婆高兴地告诉他：“很有效果。”这倒让王一生出了好奇心——他原本没有指望那么简单的几次疏导就能让这个家庭的模式达到根本性的转变，禁不住追问起来。
老人告诉王一，咨询回来之后，她突然明白了一点：“孩子这样其实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而旻旻妈妈也明白了一点：“孩子爸爸的高压管理和家里的气氛是会对孩子有一定影响的。目前的状况，并不是孩子一人的原因。”
王一见过不少这样的情况：很多在旁人看来一目了然的“点”，对于当事人来说，就是一个需要攀越很多山峰才能意识到的“问题”。在想清楚这些个“点”之后，这个家庭的环境就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细微的改变：旻旻爸爸在和孩子沟通的时候，会刻意加上几个语气助词，比如“作业怎么还没写完”变成“作业写完了吗”，旻旻回话的态度居然就不一样了。旻旻再捧起手机的时候，妈妈不再烦躁地揣测他是不是又钻进游戏里，外婆也不会直接抢走手机了。
有一次，外婆看到旻旻拿着手机，过了许久，平静地走过去问他：“你是在玩游戏吗？”旻旻抬起头说：“不是。”换做从前，这句问话或许就是一场家庭战争的开端，质疑、争吵和尖叫都将接踵而至，整个屋子将笼罩在吵闹与哭喊中。而这次，外婆只是简单地回复道：“好的。”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 ：“没玩游戏也少玩会手机吧，对眼睛不好。”出乎外婆意料的是，旻旻也平静地点点头说了句“好的”，就顺从地放下了手机，没有尖叫与歇斯底里地嘶吼，这倒让外婆和妈妈愣了片刻。
外婆高兴地对着王一道谢：“你们真厉害，其实就是这么一些小小的变化，我们能看到孩子好像就突然变好了。”
王一答：“不是我们的功劳，其实孩子也没有主动做什么改变。对于孩子来说，‘命令’的感受被弱化了，‘被剥夺被侵占’的感受就小了很多。也许你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该谢谢的是你们自己。”
旻旻一家这个曾让王一和丁楠觉得“不算是案例的案例”，却给他们留下了最深的印象。我们说起抑郁，关注的都是极端的例子。但抑郁往往更多的体现，其实就是像这样，平凡的家庭出现的非典型症状。这些症状可能没有严重到什么地步，但是却实实在在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
丁楠补充说：“对于极端的案例，虽然心痛，但说真的，到了那时候，我们能做的其实已经很少了。”他和王一不约而同地露出了夹杂着后怕与欣慰的神情：“而这个案子，如果家长放任不管，可能过几年，就真的无法挽回了。”
“改变其实只需要细微的，许多家长在遇到孩子出现异常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如临大敌。但是其实他们要做的往往不是那种抽筋扒皮似的痛苦蜕变。”
聊兴让王一的思绪飘开了一会儿，他的声音又低沉下来：“你知道吗，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在出现心理状况的未成年家庭中，成年人也同样伴随着或多或少的心理隐患。”
一个没法关注到自己孩子心理的成年人，也一定时常在内心责怪自己；许多不重视自己孩子心理健康的成年人，往往更多的是不重视自己——不是他不爱这个孩子，是因为他甚至都不能爱自己，他都无法顾及自己有没有抑郁，又有多少心思能关注到孩子？旁人又能要求他们用怎样的方式去爱他们的孩子？
那些年轻的生命消失时，会让人觉得心痛，惋惜，会在社会层面引起反响。可是，许多同样悄无声息消失的成年人呢？他们甚至连死去都无法吸引到别人的在意。
2020年，这座城市发生过一起青少年坠楼事件：一个14岁的初三男孩因为课间打扑克，被老师请了家长。愤怒的母亲匆匆赶到学校，扇了儿子两个耳光。之后，孩子当着母亲的面爬上围栏，从5楼一跃而下。在生命最后的时候，男孩的意识甚至还是清醒的，他躺在冲过来的妈妈怀里，还最后喊了一声“妈妈”。
消息传开，几乎没有人会同情这位失去孩子的母亲，他们纷纷谴责她的失职与冲动，怪罪她将孩子的尊严弃之如敝屣，在网上用着极端而刻薄的言论辱骂诅咒着她。直到后来，有知情人爆出更多的内情：孩子和母亲原本拥有一个富裕而幸福的家庭，是孩子的父亲出轨并将家庭财富尽数转移。母亲独自抚养儿子，从原本的养尊处优变为一天打三份工去挣生活费，早上卖早点，白天超市打工，晚上摆地摊儿。男孩跳楼后，他的父亲带着自己这边的亲戚去学校索取补偿，母亲没有参与闹事，她已崩溃到精神恍惚。
但这些细节已无人在意。半年后，这位备受折磨的母亲在数次尝试自杀后，也终于离开了这个世界。不同于孩子的离去，她的死仅仅如落在湖面的小石子，掀起几圈涟漪后便无人再提及。
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责任人，主流的声音自然会将青少年抑郁的主因归到家庭与父母身上。然而在丁楠他们所了解的领域中，孩子们抑郁的“主归因”是有一个缓慢的偏移的——这种偏移以青春期为节点，在那之前，家庭的因素会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但从青春期开始后，学业、同伴、校内外人际关系、教育体系，乃至整个社会的结构、文化和支撑体系，重重压力之下，任何一个环节的出错都可能将脆弱的孩子们击垮。
所以，在众多环节都没有足够成熟和规范的应对措施之前，一味地将责任归结于“失职的父母”，这对于那些父母来说，本身也是不公平的。王一反复对我陈述了一个观点：“援助青少年抑郁的同时，我们更要帮助成年人原谅自己的不完美。”
是的，人一定是不完美的。多少父母在自己的孩童时期，也已背负着艰难和曲折的压力，未被善待的孩子，长大后又如何能自发熟练地掌握对待下一代的技能？只有能明白自己的不完美，才能接受那些缺陷、遗憾、过错，才能原谅自己的不完美，将自己和爱的人从痛苦困惑和恐惧中拉出来。
未成年人如此，成年人亦如此。
丁楠打开手机，向我展示了一些照片。一张张翻过去，那些稚嫩的手臂上全都是触目惊心的伤痕。有的伤口鲜红而新鲜，似乎能看到鲜血还在汩汩涌出；有的猩红而凌乱，道道血痕像蛛网般张牙舞爪地纵横交错；还有的，旧疤叠着新伤，一层层摞上去，看不到停止的意愿。
几十秒后，丁楠飞快地收回手机，不再让我看。我也丝毫没有再看下去的欲望，只觉心头发苦发堵。丁楠告诉我，从业这么多年，他收到最多的就是这样的图片，许多求助者甚至只发来这样一张照片，就无论如何都不肯再开口。
非自杀性自残是事态走向失控的第一步，那时的孩子大多已经产生了难以开口诉说的痛苦，于是选择靠伤害身体试图让情绪得以舒缓。当自残亦不能作为情绪出口的时候，自杀意念就会产生。虽然从有自杀意念到真正实现，中间会有一条不短的路，但在咨询师们看来，当自杀意愿频繁出现时，大部分当事人的心理创伤已经积重难返了。
根据世卫组织给出的报告，抑郁症导致的自杀，是目前15到29岁人群的第二大死亡原因，仅次于车祸。大概每7个青少年之中，就有1个有着或者有过自杀的念头，他们沉默无声，但就在我们身边。
丁楠曾经接诊过一位20岁不到的青年人，“主诉”是情感问题——他被骗了不少钱，却依旧不愿放弃那段感情。小伙子找到丁楠的目的，并非寻求疏导或援助，他只是一遍又一遍执着地向丁楠问一个具体的解决办法：“你是搞心理的，你很懂人，你帮我想办法，挽回她，或者拿回我的钱。”
“我该怎么办？”他并不在意自己那已经明显异常的情绪，只是迫切寻求具体事情的解决方案，想找到一剂速效药丸。
丁楠当然不会给出具体实操的办法，在他看来，那一部分已经超出了他作为心理咨询师的范畴。他试图带着那个小伙子将整个事件进行梳理和分析，几次之后，小伙子表示：“想开了，不再去和那个女孩来往了。我要开始新的生活。”
丁楠并没有相信他的“承诺”。果不其然，在那之后不久，这名患者就从他手上“脱落”了——在心理咨询中，“脱落”指来访者在既没有获得咨询师的同意、也没有达到与咨询师共同设定的咨询目标之前，就决定提前终止咨询的情况 。它是造成咨询师心理压力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但也是无可避免的，在国内的心理门诊，即使是最有经验的心理咨询师，也同样面临这样的困扰。有研究数据展示，从小型咨询室到大型研究和医疗机构，患者的“脱落率”基本上高达45%到80%。
丁楠如今已经能坦然面对患者的“脱落”，但他一直无法释怀那个小伙子的不辞而别。听说他转去了另一家咨询机构，之后不久，就传来了自杀的消息。关于此事的新闻报道很短，转瞬即逝，现如今甚至已经搜索不到只言片语。丁楠略带无奈地回忆说，那个小伙子后来转去的那家不太正规的咨询机构已经被查处了，原因是非法开抗抑郁的处方药。
那个小伙子也曾数次请求丁楠帮忙开药，都被丁楠拒绝了。他也一直不肯说为何不愿到医疗机构寻求正规的医生处方。事后，丁楠看到过那家咨询机构开出的药方，禁不住有些唏嘘——药方应该是对症的，“能感觉到，虽然确实是违规了，但那边确实是真心想帮助这个小伙子的”。
但规则就是规则，没有处方权的心理咨询师必须要为他们的违规付出代价，而那个患者也因为自己的执念无法寻求到更多的援助，最终失去了走出泥潭的机会。这件事也给了丁楠不小的刺激，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会格外敏感于心理咨询与辅助药物的关系。
丁楠遇到的许多求助者，见到他的第一句话便是：“你们可不可以做催眠？”他们期望着，只要安静地睡上一觉，不用做任何改变，然后那些心结，那些坏习惯，就能没有了。
“可能吗？不可能的。”主动的蜕变永远是最困难也是最痛苦的，就像明知运动才是减肥的最好手段，却永远有无数人寄希望于减肥药一样。对于这样类型的求助者，丁楠会恼怒于对方或多或少的懒惰，但他也能体谅——不能强求一个心理本身就出现问题的人能有多么强大的自我改变的意志力和内驱力。
他曾经在一次公益咨询中在线接诊过一位外地的高中生。那次是孩子主动报名联系的丁楠，两人开着视频，丁楠能一直强烈感觉到孩子的紧张与焦灼。咨询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丁楠突然听见对面房间门被推开的声音，小孩的表情瞬间变了颜色，门开后，传来的是家长的怒吼：“你又在做什么？”视频那头的家长愤怒地举着药盒，丁楠能看得清那是抗抑郁药。接下去的混乱，丁楠有些听不清，只看到连线的视频被匆匆挂断了。
那张略带惶恐的面庞，后来时常在丁楠脑海里闪现。只是山高路长，他实在没有办法能做得更多了。他曾想办法联系到了当地的团委去接手对那个高中生的干预，但也知道，在那样的家庭环境中，他们能做到的事情，已经起不到太多的作用了。
丁楠曾见过无数外界对抑郁孩子家长的指责，那些家长或强势或焦虑，或缺乏对孩子的界限尊重与理解，不一而足。但在丁楠看来，这样的父母其实不算是最糟糕的，起码，他们能陪着孩子一起来求诊。他接触过大量单独来求助的孩子，新生代的青少年，不少都有了对心理关注的意识，懂得自己的状况是需要寻找人群和帮助的。
但孩子终究是孩子，他们孤身奋战时，能做的实在是极其有限。这些年少的患者中，有的父母对孩子的病情一无所知，有的是知道却避之不及、充耳不闻，有的甚至会阻挠孩子去求医：“你知不知道丢人啊？”
无助的孩子们独自到医院，攒着零花钱开出药物，病情反反复复，有限的钱很快花光，他们也找不到更多的办法。不少孩子找到丁楠处的时候，已经濒临崩溃。
“可是，我也要生活，也要吃饭，我又能做多少次‘用爱发电’的事情呢？”丁楠纠结又无奈。
狗仔卡
发表于 2023-3-20 07:2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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