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8年的初春，一名女性的投水事件被刊印在各种报纸、小册上，传遍了上海的街巷弄堂。从当时纸质媒体的新闻报道，到由相关事件改编而成的戏剧公演、电影争相上映，喧嚣背后，是一名叫马振华的女性因男友疑其处女身份，为自证清白，选择投入黄浦江自尽的悲剧。
作为事件的主人公，马振华在人们的口中逐渐多出一个在现在听起来并不顺耳的称呼——马处女，这样的称呼，代表了那个时代，或者说古往今来女性的困境。
（马振华照片，仅一处见，存疑）
马振华，1897年出生于上海，是东台县禁烟分局长马炎文的女儿，她受过高小教育，就读于嘉兴德馨女学校，毕业后入南通刺绣专门学校。一面学习刺绣等女工，一面学习国学、英文，曾担任杭州某校的教员，可以说是一位具有一定经济自主能力的新女性。
马振华三十岁时，仍未婚嫁，与家人住在一起，家中有她的父兄，也有她父亲的小妾。马振华的窗外对面楼中住着一位青年男子，名叫汪世昌，是国民革命军周师长的秘书。
男未婚、女未嫁，两窗相对。这样的情节设置很容易出现在一些浪漫故事中，事情在最初也的确浪漫地发展着。1927年11月28日，汪世昌的情书从窗口抛掷到了马振华的卧室，书信来往下，两人互生好感。再后来，他们开始约会，一起逛公园、看戏、拍照。
两人的恋爱关系被汪世昌的上司得知后，由上司做媒，两家交换了生辰八字，测算两人相配，马家便应允下来女儿的婚事，于阴历二月初五（1928年2月25日）“小定”，并计划在1928年10月举行婚礼。
然而，马振华没有等到她的婚礼。订婚后不久，两人感情骤变。
1928年3月4日，在约会观影时，汪世昌质疑马振华非处女。男方找来算命先生测算，算命者亦说女方“绝非完璧”。
3月6日，汪世昌向马振华求欢，两人发生关系，未见处女血。
3月14日，马振华血书起誓，表明处女身份。
3月16日，汪世昌借要调职北上，离开上海为名退还此前书信。第二日，上海同仁辅元堂救生局在黄浦江面发现了一具女尸，便是在前夜投江自尽的马振华。
马振华投江后，尸体在次日清晨便被打捞辨认出来，同时，人们还在江滩找到马汪二人的大量情书，另有两人的合影、马振华父亲的名片，这些明确指向投水者身份的私人物品，将她生前经历，乃至死因公诸于世。
3月18日上午，汪世昌阅读报纸得知马振华的死讯，表示两人“虽未结婚，而精神上却比任何已结婚的爱情，要好到万万倍”，遗书三封后也称自己要入水自尽。
但汪世昌投水时，却身缚一条长绳，绳的另一端系在岸边木排上。
“落水假死”被救后，汪世昌立即声称“绝不再死”，将抱马振华之牌位做亲，不再娶“妻”，不过，妻虽不娶，妾却另当别论，他还表示，再遇女子“以妾之名义，初生之子，认为振华所有，以示不忘”。更是在致报馆记者的书信中称，女友死于旧礼教束缚，欲将自己包装为妇女解放的先驱者。
《时报》《时事新报》发表文章称此事“可以表现新旧思潮冲突之一斑”。后来，更有人将马振华自杀案的始末资料收集起来，挑选二人来往函札二十余封，再集合许多读者信件编印了单行本的《马振华女士自杀记》《马振华哀史》出售。
马振华以死自证清白，新思想与旧道德的冲突被由此揭示出来，引发出激烈的新旧之争。时局动荡社会巨变，传统伦理被视为旧的，走向崩溃的，西方新思潮新思想被大量引入。
有人将马振华自尽归咎于男方。当时，上海中华妇女同志会就此事发表宣言：“死马振华女士者，既非旧礼教思想之束缚，亦非旧家庭家长之阻梗，而实浮荡成性，狡狯无耻之拆白男子汪世昌也。……汪世昌诱惑马女士以后，复疑马女士为非贞，且竟退还情书，表示决绝，其人格之卑鄙，心术之狠毒，实已达于极点。”《青年妇女》杂志上有作者称汪世昌只是因为“性的苦闷”而结识马振华。
也有人将马振华的悲剧归咎于家庭，马振华在结识汪世昌前仍与家庭共同生活，其思想必然更多受到传统的旧事家庭与教育观念影响。马父作为旧式家长，对新思潮充满偏见，认为其近于滥交，说出“我女之死，可谓死于新文化旧道德相混之中，盖我女所受之文化系新，而新得不彻底，苟新得彻底，不至于死，所守之道德依旧，而旧得不彻底，苟旧得彻底，亦不至于死，而今新旧相混，遂酿此剧变”。马父的反对者便称，“岂彻底的新文化，失身之后尽可不必追悔，抑一次失身不足，尽可二次三次失身乎”。
另有一些人认为，马振华事件更反应了社会问题。五四一代从总体上来说是反叛传统，理性思考的一代。妇女解放问题在西方本就流派众多，当五四过于急切地宣传新思想的时候，往往流于表面化与简单化，其造成的幼稚化处理往往会造成并不美好乐观的结局。
五四时代的新青年受到新思潮影响，接受了新式教育的青年男女往往推崇恋爱自由，追求婚姻自由。然而，在现实中，实情往往更为复杂：马振华在与汪世昌初次发生关系后十分紧张，一度自责并拒绝在婚前再度发生关系。汪世昌却在此时怀疑她并非处女。
马振华出生在传统的家庭，一方面受到女性解放新思潮的影响，她敢于选择自由恋爱，婚前同处，在行为上冲破了世俗对女性的枷锁，另一方面传统礼教贞洁观念又使她难以逃脱传统思想的规训。两种思想两种观念彼此对抗，最终悲剧收场。
循其根源，马振华在思想深处仍然是“传统”的。她在对汪世昌情书的回应中，写道“君既有意，侬岂无情？但怕老父家规严厉，不得如愿，也是徒然”，“他日若得成事实，也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方能相随，不然宁死勿从”。自古以来，女性面对突如其来的爱慕常常如此。早在先秦时期《诗经》中便有“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即便男女情投意合也要等待媒人说媒、“尔卜尔筮”。
马振华还曾在信中写道“那时若生非议，传扬出来，君乃无碍，而我之一世贞名，由此一旦损失矣”，并在初次发生关系后坚持“以后于未正式之时，决不干那件事了”。《西厢记》中，崔莺莺自陈己身，就有“怕我是赔钱货，两当一便成合”。
《牡丹亭》更是如此，在“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故事主题下，杜丽娘在《冥誓》中仍会说出“俺则怕聘则为妻奔则妾”。如《墙头马上》中李千金能够自信“天赐的姻缘”执着追求，不屑世俗礼教者又可敬却不免理想化。
五四一代遭遇着半新半旧的思想冲突，马振华的“新”是不彻底的，“旧”也是不牢固的，“处女”和“非处女”的对立问题在马振华这样的女性内心中纠缠，当她做出在泛浪漫的五四时代中被目为进步的婚姻恋爱行为后，又回顾追悔在旧礼教中自己将被否定为失贞。在被未婚夫因非处女的理由拒绝后，便认为自己的生命失去了价值。男方口中的失贞仿佛成了她身上无法摆脱的罪责，迫使她在贞操观念的压力下走向灭亡。
而汪世昌却轻易地用虚伪投江回应马振华的自证清白，觉得仅需一场表演，便不再需要对马振华的悲剧负责，并图谋站在宣扬妇女解放的阵营中获利。他既要求一个女性在婚前与男性发生关系，又要求自己的未婚妻保有贞洁。在汪世昌那里，证明贞洁的证据一是初夜“见红”，二是算命者的“掐指一算”，完全将马振华作为一个人自我辩白的可能性排除在外。即将步入婚姻的情谊比不上处女的“见红”，未婚妻痛苦的血书比不上算命人一句丝毫不用负责的“判断”。在汪世昌的逻辑下，婚前发生关系对于不愿负责的男性实在没有什么风险：是处女，二人可以顺利结婚，不结婚抛弃也可；不是处女，则幸好在婚前便发现了，省去继续约会的时间和精力。
这样有代表性事件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讨论，在旧礼教日益衰颓时，人们迷茫徘徊的，正是站在新与旧的交叉路口如何做出自己的选择。
马振华之死，不仅仅是一段五四时代的民国旧影。
在旧时代，男性斩断众多女性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的途径，富贵者纳妾，贫穷者典妻，使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属品。
后来，当女性开始追求独立和解放，用自己的能力养活自己，反观昔日女性所遭受的扼杀——贞洁这样的概念真的应该存在吗？对一个女性是否贞洁的讨论意义何在？
《欢乐颂》中，邱莹莹因被发现不是处女而和男友分手，原著作者曾借安迪之口写出了自己的思考：“有一种人，他们注重贞操，但他们只苛求别人，自己却无所不为。”
贞洁这样的问题本就是加在女性身体与内心深处的枷锁。一个人是否具有价值，不应由身体所决定，更不应因“处女”这样一个被建构起来的身份所决定。
女性也好，男性也好，一旦陷入贞洁与非贞的辩难，将自己或对方归于二者中的任何一类，其本质都是一种其“之所以为人”价值的遏止。
一个自由的人真正值得追求和思考的，远远比是否贞洁多得多，也重要得多。
参考资料：
高翔宇,周雨霏.性别、媒介与消费:
1928年马振华自杀案的社会透视
【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04):120-128
狗仔卡
发表于 2021-12-10 09:4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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