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没有自己的主观想法，刻意模仿别人追求“独立的我”，我迷失了“真正的我”，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为了摆脱传统的“女性形象”，我像个叛逆的孩子，只知往反方向跑，这是我自己选择的自由。
2020年3月17日，韩国N号房事件中“博士”赵周彬被捕。4月29日，韩国第20届国会通过了《N号房防止法》。根据新法律，拥有、购买、存储或观看非法拍摄的色情内容将被判处最高三年徒刑或3000万韩元（约17.3万元），同时特别明确了即使是受害者本人拍摄的影像，他人在违背受害者意愿下进行传播，也会受到处罚。10月14日，韩国最高法院对赵周彬判处其42年有期徒刑。
今年1月，N号房事件的报道者追踪团火花中的“火”选择不再匿名，加入韩国共同民主党，担任女性委员会副委员长，根除数字性犯罪特别委员长。直到6月2日地方选举失败后辞职，但她说：“为了守护我和女性，我会继续从政。”
一起追踪N号房的同行者学姐“丹”，选择了继续做记者。3月，丹在自己的SNS上说：“感受着记录工作的价值，想继续写报道。” 在一篇采访中，她说客观地看待过去3年，可以用三个关键词形容：团结、火花、自我，在进行火花活动的过程中，虽然处于极度的压力之中，但是也感到非常满足，了解到有价值的是什么。火和丹至今仍在继续从事治理数码性剥削犯罪的相关事务。
《N号房追踪记》一书，对整个N号房事件进行回顾，结合韩国的情况，提出了对遍布全球的层出不穷的数码性剥削犯罪的应对措施。书中同样记述了追踪团火花两人的相遇及成长遭遇，分享她们如何在社会环境里卸下伪装、找回真实自我的心路历程。
我们家有两个女儿，我是老幺。爸爸总是说没有儿子陪自己一起去澡堂好可惜，而妈妈一直对爸爸感到抱歉，虽然孩子的性别不是她能指定的。我希望爸爸不要再因为没有儿子而感到失望，同时不希望妈妈总是觉得对不起爸爸。
儿子的作用？小意思，男孩子会做的我也能做到！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和爸爸一起玩摔跤。上幼儿园的时候，因为把朋友打得流鼻血，被叫来了父母。上小学的时候，和朋友拿着铁锹打架，发生“流血事件”。和父母一起吃饭时，我甚至把整条五花肉塞进嘴里，大口吃肉，不拘小节。看到我的样子，爸爸妈妈总是说：“火就应该是个男孩子才对！”
但是，我也不是一直展现出“儿子般的面貌”。如果说在父母面前我是“像儿子一样的女儿”，那么在曾经的男朋友面前我就像温室里的花草。在爸爸面前，我五口就能吃掉一个汉堡，可在男朋友面前却不好意思张大嘴巴，总是细嚼慢咽。每次即使没吃饱，还剩下一大半汉堡，我也会泰然自若地离开座位。而且每吃完一口，我都会擦一下嘴，所以桌上的纸巾几乎都是我用的。我甚至不好意思说要去洗手间，总是说“我去洗一下手”或“我去接个电话”。如果时间稍微久了一点，我生怕对方以为我在上大号，总是急急忙忙地处理完就出来。
展现在爸爸面前的我的样子，是基于“如果是儿子，肯定会这样”的想法做出的夸张行为，因为爸爸喜欢儿子。相反，在男朋友面前扮演连一个汉堡都吃不完的人是出于“女人应该这样”的想法。但是，两者都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伪装起来的我。
高中二年级新学期的第一节国语课，兼任隔壁班班主任的国语老师问：“你们班的班长是谁？”我赶紧举手做了自我介绍。老师说有事要说，让下课后跟他去教务室。我很想和老师们走得近，所以内心不禁有一些激动。
“什么呀，还以为班长成绩会很好，原来不过如此啊。”
我被泼了一盆冷水。
“不过国语成绩还不错，还剩两年，加油吧！”老师捏了捏我的胳膊。
听到“加油吧”，我脱口回答“好”，可不知为什么有些不舒服。整个学期，国语老师都对考全校前五名的副班长照顾有加，任何同学都能一眼看出这种偏爱。那时我才明白，“学习好”是班长的本分。国语老师每次看到我都会搭话，装作很熟的样子问这问那。因为我是班长，已经被国语老师记住，所以我没法表现出讨厌的样子。
高二的第一个学期快结束时，朋友当中流传着“胳膊内侧的肉和胸部的触感差不多，所以国语老师才喜欢捏别人的胳膊”的传闻。我很不安。每逢校服裙子变短的季节，我都祈祷不要碰到国语老师。虽然走教务室前面的楼梯很快就能到餐厅，但我总是选择绕路。
最近看到“校园Me too”，我想起了自己的学生时代。假如当时我揭发老师的行为是性骚扰，恐怕也没人会相信。虽然当时不太高兴，但在学校时我从未跟国语老师说过什么，至今心里仍有一个打不开的结。一次见到高中同学，她骂当时的国语老师骂了18分钟，说“这也是‘校园Me too’的例子”。
编者注：女明星艾丽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等人于2017年发起的运动，呼吁所有曾遭受性侵犯的女性说出自己的经历，并在社交媒体发文，附上“Me too”标签，以期唤起社会对性侵犯事件的关注。
上初中的时候我和朋友一起做过发传单的兼职。发完最后一捆就可以结束工作回家了，虽然明知这样做被发现的话是不行的，但为了尽快回家，我在公寓里的每户人家的门上都贴了两张甚至三张传单。但不知怎么搞的，这件事还是被发现了。发完传单回到面包车上，负责监督我们的管理人抚摸着我的大腿说这样可不行，要从打工费中扣2000韩元。
那时，我只顾着为被扣的2000韩元伤心，都没想到向摸我大腿的他进行抗议。
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我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培训会结束后我去洗照片，照相馆的主人问我要（洗好的）照片，说我长得像一个明星。大约30分钟的时间里，他一直在抚摸我的脸和头。我非常害怕，但是由于照相馆位于商场二楼的角落，大声喊叫也没用，我也不敢逃跑。我当时还想，如果大声喊，说不定会发生更可怕的事情。我只能静静地坐在那里忍受，那种感觉真的太恐怖了。照片一洗出来我就从照相馆跑出来，跑去了学校。坐在那里听课时，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惊讶的老师把我带到院长办公室，听我讲完原委，校方立即给我的父母打了电话。父母向警察报了案，最终，照相馆的主人因猥亵儿童、青少年仅受到停业两周的处罚。几天后，我问父母那个叔叔为什么那么做，得到的回答是“因为他觉得你像他的女儿”。从以前到现在，这套说辞还真是一直没变过。
刚成年那会儿，一次喝完酒后，我扶着醉酒的朋友站在路边，这时有人从后面抱住了我的腰。我还以为是喝醉的朋友，回头一看，是一个不认识的男人。我吓得尖叫起来，他却咯咯笑着打了个趔趄。我的朋友们全都喝醉了，没人注意到我这里发生了什么。那人又说了一句“我有点醉了，抱歉”。我一点也不觉得这好笑，他却笑个不停。后来朋友们看到后赶紧把那个男人打发走了，并对我说“不要和醉汉混在一起”。几乎一个月的时间，我没睡过一个好觉。
对我来说，20岁的第一个月充满了愤怒和委屈。
生活中我虽然多次经历这样的事情，但从未想过这就是蛰伏在韩国社会的强奸文化。我总是认为自己只是遇到了一些坏人，这是偶然发生的事件，是我运气不好。2016年，江南站发生了杀人事件。虽然对此感到愤怒，但生活忙碌，未能继续保护愤怒的火种。社会上到处都形成了以“女性”和“社会弱者”为关键词的舆论。
在与丹一起参加的媒体考试班里也展开过激烈的论辩。惊奇的是，这场争论分为男女两派，可谓泾渭分明。一方认为这是事关生死存亡的问题，并为此深感不安；而另一方认为女生们看到的仅仅是部分男性的行为，说“为什么把我们和那些男性看作一个整体？”“为什么把我们视为潜在的加害者？”“委屈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因为加害者另有其人，我们为什么要负责”等等。
我没有加入任何一方，只静静地坐着。后来我勉强说：“我不愿这样分帮结派地争吵，我成长的过程中好像没有经历过什么歧视。”长这么大说谎话的次数屈指可数，这是其中一次。没有受过歧视吗？闭上眼睛就可以回想起初中、高中、照相馆里、刚满20岁时发生的事情……这些看似没什么大问题实则却不该发生的事情明明在接连发生。
我试图把它们当作“没什么大不了的事”，这样我才能活下去。下面这些说教我几乎从小听到大：你太敏感了；男生这么做意味着他喜欢你；别计较了，总这么较真不是等于给自己找麻烦吗？对方和你都有各自的生活，就这么忘了吧，这种事谁都经历过……诸如此类。
从幼年到成人，如果一直听周围的人这么说，自然会无法正视自己内心的感受和时常袭来的侮辱感。我总是问自己：是我的错吗？这样的提问让内心那些清清楚楚的证据都化为乌有，最终把自己定义为一个敏感的女孩子。然后，我曾经拥有的不安、恐惧、担忧、羞耻心、侮辱感、不快感逐渐淡化，最后终于慢慢沉入水底。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周五，因为临近周末，所以我坐公共汽车回老家。从车上下来是晚上11点左右，往家走的过程中出现了一条岔路。因为我要去的方向直行就可以，所以站在人行横道前等绿灯。可能因为是晚上，等待的时间似乎格外漫长。于是我朝着旁边的岔路走去。但就在这时，刚刚分明站在我旁边等绿灯的那个男人好像跟上来了。“那个男人也像我这样，突然想改变路线吗？”转过身去的瞬间，男子躲到了旁边的草丛后面。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看到他迅速躲藏的样子，我浑身的汗毛都立起来了，后背直冒冷汗。这个人明显在跟踪我，我却毫无察觉，真是恐怖。我不顾一切地向前跑，奔跑的过程中，口袋里的东西一个个掉了出来，但我顾不上管。跑了一阵子，终于看到灯火通明的便利店了。我跑到最里面，一下子瘫坐在地上。那一瞬间我明白了，曾经认为与我无关的事情如今就发生在我的身边。
此次事件之后，我在Facebook、Instagram等社交网站上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但网络上很多男性表示“因为你大晚上出门才会这样”。生活中，男性会经历多少次“好像有人在跟踪我”或“好像有人在窥视我”这种恐怖的事呢？也许大部分男性从未经历过这种事吧。如果是女性呢？答案不言自明。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紧身的条纹连衣裙和新买的白色夹克非常搭。裙子是有弹性的棉质面料，穿起来很舒服，而且看起来不刻意，显得很自然，所以我经常穿。3月，正是乍暖还寒的时候，所以我在外面又披上了夹克，夹克不长，正适合配连衣裙穿。最后穿上舒服的运动鞋，满意的运动装就完成了。之所以穿得这么用心，是因为今天要见久违的高中同学，我们拥有学生时代的共同回忆，所以遇到纪念日，不管多忙都会抽出时间见上一面。只要有朋友过生日，我们就会聚到一起，算上我在内，一共是9个人，所以我们一年差不多要见9次面。
9个人全部聚在一起的日子总是格外让人兴奋。我和其他两个朋友先到了约定地点，正在等其他人过来。由于肚子实在太饿，我们3个决定先进饭店里点些东西吃。这时朋友打来了电话：“你们买亮闪闪的气球了吗？”最近流行那种大大的，银色、金色，字母形状的氦气球，这次聚会的主角——过生日的那个朋友——说一定要准备那个。怪不得我今天的妆很快就化完了，原来剩下的时间冥冥中另有安排啊。我们到文具店买了气球，然后唱着《肚子饿》的歌跑去了饭店。
路上我正和朋友们聊东聊西，突然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
“咱们国家的女人真不会穿衣服。”
“怎么？”
“看前面。”
前面的话，是在说我和我的朋友？我一向耳朵尖，谁要是骂我，我总是第一时间就能发觉。这分明是在说我和我的朋友。前方两米之内只有我们几个女的，而对方就在我们后面。应该不是说我们的吧，是误会。我的衣服显得很奇怪吗？穿连衣裙时也穿运动鞋会不太合适吗？我最近是不是长胖了……在饭店找到位置坐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十分混乱，根本听不见朋友们在说些什么。
朋友们忙着喝酒、拍照，没人对我刚听到的对话感兴趣。“刚才那几个说韩国女人不懂得穿衣服的人真是可笑。”我的声音一出来就被淹没在朋友们的相机快门声中。“我穿什么关他们什么事？”我把声音提高了八度，但得到的回答让我瞬间无语——“丹，你的胸大，穿紧身衣好看，真羡慕。”
才8点，我的手机相册里就多了100多张今天拍的照片。虽然HAPPY BIRTHDAY的缩写“H. B. D”中，“D”字形气球总是掉下来，但是看得出，今天过生日的朋友对自己心心念念的气球派对很满意。
看到朋友高兴，我也很欣慰。可是每次对话停顿的间隙，我总是想起那些人的对话。我是来参加生日派对的，见到久违的朋友应该高兴才对，但此刻我真的非常难过。因为心情差，我又想起了去年冬天发生的事情。
那天也是有朋友过生日。晚上8点左右我们一起见面玩了几个小时，坐末班车回家的路上，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按照惯例，每月的生日派对结束后，我们都会聚在一起拍集体照。从20岁开始，拍集体照已经成为一种习惯。那天我们也在车站前拍集体照，这时一名30多岁的男人突然把手机对准了我们，他的旁边还站着五六个同龄男人。听到快门声，我立刻环视了一下周围，目光和照相的男人相遇。
“您刚才拍我们了吧？”
“没有。”
“我都听到声音了，请把手机相册给我们看一下。”
“我没拍。”
前面说过，我耳朵很尖，走在路上，假如有人议论我，我马上就能听到。争执了几分钟，男人的朋友们都不耐烦了，我再次让他打开相册，他终于同意了。结果我发现了一张我和朋友们的腿的照片。可能当时拍得比较急，画面模糊，但还是明显能看出来是有意这样拍的。我不由得火冒三丈。
“请你把照片删掉。”
最后，我亲眼看着他把照片删了才离开那里。
当我正在追问不明身份的男人是不是未经允许便拍了我们的照片时，其他朋友正往地铁的方向走。也就是说，5个男人围着我和我的一个朋友，其他朋友扔下我们离开了。我感到一阵悲伤。我恨那些率先下去坐地铁的朋友。过了好一会儿，几个朋友看到我表情凝重，问我怎么回事，我才说出刚才发生的事情。
“那个男的拍了我们的照片，你们怎么不管我们就先走了？”
朋友们漫不经心地回答说自己不知道，还说“这个世界变态真多”，便打算跳过这个话题。我一时怔住了。要知道被拍的不只是我一个人，我们所有人都被拍到了。可看到朋友们不以为然的反应，当时我只想快点回家。幸好当时聚会已经结束了。坐在地铁上，我没有加入朋友们的对话，一个人保持着沉默。我都记不起她们聊什么了。
我被称为“竞赛杀手”，只要有比赛我就会参加。不仅校内，我还经常参加校外组织的各种大赛。2019年夏天，我忙着准备各种比赛。除了新闻通信振兴会的“深度报道”征集活动，我还参与体现学生“挑战精神”的其他征集活动。
与需要花费一个月的时间进行调查采访的“深度报道”征集活动不同，这项活动只需要提交自我介绍书即可。由于两个比赛的截止时间紧挨着，我苦恼到底该选择哪一个，幸运的是后者只要写自我介绍书就可以，因此没有带来太大负担。要知道，这两个比赛都设置了丰厚的奖金，放弃的话就太可惜了。我把参加学生会、海外志愿服务、国土大长征、海外研修、冬季奥运会志愿服务等一系列我做过的、具有“挑战精神”的事写进了自我介绍，书面材料显得非常充实、完整。
两个月后，我接到了通过材料审核的通知。面试竞争率是2:1，胜算还是比较大的。面试当天，我穿戴整齐，迈着自信的步伐走进了面试现场。推门进去以后，两名面试官问我：“你怎么会参加这么多活动？我们有很多问题想问，快坐下吧！”瞬间，直觉告诉我：“嗯，这次应该可以。”
在最后一个问题出现之前，面试的气氛都非常融洽。面试官问我，最关心的社会问题是什么。于是我谈了有关telegram性剥削和非法拍摄的问题。我说我一直在调查这些事，而且这些问题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但完全没有得到解决，确实是重要的社会问题。我还就政府、检察机关和媒体应该树立怎样的问题意识，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谈了自己的观点。但说了很久，当我突然把目光投向面试官时，我发现他们的眼神里写满了不赞同。
他们又问，除了这些问题，还有什么社会需要关注的问题。刚才我说了那么多，他们似乎完全不明就里。
“啊？这不就是必须马上解决的重要的社会问题吗？”我再次说明了事件的严重性。同时想，既然是大型比赛的面试官，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分量的人，如果公开这个事件的真实情况，说不定会对解决问题有所帮助。但是，这不过是我天真的幻想。他们只是将此视为个人问题，而不是社会问题。
面试结束后我走了出来，一阵虚脱感袭来。整个韩国社会中都隐藏着一种强奸文化，而且现实是，我们的社会对待这种强奸文化等闲视之。他们不认为这是痼疾，似乎更倾向于认为这是“微小的偶发事件”。为什么只有我，为什么只有女性感到问题严重？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通知我查收面试结果的短信。我迅速打开笔记本电脑，登录了相关网站。虽然没抱太大希望，但心里还是有些许幻想——说不定呢？可是，我果然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这是意料中的事，没有太大失望。虽然不出所料地在面试中落选了，但是，今后应该如何证明非法拍摄这一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我久久思索着。作为通讯社实习记者上班的第一天，性别似乎代表了我的全部。部长用漫不经心的口吻说：“这次又来了两个女孩子啊。”在素来以工作强度高而著称的仁川机场美食街打工时，我仅用了一周时间就适应了那里的节奏，但在那次的实习生活中，直到最后一天我都如坐针毡般痛苦。
一次，我去警察局办事，一位警察向我丢了个眼色，然后说：“各位女士，要不要给你们介绍一下旁边的这位记者‘小伙’？你们相差不到10岁。”实习结束那天，上司请吃饭。第二轮的时候，大家去了一个啤酒屋继续喝酒，这时一位男记者对新来的记者说的话让我至今难忘：“你跟女朋友交往的时间不短呢！妊娠攻击（由“人身攻击”衍生出的新词，意为通过让女方未婚先孕，对其施加压力，以达到让女方和自己结婚的目的。），然后结婚吧！”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在回家的出租车里，我问朋友有没有听到过“妊娠攻击”这个词，朋友默默地点了点头。
休学之前，我担任过对外活动组组长。那次在课上展示完准备了一个学期的成果，大家一起去了KTV，其中有10名男学生、6名女学生，还有1名男性指导教授。轮到我唱歌了，我出来唱了一首歌。这时指导教授来到我身边，说了句：“你们不觉得丹可爱死了吗？”男同学们都惊呆了，忙把我叫回到座位上。KTV里很暗，我内心非常害怕，真希望那里能再亮一些，还希望同学们能替我挡住教授。
在学校前面的酒吧打工时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这家店生意一般，就算是在开课/结课聚会、运动会、学术节的日子，客人也不多。因此，一般我会和男店主聊聊天，偶尔也会品尝一下他开发的新菜品。整个学期我都在那家店打工，我很尊重店主，理所当然，我认为店主也同样会尊重我。
那天像往常一样，店里冷冷清清的。因为没什么客人，店主坐在厨房里，我则守在厨房前面的收银台前。这时厨房那边传来了相机快门的声音，我下意识回头一看，店主的手机正对着我，我一下慌了。看到我惊慌的表情，他给我看了他的手机。手机相册里俨然是一张我的照片，那天的我身穿长牛仔裤和带帽子的上衣。如果那天我穿的是和男朋友约会时穿的裙子，或露出肚脐和腰的上衣，会怎么样呢？如果拍到的是我裸露的身体部位呢？
曾经有一次，我和男朋友说好了可以看对方的手机。那段时间正是大学聊天室里各种低级无下限的对话横行、非法拍摄的视频肆意传播等问题被曝光的时期。虽然我相信自己的男朋友，但说实话心里还是有一些不放心，只有亲眼确认以后，才能消除那种不安的感觉。
在一个聊天室，我看到了男生们调侃一个比他们矮几级的女生的对话。他们传着看了那个女生的照片，然后开始各种调侃——“因为她我学分都拿不到了”。还有人上传了一张从背后偷拍的腿部的照片，然后嘲笑女生的身材。当这些人嬉皮笑脸地打成一片的时候，另一位男生说：“怎么能把别人的照片上传到聊天室，还嘲笑别人呢？”这种指责天经地义，可惜能站出来这样说的人只有那一个男生。他还批评那些人道：“人前不能说的话，背后也不要说。”这样，那些不堪的对话才没有再继续下去。
我参加过第三次谴责“非法拍摄偏袒调查”的示威。我们振臂高呼，要求让“国产色情视频”大行其道的网盘联盟解散。但随后，我们不得不开始担忧一个问题：“示威结束后，该怎么回家呢？”根据约定，示威者都穿了红色的衣服，但大家很可能因此遭遇不测。担心超过一个小时的回家路途中会发生不好的事情，我的心脏紧缩成一团。那天，一位YouTube博主未经允许，擅自拍摄了一位参加示威的女性，还冷嘲热讽。在一家炸鸡店，一名男性肆意辱骂示威者，还有人说这是过激示威。不知道的人还以为示威者扔石头或者放火了呢。真正过激的一方是示威者，还是用不满意的眼神看着我们的那些人？
剪了短发几天后，一起做小组作业的男同学一见到我就皱起了眉头，还说“像个男人一样，好好的剪什么头发”。我只是剪短了自己的头发，真不明白他有什么不高兴的。他继续刨根问底地追问我为什么把头发剪了，我回答“不为什么”。他又劝我重新留头发，不，与其说是劝，不如说是要求。那时我光是准备小组作业就够忙了，实在不想为这种琐碎的小事浪费时间，但是心情已经受到影响了。
大学期间，诸如此类的事情一直干扰着我的日常生活。每当这时，我都会梳理自己当时的感受，反复回忆，然后生气。最后在书中和媒体中，我找到了表达自己感情的语言。我的心中翻滚着无数的话语，必须将它们表达出来。短则一句话，长则二十几句，我把自己的想法整理下来上传到SNS上。不知不觉间，我已成为一名激进的女权主义者。
在成为女权主义者的过程中，最深刻的感受就是“不舒服”。就连以前每次听到都会很高兴的“漂亮”一词，现在也让我感到非常别扭，包括曾经非常爱看的美国电视剧也让我感到不舒服。男人对女人说的话都被翻译成平语（与平辈谈话时使用的语言，比较随意。），女人对男人说的话则一律被翻译成敬语（与长辈、前辈、上司、初次见面不熟的人谈话时使用的语言。）。每次看到电视剧中披着浪漫的外衣，公然宣扬约会暴力的场景，我就会不由自主地皱起眉头。
初中时，学校人气很高的一真姐姐走过来跟我说：“你长得真漂亮！”因为长得漂亮，所以我和这个姐姐成了朋友。走在街上，偶尔会有陌生男子走过来说：“那个，我觉得你很漂亮，能不能告诉我电话号码？”都是些不认识的陌生人。有了几次这样的经历，我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长得漂亮还是有好处的。越是听到别人夸我漂亮，我就越想变得更漂亮。漂亮这句话似乎自带一种特殊的魔力。
是女人就应该漂亮。很多人喜欢说“女孩长得漂亮等于考试三连冠”。在判断女性的价值时，外貌通常是最先被考虑的标准。大家普遍认为，使用BB霜或唇釉化妆是“基本礼仪”，而不化妆就出门的话很容易被人问“你今天哪里不舒服吗”。虽然有些人是真的担心我是不是生病了，但还有一些人分明是在暗示：你没有化妆的脸就像生病了一样。
那天，像往常一样，结束了一天的事情后我开始看美剧，这时脑海中忽然冒出一个疑问——英语中本来没有太多敬语，可为什么女人对男人说话的台词都翻译成敬语了呢？如果说是对男性上司说话，那翻译成敬语还可以理解。可明明是夫妻间的对话，而且男女主角看起来年龄相仿，但只有妻子说的话被翻译成了敬语，岂非怪事？本来是为了释放一天的压力才看的美剧，可这也让我感到不舒服……我只好中途关掉了电视。
好吧，不去较真美国电视剧台词的翻译问题了，问题是韩国的电视剧中也公然将分明属于约会暴力的场景美化为浪漫场面。我想起了那部很有趣的电视剧《又是吴海英》，朴道京和吴海英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时，朴道京将吴海英推到了墙上，并强吻了吴海英。后来有人批评这个场面是“将约会暴力美化成浪漫场面”，可惜的是在影视界没看到任何反省的迹象。在韩剧中经常可以看到男主角把女主角推到墙上强吻的场面，以及男主角粗暴地抓住女主角手腕的场景等，而有些人竟然将之吹捧为所谓的经典镜头。在韩国社会，约会暴力正作为让人心动的浪漫场面被消费。
有人问过我，为什么要活得满身棱角，意思是有什么必要为这些琐碎的小事浪费精力吗？难道我愿意感到不舒服吗？认知到各种社会问题、感到不舒服所以提出异议，这不应该被视为“小题大做”。对某些人来说习以为常的事情，对另一些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我相信，我的这种敏感可以引导社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两年多以前，我一直假装自己没有男朋友。那段时期流行这样的观点，即完美的女权主义者不需要“男性”。我显然也受到了这种观点的影响。每次见到朋友们，假如她们只谈论自己的男朋友，我就会十分不满。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要那么在意男朋友说的每一句话？为什么男朋友可以规定她们的晚归时间？还有约会存折里的钱明明是每人一半，凭什么卡非要放男朋友那里？
我开始要求自己，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像个真正的女人一样”独立起来。我把传到SNS上的男朋友的照片都删了，每次约会也总是和男朋友保持5步左右的距离。这些大部分都属于下意识的行为，但还有一些方面我会刻意提醒自己：
1.即使和男朋友一起去咖啡厅，也要坐在不同的桌上。
2.一起走路的时候不牵手。
3.约会的时候留心观察周围有没有短发、不化妆的女性。
对我来说，男朋友是个很特别的人。我们曾经那么亲密，形影不离，可如今我要求他和我分开走路，就像第一次见面的人一样保持距离。我太极端了。我为自己梦想成为的女权主义者而行动着，并坚信这是正确的。用“醉了”来形容当时的我再恰当不过了。醉汉怎么可能读懂文章？我没有再读女权主义书籍，一度印象深刻的Feminism Is for Everybody也被我从脑海中全部抹去了。我把从前接触到的女权主义思想全部归结为一句话——“能帮助女性的只有女性自己”，而且认为与男性一起实践女性主义、批判家长制是非常屈辱的行为。
韩国女性为“江南站杀人事件”和“Me too加害者”“网盘联盟”感到愤怒。“不是随机杀人事件，而是女性厌恶犯罪。”“我不愿被男性性对象化。”“女性与男性发生性关系时，只能得到患性病或怀孕的可能性，以及对非法拍摄的担忧吗？”不管走到哪里，这些想法始终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经历了一系列的事件后，我对“能帮助女性的只有女性自己”这句话产生了深深的共鸣。
实习的时候，上司说的那句“有男朋友的人总是磨蹭，不好好干活”一直萦绕在我的耳边。还有人的说“有配偶的女性是拥护家长制的纯真女性”。我不希望因为有了男朋友就被当作“不懂事的”“尚未觉醒的”“只顾谈恋爱，不努力工作的”女性，于是我只好装作没有男朋友，处处和男朋友保持距离。男朋友从未因此指责过我，他认为我有了全新的目标，并支持我说“你认为对，那就对”。
就这样，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一直与男朋友保持着距离。有一天约会时，我似乎感到有一股汹涌的波涛向我袭来，好像有人对我说“你没有资格参与女权主义运动”，然后把我推到了陆地上。在“独立、堂堂正正、一个人也能做好事的女性”的前面，我又多了一个“看他人眼色”的修饰语。
因为没有自己的主观想法，刻意模仿别人追求“独立的我”，我迷失了“真正的我”，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为了摆脱传统的“女性形象”，我像个叛逆的孩子，只知往反方向跑，这是我自己选择的自由。有时因为后悔过去做的事，我猛踢被子，但男朋友总会拍拍我的背，然后告诉我，“这只是寻找自己真实面貌的过程而已”。
丹是和我同系的学姐，虽然我们只差一级，但由于系里人数很多，所以我们之间并不熟。2018年平昌冬季奥运会上，我们一起做过志愿者。在一个宿舍共同生活了3周的时间，按理说应该变得比较亲近，但我和丹仍然只算是认识对方而已。志愿者活动期间我们从没一起吃过饭，不熟也在情理之中。偶尔在走廊上碰到了，两个人就尴尬地点个头算是打招呼。说实话，我对丹有一种距离感。虽然对她的印象并不算差，但也没有产生过好感。每次看到她沉浸于自拍的样子时，我就会想，我们不是一类人啊。
那时我们还不像现在这样亲密。一次朋友说，丹剪短发了。好像是吧，我漫不经心地回答。别人剪什么发型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偶然看到丹，发现她的样子确实和以前有了很大不同。一度长及胸前的头发现在已经短得无法用发绳扎起来，精心描画的长长的眼睫毛也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丹说不喜欢自己的大腿看起来太粗，所以大冬天也总是坚持穿裙子，可现在她开始穿直筒裤。难怪大家感到惊讶，我也很好奇，丹放弃长发、化妆和裙子的原因是什么呢？
那年夏天，我和丹在一家报社的在线新闻部做实习记者，逐渐走得近了起来。当时的实习记者很多，但得到记者前辈认可的人可谓凤毛麟角。幸运的是，我和丹便属于这部分人。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写出了大量稿件。我们关注一切与性犯罪相关的案件，试图将其全部写成报道。丹的几篇报道主要是关于“Me too”运动和日军慰安妇问题，我的报道则主要围绕非法拍摄问题进行。因为关注点比较相似，我们之间的交流多了起来，自然而然地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听说我和丹变成了好朋友，一位同学还问过我：“那个学姐怎么样？”她并非单纯地想问我感觉丹这个人怎么样，而是想问“丹学姐成为女权主义者之后是不是变得有点奇怪了”。我虽然没有像丹一样成为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但也没有讽刺或者嘲笑丹的想法。在我眼里，相比以前能更加理直气壮地表达自己意见的丹更酷了。所以我回答：“什么怎么样，大家都差不多啊。”
回到学校，我和丹选了同一门课。那是一门关于撰写报道的课程。我们根据做实习记者时的经历，把有关女性问题的报道做成了课题。教授看到我们的报道，建议我和丹一起参加一个征集活动。活动的一等奖奖金高达1000万韩元。教授推荐了这么好的活动，我们没有理由错过，丹和我一拍即合。学期快结束的时候，丹来找我，说放假的时候一起上编码课。“编码？类似于编程那种？”对身为100%文科生的我来说，编码无异于天方夜谭。但是，如果学会编码，应该可以写出更有深度的报道。经过反复考虑，我接受了丹的提议。整个暑假，我们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6点都在上课，中间一天都没休息，相当于听了490个小时左右的课。
除了睡觉时间，我和丹整天都在一起。与此同时，我也看到了之前不知道的丹的样子。那时的丹敌视一切男性，看到身边经过的男性都要骂几句，看到不修边幅的男性更是愤愤不已。我虽然从没直接对丹说过，但内心有时会想，至于这样吗？
现在回想起来，丹的女权主义好像经历了好几个阶段的变化。其实不仅是丹，谁都会经历这样的过程。丹一直比我领先，她告诉我，要每天思考更多，争取更多，改变更多。随着我们一起度过的时间越来越多，我和丹慢慢拥有了共同的想法和信念，我们讨论了很多，也产生了很多共鸣。一句话，我们成为志同道合的战友了。在我们系，梦想成为记者或PD的人并不多。和我关系好的几个同学也对记者这个职业不感兴趣。我是想当记者才报考这个系的，但来到学校后才发现，和我有共同目标的人很少，所以难免感到孤独。直到后来，我遇到了火。
我们俩都是媒体专业的，但只在一起上过一门课，而且是在临近毕业的时候。快离校时才相识，说来真是奇妙的缘分。除了想当记者，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大学时都积极参加了一切可以参与的校外活动。说实话，我没想到自己能和火走这么近。包括在决定一起参加那个奖金多到足以偿还我所有助学贷款的征集活动时，我都没预料到。曾经确实是那样，但现在我们每天几乎每隔5分钟就会联系一次。我们之间可谓无话不谈，哪怕是一些在别人面前很难讲的难为情的话。因为经常在一起，就连我们的想法和说话的语气也变得相似。能把我们称为“我们”这件事真是既不可思议又非常神奇。
当然，我们在成为“追踪团火花”之前，在校外活动时也见过面。大约有一年的时间我们曾在同一个机关做志愿者，其间我看到过火和外国人交流的场景，说实话，她太棒了。我每次见到老外都手足无措，只知道拼命去想自己学过的单词。但是火和加拿大人、美国人对话的时候，看起来是那么优雅、自信，当时我对她的印象就是“英语达人”。
在外面看到的火和在学校里看到的火完全不一样。她是那种即使面对的是个人领域的问题也会站在社会结构的角度去看，并为之努力的人。她的想法应该是，自己和他人在社会结构中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要尽到自己的责任。实习记者每天至少要写5篇以上的报道，这绝非易事，但火历来做得很好。
我收集了一下火写过的报道，发现其中有一半是替受害者发声。火的报道细腻周至又不乏厚重。采访和报道经历过非法拍摄、约会暴力、学校暴力的受害者们会不会很痛苦？我很好奇。但随着实习记者生活的结束，自然而然地，我与火也分开了。我们过着各自的生活，直到去年3月，我在学校里再次碰到了火。
听说火也在上数据新闻课，我很高兴。我们去了附近的咖啡厅，聊了近况，不知怎的提到了课上讲过的统计程序，真的太难了，可能跟我俩都是文科生有一定关系吧。但是，数据新闻愈来愈受重视不说，要想进入理想的公司，能够熟练使用Excel是最基本的，除此之外还要懂得编码，所以即使课程很难我们也要咬牙坚持。当时，我的想法是，先考几个对就业有帮助的资格证再说。
两人都在倾诉对未知的未来的苦恼，但奇怪的是心情变得很舒畅。能这样和我聊天的原本只有室友“波妞”，现在又多了火这个朋友。时隔许久才见到我的火没有问起我剪短头发的原因，也不好奇我是否恋爱。她不带任何成见地注视着现在的我，让我非常感激。就是从那天开始，我产生了想和她做好朋友的想法。
数据新闻课每两周要提交一次使用统计程序写出的报道，报道的开头和贯穿整篇报道的问题意识十分重要，好在我们做过实习记者，对此非常熟悉。得益于此，我们整个学期的成绩都很优秀。学期即将结束时，课程进入了实习环节。所有人需要利用文本制作词云（wordcloud）并得出关联词的含义，其他人还在发愁的时候，我已经交出了不错的答卷。自豪地环顾了一下周围，我看到了还在对着程序苦苦思索的火。我把火轻轻地叫到自己的座位上，告诉她如何编码，并展示了我的成果。火连连感叹要——“哇，棒极了，谢谢”，然后回到了座位上。当时，一位得过全系第一的男生过来向我求助，虽然制作数据结果并不难，但为了维护我对火的义气，我以“直接去问教授比较好”为由拒绝了他。也就是说，我只告诉了火如何编码。
我感觉火这样下去可不行，于是以一起准备期末考试为理由，把火叫到了咖啡厅，请她喝咖啡。既然听的是同一门课，考试之前这样做只会让自己多一个竞争者，但我还是和火一起开始备考。“火，把这道题背下来，还有那道题肯定也会考”，我这样说着，像一个押题老师。这门课和我关注的领域很吻合，而且备考也做得很彻底，所以我坚信自己能拿到A+。我想把自己知道的所有知识都教给火。
可能看到我一直在帮她，火和我变得亲近起来。我建议火和我一起申请暑假的国家支援就业项目，然后给她看了相关海报。看到要在学校学习两个月、上几百个小时的编码课的要求后，火考虑了三十分钟，最后欣然采纳了我的建议。一起去递交申请书的路上，火走在了前面。我在心里想，我果然有看人的眼光，我忠实的就业伙伴原来在这里！我还决定暑假和火一起看报纸、学习论述，为进入新闻机构做准备。
当时我们谁都没想到，两个月后，我们会看到“手心里的地狱”。
[韩] 追踪团火花 / 博集天卷-湖南文艺出版社 / 2022年2月1日
由“火”和“丹”组成的
独立记者团体，N号房事件
最初的报道者和报警人
狗仔卡
发表于 2022-8-29 08:5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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