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合主席、Pivotal Ventures创始人梅琳达·弗伦奇·盖茨,摄于Pivotal公司在美国华盛顿州柯克兰市的总部。图片来源:PHOTOGRAPH BY CHONA KASINGER
那天是西雅图的又一个阴天,华盛顿湖(Lake Washington)闪闪发光的灰色水面与湖面上云层笼罩的天空几乎难分彼此。但是,梅琳达·弗伦奇·盖茨的到来给房间里带来了一缕阳光。她落座后,询问能不能摘下口罩,露出了口罩下充满阳光的笑容。这位慈善家说,她仍然在为刚刚结束的卢旺达和塞内加尔之旅感到振奋,这是新冠病毒导致全球瘫痪两年多来梅琳达第一次踏上非洲。“重新回到这片大陆的感觉真好。”弗兰奇·盖茨说着,眼睛亮了起来。“只是和当地的妇女说说话,聊一聊当地针对女性角色的行为规范发生了什么变化,就让人感到充满希望。”
今年58岁的弗伦奇·盖茨几十年来一直在推动社会重新思考这些规范——在她看来,改善女性的境况几乎是解决每一个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她将性别问题融入了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投资的无数个项目中,无论那是抗击传染病的项目,还是消除饥饿的项目。“大多数策略都要包括性别因素。”弗伦奇·盖茨说,“就像在抗击疟疾的案例里,挂蚊帐的人是谁?如果不将性别因素考虑在内,你就会犯下大错。”这家庞大的非营利性基金会持有533亿美元捐资,她是联合主席。
弗伦奇·盖茨是一位永远的乐观主义者;就连她今天穿的衣服——一件下摆绣着翩翩起舞的亮紫色蝴蝶的花衬衫,都流露出希望。她本人是务实精神和雄心壮志的有机结合,以解决全球最具系统性和破坏性的问题为己任。她着实给观众们上了一堂关于有影响力的捐赠的大师课——她的课程共包含17部分,今年8月发布在流媒体平台“大师课”(Master Class)上,平台里是各行各业的专家课程。她当然是“专家”:她曾经在微软(Microsoft)担任总经理,也是微软的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的前妻,在20多年前共同创立了盖茨基金会。此后,她就致力于改善发展中国家女性和家庭的生活质量,通过与从中国到布基纳法索的世界各地的机构合作,共同解决贫困、疾病和社会不平等问题。
但在今年9月初的这一天,弗伦奇·盖茨想要谈一谈她在离家更近的地方所做的工作。而即使在这里,在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也有足够多的事情让她忙碌。事实上,在妇女和平等问题上,美国仍然在与许多其他国家几十年前就解决了的问题做斗争。弗伦奇·盖茨指出,美国仍然是全球少数几个没有带薪家庭休假法的富裕国家之一。我们见面时,她仍然在对美国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于今年6月推翻“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的裁决表示难以置信,这项裁决在联邦层面上剥夺了女性选择终止自己妊娠的权利。“这在任何国家都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她说,“但它发生在全球收入最高的国家,而且是在写入法律这么多年之后又撤销,这是性别平等的巨大退步。”
梅琳达·弗伦奇·盖茨与“女孩车库”(Girls Garage)的成员座谈,这是一所专门面向青年女性的设计和建造学校。图片来源:COURTESY OF PIVOTAL VENTURES
解决这种不平等正是Pivotal Ventures的目标,这是弗伦奇·盖茨成立的另外一家公司,规模小一点,名气也没有那么大,但同样雄心勃勃。她于2015年创立了Pivotal,希望通过将投资和宣传游说相结合的策略来改善女性的生活。2019年,她个人向Pivotal投资10亿美元,分10年支出。[弗伦奇·盖茨是Pivotal唯一有限合伙人;今年9月底,彭博社(Bloomberg)估算她的净资产为102亿美元。]这家拥有90名员工的公司已经向150多家机构投资了数亿美元,既包括慈善捐赠,也包括风险投资。
弗伦奇·盖茨解释称,Pivotal追求的是“如何让美国的女性和有色人种走得更远,走得更快。我认为,归根结底是要看关键领域:科技、金融、媒体、政治。如果能够在这四个领域里获得更多的股权,就可以改变整个社会。”
别被它的名字骗了:Pivotal Ventures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风投基金。在投资营利性公司的同时,它也向其他非营利组织提供资金,为提升妇女权益的种种努力提供资助,并寻求与其他组织建立各种合作关系,引用该组织最喜欢的其中一句口号来说,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让“更多的权力掌握在更多人的手中”。(Pivotal没有公开披露分别流向上述各个行业的资金具体有多少。)
在Pivotal的多元化策略中,其中一个目标领域是所谓的护理经济,包括儿童托管和老年人护理。弗伦奇·盖茨解释道,这是Pivotal最关注的领域之一,因为看护需求是阻碍女性走上掌权岗位的最大障碍之一。[全美护理联盟(National Alliance for Caregiving)和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总共有5,300多万人做着不发薪水的看护工作,其中大多数是女性。]正因如此,Pivotal在2019年为Papa提供了1,000万美元的融资,Papa是一家总部位于迈阿密的公司,主营业务是为大学生与需要交通出行和家务帮助的老年人牵线搭桥。“这相当于把经济中的两个部分——有才华、有精力的年轻人和绑在家里的人——放在了一起。”弗伦奇·盖茨表示。为了寻找并支持该领域里的其他新创企业,Pivotal与一个名为Techstars的合作伙伴创立了一个加速项目,为那些旨在解决老年人及其看护者需求的公司提供支持。
注资创新企业只是Pivotal的战略里的其中一面。自2016年以来,Pivotal还支持美国的两党共同努力,在联邦层面推动制定完善的带薪家庭和医疗假政策,该公司已经向致力于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实现该政策的顶尖政策中心和游说团体投资逾6,500万美元。
Pivotal所支持的休假政策可以同时解决照顾孩子和照顾老人的问题。弗伦奇·盖茨说:“我们通常期望女性能够同时兼顾家庭的这两端,所以我们在努力推动。”然而,尽管Pivotal为此付出了迄今为止该公司最大额的投资之一,但它仍未在联邦层面开花结果。近年来,美国国会一次又一次地从联邦开支法案中砍掉带薪家庭假的内容。美国总统乔·拜登于今年8月签署成法的《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最初起草于拜登当选后,其中包括带薪家庭假的条款。但这项期待已久的条款在最后时刻被砍掉了。
弗伦奇·盖茨在科技领域中同样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该行业的女性代表性长期不足,有色人种女性的代表性尤其欠缺。Pivotal以有限合伙人的身份向风投领域注资,如果风投公司对创始人来自代表性不足群体的公司给予更多关注,则更受Pivotal青睐。它投资的风投公司包括Magnify Ventures、Leadout Capital和Chingona Ventures。
该公司也在努力为女性创始人建立更好的基础设施。2020年年初,Pivotal向一个名为“科技城市性别平等”(Gender Equality in Tech Cities)的项目投资5,000万美元,该项目的设计理念是,通过在芝加哥和其他美国城市打造更具包容性的创新中心,为女性在科技领域打开更多的大门。该公司还与其他机构开展合作(比如非营利组织Break Through Tech),共同推动科技行业的变革,特别是为现有的、以男性为主导的科技机构提供一种替代方案。
“重建或者改变硅谷会非常非常难。”弗伦奇·盖茨说,“但如果你选择重新开始,如果你先从这个角度出发建立一个模型,我想你就不会复制硅谷的旧模式。”
Pivotal一直以打破根深蒂固的阻碍为使命。但弗伦奇·盖茨指出,过去几年,突然出现了很多新的、意想不到的、对女性有潜在毁灭性影响的阻碍——其中危害最严重的莫过于新出现的对生育权的威胁。当被问及美国最高法院最近对“多布斯诉杰克逊案”(Dobbs v. Jackson)的判决(该判决推翻了“罗诉韦德案”)会产生何种影响时,弗伦奇·盖茨称:“不可能废除了一条影响力这么大的女性健康法案,你还要说这不是倒退了一大步。你不可能这么说。”她说,Pivotal正在努力寻找各种方法来应对这个法律障碍,包括可能将要投资于专门为女性生育提供详尽健康信息和服务的医疗科技新创企业。
不过,弗伦奇·盖茨很快补充道,这种倒退仅靠新创企业是无法解决的。“我想解决根源问题。”她说,“系统性问题是什么?系统性的问题是我们国家没有足够多的女性政治家。我们没有达到性别平等,甚至连接近都算不上。所以,当我看向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席时,我会想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是谁把他们推上这个位置的。是男性主导的参议院让他们坐到了这里。”
唯一的解决方案是一个彻彻底底又雄心勃勃的方案:让美国国会的成员构成与美国的人口结构相符。“我们必须为各个级别的女性政治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我们必须找出阻碍她们实现目标的障碍。”她说:“除非我们实现女性在各个权力席位上都有代表,否则美国最高法院里就没有女性群体的代表。因为如果你看看美国人对‘罗诉韦德案’的实际感受,你就会发现不管他们支持哪个党派,最近发生的一切并不能够代表人们的心声。”
弗伦奇·盖茨在最近的个人生活中也面临挫折。2021年5月,在近30年的婚姻后,弗兰奇·盖茨和丈夫比尔·盖茨(现在已经是前夫了)宣布离婚。她说,这种变化“带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痛苦”,离婚往往都是如此。但这并没有放慢弗伦奇·盖茨为改善世界各地女性生活而努力的脚步——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美国国内。她的团队表示,她要同时兼顾Pivotal的国内事业和盖茨基金会的全球工作。后者需要继续与前夫共事。她说:“我一直在和我要离开的那个人一起工作,我每天都需要表现出最好的自己。”
当弗兰奇·盖茨在两个角色间穿梭时,她也因此看到了许多人从未意识到的共性问题。举个例子,虽然美国面对的问题肯定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不同,但其中也存在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
“我这次去塞内加尔时,和一个女性投资俱乐部的成员们聊了聊。”弗伦奇·盖茨回忆起她这次非洲之行时说,“她们的企业已经资本化了。但当我问她们的企业是怎么实现资本化时,我意识到,此情此景就好像我坐在硅谷,和女性谈论她们在争取风投时经历的层层批评与考验是什么感受。我在塞内加尔听到了同样的答案:她们同样要面对一群男人,这群男人总是说:‘你太不愿意冒险了。’或者‘你冒的风险太大了。’”
弗伦奇·盖茨停顿了一下,抛出了另外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数据:“在美国,只有不到4%的风投资金提供给了女性。”她说,“在塞内加尔,这个数字是3.5%。天哪,这个比例真的十分接近了。”
对于这位看起来好像不知疲倦的投资人而言,这些数字只是在提醒她,在她广阔的事业版图里,她的不同抱负都有哪些共同之处。“世界各地都存在这种阻碍女性前进的社会规范,有时这些规范的存在就是为了阻碍女性前进。”弗伦奇·盖茨说,“女性必须想办法冲破这些结构性障碍。”而她表达的很明确,Pivotal Ventures的目标就是成为推翻这些障碍的攻城锤。
一种关系结束了,另外一种却仍在继续
梅琳达·弗伦奇·盖茨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谈到了她与比尔·盖茨的离婚。比尔·盖茨和她同为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联合创始人和联合主席。
《财富》:过去几年,你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巨大的变化。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了,当然,之后你离婚了。你认为这如何改变了你看待世界的方式或者世界看待你的方式?
梅琳达·弗伦奇·盖茨:说实话,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追求的是什么。确实有一些原因让我无法继续维持那段婚姻。但新冠肺炎疫情出人意料地给我带来了私人空间,让我可以完成我需要做的事情。离婚带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痛苦,各种各样的痛苦,但我拥有能够挺过去的私人空间。我还一直在和我要离开的那个人一起工作,每一天我都要出现,并且表现出最好的自己。所以,即使可能早上9点我还在流眼泪,10点我就要和我要离开的那个人一起开视频会议,我必须要出现,并且表现出最好的自己。
作为一位领导者,我知道我可以做到。领导者的身份提醒我,基金会需要我做到最好。我们与世界各地非常优秀的合作伙伴共事,他们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也面临着种种困难。我还记得一次和我开视频会议的一位女同事刚刚失去了父亲,但她在一个星期后就参加视频会议了,对吧?
当然,我最关心的还是如何保护好我的孩子顺利度过这个阶段。最终我们做到了。
《财富》:你一直很注重隐私。但你也要站出来,代表你的事业发声。时至今日,你会觉得在面对公众时更舒服了吗?
梅琳达·弗伦奇·盖茨:我想我永远都不会这么觉得,但没有关系。我就是我。我希望在我想去跑步或者打网球的时候,就可以出门去跑,而且不用被人注意到。不过我大部分时间都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西雅图是一个非常友善的地方。而且,如果有人对着我指指点点,我想肯定就是因为我打网球打得太糟糕了。
梅琳达·弗伦奇·盖茨评价麦肯齐·斯科特:慈善界的好榜样
亚马逊(Amazon)的创始人杰夫·贝佐斯的前妻麦肯齐·斯科特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向1,200多家非营利组织捐赠了大约120亿美元。
《财富》:(麦肯齐·斯科特)是否代表了对投资和慈善捐赠施加影响的另外一种方式?无论是盖茨基金会,还是Pivotal,你在分配资金时使用的是以数据和分析为基础的方式。
梅琳达·弗伦奇·盖茨:我对麦肯齐和她所做的一切怀有极大的敬意。我觉得她做的是更加以信任为基础的慈善。然而,也不用骗自己说这背后没有分析,但她向市场上发出了信号:“我相信(收到捐赠的)这个人知道应该怎么做。”她没有建立一个庞大的组织,没有深入开展技术工作,对吧?就拿我们的基金会来说,大部分时候,我们与合作伙伴都在深入从事技术工作。以疟疾为例,我们在尝试开发新的疫苗。我们在尝试开发新型诊断方法和工具以及新的疟疾蚊帐,我们在追踪数字。我认为,这些都是在与合作伙伴进行深入的技术工作。
《财富》:你认为她的捐赠会在其他的慈善家中间产生连锁反应吗?
梅琳达·弗伦奇·盖茨:当然,我认为当然会。很多慈善家入场后,看到我们的基金会,他们会说:“哦,我的天啊,我永远做不到这样。”建立机构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人们在寻找做慈善的不同方式。我认为她的模式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你会看到其他人跟进效仿。
本文另一版本登载于《财富》杂志2022年10/11月刊,标题为《打破“阻碍女性前进的障碍”》(Tearing down “barriers that hold women back”)。
译者:Agat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