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必须照顾哥哥,凡事不能跟哥哥争抢,只要哥哥看中的东西,你必须让出来。”
2019年5月,我在湖南做田野调查,一天深夜,接到导师的电话:“刘娟跟她师妹在C县做田野呢,晚上她师妹说刘娟失联了,你赶紧去看下情况,如果真是失联,马上报警……”刘娟是我的博士同门,我们一组博士生分别在不同的市辖县调查,相隔并不算远。打她电话,果真不通,凌晨3点,我顶着高速限速往C县跑,路上拨通师妹的电话问什么情况。师妹说,刘娟从前天开始精神状态就有些不正常,像是遇到了什么难事,前一晚9点多被一个电话叫走后,就再没回来,打电话的似乎是刘强。
刘强是刘娟的亲哥,之前来过学校和大家一起吃过饭,我们都认识。如果是他叫走了刘娟,应该不会出事。我又试着向其他几个做田野调查的同学、以及在当地工作的同门发信息打听刘娟去向,没人回复。
几经周折,就在我准备直接联系刘强时,在邻市工作的一位师姐回电告诉我,刘娟在她家。
“对不起,让大家伙操心了,刘强去找我,我没办法,只能逃出来了。”刘娟接过后电话一再道歉,她说,自己是挣脱了哥哥的纠缠跑掉的,还拜托我帮她把放在C县酒店的行李取走,并反复嘱咐,千万别让行李落到她哥哥手里,更别告诉刘强她人在哪里。
听她这么一说,我大概明白了她出走的原因。
赶到C县,刘强果然就等在那家酒店楼下。他的白色轿车挡在酒店门口,目不转睛地盯着进出酒店的客人。我避开刘强,从地下车库进入酒店房间,接上师妹和刘娟的行李,不料在驶出车库时,还是被刘强发现了。
刘强认得我的车子,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他匆忙发动自己的车子跟了上来。我加速,他也不要命似的追我。两台车子在国道上纠缠了半天,我终于在高速ETC闸口上甩掉了他。
随后,刘强开始给我狂发信息,起初发来的话还算客气:“兄弟,我妹在你车上吧?你停下车,我找她有点急事。”见我不回复,后来就变成了:“你个XXX,莫管老子家事,被老子追上,老子把你XXX了……”我只好把他拉黑了。
到了师姐家里,我把行李交给刘娟,问起刘强找她的原因,刘娟打开行李,从里面拿出一个牛皮纸袋,里面装着一本房产证:“他就是跟我要这本房产证,想拿去做抵押。”
刘娟说,这套位于长沙的二手房是她和男友小高一起买的,打算毕业后回长沙结婚用。几个月前哥哥说“做生意”需要十几万周转,让她拿房产证去做个抵押,她不肯,从此家人便和她反目成仇,刘强开始不断纠缠。
2017年刚入学没多久,我们就认识了刘强。
刘强最初留给我们的印象并不坏,那年国庆同门首次聚餐,他在酒桌上逐一给我们敬酒,拜托我们在学校多“照顾”妹妹。事后又加了不少同门的微信,说是以后刘娟在学校遇到什么事情,记得告诉他。
博士生活的节奏快,大家跟着各自导师做科研,交往有限。刘娟本就不是一个爱交际的人,开学后学校组织了几次集体活动她都没参加。舍友小于说,她一直在外面做兼职,平时早出晚归,少有空闲。反倒是刘强经常开着那辆白色轿车出现在校园里,常请我们吃饭,他自称是个生意人,在武汉跑买卖,“喜欢交朋友”。出于礼貌,我们也回请过他宵夜和唱K。
那时刘强给我的感觉,与印象中跑买卖的小商人差不多——话多、爱喝酒、喜欢吹牛,他说自己“认识很多人”,有各种“路子”,再就是特别喜欢打听有关“钱”的事情。
“你们可以外面做兼职吗?外面一般给你们开多少钱?”
“学校物价应该很便宜吧,你们每月大概花多少钱?”
“你们的奖学金有多少?听说学校还给你们发生活费,发多少?”
“听说博士生跟着导师做事,导师还给发工资,你们导师每月发多少?”
起初我以为他只是好奇,便把知道的情况一一告诉他。但他还是反复问,我有点烦了,便说:“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你还是直接问你妹吧。”
后来听其他同学说,刘强也问过他们同样的问题。我们都觉得,他可能就是关心妹妹的在校的生活,担心她钱不够花。一位同学还挺羡慕刘娟,觉得她有个时刻惦念她的好哥哥。
刘娟的生活一直很节俭,每次见她,似乎都穿着同一套衣服,也几乎见不到她化妆。在食堂打饭,她总挑最便宜的菜。时间长了,有人觉得刘娟性格孤僻,但也有同学说她其实性格很好,只要有事请她帮忙,她从不拒绝,之所以不参加我们的课外活动,是因为她平时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校外兼职上。
相比之下,刘强则显得很潇洒:抽的烟是45块一包的黄鹤楼硬珍品,脖子上一直挂着金链子或玉吊坠。我常在学校招待所的餐厅见到他独自一人点半桌子菜,见到我,便招呼我过去陪他“整两口”,但买酒时,我发现他刷的却是刘娟的饭卡。
刘强能说会道,尤其爱讲一些社会上的风闻轶事。几个同学好奇他的生活,曾与他就走得很近,常和他在学校餐厅喝酒。我也问过他在武汉具体做什么生意,他有时说“干工程”,有时说“做二手车”,还有时说“搞投资”,几乎每次回答都不重样。
接触时间长了,我觉得刘强这家伙说话虚头巴脑,言谈举止也不怎么规矩。但刘强似乎对我很感兴趣,得知我在学生会承担一些学术交流活动的后勤组织工作后,他不断找机会跟我递话,说他可以低价拿到一些烟酒茶叶,还说跟某个酒店的老板是“兄弟伙”。我不想趟这摊浑水,只能装听不懂,于是他就把话摆上了台面,明说希望我办会时可以通过他“转一手”,赚了钱跟我分。我拒绝了:“刘总是做大买卖的,我们这种学生的生意没啥意思,操心不少还落不下三瓜俩枣。”但他不死心,又偷偷塞给我一沓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发票,让我报销会费时一并放进去,兑出来的钱分我一半。我说“办不了”,又劝他顾忌一下妹妹:“刘娟还是在校学生,别搞这种事情。”
在我这里碰壁了几次之后,刘强有些恼了,说我“不上道”,在餐厅见了我也装作不认识,我终于松了口气。
原以为刘强只是闲来无事喜欢在大学里游荡,但后来发生的一些事,完全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
2017年底,听说刘强带我们一位同学去校外的麻将馆打牌,同学一晚上输掉了9000多块。事后才明白过来,那晚是刘强跟麻将馆的人一起给他“做笼子”——但这种事情也无法核实。不久后,刘强酒后又带另两位同学去玩“摸摸唱”,结果正赶上警察年底临时检查,人都被带去了派出所,惊动了学校。了解情况后,院办老师让我做一下刘娟的工作,让她把刘强从学校劝走。
我找到刘娟,把老师的话转达给她。刘娟表现得很愧疚,不停地向我道歉。我说你又没做什么,不用道歉,跟你哥说说,想玩出去玩,别来学校祸害同学就行,不然这样下去搞得你也难堪。听了这话,刘娟又不住地谢我,说给我添麻烦了,她一定去劝哥哥。
刘娟的反应令我感到不适,但又一时说不出怪在哪里。
我不知刘娟有没有劝过,但之后刘强依旧不时出现在校园里,直到2018年4月——先是不断有人在我们公共课时来教室找刘娟,见面后总是一番不太友好的拉扯。院办老师又来找我了解情况,问“刘娟是不是在学校做生意”。
刘娟有没有在学校做生意我不清楚,但我之前听说,年初时,刘强逢人便说他“有路子”可以买到苹果手机和电脑,只要市价的七成,身边就有同学把钱给了他。但春节后开学,有人说刘强收了钱却没把手机和电脑送来,还有人说电脑是收到了,可“货不对板”,都是二手的。
由于涉及人数众多,这事就闹大了。学校一统计,刘强前后收了8位同学的5万多块钱,之后就不见了踪影,电话不接、短信也不回。学校保卫处派人来找刘娟,确定她对刘强所作所为并不知情后,倒也没有为难她。但刘强毕竟是她亲哥,所以只能问她打算“怎么处理”?刘娟还是那样,一直向大家道歉,承诺自己会处理好这件事,恳求学校不要报警。
半个月后,刘娟陆续把钱退给了上当的同学。后来导师也问起她这件事,她只解释说,刘强也是被别人骗了,不是存心来骗同学的。
有人不信,说既然刘强也是被人骗了,那他为什么不去报警,反倒把找他买东西的同学都拉黑了?但这件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刘强从校园里消失了。
等到2018年年底,刘强又开始隔三差五出现在我们学校。
这一次他不再跟我们套近乎了,我们对他也有所防范,但他还会时不时给我们发信息,问题依旧多跟钱有关,比如:“听说你们今年的生活补贴涨了?”“你们去XX市做项目,学校发你们多少钱?”有时也会向我们询问刘娟动向,类似:“她今年评上了几等奖学金?”“刘娟现在还在XX公司做兼职吗?”
大部分收到信息的同学选择无视,但也有人会把问题甩回给刘娟:“刘娟,你哥是咋回事儿?有话不能直接问你吗?咋总是找我们?”还有同学跟她开玩笑:“你哥是觉得你读博能赚很多钱?还是觉得你很缺钱?怎么三句话离不开钱呢?”
刘娟本就不善言辞,每次被问,都是满脸尴尬,纠结半晌,仍旧又是道歉:“对不起,打扰到大伙儿了,我回去就跟他说,不让他再给你们发信息了。”
但过后我们依旧会收到刘强的信息,有时不回复他,他还会打电话过来追问。
一次同学聚会,刘娟不在,她的室友小于就跟我们吐槽说:“刘强经常趁刘娟不在时去翻我们宿舍(的东西)。”
小于和刘娟住的女博士生寝室是学校才用旧家属楼改建的,两室一厅,她和刘娟各住一间卧室,客厅公用。由于没有门禁,刘强经常绕过宿舍管理员跑到她们寝室来,进了刘娟的屋子就把门反锁,随后里面便响起窸窸窣窣翻东西的声音——至于他在找什么,小于也不知道,反正刘强每次离开都“贼不走空”,她买的电饭煲、吹风机都被拿走过,甚至连她放在客厅的行李也被翻过。
小于对此很反感,跟刘娟说了这事,刘娟的反应一如既往——先是不断给她道歉,又赔给她新的电饭煲和吹风机,承诺一定会“劝哥哥”——但之后,刘强依旧如故。
除此之外,小于还发现,刘强经常来找刘娟要钱,而且要得很急。有时刘娟的生活补贴或在外兼职的工资没发下来,就找小于借钱周转给哥哥:“你们还都以为刘强资助刘娟吗?其实正好相反,刘娟做着4份兼职,钱却都被他哥拿走了!”
我们都觉得难以置信。有人说,刘强不是“做生意”吗?开着车不说,还穿金戴银,没事儿整个小酒喝着,怎么还要找妹妹拿钱?小于说“不知道”,但她确定地说,上次刘强在学校骗同学买手机电脑的事,最后也是刘娟自己掏钱出来帮哥哥还的账——那5万多是刘娟以前上班时攒下的,那段时间,她经常哭着说那是她最后一点存款,本是给自己留的嫁妆。
同学们群情激愤,有人问小于,刘强这样对待刘娟,他们的父母不管吗?
小于啐了一口,说,2017年底时,刘娟的父母来过学校一次,说是来看女儿的,那次接触,至今想起来她还觉得难受,“他们家里好像特别反对刘娟读博,尤其是刘娟他爸,一直说:‘女的读这么多书有个屁用,又换不成钱,还嫁不出去’”,而且,她爸说这话时,丝毫不避讳小于在场,仿佛她就是空气。
刘娟爸妈在她们寝室住了3天,期间刘强也来了。因为着实不方便,小于便去朋友家借宿了两宿,把寝室留给了刘娟一家。可等她回来后,发现整个寝室像被扫荡过一般——地上全是垃圾,自己屋里的衣柜和放在客厅的行李箱都被人翻过了,厨房冰箱里的水果饮料零食全都不见了,卫生间的下水道堵了,污水流了一地,毛巾香皂等洗漱用品也被洗劫一空,连包洗衣粉都没留下。
望着一片狼藉的宿舍,小于冲刘娟发了火。刘娟一再向她道歉,并给她买了新的零食、水果和洗漱用品。
事后小于平静下来,觉得不对劲,问刘娟:你爸妈在宿舍里“扫荡”时,你明明在现场,为什么不制止他们?宿舍有些东西不是你的,你怎么放任你家人拿走?刘娟也不解释,还是一个劲儿道歉,她让小于列个清单,说无论少了什么,都由她来补。
“我还是觉得奇怪,看她爸妈的穿着,不像是穷到见什么拿什么的人。那做派,哪儿是来学校看女儿的?明摆着糟践女儿来了!她爸妈的做派跟她哥一样一样的,要不说什么样的爹妈生出什么样的儿子呢!”
这次聚会后,刘强再发信息询问我们刘娟的“收入”,我们都不再搭理他了。作为同学,刘娟的家事她自己不说,我们也不好主动去问,因而能为她做的也有限。2018年底学校评奖学金时,同门们商量了一番之后,都默契地退出了评选,把金额最高的奖学金留给了刘娟。
2019年初,刘娟外出兼职途中遭遇车祸,小腿骨折,手术后在市人民医院住了一段时间院。期间同学们一起去医院看她时,第一次见到了她的男朋友小高,一个胖胖的、戴眼镜的男生,在长沙工作,刘娟住院后,专程赶来武汉照顾。
听闻只有小高一人在医院陪护刘娟,连个换班的人都没有,就有不知情的同学问“刘强怎么没来”,“平时隔三差五就去学校找刘娟,这会儿人呢?”
听大家这么问,刘娟的脸色很不好看,我们几个了解情况的赶忙岔开了话题。小高送我们离开时抱怨说,刘娟住院后刘强来过医院,就问了问刘娟的伤势,既没买东西,也没留钱。原本小高和刘强说好轮班照顾刘娟,但第二天晚上轮到刘强陪床时,他当着小高和刘娟的面接了老婆的电话,说自己小儿子在老家“磕到了”,“很严重”,当晚就开车回了老家,走时还“顺带”拿走了小高买给刘娟的两箱牛奶。
“他哥那天走后就再没了动静,到现在连个问候的电话都没打过。”小高说。
刘娟的腿伤刚好,就要求跟我们一起外出做田野调查。当听说刘强追到我们田野调查所在地,就是为了找刘娟要房产证,还一路把我们追到高速路口,导师便要求我和刘娟立刻中止项目、一起返回学校。
我有些担心,跟导师说,如果刘强铁了心的话,在这里没追到我们,可能会早我们一步去学校堵人,他之前进出刘娟寝室轻车熟路,我担心此时可能会在寝室等她。
电话那端的导师叹了口气,说他会安排保卫处的人守着女生寝室,刘强若胆敢硬闯,马上把他扭送去派出所。
带刘娟回武汉的路上,我问起了刘强逼她抵押房子的事,刘娟这才第一次开口向我讲了她家的情况。
跟小于之前私下告诉我们的差不多,刘娟确实一直在“资助”自己的哥哥。刘强压根不是什么“生意人”,他一直靠着“剥削”妹妹在武汉游荡,父母不但对这事儿听之任之,反而经常因刘强的欲求不满而责备刘娟。
“从小我家就这样,我爸妈都喜欢男孩,我哥是他俩的心头肉,我要是个男孩的话,就不会这样了……”刘娟说,她出生前父母找很多人“看过”,人家都说确定是个男孩,这才把她生下来。结果生下来见是个女孩,父母失望至极,所以出生后不久,刘娟就被“送”去了贵州南部的一个远房亲戚家。5岁时,受黔南当地一起拐卖儿童案件的牵连,她又被警察“解救”回了父母身边。
那时刘娟的母亲刚好又怀了一个男孩,原本按照计划生育政策,刘娟“失踪”后,她父母可以再生一个孩子,结果她的“返乡”打乱了父母的计划,那个没出生的孩子不可避免地被引产了。从那之后,刘娟便成了父母眼中的“仇人”。
“刘强大我3岁,名义上他是我哥,实际他从来没把我当个妹妹看待。”刘娟说,被“解救”回家后,父母几次把她扔到当地派出所,一口咬定警察“救错了”,最后在警察掺杂着恐吓的劝导下,才被迫接受了自己不可能再有第二个儿子的现实。
看实在甩不掉刘娟,父母便从那时起开始教育她,“在家必须照顾哥哥,凡事不能跟哥哥争抢,只要哥哥看中的东西,你必须让出来”。这种洗脑一直持续到刘娟高中毕业,也导致她至今不敢忤逆哥哥的任何意愿。
“我高中时遇到一位好老师,我的班主任杨老师。我在长沙读了4年大学,学费都是她资助的。如果不是杨老师,我高中毕业就得去南方打工了……”虽然有杨老师资助学费,但刘娟还是从大一开始便在校外做兼职,因为除了需要赚生活费养活自己,同跟去长沙游荡的刘强会经常跑去学校打她的秋风,连吃带拿。
听到这里,我开玩笑说,怪不得你一来武汉入学你哥就跟来了,原来他这也是“老传统”了。刘娟却没笑,说,她得“感谢”刘强,不是他常来打秋风,自己也读不到博士。
大学毕业前,父母给刘娟说了一门亲事。男方比刘娟大十几岁,在镇上开家具厂,颇有家底,对刘娟也很满意,答应给一笔不菲的彩礼。父母命令刘娟回家成亲,但那年她已拿到了学校保送研究生的资格,也十分抵触那位离过一次婚的大龄相亲对象。事情的决定权,最终竟然摆在了刘强面前——父母告诉刘强,刘娟结婚收到的彩礼就是他以后娶媳妇要送出去的彩礼钱。但那时的刘强正被妹妹学校后街网吧里砍怪兽的游戏迷得五迷三道,压根不想结婚娶媳妇,只担心一旦妹妹不上学了,自己也就没了混在网吧里的借口和本钱。于是在让妹妹选择继续读书还是回家结婚这件事上,他破天荒地站在了刘娟这边。
这件事也成了后来他拿捏刘娟的“资本”,有句话一直被他挂在嘴边:“当初如果不是我,你能继续上学?能找到现在的工作?能赚到这些钱?”
研究生毕业后的6年里,刘娟先后在长沙和上海的学校工作。她说自己之所以选择当老师,一来是受恩师杨老师的影响,二来这个行业相对稳定,她想通过工作彻底切断与原生家庭的联系。但后来看,都失败了:“我爸妈和我哥对我的影响太深了。举个例子,我从小不会拒绝别人,即便工作之后,学生和家长向我提出的任何要求,我明知自己做不到,或者不能做,也不知该如何拒绝。”
的确,刘娟不会拒绝任何人提出的任何要求,即便那个要求可能只是对方试探性提出的,或者明显超过了她自己的承受能力。刘娟和小于的宿舍楼下有一家“新农面馆”,经常有同学请她帮忙带牛肉面作早餐,我以前经常看到刘娟大清早双手拎着七八份牛肉面往教学楼走,汤汁洒了一路。我有次见面还说,你干脆买个外卖箱子得了,一两份你帮忙带,这么多你怎么拿得了?刘娟却叹着气说:“都是同学,帮谁不帮谁呢?”
我说那你告诉他们:“我只有两只手,拿不了那么多,要吃自己去买!”
刘娟一边点头一边说:“对对,下次我就这么说。”
但下次,我还是能看到她双手拎着那么多。
可她的“不拒绝”,并不会让别人念好。一次有同学提起牛肉面这事,说:“我们点那个牛肉面,其实主要是想喝肉汤。请娟儿帮忙带,也就图个方便。但她每次把面带到教室时肉汤都洒得差不多了,都成热干面了,那还有啥意思呢?她拿不了就实话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去买,多大点事儿啊,还能为这个怪她不成?”
而读博前工作的6年里,刘强依旧像影子一般紧贴着刘娟。
“我在长沙是有编制的教师,月薪不高,就几千块,去上海后做的是国际学校教师,学校包吃住,一年还有二三十万收入。算起来,我也赚了不少钱,但除了买房时的十几万首付,其余都被刘强拿走了……”
刘强一直没有正经工作,鲜有收入,他从盖房、结婚,到生子、买车,所有花销都是刘娟负担的。当然,这些只是刘娟能记住的“大头”,平时哥哥零打碎敲的“小头”,她记不住,也没算过。
2017年,刘娟选择辞职到武汉读博,直接原因就是刘强对她的压榨又升级了。
那年,大侄子眼瞅到了入学年龄。刘强便提出,想让儿子去刘娟供职的那所上海的国际学校就读,因为刘娟的嫂子听说,“国际学校教育质量好,学生将来都能出国”,而大儿子要是将来去国外发展,“得从小打好基础”。
哥嫂虽没明说,但刘娟的直觉告诉自己,大侄子的学费肯定又是由自己承担——果不其然,当她提起大侄子入读国际学校的费用时,刘强就说:“你在上海工资那么高,那点学费不算啥。你当老师,他是学生,照顾起来也方便,这样多好。”
每年十来万的学费,加上孩子在上海的生活费和各种其他开销,意味着刘娟一年的收入都要投在大侄子身上。她很想拒绝,却说不出口,想让父母出面劝阻,但父母不出意外都支持哥嫂的“提议”,尤其是她父亲,一口认定刘娟是那学校的教师,肯定能像老家村小的教师一样,享受到外人享受不到的优惠。
这一次,刘娟实在承受不来,思来想去,只好选择以辞职逃避。
“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嘛,你博士毕业不还得参加工作?今后无论你去哪儿,你哥都会继续跟着你,也会继续找你要钱,到时你怎么办?”我问刘娟。
她沉默了许久,说没办法,也不敢想未来的事:“我现在只想保住那套房子,那是我的底线和最后的希望……”
昨晚到现在,父母一直对刘娟电话轰炸,她都没接。因为她知道,电话接通后,父亲一定唱黑脸,厉声逼她把房本交给哥哥,母亲则会唱红脸,苦口婆心地劝她:“那是你亲哥,他还能坑你不成?”
刘娟说,一旦把房本给了刘强,房子铁定保不住了——她老家有很多不正规的抵押贷款公司,刘强有的是办法把这套房子押出去。她此刻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回去从网上或者找同学借点钱,先应付一下哥哥,求他放过自己的房子:“我已经没有钱了,学校每月2000块的生活补贴,做兼职的4000多块薪水,每月我只留1000块生活费,其余都给了他。但他还是认为我藏了钱,跑去我宿舍找——我哪里还有钱?”
想起刘强追车时凶狠的样子和发来的威胁信息,我问刘娟:既然房子是你最后的希望,又是你和小高两人共同出资买的,为什么不能鼓起勇气对哥哥和父母说声“不”呢?
刘娟说,她试过,说不出来,即便心里有一万个不愿意,但面对哥哥,她嘴里依旧说不出那个“不”字。
如我所料,我们在学校南门遇到了刘强。他还真是早到了一步,保卫处应该收到了校方的指示,拒绝放他和他的车子入内。
刘强拦住了我的车,猛拍车窗,我摇下玻璃,问他想干啥。他没理我,径自把脑袋挤进了车里,看到了坐在后排的刘娟后,一边嘶吼着让妹妹下车一边去拽车门。我把他的脑袋按出车外,他伸手就要来抢方向盘。我大喊“保安”,校门口的两位保安立刻上前拖走了他。等我开进了校门闸口,还能从后视镜里看到刘强躺在地上挥舞四肢,跟学校保安扯起了横皮。
“看你哥这操行,完全是个无赖嘛!”我从倒车镜里看了看刘娟,她正在抹眼泪。
刘娟暂时保住了她的房本,刘强却像狗皮膏药一样黏上了我。几乎每次开车进出校园,我都会遇到刘强拦车。他时常光着膀子,故意装得像个痞子,隔着车窗骂我,说我“买通”学校保安来干涉他的家事。我把刘娟和刘强兄妹俩的事情向导师做了详细汇报,导师嘱咐我注意安全,千万不要和刘强发生正面冲突。
一周后,刘强因醉酒后持械强闯校门,被保安扭送去了派出所。民警了解情况后,联系学校保卫处通知刘娟去一趟。去之前,导师让我俩先去了他的办公室。那天办公室里还有位学校负责心理辅导的老师,我们提前给刘娟做了一次思想工作。
刘娟心结的起点,是5岁那年被警察“解救”回家,又被父母丢去派出所的经历。
她说,贵州的养父母对她挺好的,但经常给她讲述一些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的恐怖经历,比如被拐走打得皮开肉绽,再砍掉手脚后送去乞讨,关进笼子里跟老鼠和毒蛇做伴……她后来想过,养父母这样做可能并无恶意,只是担心她会“逃走”,但长此以往的结果却是,刘娟从小便对“离家”一词充满恐惧,警察带她离开养父母时,她惊惧不已,觉得自己要死了,不是被打死,就是被肢解。
之后虽被送回亲生父母身边,但间接导致弟弟被引产,亲生父母又把怨恨都发泄在了刘娟身上。父亲曾不止一次地当着她面说要把她“扔到后山喂狗”,又有几次把她丢去派出所,每次都把刘娟吓得半死。所以,当父母后来反复向其灌输“凡事听哥哥的,否则滚出这个家”的观念后,她为了不被“丢掉”,就迅速接受,且不敢有丝毫的怀疑,更不敢反抗。
“我从小到大都不敢说‘不’字,尤其在家里。我总觉得如果说了‘不’,父母会毫不犹豫地把我赶走。后来长大了,我知道对很多事情必须说‘不’,但我说不出来,怕让别人失望,怕得罪人,怕被人报复,那同样是被‘丢掉’的感觉……”
“20多年过去了,你也30多岁了,没想过改变吗?”心理辅导老师问她。
刘娟说她想过改变,也曾不止一次地尝试过拒绝父母和哥哥提出的要求,但每次都以哥哥当场发飙、父母无休止的电话轰炸收场。电话里父亲疾言厉色暴跳如雷,母亲则苦口婆心或是以死相逼,最终还是自己委屈就范。
“你有没想过,就算你现在因为‘忤逆’了父母和哥哥被‘丢掉’,你还会担心小时候听说的那些‘流浪儿’的遭遇吗?”导师接过了话头,“你重点大学本硕学历,博士在读,受过良好的教育。6年工作经历,丰厚的收入,即将组建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庭,你还怕什么?怕你爸妈不要你了?我倒觉得她们真不要你了,你的日子反而好过得很!”
“万事开头难,但一旦开了头,便有了先例,后面也就一马平川了。”心理辅导老师也劝刘娟,这次刘强被抓,对她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一定要鼓起勇气,把那个“不”字甩在刘强脸上,为自己的未来生活开个好头,也用这个“不”字为自己建立起边界。
刘娟还是害怕,她既不敢面对刘强,又担心拒绝要求后哥哥会在派出所里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我说,这个你放心,保卫处的老师就在派出所,我们都会帮你把事情的原委讲给民警,我相信刘强不敢在警察眼皮子下面明火执仗。
刘娟最终迈出了那一步。
她的决定的确遭到了父母和哥哥一如既往的威胁和道德绑架,但这次她没有退让,不但拒绝把房本交给刘强,而且中断了十几年来对刘强的持续“资助”。父母和哥哥故技重施,想要进学校“教育”她,但保卫处在校方的指示下,把3人全部列入了黑名单,他们想尽办法,也没能踏进学校半步。
后来刘娟干脆换了手机号码,不再接听家人的电话。之后,她的改变很大:平时不再少言寡语,开始参与同学间的各种活动;经济上宽裕了后,师妹陪她去光谷和群光广场逛街购物,她买了新衣服和化妆品,整个人的气质都变了;她不用每月再去做4份兼职,有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科研中,很快出了成果,达到了博士生毕业的要求。
刘强仍然不放弃纠缠,进不了学校,就在学校周围游荡。为了防止他做出什么对刘娟不利的事,我们都充当了刘娟的“保镖”,只要她有事出校,总有人陪在身旁。
刘娟偶尔还会纠结,她说自己总有毕业的那天,到时候怎么办?一位师妹说,毕业后你跟小高俩人随便去外地找份工作,结婚过日子,别理你爸妈跟你哥不就行了。刘娟又问:“真的可以这样吗?”师妹说,有什么不可以的,人这辈子活得简单些,别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
2019年底,刘强在学校附近一家大排档酗酒闹事,被几个纹龙画虎的“社会人”揍进了医院。他出院时,我们学校已经因为疫情全面封闭,他更不可能进来了。在严格的疫情管控之下,刘强被迫返回了湖南老家。
2020年6月,刘娟顺利通过了学校的博士生毕业答辩。之后在导师的介绍下,前往山西一所高校任教。去年年初,我在朋友圈看到了她和小高在山西结婚的消息。
今年3月,刘娟回母校参加学术会议,会后约我吃饭。我问她哥哥和父母还有没有继续胁迫、纠缠她。她却笑着说,事情发展到现在的情况,连她自己都想不到。
“我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没跟家里有任何联系吧,他们既没有我的新联系方式,也不知道我去了哪儿。”刘娟说,其实她以前的手机号码并没有注销,只是不再接打任何电话而已。在跟家里彻底“断联”后,父母和哥哥的反应经历了两次巨大的转变:
刚“断联”时,刘强不断对她进行电话和信息轰炸,父亲多次指责她“大逆不道”,让她以后再也别想迈进家门半步,母亲则在短信中寻死觅活了很多次。但时间一长,见刘娟对这些伎俩均无回应,一家人不约而同地都不再联系刘娟了。
直至去年10月,先是父母给刘娟发来一段信息,字数很长,内容很多,但中心思想只有一个——道歉——从早年把她送去贵州,到放任刘强找她要钱,都道歉了一遍,继而又恳求刘娟看在亲情的份上不再计较;后来,刘强也发来致歉信息,承认自己从前的自私和贪婪,并保证今后不再做类似的事情,恳求妹妹原谅。
今年春节时,刘娟破天荒地收到了家里的祝福短信,父母和哥嫂都在言语中表现出希望她能回家过年。
“早些年这样做,又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子呢?”刘娟感慨了一句。
我说:“你家里不会是又遇到什么缺钱的事情了吧?这事儿,你可得想好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