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这几个月，除了这栋大厦，赵鹏涛只外出去过北大和颐和园。
本科时我修了一门“影视制作”课程，作业是拍一个十几分钟的人物纪实短片。在寻找选题过程中，我结识了王路，一位当时的北京大学硕士三年级学生。学文科的他深感搞学术出路不大，借着教育领域创业氛围浓厚的东风，他便想做一个跟当时火热的线上教学不同的教育创业尝试，名为“陪伴学习实验”。
我本以为王路就是我们的拍摄对象了，直到我和团队的伙伴们遇上了王路“教育实验”的对象——赵鹏涛，一个第一印象无比腼腆文静的男生。
起初，我深深怀疑他是否能成为合适的拍摄对象，毕竟相较起来，王路话更多，人也活泼。
2019年2月，当同级同学还在呼和浩特的学校里跟随老师做紧张的高考冲刺时，赵鹏涛和父亲收拾好了两箱行李，踏上飞往北京的班机。从这一年的2月至5月，赵鹏涛的生活将跟王路紧紧绑在一起。
除了晚上住在王路的出租屋，其余时间，王路的创业基地——也就是北京中关村科技大厦里的某“创业谷”，成为了赵鹏涛的“家”。
“破败”与“生机”，这是赵鹏涛对这个暂时性的“家”的概括。大厦的8层，到处是生意人，有拉板车抢电梯的工人，有守着小卖铺闲聊的女郎，有卖煎饼果子的大妈，有西装革履的年轻人，也有清华北大的在校生和毕业生。这里是商贩与创业者的聚集地，赵鹏涛就在王路租赁的办公区内，埋头刷着一张张卷子。
说这是一场双方的赌博，一点也不为过。不同于传统补习班的高考“全托”项目，赵鹏涛是这里唯一的学生，老师则是由王路两周内筛选出来的6位清华和北大的在校生。
在呼和浩特时，赵鹏涛通过英语网课结识了王路。除了英语，赵鹏涛也通过网课补习数学和化学。“这些学长学姐们比老师们教得好”，这是赵鹏涛最初的感受。他所在的高中，位于呼和浩特市教育水平的中上等，但比起北京，还是落后得多，每一届六七百个考生，考上985和211的，不到百人。
赵鹏涛的班级有40多人，高三时，若干名同学便离开了学校，被父母送进了专门的高考冲刺补习班，花费几万到10多万不等。赵鹏涛的家长也有些动摇，看着儿子380多分的考试成绩，赵鹏涛的父亲似乎已经看到了5个月后儿子的高考成绩。
“在学校确实不怎么会退步，很稳健，但我也不指望什么质的飞跃了。”父亲这样对赵鹏涛说。
赵鹏涛的父亲最后把主意打到了王路身上，因为一些私人关系，他跟王路关系较为熟络。他提出，与其让儿子经常上网课，不如让儿子直接去北京做最后的冲刺。当他把这个初步的想法跟家人说时，立刻遭到了妻子和儿子的抵触，母子率先站在了一条战线上。
首先是一个未成年学生离开父母在北京生活的安全问题，虽说有“学长”陪伴，赵鹏涛的母亲还是不放心。其次是对于风险的不确定——在学校跟着老师学习一直是传统主流的学习方式，清华北大的学生虽说在网课补习班一直是抢手的“师资”，但是否能替代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的老师们进行系统的高考冲刺学习呢？
母子俩不想拿高考做实验。
2019年1月，赵鹏涛的父亲跟王路交涉，询问让儿子到北京学习的可能性。王路觉得赵鹏涛父亲的提议有可尝试的价值。
从“补习”到“替代学校”的角色转变过程，王路始终顶着巨大的压力。
“犹豫当然是有的，毕竟是拿一个高三学生的未来做赌博，但我有把握。”王路自信地说。虽然还是北大的在校生，但他已经在教育行业接触了不少学生，积累了经验，很多学生们都不把他当补习老师看待，而是把他当成可以倾诉自己真实想法的大哥哥。除了学习，王路也经常跟他们聊感情、聊未来。
赵鹏涛率先被父亲说服了，虽然即将远离舒适区让他产生了本能的抵抗，但渐渐地，他感受到了网课的效果，对清华北大的“学生老师”的信任，以及“拼一把”的念头，让他和父亲站到了一条战线上。
最终，母亲也被说服了。
在两周内，王路就组建好了赵鹏涛的“教师班子”。他拜托清华北大的同学在两校的不少兼职实习群里发通知，“报酬丰厚”。来应聘的学生很多，通过一系列的笔试面试，最终敲定了6位同学，每人都拥有高考单科的顶尖成绩。
语文老师来自清华美术学院，数学老师来自北大数学科学学院，物理老师来自北大物理学院，化学老师来自清华化学系，生物老师来自北大城市与环境学院，英语由王路亲自教。
当王路在北京筹备这一切时，赵鹏涛的父亲则在呼和浩特儿子的学校里做着班主任的说服工作。赵鹏涛的班主任不赞同孩子离开学校去北京补课的做法，因为她带的往届学生中，确实有一部分另找补习班自行学习，但大多效果不好。补习班终归还是比不上学校里教学经验的老师，班主任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她劝赵鹏涛父子不要冒险。
班主任对赵鹏涛说：“你知道你出去以后会承受多大压力吗？”
“我知道，我还是想搏一把。”赵鹏涛回答。
最后，赵鹏涛还是成为了班里第八位离开学校去外面进行高考冲刺的学生。正月初七，高三学生开学，不到一个星期后，赵鹏涛离校了。
王路在北京已经打点好了一切。父亲送赵鹏涛过来，他视察了情况，跟王路交接工作后就回呼和浩特了。他对王路只提了两个要求：一是每晚要让儿子跟家人视频，二是儿子要回呼和浩特参加2次模拟考试，以检验学习成果如何。
一天早上，我们决定去王路的出租屋拍摄，跟拍赵鹏涛的一天。出租屋离中关村有一段距离，王路和赵鹏涛两人坐公交车往返于“创业谷”所在的大厦和出租屋。王路跟别人一起合租，住在一个二十几平的卧室里，厨房、客厅与卫生间共用，晚上，就和赵鹏涛挤在一张床上睡觉。
我们刚到王路家时，赵鹏涛正准备洗漱，王路还在床上半梦半醒。很难想象这样狭小的卧室住着两个大男人——卧室里还放着一个庞大的运动器械，脚踩的地方已经落了灰，扶手上搭满了衣服。
一面墙突兀地贴着棕色的壁纸，估计是墙面已惨不忍睹，房东又不舍重新粉刷。暗色调的壁纸让屋内显得更加逼仄。由于卫生间空间更狭小，赵鹏涛只能把洗漱用品挂在卧室的墙上。
赵鹏涛洗漱完催促王路起床收拾，从被子里扯出王路被夹裹住的短袖，仿佛他才是那个陪读的大人。在“埋汰”王路的时候，赵鹏涛会表现出自己鲜少活泼的那面。他比王路高半个头，王路走路比较快，他就喜欢顺手从背后抓住王路的衣领，让他慢些。
桌上摆着王路专门给赵鹏涛做的单词小卡片，是用A4纸裁出的一小块一小块，正面是英文，背面是翻译。一开始赵鹏涛只是飞快地翻着纸片，速度快到让我怀疑他究竟有没有在记。
王路怕他“摸鱼”，让他读出来。赵鹏涛突然窘迫起来，念单词声音小到只有站在他身边的我能勉强听清。每个单词都读得很仓皇，且没几个读对。书桌的角落里放着一本又厚又大的《托福词汇》，想来是王路的工具书。
王路给赵鹏涛制定了时间表：赵鹏涛6点半起床，洗漱背单词，这个时间段王路接着睡觉；两人7点半出门坐公交，8点半到办公区域。
“创业谷”地方挺大，当时租赁工位的人不多，到处都是空闲位置，也算是学习的清净地方。上午一般是上英语和数学课，12点半吃饭，1点午休，下午1点半到3点如果没有课就自习，4点后又开始上课，吃完晚饭后，晚上还有课。
每一周老师们都会出卷子考试。与在学校时不同，赵鹏涛的课程不是提前硬性规定死的，并且每一节课时间比较长，对于他的薄弱学科，王路会看情况增加这门课的频次。
虽然已敲定赵鹏涛为拍摄对象，也征得了他本人的同意，但真正到了“创业谷”时，我们团队还是很犹豫——虽然我们不会说话打扰他学习，但很难保证他在面对瞄准他的两台摄像机（我们用的是相机）时可以像综艺里的明星一样不被干扰。都是参加过高考的过来人，对于高三的学生，我们还是持有“敬畏之心”的。我决定先试拍一天学习，如果影响到他，就终止拍摄。
一开始架相机并不顺利，赵鹏涛最初用来学习的屋子是狭长型的，三脚架很难撑开，两台相机还容易互相入镜。正当我们小心翼翼、尽量不出声地调试脚架位置时，一直埋头写卷子的赵鹏涛抬头提议换个屋子。他攥着卷子和文具袋，轻车熟路地找到了一间没人的宽阔屋子，还很贴心地坐在比较中间的位置，方便我们拍摄。
同伴到外面采些空镜头，我就在“创业谷”里随意转悠，看看赵鹏涛已经待了个把月的地方是什么样的——不得不说，很荒凉。近两年创业形势不好，听王路说，以前这里坐满了年轻人，可我如今要穿过三四个办公区才能见到活人。大厦一进门的大厅是彩色的相纸墙，孤独纪念着这里往日的生机与希望。
总体而言，这个地方像极了我小学时不幸上的那种因假考奥数被火速取缔的补习学校。我不晓得一个高三学生在这里学习的心情究竟如何，应该有些“海上钢琴师”的心境吧？
中午王路有事没有回来，只能给赵鹏涛点了份外卖。我趁赵鹏涛不学习时抓紧时间跟他聊了两句，他的话比早上在出租屋时多一些了，显然一早上没跟什么人说话，也憋坏了。
他一边啃着酱骨头，一边很认真回答我略显客套、生硬的提问。我首先关心他有没有被拍摄影响到学习，他果断摇了摇头，表示自己这一年多来一直都在接受“非主流”的学习方式。
最初，别人上网课是为给校内学习“锦上添花”，他则直接把网课变成了学习的主要手段。到北京后，也没遇到过正儿八经的老师，个别单科老师长相看起来比他还小，“老师”都喊不出口。
“一切都很诡异，像梦一样，以及在这样一个奇怪的地方学习，所以你们拍我也没什么值得奇怪的了。”
晚上是赵鹏涛跟父母打视频电话的时间。3个人都用方言交流，我们躲在盲区拍摄。父母除了问学习，还很自然问了下最近有没有想分享的事。我和伙伴们顿时紧张起来，生怕他透露出我们的存在——毕竟，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任何父母大概率都会介意一切可能干扰到孩子学习的因素。
出乎意料地，赵鹏涛对我们拍摄短片的事只字未提，全程都未看过我们一眼，在镜头下表现得十分自然，还巧妙地让镜头拍不到手机上的父母。中途有一个小插曲——因为怕父母看见我们这些陌生人，赵鹏涛没有开灯，但我的同伴走动时入了镜，他妈妈突然紧张起来，说：“你身后有个人影！”
赵鹏涛很快把话题岔开，较真地纠正父母说，自己每天做题不能叫“考试”，而是叫“限时训练”，并拒绝回答“你现在感觉理综能考多少”之类的问题。他妈妈似乎也感觉跟儿子实在聊不出什么了，就喊丈夫过来接着聊。不过赵爸爸还在忙工作，终究也没来接电话。
赵鹏涛的脸映照在写字楼的玻璃窗上，分成了两层。窗子外能看到大厦的侧面和后面，远不及正门前天桥上灯火辉煌的风景好看。但这里是他在这个几百平米“家”内为数不多能看到风景的地方，他很喜欢站在这里打电话。
我问他想家吗，他摇头，说从小父母工作就忙，尤其爸爸，一出差就几个月，春天走秋天回。他上高中后，父母在家的时间才多了些，但他已经养成独处的性格了。他最想念的还是家里的模型。
聊起航模、车模、机器人模型，他的话多了起来。
赵鹏涛很快就适应了在中关村的生活和学习节奏，远离了学校，他觉得很平静，偌大的地方，只有他一个高三学生。王路承认，这种“陪伴学习”也有不可避免的风险，一个人远离同学，会缺乏一种竞争环境，也没办法跟别的同学横向比较学习成果，只能通过老师们出卷子考试进行敦促。
3月初，呼和浩特的学校举行了第一次模拟考试，赵鹏涛回去了。父母、王路与赵鹏涛对这次的成绩无比紧张，因为这会测出这半个多月的学习效果如何。还没出分时，赵鹏涛总会回想起班主任之前说的话——“出去学的学生几乎没有成功的，‘全托’结果就是越学越差，返回学校才缓过来”。
一考完，赵鹏涛又回到中关村开始自己的学习。过了几天，呼和浩特那边才传来消息，“一模”出分了，他考了438分，比上一次考试进步了50多分，班级排名也前进了。
这个分数，安了多方人的心，包括赵鹏涛的6位“小老师”。
生物老师当时还是北大的大二本科生，扎着羊角辫，戴着眼镜，没有化妆，若没人介绍，说是高中生也不为过。她笑着说，自己也会有“讲翻车”和被赵鹏涛问倒的时候，这是很尴尬却无法避免的情况，毕竟她也只经历过一次高三和一次高考。她所能做到的，就是尽力用自己的方法让赵鹏涛“查漏补缺”，用学生的语言让他理解与掌握。
王路对所有老师的要求是尽全力为赵鹏涛“查漏补缺”，所以课程基本都是“问题导向型”的。赵鹏涛觉得这种教学方式比学校里的大课好很多——学校里每一届老师都会进行“一轮”“二轮”复习，但学生们终归是会的会，不会的还是不会。大课有时也会占用学生自行“查漏补缺”的时间，老师也不可能兼顾每一个同学。
而在北京，“因为只有我一个学生，我也不敢跑神”，赵鹏涛戏谑着说。
面对着跟自己年龄相差不大的哥哥姐姐，赵鹏涛没有多少心理压力，上课时他可以随时打断他们的讲解，进行提问。他最喜欢上生物课和化学课，也在这两堂课上表现得最积极，有时候还会主动提醒没反应上知识点的老师。
他表达对一门课的喜爱之情的方式是“抬杠”，比如生物课，老师讲课时像是个学生，在赵鹏涛眼里没有半点威严。生物老师问：“你知道A为什么正确吗？”赵鹏涛沉默。“你知道B为什么错误吗？”回答老师的依旧是空气。“你别告诉我你选的B。”这次赵鹏涛“嗯”了一下。
老师有些气鼓鼓地站起来给他板书基因方面的知识点，赵鹏涛接着抬杠概念性问题，努力冲击老师的知识体系。发现概念杠不过老师后，他就说老师举的例子不好。我一个外行都听懂了老师举的例子，但赵鹏涛非要老师在“斑马”外再找个例子。生物老师也是小孩子脾性，一边被气笑，一边非要给他再找一个出来。
赵鹏涛在用微信给生物老师传卷子时，老师突然被逗笑了，“你给我的备注也是亲切”。原来，他给她的备注就两个字——“生物”。
语文课时的赵鹏涛最安静，因为老师是个气场很强的学姐。有一次老师临时有事来不了，在线上指挥他要做哪些题，那成熟的口气让我也仿佛回到了高中语文课堂上。
相比生物老师，语文老师教课经验丰富很多。她让赵鹏涛用她总结的阅读题模板给她讲答案，赵鹏涛说话的语速明显比跟生物老师抬杠时慢了很多，底气也虚。他手边放着还算崭新的紫皮《5年高考3年模拟》，大概是来北京后语文老师要求买的。
跟赵鹏涛混熟后，我已经把他当成大厦里这空荡荡的“家”的主人。王路学校那边还有事情，不能天天守在赵鹏涛身边，赵鹏涛会主动告诉我这栋楼里哪里的饭好吃，8层以下的每一层在做什么买卖，他都门儿清。每天早晨上班时间的直梯分外拥挤，他会一层层坐扶梯上来，观察每层的商铺。
在北京的这几个月，除了这栋大厦，赵鹏涛只外出去过北大和颐和园。我曾开玩笑说这栋大厦已经破败了，想当年，这一片都号称“宇宙中心”，如今比起朝阳那边，这里俨然有些乡下的意味了。赵鹏涛没有接话，也没有流露出什么遗憾之色，只自顾自说，出去转也没什么好的，北京很热，交通不方便，一个地方与另一个地方距离很远。他还抱怨说王路那两次带他出去“游玩休息”就是噱头，是因为王路自己在大厦里也要憋疯了。
“我在北大走得快要中暑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游客想方设法进去参观？又考不上。他再带我出去，我就求他让我学习，或者在家待着。”
赵鹏涛的“宅”是出了名的，王路不在“创业谷”时也不用担心他乱跑。除了去上洗手间和去吃饭，他基本不会出办公区。相反，我守着相机一会儿就厌倦了，总是调好模式后自己出去逛。有一次逛回去，发现常年打开的办公大门被人关上了，我不知道开门密码，被锁在了外面。等了半小时，赵鹏涛才从门里出来。
如果不是他的外卖到了，我可能等的时间要更久。
我一直很好奇赵鹏涛的家庭条件如何，按理说，能负担起这样“多对一”补习费用的家庭，肯定不普通。
但我在赵鹏涛身上找不到一点“富裕”的痕迹：衣服是运动休闲款；他有手机，但没有支付功能，他坐地铁和公交时刷的都是王路的“一卡通”；他用抽纸时喜欢先撕一半用，看到我疑惑的眼神，就告诉我说，不是所有纸他都这么用，要视纸张的薄厚而定，“我家里买纸不会买这么多层的”。
我向他打听他“住”在这里的费用，他摇头，表示父母没告诉过他。在采访王路时，他也没说具体数额，只给了市场价做参考——高考冲刺的补习项目，利润极高，他曾探访过一家效果不错的补习机构，第一年的时候每位学生收9万元，高考成绩出来后在小范围内有了口碑，第二年就涨价到12万，第三年则是16万——而赵鹏涛父母支付的费用，都在这些数目之上。
后来接触多了，我越来越确信赵鹏涛的家境不一般。他跟我们交流起来一点也不怯场，说话情商很高，能看出来家教不错。他直言从小父母就带他见过很多应酬，比较会猜成年人心思。后期在剪他的采访素材时，我甚至都不需要做很多拼剪，更多的是苦恼因时长限制，要舍弃哪些“金句”。
当拍摄完他每天的生活素材后，我陷入了两难。我很想进行深层次的采访，询问他怎么看待这场“冒险”。毕竟在我眼里，这些老师也算不上成熟，即使考上清华北大代表着拥有很高的智商，但他们的做题方法太有个人特色，无法保证基础本来就很薄弱的赵鹏涛能听懂。
至少在我跟拍时，很多次都感觉到老师口中的“简单题”并不简单，有时甚至用大学知识论证某练习题，很有问题。有次我听到生物老师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讲解：“D表述不是那么准确，但跟C相比还OK，懂了吗？”
我怕这样敏感的问题对赵鹏涛只会平添焦虑和不安。不过委婉地表达了我的看法后，赵鹏涛倒劝我宽心，说自己对现状很满意了，这里虽然看着不伦不类、不像个能学习的地方，老师也都还在上大学，但学习条件比老家的学校好太多了。经过上一次模拟考试后，父母甚至还后悔没早点把他送到海淀来。
中关村附近就是“教培圣地”海淀黄庄，晚上我在天桥上拍马路车来车往，有时能看到人大附中的学生，他们的红白校服在人群中无比抢眼。
同伴告诉我，人大附中的校服是北京家长的一种信仰，是最想粘在孩子身上的“战袍”。我向同伴感慨道：“如果赵鹏涛就是从小住海淀的人，照他那学习的劲头，很难不成为王路的学弟。”
4月下旬，赵鹏涛学校进行第二次模拟考试。为了省机票钱，赵鹏涛不想从北京直接飞呼和浩特，他先坐高铁到石家庄，再从石家庄飞回呼和浩特，父母在机场接他。
跟“一模”一样，还没等分数出来，赵鹏涛就回到了北京。几天后，二模成绩出来了，511.5分，进步到班里第六名。
赵鹏涛在北京待到了5月末，每位老师的最后一堂课，都是给赵鹏涛各种叮嘱。5月30日，赵鹏涛回呼和浩特，此时学校已停课。两天后，王路也去了赵鹏涛家中，陪着他调整作息适应高考，给他安排模拟试题。
赵鹏涛后来对我回忆说，6月7日和8日，没有太多紧张感，一拿到卷子，就仿佛自己坐到了“创业谷”的桌子前，熟悉的静谧，直到出考场，也没太多感觉。
高考完，王路又在赵鹏涛家中待了几天，一次两人在外转悠时，王路搞来一套全国二卷高考题答案：“你把英语答案对下吧。”
“我都忘得差不多了。”赵鹏涛本能地抗拒“估分”。
但他最终还是没能磨过王路。对完答案，王路兴奋地说：“你英语110多分，稳了！”——2月刚来北京时，赵鹏涛英语只有80分左右。
十几天后，赵鹏涛的高考成绩出来了，537分，其中英语接近120分。
“成绩出来后，王路比我爸妈都激动。”赵鹏涛笑着说。赵鹏涛父母觉得，这步险棋赌对了，原本儿子的成绩只够上二本，最后，儿子被一所211大学录取了。
于是，赵鹏涛一家成为了王路“陪伴学习”项目的宣传人，高考后又为王路招揽了三四个学生，其中有个学生是准备考研，目标北京大学。他们将和赵鹏涛一样，在中关村这座大厦里进行“全日制”学习。
2019年下半年以后，我没再和赵王二人有过联系。可想而知，2020年的疫情会对王路的“教育实验”产生极大冲击。那一年的整个春季学期，北京高校的学生无法返校，即使滞留在学校的学生也无法出校。也许王路又改回以往的网课形式，也许他的创业没有撑过2021的教培寒冬。
之后每次我坐公交去“新中关”逛街时，都会经过那座大厦，时常想起赵鹏涛跟我吐槽他在这里的心理活动：“啊我好累！”“啊我好饿！”“啊我想睡觉！”他总觉得饭不好吃，吃来吃去就是大厦里的花样。偶尔王路点个外卖给他改善伙食，也常连续几次点一样的。他妈妈打电话总喜欢问他晚饭吃了什么，他就说“饭”，妈妈耐心追问，他回答“能吃的饭”，让妈妈一度恼火他“不好好说话”。末了，妈妈才说一句：“等回家爸爸妈妈给你改善。”
狗仔卡
发表于 2022-3-16 04:5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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