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的山东，并未迎来和平自由，而是陷入了新的动乱之中。从1912年山东省脱离清廷统治，到1928年控制山东的最后一位军阀张宗昌败北，短短16年间，这里历经周自齐、靳云鹏、张怀芝等7位独裁军阀控制，战乱不休、匪患频发，让这个传统农业大省难以维系底层秩序，各乡镇农村遂抱团结社以求自保。这些拿起武器的底层民众在风起云涌的民国舞台上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抗战爆发前的山东就已算得上是多灾多难。几乎年年都有县镇遭遇洪灾和旱灾。最为严重的1926年，100个县遭遇水灾，40个县发生旱灾，受灾人数超过1400万。在这一年，山东德州最肥沃的土地收成也只有往年的一半。全境3/4的麦田更是颗粒无收。粮食的匮乏让不少家庭无力抚养出生的孩子，只能将新生儿投入枯井之中。粮食就那么多，为了饿死的不是自己，大批百姓落草为寇。1924年，山东土匪大概有50股，人数为18400人。几年灾荒过后，到了张宗昌主政山东时，土匪数量激增至20万。
由于城市多有军队驻守，因此土匪劫掠的目标往往是虽然贫困但没什么守卫力量的乡镇地区。1923年6月，匪徒赵妈妈劫掠叠衣庄，70多名百姓遭遇杀害，1929年5月，悍匪王金发在南洼里一下子绑走了200多人当肉票以勒索钱财。猖獗的匪患让基层民众的生活雪上加霜。面对层出不穷的旱灾、洪灾和匪患，入主山东的历任军阀并没有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相反他们的存在助长了灾难的蔓延。周自齐时期，麾下军队因为饷银问题发生了三次大规模兵变，“彼兵所到之处，强占民房，搜捕鸡鸭猪牛，行动俨同盗匪”。田中玉督鲁时不仅每年贪污几十万军费，还把财政厅的公款也收入囊中。
军阀张宗昌
此时的山东百姓可谓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为了自救，山东人想到了结社的“老传统”。这片土地上曾诞生过不少神秘组织，如清末的义和团、八卦教和一贯道。于是在20世纪20年代，一个叫红枪会的组织悄然在山东各地兴起。红枪会中的习武者爱用红缨枪作为主要武器。他们崇拜真武神，爱用吞符念咒、排刀排枪的江湖骗术忽悠人们加入。可红枪会也讲义气，只要会内成员遭受欺辱，就一定会抱团替其讨个公道。
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半官方企业，为日本侵略进行情报收集工作）曾对20世纪20年代的德州境内恩县后夏寨村的红枪会问题做过调查。后夏寨村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农业村庄，村中共有700多人口。村民虽然每天辛苦劳作，但却很难养活自己，一是因为这里水患频发，土地盐碱化导致粮食减产严重，二是因为这里常有土匪前来“借粮”。就在全村快要走投无路之际，隔壁八里洼的红枪会如神兵天降来到他们面前，提议让村里人入会。红枪会会给村子提供保护驱赶土匪，相应的后夏寨村也要派遣一定数量的青壮年参加会里的集体行动。后夏寨村欣然答应提议，从此被纳入红枪会的势力范围。
正在收割粮食的农民
当时的山东遍地都是和后夏寨村情况一样的村庄。1924年开始，山东各地的红枪会迅速扩张势力。在鲁西，乡民张老五自称大师兄，在德州组建起红枪会，不到2年，红枪会范围内管辖村庄就有100多个，其势力之强甚至敢和官军发生冲突。在鲁南济宁的汶上和宁阳，在当地士绅资助下于1921年就早早建立起了红枪会保卫地方。到1925年，仅汶上一个县的会员人数就多达8万。县内分为13个区，各区域设置不同级别的红枪会领导人，还设立总宫长职位，方便统领全局。
随着人数的增多和势力的扩张，各地红枪会名为会门，实为民团。他们组成团体保卫本地安全，当然这并不是免费的。“会内经济，按地派款，在会者出款轻，不在会者出款重。”因此各地士绅平民为了减少保护费，都抢着入会。很快，红枪会成长为一股山东本地军阀都难以忽视的武装力量。据统计，1927年山东的红枪会人数已高达40多万，他们手上的武器也不再只有红缨枪，各地红枪会手上都掌握着一定数量的快枪。汶上县的红枪会甚至还装备了小型火炮。
抗战爆发后，山东形势急转直下。1938年5月，国军对山东完全失去了控制权。随之而来的是日军对山东的全面接管，共计4万余日本精锐军队驻守山东，另招募伪军16万人协助其管辖，并修建了3000多个据点、炮楼，散布在广阔的农村地区。为了更快地筹措战争经费，日伪在各地建立起伪政权组织横征暴敛，他们要求每亩农田每年上交基础税3-40斤小麦。除此之外，每户还要缴纳建设费、情报费、日军娱乐费、联合费、子弹费等苛捐杂税。
如此外患之下，各村庄乡镇为保全自身，又纷纷组建起各类会门组织。除了红枪会这一老牌组织外，还诞生了堂天道、佛教会、中央道、罡风道等。巅峰时期的山东会门多达200多种。
日军情报部门早就对山东会门组织做过详细调查，他们认为仅凭手上这点军队难以控制住整个山东，稍有不慎，防守薄弱的农村地区就会成为八路的根据地和游击队的温床。因此日本人采取怀柔的手段，一方面宣传反共口号，散布前线战争的虚假谣言，以削弱山东民众的抵抗意志，另一方面对投靠来的会门实行减免税收的优待政策。如此攻势下，有不少会门转投日寇。1943年，在日军登记的会门成员人数一共164345 人，已沦落为日军爪牙的会门开始对抗日武装不遗余力地侵袭骚扰。1939年5月，阴山前的红枪会成员火烧南尚任村根据地，焚毁86间房屋和20000多斤小麦。1943年4月，大佛教首领邱西三带领数百人趁夜色对崖下根据地展开突袭，杀害根据地百姓11人，民兵联防队长和指导员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伏击炮楼的游击队
有人甘愿堕落，也有人心怀民族大义。不少会门经过利益协调在我党争取下加入到抗日统一战线中。在胶东，经过党政人员的思想工作，当地上万人的无极道会众改编成了自卫团。在淄川铁板道的800多枪手经过教育培训后并入到了八路军中。这些会门成员关系网庞大，对本地地形相当熟悉，在加入八路军后为我军抗日斗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民国时期山东红枪会等会门组织的兴起，实质上是在政府职能缺失环境下的底层农民的自救运动。虽然其会员仍然有崇拜神灵，使用法术的行为，但与清末时带有狂热宗教气息的义和团还是有很大区别。山东会门多由豪绅、武师组建，拥有一定数量的热武器装备，勾连各个村庄乡镇收取费用实行联保，这种模式更像是只为本地人服务的地方民团，平日里提防前来打秋风的匪徒，当战事来临地区掌管势力面临洗牌时，会门又可依仗手中的武力和影响力来保全自身。不过有些会门终究是格局太小、意志不坚，成为了日寇帮凶，令人不齿。
参考文献
夏坤：《山东红枪会研究（1937-1945）》，山东大学2016年硕士论文。
李子龙：《二十年代的红枪会运动》，《江苏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
（作者：浩然文史·天上白玉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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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14 05:3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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