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被困在一个“诅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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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被困在一个“诅咒”中

Original 柏文喜 财富FORTUNE  2022-07-27 08:00 Posted on 上海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市场化大潮下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从规模上而言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但高等教育管理体系并未随着市场化方向而实现同步调整，依然在以计划经济思维进行行业管理和资源调配，这也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985”、“211”为代表的各种发展计划层出不穷，并导致对于高校发展状况的各类考评指标形式化、指标化、简单化的重要原因。而此次邵阳学院以大批引进“自产自销”的菲律宾水货博士来优化师资学历结构，谁说不是这一教育评价体系的必然结果呢？陈春花的学历风波又岂不是对于教育行政化的一个最好的反讽？

近日湖南邵阳学院一次性引进23名菲律宾亚当森大学哲学（教育学）专业博士生，分别就职于理科、工科等不同方向二级学院的消息引发公众关注。经过媒体调查了解，原来是邵阳学院试图向外部引进博士生群体改善师资结构，旨在为升级大学、申请硕士点创造条件的想法无法实现之后，与菲律宾亚当森大学“联合培养”与“自产自销”博士的权宜之计。只是因为菲律宾这个学校名不见经传，甚至这个学校授予的博士学位存在明显的“水货”嫌疑，才成其为坊间新闻。

其实，在当前的高校发展竞争与资源争夺中，如何达到和满足行业主管部门的硬性指标要求，或者争取进入各类计划，是一众高校们难以摆脱却又爱又恨的“诅咒”。比如著名的“985”、“211”计划，在除了给各校带来差别极大的发展资源支持，并深刻影响着各个学校的发展走向、行业地位之外，其影响力也扩大至教育领域之外，已然成为不会少用人单位招聘员工的重要学历筛选标准。

另外，近年来所流行的各类高校排名体系，乃至各类专业科系的排名体系，本来只是供社会各界考察高校及其专业的参考性信息而已，但因为其对于教育行政部门或明或暗的影响，进而除了影响生源与学校品牌之外，对各校的资源获取也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同样也成为各个学校又爱又怕的“魔咒”。

高等教育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置身于社会价值观和科学创造性、文明成果阐发与传承这一重要目标而去的，因此所涉及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综合性、复杂性也让其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在各自学术圈子内部进行相对的比较而无法进行绝对的排名，这也是学术界更看重圈内评价，而就业领域内也相对看重校友圈评价的重要原因。因此高等教育的评价体系更适合让市场发挥筛选机制，教育行政管理只需要执行强制性的、规范性的最低要求即可。这也是大多数国家的教育评价体系以市场评价为主导，以行政评价为规范性要求的逻辑所在。

市场化大潮下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从规模上而言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高等教育也从精英化实现了到大众化的演变，并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博士帽制造大国。但高等教育管理体系并未随着市场化方向而实现同步调整，依然在以计划经济思维进行行业管理和资源调配，这也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985”、“211”为代表的各种发展计划层出不穷，并导致对于高校发展状况的各类考评指标形式化、指标化、简单化的重要原因。仅从学校内部而言，对于具有各自专业领域特征的教育与科研工作评价的简单指标化，也是教育行政化危害尤烈并祸及末端的重要体现。

正是因为教育行政化导致评价体系脱离学术性特征的简单化、形式化与指标化，才使得教育发展失去了对于创造性的发掘与培育，以及对于价值观的维护与传承，反过来成为各类争先创优和实现各种达标活动的逆选择。按照目前国内各高校的学术评价标准与体系，一些世界著名的学术大家在这一学士环境下是很难脱颖而出的，仅仅就最低学历为博士这一门槛而言恐怕就已经挡住了民国时代很多学术大师，诸如陈寅恪的投身高等教育领域之路。屠呦呦能获得诺贝尔奖而无法进入中国院士行列，施一公评选院士失败等，就是十分典型的例子。而此次邵阳学院以大批评引进“自产自销”的菲律宾水货博士来优化师资学历结构，谁说又不是这一教育评价体系的必然结果呢？

近日北大国发院教授陈春花因过度炒作自身“华为军师”这一自封称号而被华为公开“割席”与怒怼事件，引发了对于陈春花教授博士学历真实性的质疑。其实从陈春花教授在坊间成名，到荣任新希望六和联席董事长，再到“任正非亲自给陈春花教授当司机围炉日话”，除了看到什么热门儿说什么之外，似乎从未见过陈春花教授有什么分量的学术建树见诸圈内圈外，或者如稻盛和夫那样以创办京瓷、DDI两家《财富》世界500强并荣任日航董事长之后再“商而优则教”的经历，而仅仅是如同网红般的跟风炒作罢了。过度的炒作超过除了拉高北大国发院的BiMBA的学费之外，还反噬了陈春花教授自己，暴露了“爱尔兰欧洲大学”博士学历这一“个人秘密”。

不过，如果陈春花教授不是贵为中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教授，而只是一个商业培训机构的“大师”，似乎也就不用为“爱尔兰欧洲大学”这样的克莱登博士学历被揭穿而焦虑了，因为商业领域凭本事说话而不凭学历说话，只有简单的行政化管理的学术衙门才会硬性要求必须具备博士学位，至于是爱尔兰欧洲大学还是克莱登大学其实并不重要，这岂不是对于教育行政化的一个最好的反讽？近年来某国企退休高管和昔日的政坛明星黄奇帆在商业培训领域相当活跃，虽然前者算不算企业家，后者以退休官员身份从事此类活动是否合适还存在很大争议，但是似乎并没有人对他们的商业性活动有更多的怀疑，因为这都是纯粹市场化的活动。

因此，邵阳学院成批量引进菲律宾亚当森大学疑似“水货”博士的“自产自销”事件，不过是当今教育行政化之下的必然产物，也只是教育行政化之下各个教育机构忙于评比、考评、排名以及各种折腾教师活动所露出的冰山一角而已。同时，看到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兰州大学退出大学排名的消息，我认为未必不是好事。（财富中文网）

编辑：刘兰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