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黄昏，乡亲们讶异地看到：身高已近1米8、刚刚考上重点大学的陈聪明，再次跪倒在父亲的遗像前。
2010年初春，我入职一家风力发电场担任财务主管。发电场是港资的，规模不大，30名职工，33台发电机组。高大的风机像一个个日夜不停挥舞臂膀的巨人，矗立在一片荒原之上。
办公区偏居在荒原一隅，离最近的小镇有40多公里，开车需要1个多小时。小镇不通火车，若到省城，则需要开车5、6个小时，翻越连绵群山。这里夏天偶有牧人赶着羊群经过，“胡天八月即飞雪”，中秋一过，很快就北风怒号，漫天雪花。大雪常阻了国道，何时通行，只能耐心等公路部门的通知。
发电场里包括场长和副场长在内的员工，吃住一律在办公区的二层小楼里。场区工作人员构成简单，除了行政人事后勤便是运维人员，运维又分两组，每组10人，“做七休七”。
为了方便同省电力公司、贷款银行以及税务局等政府机关日常联络，公司在省城的写字楼里为财务部租了一间办公室，我和出纳小杜就在此办公。小杜是公司元老，办事周到，为人通透。财务部归集团直接管理，每周小杜都要去场区一次，将所有员工以及各部门需要报销的单据初审后，再统一带回来。
我入职后没几日，就在复审一份费用单据时遇到了问题——那是运维部3个员工上周来省城参加3日业务培训的费用，培训单位提供住宿，但饮食需自理。公司出差餐费补助标准为每日不超过100元（省城），参加培训的3人中，有2人在餐费补助栏中填写了“300元”，唯有一个叫陈聪明的员工，只填写了170多元，而且他还在备注栏中，将那3天的早中晚餐餐费全部列了出来。
在我十几年的财务生涯中，员工出差报销餐补时，按照上限标准填写的有之，按照实际餐费花销（低于上限标准）填写的亦有之，但在同一笔报销事项中，这两种方式都出现的，却还没见过。
我将疑问抛给了小杜。她反问我：“您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都说来听听。”
“若是说假话，那就是——别看陈聪明个子大，可他胃口小，还老是爱吃素，和大家伙吃不到一块去——真话我就不说了，估计您心里早就清楚了。”
“陈聪明是刚毕业的学生么？”
“他在公司干了4年多了，是最早来公司的那批大学生呢！他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我不禁感慨：“陈聪明是个实在人，现在这样人很少了。”
“是啊！但同事们都特烦他，都不愿和他一起出差。他们说在场里干得那么辛苦，好不容易出趟差，多报点钱，又没超限额。人家组长、场长都没说，偏他非要假正经，和大家不一样，真是颗老鼠屎。”小杜说得口渴，倒了杯水，一仰脖全喝了，“其实不光同事们烦他，马场长也不待见他。”
“也是因为报账这些事么？”
“马场长才不管这些鸡毛蒜皮呢，他嫌陈聪明心思不在场里。”
小杜说，本来陈聪明入职后，勤奋好学，又能吃苦，公司很看重他，还曾将他列入了重点培养对象。但翌年7月，他却突然开始着手报考研究生。有同事劝过他：“考研究生有啥用啊？现在很多研究生毕业了，还不是和我们一样打工？况且现在马场长还这么器重你。”“现在读研需要花不少钱，你家里也不富裕，即便要考，也等攒几年钱后再考啊。”但陈聪明还是义无反顾地开始备考。
他总是学习到很晚，见舍友“不堪其扰”，他就主动搬到了紧邻厕所的那间简陋的储藏室，工余时就在那间颇有味道的小屋里独自发奋苦读。若是到了7天“大休”，更是通宵达旦——当然，在工作上，他仍旧是兢兢业业。
不过努力并没有换来好的结果。连续考研3年，他都是名落孙山——最近这2年，他也进了复试，但都是铩羽而归。大家都说他是“学傻了”——“你不和人家导师多私下里沟通沟通，人家凭啥就选你呢？”而在场站，他一同入职的2个大学生已经成了组长，做了他的领导。马场长也常以此劝诫新员工：“不想长期扎根在咱电场的人，业务再好，也不敢重用啊。”
“对了，您知道场里人私下都怎么称呼陈聪明的么？”小杜见我摇头，说道，“都管他叫‘陈呆子’。”
春去秋来，一天上班时，小杜将一张结婚请柬递给了我：“是陈呆子非让我带给您的。他这个周末在镇里摆婚酒。之前同事结婚，他从来不去。现在轮到自己了，他倒给每个人都发了一张——您肯定也没时间去吧？”
“我家里有事，就不过去了，你帮我把礼金随了吧。”我说。
小杜听了，很是讶异，沉默了一会，方笑着说：“那我也和您一样，给他随个100块吧。”
婚礼后的那个周一上午，我正在办公，一个身形瘦高的男子轻轻敲门。因为平素办公室只有我和小杜两人，为了避嫌，房门总是敞开的。
“您好！齐经理，我是小陈，运维部的。”说完，他便满面笑容地递给我一大袋喜糖，还有两包软中华。知道小杜外出办事，他便将一大袋喜糖、几包巧克力放在她的办公桌上。
后来据小杜讲，陈聪明婚宴当日，全电场除了杨副场长，只稀稀落落地去了几个人。但陈聪明不以为意，婚假结束后，他给每位同事——包括门卫、厨师、扫地阿姨——都送了一大包喜糖，还给抽烟的人各送了一包喜烟（当然不全是软中华）。收到礼物的同事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也一致认为他“变得懂事，可交了”。
之后的日子里，陈聪明“变得越来越成熟了”，在报销各项费用时，也终于同其他同事“保持了一致”。
小杜同我解释：“陈聪明已经决定不考研了。他要在场里混，肯定得和大伙打成一片。听说他在省城买的婚房，每月房贷都要好几千呢。唉！能多报几块是几块啊——对了，现在场里已经没有人再叫他‘呆子’了。”
再后来，陈聪明也和其他同事一样，常去马场长办公室“汇报工作”，工余时间陪领导打乒乓球。一次，我和马场长一起从省城返回场区，车刚停稳，陈聪明就从人群中抢先跑了过来，轻拉车门，用手掌紧紧护住车门头，满面笑容地请领导下车。但马场长似乎并不领情，沉着脸，视若无睹地走开了。
是日晚上，我和马场长还有几个管理人员驱车去镇上的饭店吃饭。期间，有人提到了陈聪明“令人可喜”的转变，已经半酣的马场长却有些鄙夷地说：“原本听说他不考研了，我还打算重点培养培养他，但看到他现在这个熊样，我都有点瞧不起他了。”
话音未落，众人都怔住了。
再后来，大家发现，不仅是马场长，就连杨副场长看陈聪明的眼光也都有了异样。杨副场长虽说是电场名义上的二把手，但因与马场长素有嫌隙，所以大家都对他敬而远之。陈聪明考研那几年，常同杨副场长一起夜跑，在职工餐厅里，两个“边缘人”也总是坐在一起吃饭。但现在的陈聪明不再夜跑，在餐厅吃饭时也刻意远离了杨副场长。
2011年8月，集团北京管理中心的几位领导专程来到场区，宣布了一条爆炸性的任免消息：马场长被调到邻省一家刚筹建的风电场；杨副场长转正。会堂里，几乎所有员工都是一脸愕然，随后，就有很多人一脸坏笑地侧头盯着陈聪明，而陈聪明则把头深深地低下了。
杨副场长成为一把手后，和每个人都是谈笑风生，似乎之前受到冷遇根本就不存在，对陈聪明更是不计前嫌，青眼有加，上任不久，就提拔陈聪明做了运维组长。
不久，行政主管辞了职，集团启动了招聘程序，但因场区地处偏僻，条件艰苦，应聘者寥寥。偶有一两个初试通过者，在面试环节，又因各种原因被杨场长一票否决了。招不到人，杨场长干脆提议让陈聪明暂时兼任行政主管，集团便批准了。
为了方便工作，杨场长又让陈聪明搬到了已空置的副场长宿舍——在整个住宿区域，只有场长和副场长宿舍是单间高配，且两者相邻。没多久，关于“杨场长已经向集团建议任命陈聪明为副场长”的小道消息，就在人们的口舌间传得沸沸扬扬。那段时间，陈聪明对杨场长感恩戴德，两人常形影不离，关系好得“水都泼不进”。
场区里行政工作的重点之一，是食堂管理。“人是铁，饭是钢”，风电运维是野外作业，劳动强度大，且下班后又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所以一顿热腾腾、美味可口的饭菜，就显得异常重要，它不仅仅能填饱员工们饥肠辘辘的胃，在某种程度上，也能慰藉他们孤独的心。
集团给场区员工的日常伙食费用设定的预算上限挺高，场区食堂的伙食非常好，早餐都有大盘大盘的酱牛肉和酱大骨。行政部在报账伙食费用时，一直采用的是预算上限，并没有按照实际花费来报销。前几任财务主管曾据此提出过疑问，但行政主管以“所有采买都严格按照预算来执行”这样一句轻描淡写的话语给打发了——其实真正原因，大家都心知肚明。
陈聪明兼任行政主管后没多久，就以“杜绝浪费”之名，消减了大部分餐后水果。渐渐地，食堂饭菜的份量和质量也都大不如前。甚至，由于肉骨头等狗食来源日渐减少，连门卫老胡也只得将两只护院狗中的一只送了人。员工们怨言四起，对陈聪明很不满：“他敢情每天常去镇里，不在食堂吃饭！”
陈聪明对同事们的抱怨不但置若罔闻，甚至变本加厉。后来，食堂的晚餐只让大厨炒几个素菜，有时甚至都不做新菜，而是将早午餐的剩菜拌到一起，美其名曰“大烩菜”，然后在每个餐桌上多添了几盘下饭的咸菜、几瓶“老干妈”。
场区的员工因忌惮陈聪明和杨场长关系密切，只敢在私下里狠狠咒骂他。唯有门卫老胡辞职后临走前，在办公大厅将陈聪明和杨场长都大骂了一顿，说他俩狼狈为奸，克扣大家伙食捞黑钱，“太缺德、太不要脸了”。
“当时我正好在场区，老胡骂得那真是酣畅淋漓，大快人心啊！”小杜和我说。
2012年农历新年前的一个周末傍晚，我正在家中休息，突然接到了陈聪明的电话。说他已到了我家楼下。我一下楼，他就打开了汽车后备厢：“这是20斤牛肉，20斤羊肉，都是牧区现杀的。我现在就给您搬上去，您家住几楼？”见我拒绝，他又说：“别客气，快过年了，您就留下吧，去年张伟（时任行政主管）送您的那点东西，质量不如我这次的好。”
“今年和去年不一样，这些肉我无论如何不能收。”我说，“你把这些肉都退给食堂吧，快过年了，给大家多做几个肉菜吧。”
陈聪明听了，一脸尴尬，他似乎欲言又止，最终还是低下了头。春节之后，场区食堂的伙食的确比之前好了一点，但也仅是一点而已。
这年5月初的一天，我去场区办事，汽车驶入公司自建路（连接了场区办公区至荒原公路，由企业自行投资建设维护）时，无意间发现空旷原野上的积雪只有薄薄一层，便有些疑惑地问道：“不是说前几天刚下了一场大雪么？”
“哪下了？今年冬天邪门的很，到现在拢共才下了六七场。”司机师傅答道。
我听了，心中一惊，忙问：“不能吧？才六七场？”
司机皱了皱眉：“我骗你干嘛，算账我不懂，但咱是跑车的，下了大雪，当天早上就出不了车。这一冬天就下了六七场，这点数我还能算不对？”
司机的话像一块巨石，狠狠地砸到了我的心上——我知道自己受骗了。发电场区的自建路，长约1000多米，集团曾通过镇政府与当地一家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每次雪后，该公司为场区自建路除雪，每次收费3000元。在风电场考察建设的那几年，降雪频繁，每个冬天降雪都在15场以上，所以，集团给场区的每年除雪预算核定为45000元。开春之前，陈聪明已经报销了15场的除雪费用，如果按照司机的说法，那他就是虚报了2万多块钱。
陈聪明知道我要来，晚餐特意让厨师多做了几道硬菜。饭毕，我把他叫到了场区财务办公室，关紧了门：“这一冬天才下六七场雪，你们为什么报了那么多除雪费？”
“是领导让我按预算报的。”陈聪明看我一脸严肃，颇有些紧张。
“之前你们在伙食费上动手脚也就算了，现在明明没有下雪，你们就敢虚报除雪费？这是贪污，是犯罪，是要蹲大狱的！这件事，无论如何，我都要向我们财务领导汇报的。”
陈聪明看我态度决绝，一时被吓得脸色惨白。他一边让我息怒，一边急急向杨场长的办公室跑去。几分钟后，在场长办公室内，杨场长一边亲自为我倒茶，一边云淡风轻地说道：“小齐，这件事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我只不过是让小陈建了个‘蓄水池’，之前马场长也建过，只不过你当时不知道而已。”
我不知道什么“蓄水池”，也不知道为何要建。杨场长向我如是解释：风电场开始运营的第二年，冬季大雪频繁，才3月份，就把全年的除雪预算用完了。之后每次降雪封路，马场长就必须十万火急地向领导们报“计划外支出申请”，公司领导们在签批这类预算外支出时都是非常谨慎，通常没有个2、3天是签不下来的。所以，那段时间马场长自己垫了不少除雪钱，也误了不少事。
“我们场区为啥不直接买台除雪机呢？”我问。
“小齐啊，你想得简单了，那不是你有钱想买就能买的。”
杨场长说，自那之后，马场长就建立了（财务）“蓄水池”制度：在降雪少的年份按照满额预算来报，以备雪丰之年“不时之需”。另外，场里一些不好报销的项目，比如员工新年聚餐时请当地民间歌手助兴什么的花销，也就从“池”里支出了。
“马场长调走时，他将‘池’里的‘水’全带走了，一滴不剩，我只得自己蓄点‘水’啊。”杨场长拍着我的肩，语重心长地劝我，“我建议你就不要上报这件事了。上面领导知道了，不光对我不好，真追查下来，马场长他们也脱不了干系。再说了，你作为财务主管，不是也要担负‘审核不力’的责任么，何必自己为难自己呢？我向你做个保证，下不为例。今年冬天，下几场报几场。”
“这件事，要怪就得怪小陈，是他没有和你沟通好。”见我沉默不语，杨场长厉声说道，“小陈，还不赶快向齐经理认个错？”
2012年盛夏的一天上午，陈聪明突然又来到了市区的财务办公室，我很讶异，因为前几天他就已经来过了，还带来了一大摞杨场长的费用报销单，跟我说：“这些都是老板们已经批准的。您再看着，如果哪张单子财务不能用，就打我电话，我过来换。我这几天在市里参加培训呢。”
“你不是参加培训么，怎么又跑过来了？”我问。
陈聪明有些尴尬地笑了笑：“是安全培训，走形式的，没什么用。”说完，他便从随身的大皮包里又抽出了一大沓单据：“还是杨场长的，还得辛苦你们，他这几天催得挺急的。”临走时，他快速地将一盒好烟、一包巧克力放到了我的办公桌上：“那包巧克力，是杜姐爱吃的。”
等小杜回来，我感慨道：“你说这陈聪明，培训也不好好参加，整天就围着杨场长转，都快成人家私人秘书了。”
“啥私人秘书，场里同事都叫他狗腿子。”小杜吃着巧克力说，“瞎子都看得出，他就是想抱着老杨大腿，当上副场长呢。”
“有戏么？”
“妄想！老杨多精的一个人啊，陈聪明就是人家手里的一根棍子，指哪打哪。天底下，哪个领导会推荐一根棍子当自己的副手呢？陈聪明在场里克扣大伙伙食费、福利费，名声早臭了，说句不好听的，他现在就是一根屎棍子，迟早会被人扔得远远的。”
听着小杜笃定的语气，我问她是不是听到了什么风声。
“这个我不能说，但当初人们唤他‘陈呆子’，现在想想，还真是没喊错。唉！”她说。
2012年8月的一天，集团北京管理中心的几位领导突然专程来到场区。陪同他们的，竟然是一年前调到邻省风电场的马场长，马场长身后还跟着一位，据说就是新招聘来的行政主管。
在任免大会上，领导宣布：马场长回归，杨场长调去邻省的风电场。在马场长讲话之际，众人都不约而同地偷偷将目光聚焦到了陈聪明身上——他的脸上，有惊愕，有愤怒，但更多的是茫然。最后，他将头紧紧埋了起来。
是日傍晚，陈聪明作为运维组长被安排去值班了，马场长在镇里的一家酒店内宴请了除他以外的所有管理人员。席间，半酣的马场长告诉大家，去年他被调离时，领导们就承诺待新风电场走上正轨后就将他再调回来，毕竟他的家在这里。当时领导也告知杨副场长，让他做好日后去邻省风电场长期工作的准备，他当时之所以没有告诉大家这些，主要是担心大家会不配合杨副场长的工作。
“杨永红（杨副场长）和陈聪明这样胡搞，真不像话啊！”马场长端着酒杯，怒气冲天。
陈聪明的“副场长梦”就这样幻灭了，代理行政主管也被撤销了，运维组长一职估计也干不了多长时日了。众人都拍手称快，也有人说他就像个磨面的驴子，被罩住了眼，满脑子都是吊在前面的那根胡萝卜，结果磨了大半天，现在不光胡萝卜没了，主人也跑了，“真真是个呆子！”
后来，马场长也不无惋惜地总结道：“陈聪明刚来电场时，是多么老实的一个孩子啊。现在他猪油糊了心，一时糊涂，被蒙在了鼓里。被人家杨永红玩得团团转。这都怨不得别人。要是他以后改了，大家也别嫌弃他。谁年轻时没犯过错呢？”
可陈聪明并没有能等来大家的宽恕，就猝然倒下了。
一天上午，小杜接了个电话后，一脸惊恐地和我说：“齐经理，我现在得马上去趟附院！陈聪明出事了！”还没等我再细问，她已经一溜烟地跑出门了。
我是后来才知晓事情原委的：自从马场长复任后，陈聪明就从副场长宿舍搬了出来。他变得沉默了，常一个人低着头闷声干活。组里的人见状，大事小情也就都去找副组长请示汇报了。同事们都窃窃私语，“他迟早也是要被换掉的”。
一日傍晚，陈聪明突然去了马场长的办公室，说他知道一会儿场里有车去镇上办事，想搭车一起去：“我想今晚好好喝顿酒（员工在场区是严禁饮酒的）。从明天开始，无论您撤不撤我的组长，我都会踏踏实实在场里干下去，您就看我的表现吧。”
按照工作计划，第二天上午有维保风机作业任务，马场长本不想让他去，但看到他请求的眼神，最终只能告诫他一定要早去早回：“明天还要干活呢！”
可那天晚上，陈聪明并没有如约随单位车辆返场，他给马场长打了电话，含含糊糊地说他明早一定会赶到作业现场：“绝不会耽误工作的……”马场长骂了他一顿，最后嘱咐他：“少喝点儿！”
翌日上午8点钟多，当陈聪明所在的运维组副组长带着人刚刚进入需要维保的风机里时，就发现了躺在地上的陈聪明。他面色发黑，额头上有一个小洞，浑身还散发着浓烈的酒味。众人呼号无果，副组长初步判断他是被电击伤了，于是一边和马场长汇报，一边开车载着他去了镇医院。镇医院简单处理后，又用救护车将陈聪明转院到了省城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直接推进了ICU。
这是风电场建场以来发生的第一起严重生产安全事故。陈聪明如何受伤无从知晓，但毫无疑问，他肯定是违反了最基本的安全操作程序。彼时风电场二期项目正处于政府审批的关键节点，为避免该事故影响审批，马场长一边请求医院对陈聪明全力救治，一边勒令场区所有人员要对这起事故严格封口，泄密者严惩不贷。
经过医院努力抢救，昏迷多日的陈聪明终于苏醒了，但他的失忆后遗症非常严重，对之前发生的事情已经完全不知晓了。待他的病情相对和缓后，他的妻子向公司提出了索赔要求。
陈聪明妻子及家人如约来到办公室那天，马场长和从北京管理中心专程赶来的两位律师早已严阵以待。谈判前，双方先确认了陈聪明直系亲属的现状，我这才知道，陈聪明出生在邻省一个偏僻农村，是家中独子，他父亲在他幼时就因病去世，家中现今只有一个老母亲，听闻他出事后就病倒了。
陈聪明妻子提供了婆婆按好红指印的意见书，意味着老人家全权委托儿媳处理索赔事项。谈判甫一开始，陈聪明的两个大舅哥就提出了一个天文数字的赔偿金额，连坐在一边记录的我听了都不禁咋舌。公司的两位律师黑着脸，厉声告知对方，这起事故是因为陈聪明本人违反了基本操作程序而引起的，事故造成了电机停止运行发电，给公司造成了重大损失，“我们还准备去法院起诉你们，让你们赔偿呢！”
陈聪明的亲人们听了，面面相觑，气势明显弱了下去。后经几轮博弈后，对方终于认同了马场长提出的一个金额，律师现场起草了协议书，双方人员都签字，按了手印。之后，马场长以借支差旅费、招待费的名义，分期从小杜处预支了多笔大额现金——我知道，那其实就是给陈聪明的赔偿金。
我本以为这件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哪知刚过了一个多月，陈聪明妻子就又抱着幼子来到了我们财务办公室。她眼泪汪汪地述说着陈聪明的现状，恳请我们向领导反映一下，能否再给他们这苦命的一家多一些补偿。尽管我和小杜都非常同情她，但公司刚刚按协议付了赔偿金，她就又提此事，显然是不合情理的。
之后，陈聪明妻子并未罢休，总来我们办公室，眼泪汪汪地坐在那里喝茶。无奈之下，我只得将此事汇报给了马场长。马场长知道了，隐隐有些怒气：“那个女人前段时间就到了场区和我哭了一场呢，我把她拉黑了，她现在又盯上你们了——你们别管她，该干嘛干嘛。刚给了赔偿，就又要钱，实在是有点不像话啊，就算是耍赖，也得过上一年半载吧？”
2012年年底，为了处理二期风电项目的银行贷款事项，集团的两位高管专程从香港飞到了省城。午饭后，他们同马场长一起来到了财务办公室，处理一些需要加盖印鉴的文件资料。大家正在忙碌时，突然有人敲门，我们抬头一看，来人竟又是陈聪明妻子。马场长见状，立刻请她改日再过来面谈，她答允了。
哪知她离开了片刻后，竟杀了个回马枪——没一会儿，她抱着幼子，她的父母小心翼翼地搀扶着陈聪明，众人一并走了进来。陈聪明头上绑着纱布，面色晦暗，走路歪歪斜斜，一副随时要摔倒的样子。
那是陈聪明出事后我们第一次见到他。小杜惊讶地喊了他一声，但他却是一脸茫然，对我和小杜，乃至马场长，都是视若无睹。他妻子说：“他被电得没记忆了，大夫说得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
陈聪明一家的到来，彻底打乱了我们的工作。他的妻子走到两位高管面前，眼泪汪汪地诉说着，希望能得到更多帮助。见两位领导一时有些发懵，马场长忙走过去，想把她引开。哪知她却突然打开了门，抱着孩子径直坐在了门口，说今天领导们要是不关心他们一家，她就会一直坐在那里，谁也别想出去。
楼道里出入的人都好奇地围了过来，两位领导的脸色越来越难看。马场长忙将她拉到一边，小声言语了几句。再后来，小杜就陪着陈聪明一家出去了。
2013年初，公司在省会市郊一个相对偏僻之处，为我们财务部重新租赁了办公室。之后，陈聪明妻子就再也没有来过。渐渐的，我和小杜似乎都遗忘了这家人。
等到年底，我在审核一份出差费用报销单时，发现一个新员工在报销餐费补助时，填写的是实际花费，比另外几个同事报销金额少了100多元。一时间，我又想到了陈聪明，便对小杜感慨道：“也不知道陈聪明的病现在怎么样了，自从咱们搬了新办公室，他们就再也没来过了。”
“您真的以为他老婆是找不到咱们这里了么？您想得可太简单了。”小杜说，上次陈聪明老婆把两个大领导堵在办公室，无奈之下，马场长只得让她领着陈聪明一家去了银行。拿到钱后，那个女人就闹着和正在康复的陈聪明离婚，最后婚没离成，她就卷了钱财，带着儿子不辞而别。再后来，陈聪明被他老娘接到了老家村里。
前段时间，村里的支书跟马场长通了电话，他们才知道了这些事，然后马场长就带着小杜专程去了一趟陈聪明老家。
在一个偏僻山村里，50多岁的村支书引着两人，一路弯弯绕绕去了陈家。陈聪明的老母亲出来迎接，老太太满头白发，满脸哀戚，絮絮叨叨地向马场长和小杜回忆起儿子小时候的事，不一会儿已是泪眼模糊。坐在墙角的陈聪明见状，晃晃悠悠走过去，着急地用手为母亲擦着泪。
“我家聪明打小就听话。他爹走后，他就更懂事了。从小到大，我就只打过他一次。”老太太说，那时陈聪明还没有上小学，秋天村里各家将自家地里的土豆刨出，装进麻袋，归仓入库，小孩子们也会背着小袋子，拿着小铁铲，去自家地里“挖宝”——捡到那些遗漏的小土豆，洗净烤熟后，是一口一个的美食。
那年陈家地里没种土豆，陈聪明便和几个小伙伴一起偷偷去了别人家的田里挖。当他得意地将几个“劳动成果”带回家后，母亲并没有表扬他，而是一脸严肃地让他“从谁家地里刨出的还给谁家”。他哭喊着护住自己的土豆，母亲又教育他，“妈妈每天早上去路上捡牛粪，为啥不去别人家圈里去捡呢？土豆也一样，你不能去人家地里刨。不是咱的东西，咱不能要。”可陈聪明依旧坐在地上哭闹。母亲怒了，第一次动手打了他。
周围的邻居大妈听见了哭声，全都围过来，说陈聪明的母亲小题大做，不该打孩子，“不就是几个小山药蛋么？又不是金疙瘩！”陈母却盛怒不已：“他刨别人家地里的土豆，说得严重，那就是偷。小时偷针，长大就该偷金疙瘩了，那是要砍头的啊！”
陈聪明遂大声抱屈，说为啥那几个跟他一起刨土豆的小伙伴的妈妈们就不管他们呢？“别人杀人放火，你也想杀人放火？你管好自己就行了！”母亲说完，便硬拽着他，一起把土豆还了，还向人家道了歉。
“可怜我儿子，现在却遭了这么大的罪。我的命好苦啊！”说着说着，老太太又抹起了眼泪。
村支书看天色已晚，便引着两人回了村部。晚饭时间，几杯入肚，支书突然说起，这次陈聪明出事，电场、他自己、他的混蛋老婆全都有责任，“我的那个老嫂子责任也不小”。小杜听了，很是讶异——陈聪明的母亲守寡半生、严格教子，令人尊重，又何来“责任”一说呢？怕不是支书喝多了吧。
“我心里清亮得很！”没想到，支书接下来又缓缓讲出了陈聪明和他母亲的另一面，小杜和马场长听后，俱是瞠目结舌。
支书说，这个只有百多户人家的小村庄，村民大多生活拮据。从陈聪明祖父起，陈家就三代单传。陈聪明父亲生前和支书是发小，病故时，陈聪明只有3岁。陈母读过书，识得字，本就是个要强之人。丈夫去世后，她更成为了村里最要强的女人。
那时村里还有一户孟姓人家，丈夫也是因病早逝，儿子比陈聪明大两岁。两个孩子后来都在村小读书，人们就发现，有时小孟早上上学时若带了一个炸油饼，那么第二天，陈聪明必定会带一个更大更香的炸油饼。有一年，小孟开学时穿了一件新衣裳，一周之后，陈聪明的身上，也套上了一件做工更精致的新衣服。
两个孩子都学习刻苦，成绩在各自班里都是第一名。陈聪明三年级时，有一次期末考试得了第二，他母亲就铁青着脸，让他跪在堂屋里父亲的遗像前，并将屋门和院门大敞开。路过的村人见状，纷纷聚集过来，七嘴八舌地猜小聪明究竟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大错。
“他一个孩子能犯什么大错？不就是这次我儿子又考了第一，他儿子考了第二嘛！”小孟母亲在人群中不屑地说道，转身扬长而去。
后来，小孟和陈聪明陆续考进了县重点中学。同学皆是各乡镇的小才俊，两人的成绩排名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滑，至此，两个母亲的较劲方暂时告一段落。
直到6年后的夏天，村里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小孟被北京一所重点大学录取了。村里出了第一个考到北京的孩子，乡亲们闻讯，都纷纷赶去祝贺。孟母在门口贴了大喜字，挂了红灯笼。村委会还派了人，专门在她家门口放了很长一挂鞭炮，比过年还喜庆。母子俩笑容满面，乡邻们都是艳羡不已。
人群散去后，支书夫妇请陈家母子去家里做客。在汇报了学习成绩后，陈聪明当着母亲和两位长辈的面，郑重许诺：他一定要更加努力学习，争取两年后也考到北京，并且要考上一所比小孟学校还好的大学，让母亲为他而骄傲。
两年倏忽而过，高考结束后，陈聪明也考上了省城的一所重点大学。消息传来，乡亲们纷纷前来祝贺，但却意外地吃到了闭门羹。村委会本打算在陈家门口也放一场喜庆鞭炮，但被一脸阴沉的陈母拒绝了：“放什么放，连北京都没考进去！真是丢人现眼！”
那个黄昏，乡亲们讶异地看到：身高已近1米8、刚刚考上重点大学的陈聪明，再次跪倒在父亲的遗像前。
陈聪明进了大学，依旧埋头苦学，每年都能得到奖学金。假期他去餐馆勤工俭学，每年都用自己赚来的钱为母亲买一个大大的生日蛋糕，令村里所有女人们都艳羡不已——在他老家，结了婚的女人基本从不过生日的，讲究的人家，女人们生日那天通常也只是自己擀一碗长寿面而已。
进入电场工作、有了稳定工资后，陈聪明回去翻新了老家的房子，按照母亲的意愿，将院门修得同小孟家一般高大气派，高度上略略超出了一些。工作第一年的春节，他回家时除了给母亲买回新衣、美食，还带回了一些那时村里很少见到的保健品，母亲将这些小瓶的“甜水”分给了周遭的乡邻，众人都夸她，“命好，养了这么一个孝顺的儿子”。支书说，那是陈聪明同他母亲关系最为融洽的时期，他母亲脸上经常挂着笑，见了邻居也不再低着头了，而是远远就扬起了手。
可就在那年的夏天，村里又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小孟考上了北京一所重点大学的研究生，村里破天荒地有了第一个研究生了。孟家不但在自家院门口贴了大喜字、挂了红灯笼、放了鞭炮，还在村委会大院里专门摆了几桌丰盛酒席。
出人意料的是，孟母竟然给陈母亲下了正式请柬。陈母也准时赴宴，平素滴酒不沾的她，那天连饮了几大杯。席散了，陈母径直去了村委会，当着支书和其他干部的面，给儿子打去了电话，用不容辩驳的语气，命令陈聪明马上准备考研究生，而且“一定要考北京那里的！”
接下来的几年，陈聪明再没有回来过——乡邻们都知晓他在考研，但也明白，人不回来，说明他这次又没考上。陈母的脸上再没有了笑容，天天阴沉得吓人。
3年后的暮秋，陈聪明终于回来了，乡邻们看见他又跪在了父亲的遗像前，不停地抽自己的脸。他母亲站在一边，视若无睹。支书知晓后，顾不得禁忌，推开人群，忙跑了进去，将陈聪明拽了出来。
“大叔，我真的不想再考了！可我这样做，是不是对不起我爸妈啊？”陈聪明哭着跟支书说。
“傻孩子啊，你爸要是知道你已经是大学生了，都不知道有多开心呢！”
“可我妈说我没用啊！她说我让她在村里抬不起头啊……”
在北京结婚成家、事业有成的小孟衣锦还乡，乡邻们知晓他要将母亲接到北京享福的消息后，便都赶过去道别。小孟特意从镇上请了位远近闻名的大厨，在家院里摆了几桌酒宴。孟母将村里的老姐妹们都请了过来，唯独陈母以家中有事为由没有出席。
饭毕，小孟知道母亲想和陈姨“和解”，就陪着母亲去了陈家，想和陈姨掏心掏肺地聊一聊。但当他们走进陈家院门口时，却都惊呆了——陈家的院门、屋门大开，陈母就直直跪在丈夫的牌位前。孟母等了许久，见她纹丝不动，只得无奈回去了。
自从孟母离开村庄后，陈母原本的精气神就泄了。她的白发渐渐爬满了头顶，腰变得佝偻了，走路也蹒跚起来，整个人像一下老了十岁。乡邻都劝她早点搬到城里跟儿子享福去，但她听了，也不回答，只是摇头叹气。
村支书给陈聪明打过电话，催他快把母亲接走——自从孟母走后，乡邻们就对陈聪明颇有微词，私下里议论他是“娶了媳妇忘了娘”。陈聪明非常委屈地告诉支书，不是他不想接母亲过来，而是母亲根本不愿意离开村子。
不久，陈母就患了病，陈聪明闻讯赶了回去。待陈母身体好转后，村支书和几个乡邻一同去看她，劝她说，年龄不饶人，还是早些和儿子一道去城里为好。陈母听了连连摇头，说自己在这村里唱了一辈子的戏，有好有坏，现在临了临了，不愿低着头、灰头土脸地下台。说着说着，老太太就热泪滚滚：“儿子不如人家，我不甘心，不甘心啊！”
众人看了，都很是难过，因为自从丈夫去世后，无论经了多少事，陈母都从未在乡邻们面前掉过一滴眼泪。陈聪明见母亲伤心，陈聪明也跪了下来，同样泪流满面。
小杜和我说，当她听支书讲到陈聪明这一跪，她就明白了——那一刻，“一定要有出息，一定要尽早风风光光地将母亲接走”这个执念，已经像一根铁索链牢牢地套在了陈聪明的脖颈上了，之后他性格大变、同杨副场长沆瀣一气，也就不足为怪了。
支书接下来讲的，果然和小杜猜的一样——
几个月后，陈聪明突然回到了村子里，笑容满面，逢人便递上一支好烟。当晚，他在村委会大院里摆了一桌酒席，邀请了支书等一众村干部，还有父亲生前的几个好友，兴奋地对长辈们汇报：“我现在是场里的组长了，领导很器重我，还准备提拔我当副场长呢！如果我当上了副场长，我就能开上单位里的大越野车，风风光光地把我妈接走了……”
“陈聪明马上就要当领导”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村子的角角落落。陈母的脸上又浮现出久违的微笑了，乡邻们纷纷前来贺喜：“你以后要是去了城里，可不敢忘了我们啊！”
可乡里乡亲们并没有等到陈聪明开着大越野车威风凛凛地回来。半年后的一天，支书突然接到了陈聪明打来的电话，话筒里上来就是他的嚎啕大哭声。支书惊诧不已，许久，陈聪明方哽咽着说，自己当不上副场长了，组长估计也干不长了：“我觉得我对不起我爸妈！”
支书赶紧劝慰他：“傻孩子，你爸要是知道你在城里买了房，成了家，还有份稳定工作，心里不知多开心呢！”
“可我妈觉得我是个窝囊废，说我丢人现眼，我活得好累啊……”
再之后，就传来了陈聪明出事的消息。
“我总有种感觉——您说，陈聪明有没有可能是主动触电的？”小杜讲到最后，突然问我。
我听了心中悚然一惊，忙阻止道：“可不敢瞎说，可不敢瞎说啊！”（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狗仔卡
发表于 2022-9-8 11:5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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