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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培养] 上海「团长」,今年1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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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6-13 10:33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上海「团长」,今年17岁

 人物作者 人物 2022-06-13 20:26 发表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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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四月,上海疫情最严峻的时刻,这座城市里的居民大都是依靠自发团菜,完成了生活物资的供给。发起团购的人被称为「团长」,而在数以万计的「团长」中,有一位曾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因为他的年龄。


蔡晗啸,今年17岁,是上海一所国际学校的高二学生,同时,他也是上海青浦区一个小区唯一的团长。在疫情期间,他一边上网课,一边团购了数百斤蔬菜、猪肉、豆制品、火锅和海鲜,帮助小区里600多人解决了生活需求。邻居给他的称号是「全上海最年轻的团长」。四月底,蔡晗啸在网上发布了一段18分钟的视频,讲述了自己做团长的经历和感受。他的表达清晰有力,因此受到关注。


他身上有复杂的标签。他是中产家庭的孩子,国际学校连任两届的学生会主席,GPA满分选手,他已经拿到了斯坦福夏校的offer,这是申请美国名校的敲门砖。但同时,相较那些更典型的名校学生,他的成长经历里有一些独特的部分,他的父母都没有上过大学,在他成长的大部分阶段,他的家庭都是工薪阶层,他一度沉迷游戏,从垫底学生一路「逆袭」,在几乎野生的状态下自我探索,成为一个少见的、在17岁就成长得相当完整的人。


人们对他的好奇也是多层次的,不仅仅是对一个高中生的勇气、承担、表达和调度能力的惊叹,还意味着一种深深的教育焦虑——在竞争白热化的今天,我们的孩子如何成长得完整,避免成为「空心人」。


在五月底,我们和蔡晗啸有过三个多小时的聊天。当时,他刚刚离开上海,到达杭州,准备转道广州,去办接下来前往美国的签证。我们谈起他做团长的经历、他的家庭,他自我的探索,他在国际学校的理想生活。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当他回望自己的成长过程时,他清晰地看见,财富在他所在的群体中是如何成为一种特权,他也对这种特权有自己的反思。诚实地说,这样一位17岁的高中生所拥有的眼界、视野和思考的深度,是在我们的意料之外的。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这样优越的条件,他和我们都承认这一点。但是,如何让我们的孩子从优绩陷阱中走出,真正找到向上和行动的力量。这位17岁的教育实践亲历者的故事,仍然能给我们些微的启发。


以下是蔡晗啸的讲述:




文|林松果

    编辑姚璐

受访者提供



1








我当团长,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疫情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才搬到这个小区一个月。


在之前,我是住在学校宿舍的,但因为今年对我来说比较关键,秋天就要准备申请学校了,时间比较紧张,父母考虑给我一个稍微安静点的环境,但是我家离学校又很远,有四十公里,所以他们就给我在学校旁边租了个房子。我是二月份住进去的,四月份,疫情就开始了。


原来我是不做饭的,学校有食堂,我一天三餐在学校吃,这里相当于是一个睡觉和写作业的地方。但小区封闭之后,我一个人,就必须要做饭了。我之前做过一些准备,囤了一些水和压缩饼干,买了米和鸡胸肉、牛奶。但到了4月5号,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我没有新鲜的蔬菜水果了。


我们这个小区很小,居民一共也就几百人。我当时就在小区的核酸检测群里问,大家有没有团菜的需求,有一些人回应,我就组了个小群。最开始这个群只有十多个人,我就去联系,去找供应蔬菜的渠道。


第一次其实没有成功。我们在青浦区,当时我找到了青浦区发的一个保供名单,上面有个保供单位离我们比较近,它写的是30份起送,我们很努力凑到了30份,打电话去下单,结果对方说他们主要供应另外一个镇,不能跨镇。这次相当于失败了,当时我还是挺沮丧的。


到了第二天,越来越多的邻居加进来了,有七八十个人,需求量就大了。大家也不知道我是17岁的高中生,小毛孩子,就说,群主我们团一下蔬菜吧。当时用的是比较原始的微信接龙,凑到了80份,我就拿着这个需求,又去找了一家供应商谈,他们说可以,当晚就交了定金,第二天就送到了。拿到那批菜的时候,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后来我才知道,当时能做到当天下单第二天到,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们还是蛮幸运的。


团购就是这样,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团完了蔬菜,大家就开始有更高级的需求,我又开始张罗肉、鸡、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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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晗啸团购到的食物


说实话,最开始还是有点耽误学习的,因为我要打电话,要等电话,要去小区等菜,要联系志愿者分发,有人还要退换货,还是会占用一些时间。


但后来我发现,只要管理得当的话,其实工作量并不大——最重要的是搭好流程,比如我之前用微信接龙,很慢,要一个个加微信、转钱。后来我开始用接龙小程序,每天花两分钟,做好小程序的链接,在群里发若干通知,发三遍左右,大家自行接龙,小程序直接付款,到了截单的时候,我拉一下表格,整理好了,交给供应商。


菜送到了小区,我们大家各司其职,我负责统计,物业和保安负责消毒,志愿者负责派送,大家干好自己的活儿,就越来越顺了。


至于为什么是我成为团长,我其实没想那么多。在我前面,还有人问要不要团购,但没站出来说要当团长,没人当就我来当呗。我习惯于承担责任,在现在这所高中,我在学生会工作了三年,做了一年副主席,两年主席(国际高中是四年制)。我们经常组织大大小小的活动,如果哪里没搞好,出了岔子,直接就是我的责任。对于即将要承担的,我没有考虑特别多,或者我下意识认为,这不是个问题。


后来大家知道我的年龄,是因为有一次,邻居来我家换个什么东西,可能是一个大蒜换个洋葱吧,她问我现在能不能来,我说不行,我一会儿要上课。她说哦你是老师,我说我不是,我是学生。她又问,你读大几啊,我说我读高二。邻居觉得很惊讶,就在群里说了,大家就知道了。


到了四月底,很多购买通道都打通了,我就只需要团一些锦上添花的东西,比如火锅、海鲜什么的。我就想着拍一段视频,放到网上去,记录这段经历。


拍这段视频,我是想告诉大家,高中生不是做题机器,不是每天做题做到死,高中生也可以做好人好事,可以帮大家解决困难,我们也是很有能量、有热情的一群人。不仅仅是我,我身边很多同龄人也是这样的。也许他们没有做团长,但他们也有这样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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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晗啸拍摄的视频截图



2








做团长,对我来说也像是一节社会实践课。我第一次这么深刻地意识到,社会是什么样子的。


首先就是人跟人的面貌是非常不一样的,不是整齐划一的。有些东西你不需要,但对其他人来说就是必需品。我团了两次海鲜,有个原因就是有人有特殊宗教信仰,不吃肉,他跟我说,他那两个礼拜就靠成人奶粉补充蛋白质,而且奶粉已经不多了,很危险,没有蛋白质,人的免疫力会下降的。还有人对肉类过敏,有人家里有婴儿,都需要海鲜。还有人家里老人是北方人,习惯吃面食,这都需要另外开团。


我们还团过一些很细的东西,比如婴儿尿布、可乐和防护服。小区里还有两户人家,家里的孩子一直戴隐形眼镜,那个眼镜每天都必须用护理液泡着,要洗、护、润,不然就报废了,孩子要戴着它上网课。当时这个不好弄,我是买海鲜的时候,让宁波的供应商帮我们跑腿,去宁波的药店里买的,跟海鲜一起捎带手送过来的。


还有一些事情是出乎我意料的——我租的这个小区房价不便宜,算是一个高档小区,还在国家4A级景区旁边。我之前觉得,住在这里的老人,可能家里都有两套房,子女应该很孝顺,消费水平应该也不错。但我发现有个老人家,每次团购都会拼命讲价,她会说:哎呀,小蔡啊,这个牛奶有点贵嘛,能不能优惠点。团购怎么可能优惠,大家价钱都是一样的。


后来我了解到,阿姨虽然住在高档小区,但并不算那种有钱人,她快70岁了,是本地的拆迁户,拿了拆迁款在这里买的房子。但是她儿子创业失败了,欠了债,人还被困在浦东,阿姨每个月3000块退休工资,还要分一半接济她儿子。她的生活是困苦的,当时1.5升牛奶30块钱,她当然要砍价了,后来我就理解了。


团长这种工作,跟我之前在学校做学生会,差别太大了。在学校里,学生其实反应很快,所有人都会用电子产品,而且我们的教育背景、家庭情况、思想都很相似,打交道会更容易。在一个理想的校园里,每个人都读过柏拉图,都觉得真理越辩越明。


但在小区的群里,有些情况要大家都明白可能比较费劲。比如最开始,团购小程序要收1%的手续费,我想了想还是决定不收——光解释清楚就得费多少劲。比如我们团个火锅,价格是138块钱,收了手续费,变成141,大家一看可能就会问,你怎么收141,是不是挣钱了,连这个小钱都要挣。今天这个阿姨问,明天另一个阿姨问,我觉得还是不要测试人性了。最后我垫付了两个月来在团购过程中产生的2000多元手续费,就当是花了这笔钱,买了一堂这么好的社会实践课,也值得了。


整个过程里,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应该就是团海鲜的时候,碰到一个居民强烈反对,甚至是威胁。其实我买的不是冷链海鲜,是所谓的「热气海鲜」,上午从宁波菜市场买了,下午就送到了上海。但这位居民觉得风险特别高,他说你是在干坏事,海鲜要是有病毒,到时候有人感染了,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他还问我是不是赚钱了,挣了多少钱,为了一点蝇头小利,把全小区居民的安危都搭上了。


当时看到他发的消息,我也没有太多时间去难过或者愤怒。因为我是要上学的,我也很忙,没有时间去争论。后来我也知道,他在机场工作,收入受到影响,可能情绪比较焦虑,同时从他的专业角度,也认为海鲜比较危险。结合这样的情况,我理解了,更不会去说什么了,被误解就被误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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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晗啸在协调团购物资



3








我的视频发出来之后,有一些媒体报道,大家会关心我父母是怎么教育我的,会对17岁的高中生团长很惊讶。还有人说,我在国际学校读书,家里很有钱,但事情可能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


我曾经做过MBTI人格测试,我测出来结果说,我自我价值的实现,来自帮助他人。我感觉(做团长)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在学校也是,最开始是自己愿意做事,后来当了学生会主席,带大家一起做事。梳理做事的流程,开始怎么做,中间怎么做,后续怎么反馈,这一套其实已经很成熟了。所以发起团购的时候,我不觉得怕,也不觉得有多难。


我家其实不属于典型的中产家庭。我爸妈都没有上过大学,我爸高中毕业之后读的是夜校,后来在国企工作,我妈妈还是安徽农村出来的,读的是两年制的专科。我妈妈24岁生我,30岁创业,现在算是事业有成,但在我成长的大部分时候,我家不是中产,是工薪阶层。


我父母的教育理念也是不断在探索。最开始,他们的期待不高,对成绩好、考满分这种事没有认知,但他们还是挺宠我的,我玩游戏、用手机都很早,上幼儿园就开始玩游戏,每天放学一回家就开始玩,玩到吃饭,吃完饭看电视,看完电视继续玩,一直玩到睡觉。每天都是这样,玩过赛尔号,摩尔庄园,后来有了iPad,玩各种格斗类和射击类的游戏。我爸也喜欢玩,会跟我一起玩。


但到了初中,我就不玩了。一方面是真的玩腻了,一个人玩,没什么社交属性,会累,会觉得很空虚。还不如去做做运动。另一方面,我玩游戏玩不过我爸,玩策略性游戏,他会去思考、去算、去写,这太夸张了,我至今都觉得这样玩游戏很变态。而且他上班的时候可以挂机,但我没办法挂机,所以我一直玩不过他,就觉得很挫败。


进入初中后,最开始我在班里的成绩是中游偏下,尤其数学会倒数,特别特别痛苦,对人打击很大。我不知道别的同学是怎样的,但我当过差生,我知道,差生没有尊严。我那所初中其实是很强调人文关怀的,不是唯分数论,毕业的学生因此也都很感激它。但现实是——成绩不好就是没有尊严,同学瞧不起你,好学生不跟你玩,班干部不让你当,各种活动不带你,劳动你多做一点。我就跟我爸妈说,受不了了,日子过不下去了,想提高成绩。我爸妈就给我找了一个补习班。


找了补习班还真好,我一个周末上六节课,每个学科学两小时,觉得上课特别开心、特别爽,一是老师教得好,二是正向反馈太强了——成绩不好,补了课,成绩上去了,尤其是英语变得特别好,开始有同学找我问问题了,其他人对待我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我就更喜欢补课了。可能跟其他同学不一样,他们是父母担心孩子跟不上,或者想让他们名列前茅,所以报补习班,他们就会抵触和反感,但我一点也不抵触。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正向循环——我疯狂刷题,知识储备也上去了,循着这种惯性,我的成绩就一直好下去了,后面就一直很靠前,还考过一次年级第二。


但初中快毕业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种感觉,就发现,我身边的同学都是很鲜活的人,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有人会说日语,有人对某一类的影视、动画片特别有见解,有人会做很漂亮的手工,还有人居然会写小说。但考试一到,每个人都变成分数了。如果你今天考了98,我考了92,那我就是失败者了,高分同学就是神,低分学生就是渣,一到考试,就是这样了。


在这样一个体制里,我可以是一个受益者,当时我们区统考,我已经可以排进前100名了。但我好像不想变成这样,会不会有更生动地发展的机会?我当时听说过国际学校,他们的理念可能更加开放,就想去访校。


我第一次跟我爸妈说的时候,他们是有点反对的,他们之前没有了解过国际教育,我妈做生意也很忙,而且他们觉得我在公立教育体系里是OK的,我的成绩也可以上好学校,可以参加高考。所以我只能自己去搜,去了解这个行业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坑。


我先去考了一次托福,考了109分,这个分数,应该可能进大多数国际学校了。我也基本把好的国际学校都看了一遍,我就发现,这些学校好像又变成我在公立学校看到的那样——好学生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语言成绩都很好,GPA都很高,想学经济的同学,都参加了同一个竞赛,获得了大差不差的奖项,甚至大家说英语的口音都特别像,申请英国方向的同学,爱摆弄英音,申请美国的同学,爱摆弄美式口音。那这岂不还是公式化的教育?


后来我发现了我们学校,它是一所非常新的学校,名不见经传,我入学的时候,它才成立两年。但这个学校的创始校长,就是上海中学国际部的前校长。上海中学国际部,是全国最早的一批国际学校。当时我访校,我们副校长就说,我们没什么特别的,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支持你,给学生资源,给学生机会。你不是喜欢辩论吗?我们还没有辩论社,但可以给你开,还可以提供资金支持,可以给你配老师。如果你们要出去比赛,就给你们配大巴。


当时我就想,哇!这个学校对学生非常支持啊,环境也特别好,老师也和蔼可亲,给我的整体感受就是:「我们这儿是一片肥沃的、未开发的土壤,你一颗种子种下来,就肆意生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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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晗啸


4









这三年里,我确实是肆意生长了。如果不到这所学校上学,没有这种开放包容的环境,我可能不是现在的样子。


讲一个我觉得自己最有意思的特长,我会写梵语,这是古印度的语言,是整个印欧语系的鼻祖,现在全世界可能有五百人左右,会把它作为日常语言使用,只有五万人参与读写和学习,连很多外国语大学都开不出这样的课。教我梵语的,是我们学校一个语言学教授,他有康奈尔大学的博士学位,会超过30种语言,给我们开了小课。我后来喜欢观鸟,也是他带我入门的。


还有一段时间,我对高尔夫球很感兴趣,想着实在不行就当个运动员吧,学校就给我们请了一个高尔夫教练,每天早上4点半,天还没亮,我们就起来训练。后来我发现自己天赋有限,而且每天都很困,就放弃了。但这个经历多么可贵啊,让我对这个领域了解得这么深,又给我一次试错的机会——所谓爱好不一定能成为职业,我尝试之后才知道这是真的。


另外很棒的一点就是,我们真的是学校的主人,在这里建立了一个自己的理想世界。


我们入学后,正式上课之前,有两周的先导课,当时校长传达的信息很明确:我们的目标是办一所令人尊敬的学校,小而精(全校学生不超过300人)。这不是学校领导层的事情,而是大家一起,我们是一个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种创业者的精神,很容易感动血气方刚的青年。


我入学就加入了学生会,其实是一个很小的组织,大概二十个人。然后我发现,有的同学会对一些事情有意见,比如食堂饭不好吃,排队时间长,但他们可能也找不到解决方案。当时我就想,我们干脆开一个论坛,广开言路,让大家有说话的地方。


当时我跟校领导提了这个想法,他们觉得OK啊,我们每周一下午有一个集会时间,一般会组织一些学术活动,或者唱歌大赛、朗诵大赛之类的,学校也就给我们留了一个档期,让我们办论坛,我们起了个名字,叫「北辰论坛」。每次论坛有十个名额,每人有五分钟时间,所有学生都可以上台去表达。


我们当时的设定是,大家不仅是提意见,还要提出一个完备的解决方案。比如大家诟病的食堂排队问题,我们辅修了经济课,你可以用经济学原理,去开发一套更好的制度;或者你学了编程课,自己去编一套程序,做一套解决方案。就这样一边开放、一边推动,让大家真的把解决方案带出来了。后来学校引进了新的刷卡系统,还实行了分时就餐制度,用餐时间确实减少了,这是切切实实的改变。


再比如有同学对健身房有意见,他们就自己3D建模,给健身房重新排了布局,换了地板,加了地垫和平面镜,学校花了钱,大家自己也捐了设备。能做这个事情多好啊,虽然是高中生,但是已经提前适应了企业是怎么做项目,怎么先有方案,再有解决过程,再有收尾反馈。


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东西,也是「北辰论坛」上提出来的,那就是我们学校的铃声。


正常学校的铃声,都是「叮铃铃」或者「叮咚当叮」,是很公式化的。但我们学校的不是,是学生自己决定的。现在我们的预备铃是《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第一乐章》,这段很舒缓,作为预备铃很合适。上课铃是舒伯特的《音乐瞬间》,下课铃是我们有个学钢琴的、才华横溢的同学自己创作的。晚自习的铃声又是另一套,上课铃一分钟,下课铃一分钟,是同学和老师一起创作的,这个就很好啊。


如果我们听腻了,可以换,有一个流程——每学期我们会组织一次调查,如果过半的学生听腻了,那我们就换。先征集一些选项,然后投票,如果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同学对一个铃声很满意,认为可以替代现有的铃声,那我们就选它。


后来,学校还开始支持学生自己开选修课。之前我们有模拟联合国的选修课,但是教这门课的老师因为个人原因,离开了中国,教职空缺了,我正好是模联队的队长,学术功底还可以,学校就允许我开一个选修课,每周一次课,时长80分钟,我们总共120多个同学,有23个选了我的课。


我开完课之后,也激发了别的同学。有同学是健身达人,拿了很多奖,还有同学会做游戏开发,设计了自己的游戏,只要向学校证明你真的可以教,提交你的课件,就可以开课了。所以现在是老师和学生在抢着开课。


根据我这三年的观察,我的同学们,很多是低进高出,进来的时候成绩不一定特别好,或者已经被体制教育的刷题搞得没脾气了,但进来了,经过两三年,已经在某些领域小有钻研,或者有很多好的品质,比如愿意奉献,有创新精神,从刷题机器变成了人,有很多这样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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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晗啸参加「北辰论坛」 



5









但无法逃避的现实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评价体系里,很多人说现在的学生是「空心人」,这确实也是存在的。


我身边的大多数同学,还是被家长裹挟着向前。在国际学校,你会很容易发现这个结论——对于中(高)产阶级而言,教育是把财富转移到下一代的重要途径,这帮孩子,他们得有能力配得上他们的财富,得给家长长脸,所以家长会不遗余力,不计成本,疯狂地对教育投入。


有时候,他们甚至都漠视教育的客观规律,不陪孩子,就把孩子送到补习班,觉得这样你成绩该好了吧?我给你请的老师可是1000块一小时啊!如果你成绩还这么差,那就是你的问题了,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教育不是投资,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人也不只是分数。


而且就算在国际教育圈,还是会有很多家长会把学生当考试机器看。比如去美国留学,要考托福,好多同学为了这个考试学了两年多,可能从50分、70分提升到90多分,但咨询机构说最好要100分,于是他们为了从95分提升到100分,又整整补了一个暑假的课,已经考得快吐了。但家长们总说,我们花了这么多钱,你怎么还考不出来。很多国际生也会因为这件事很沮丧,觉得自己很失败。


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矛盾和痛苦,像我舍友,其实他很聪明,数学天赋也非常好,考试经常考满分,但我跟他住在一起我就知道,他极其痛恨学习,每天做作业都特别快,上课也写作业,他还会在网上找各种快速学习秘籍。为什么呢,因为他根本不想学,就想赶紧把这个东西弄完,把这个分数考出来,他就不用学了。


他玩游戏很厉害,真正的梦想是做一名电竞选手。他玩《英雄联盟》,曾经在全国服务器里能排进前十,本来想去电竞的青训队,但家里不让,让他必须去读书,于是他就变成一个很矛盾的人——能考年级第一,但是痛恨学习,这是不是很荒谬?


我爸妈可能不属于这样的家长,我妈就是觉得我快乐就好,我小时候她都在创业,没有时间陪我,就觉得对我的亏欠是无与伦比的,只希望我成为一个每天都快乐的人。而我爸爸是那种中国式父亲,我俩不太交流,以不交流为主。所以我的人格塑造,基本是自己决定的,我想反抗那种标准化的精英教育,不想成为那种看起来履历非常光鲜的、精装的、公式化的孩子,有意识在反抗那种状态。


在国际学校会有各种公式化的现象。美国大学是申请制的,高中GPA是一部分,标化成绩(托福、SAT等标准化考试的成绩)是一部分,还有各种活动。「活动」是最耐人寻味的,怎么衡量一个孩子优不优秀呢,大家就都开始堆履历。可是堆得起履历的是哪些人,结论也很明显。


现在有很多堆履历的方式。比如要突出一个人的领导力,家长可能会带孩子去偏远山区支教,但实际上是住在县城宾馆,早上包车去山区,教几节课,和孩子们玩一玩,拍点片子,下午五点就回酒店,两三天就结束了。或者是去做拯救非洲大象的项目,募捐到了十几万,实际上可能是爸妈各捐了五万。再或者去参加各种所谓的领导力峰会,大家拿的奖都特别大,名字一个比一个响亮。这些都非常虚伪,也非常昂贵。


我们家经商,重实用,我不想去做这些,在我看来,还是可以去做一些脚踏实地的工作的。我做了两年的学生会主席,并不是因为这个名头特别漂亮,学生会主席多了去了,只不过通过学生会能做事,可以真切地影响到大家的生活,比如搭建北辰论坛,再比如做团长,我想要成为一个脚踏实地的实用主义者。


这种想法的来源,可能也是我逐渐意识到,我是有特权的,我今天的成就和钱是离不开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今天从上海到杭州,一路包车,路费和住宿费接近五千块了(采访于5月下旬进行),我只是出来办个签证,就花了这么多钱,可能是很多人一个月的工资,正常家庭哪有这个条件。


更早一些,应该是我初中的时候,我被我当时的补课老师提醒过一次。当时上海开始给中小学生减负,我的补课老师就很激动、很愤怒,他说他坚决反对,当然这是一家之言啊,他说,学校减负了,你们是可以补课,提前学,老师给反馈,给批作业。但是那些家里没有钱补课的学生怎么办?学校里教得少了,作业布置得少了,他们和你们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了。


我才发现,还真是,在我当时那个初中,班上也是有补不起课的同学的。平心而论,他们或许不是所有人都垫底,但他们一定不拔尖,那些拔尖的同学,几乎都补课。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后来我就在想,所谓名校,其实是一个自我保护或自我赋能机制。有社会学家说,名校本身就是权贵阶层保护自己的一套系统,通过「名校」这样一个概念,让考不上的人觉得自己不行。而那些考上的人,越觉得自己厉害,聪明,刻苦。但实际上,大家都很努力,但你有钱去上补习班,你练得多,你有这个机会,别人没有。


就像在我们的各种社会讨论里,会贬低小镇做题家,会贬低只会刷题的学生,好像那些全面发展的同学是榜样。但实际上我们更应该关注小镇做题家,关注那些每天被困在题海中的人。他们没有我这样各种的机会,各种的支持,想学啥就学啥,最终成果还不错,还被媒体报道。99.99%的人没有这样的条件。他们的父母辈可能没有这样的认知,也不是他不想有。


前段时间我还看到一个新闻,一个农村的单亲父亲,他11岁的女儿不想读书了,他很愤怒,觉得自己辛辛苦苦一辈子,不就是为了把你供到城里去。他教育女儿的方式,就是让她在大太阳底下,去池塘里挖藕,挖了四个小时,女孩中暑了。这样的教育方式当然不好了,应该沟通,不应该打压。但是呢,这位父亲是个农民,生活已经很辛苦了,他谈不了任何的教育理念,这是很残酷的事情。这样的事每天都在发生。


所以我愈发觉得,一个人的成功,或者说社会性的成功,跟他自己的努力确实相关,但也越来越不相关,在我看来,这非常畸形。


这也是为什么,我想在大学毕业后去从事教育行业。我感觉我表达欲还是很旺盛的,也喜欢帮助别人,更重要的是,我当过差生,不是那种一路优秀、一路非常光鲜的人,我知道差生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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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晗啸在观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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