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群北大00后学生记录的父辈故事。
记录下这些具体而微的父辈往事。
在北京举办。
这是现实版《我和我的父辈》，
没有电影诗篇的恢弘巨制，
父辈们在生命中经历的
勇气与无奈，取舍与决绝，
超乎了年轻一代的预料，
编辑 钱雨朦 责编 陈子文
“老师，是20世纪80年代、90年代……60年代吗？”这是发生在今年上半年北京大学课堂里的对话，提问者是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老师王洪喆，回答者是一群00后的北大学生。王洪喆对一条，讲述了这样一个“荒诞”却真实发生在中国一流高等学府的故事。为什么如今的00后，对距离人类最近的20世纪如此陌生？作为一个80后东北人，王洪喆亲身经历改革开放、东北下岗潮、教育改变命运……他觉得自己这一代的成长自带历史感。同时作为一个学者、老师，他一直都关心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变迁。王洪喆认为，比较之下，千禧一代年轻人，仿佛处于一个被“熨平了”的世界里，经济高速发展，所有人的生活都在变好，这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最平稳的阶段。但事实上，线性繁荣的社会并不常见。比如，眼前这两年，疫情笼罩世界，隔离成为关键词。暗流涌动之下，如何让这一代年轻人，在获得个人成长的同时，培养起历史感，更好地面对未来世界的不稳定？一个可能的做法是，回到社会的最小单元——家庭，去发掘日常之下被忽略的过去。在这项家庭史写作课程作业里，有人回顾自己所处的移民家庭的往事，有人回到母亲的前半生，去记录平凡女性的独立之路……这群00后不仅仅是客观的记录者，更是参与者与反思者。以下是5位北大学生的讲述。
我来自普通工薪家庭，几代人按部就班地生活在陕西汉中这个五线城市里，总感觉没什么家庭史可写。直到听闻我的任务后，一向不太擅长表达的父亲，从地下室找出超级任天堂、索尼PS1游戏机和游戏光盘，我才知道，我的父亲，一名体制内公务员，曾是小城第一家游戏厅的老板。时间回到上世纪90年代初，父亲从陕西省商业学校毕业，到市物资贸易中心工作。那时的物资局还是计划经济体制，物资买卖都需经过这里，有体制内外的差价，稳赚不赔。1992年国企改革后，一切都变了，父亲响应号召，“身先士卒”下了岗。迫于生计，父亲寻找新经济体制下的可能。从小就玩街机游戏的经历，给了他启发。他去省城西安考察，看到了日本引进的超级任天堂和索尼PS光碟游戏机。当年，这类磁卡或光盘导入的游戏机价格高，家庭购买的人极少，但足够新鲜，比如超级任天堂就有一千多种游戏，可玩性高的也有一百多种。
何不开一家新型游戏厅呢？父亲花四万多元，置办了8台全新游戏机，还改装连接数据线，把操作应用到了大屏幕的街机上。这些尝试太新了，以至于父亲找公安备案之时，对方也是第一次接触。父亲还需反复解释，即将开业的游戏厅没有赌博性质，选址会距离学校500米以上。1995年7月，紧邻汉中最大夜市的“超人游戏厅”开业。人均月薪200元左右的当年，游戏厅每小时收费4元，并不便宜，但生意兴旺。最好的时候，从中午到晚上十点多都是满机状态，每个位置旁都有等待的人围观。游戏厅里，从不缺年轻面孔，但熟客是“奢侈”。经济改革的大浪下，年轻人不得不面对本地急剧减少的工作机会，陷入迷茫。父亲见过不少待业青年来打游戏，情绪发泄到按键和虚拟角色中，关系好的还能帮忙看店。但他们往往今天开着玩笑，明天就此消失。
离开安逸小城，去发达的沿海地带寻求生计，这是那个年代很多人的最终选择。当然，超人游戏厅的命运是可以预见的。后来，网吧普及，电脑进入千家万户，游戏机变得老旧。父亲转了行，并在2004年关闭了游戏厅。如今想来，可能是“基因”作祟，我5岁的时候，就学会了电脑游戏，也在小学经历过因为游戏，小小耽误学习的时光。那时的父亲，早已褪去了游戏厅老板的身份，成为了一个下班回家检查电脑是否发烫的严厉中年人。前不久，父亲翻出老游戏机时，想试着连接电源，看能不能再玩一盘《街头霸王》。屏幕亮起的那一瞬间，他迟滞的手指，一下子灵活起来。
我的老家在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灵固村。我的父辈们有着鲜明的共同点：务农与做工。对于前者，我并不陌生，但对于辗转各地的打工故事，一直了解不深。1997年到2001年，母亲在熟人介绍下，到深圳一家中外合资的快餐供应链企业，做鸡肉分割工人。硕大的工作车间里，有7条流水线，母亲所在的流水线上，近30名工人整齐排列。他们穿着统一的制服靴子，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负责分割鸡的不同身体部位。我下意识会觉得这是一种高度被管理的生活，但母亲却告诉我：“二十年了，最合理的待遇居然是在深圳那个时候。”相比较落后的皖北村庄，她去到的是改革开放下蒸蒸日上的深圳。虽然工作重复枯燥，但下了生产线，她有许多和她一样从中部地区出来的工友，母亲和她们一起参加厂庆团建，逛世界之窗。即使工资不高，还需省吃俭用寄钱回家，母亲消费不起自己参与加工的洋快餐，但公司常有鸡肉福利，让大家解馋。见世面是一方面，深圳打工，更让只有高中学历的母亲，意识到提升自我的重要性。进厂培训的考试中，她得了满分。母亲还读了半年夜校，虽然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没考成人大专，但学习的过程，已让她收获许多。在我的认知中，如果没有后来的返乡结婚与生育，母亲可能会一直在深圳待下去，活得更好。但她从未在我面前表露过遗憾。回到家乡后，母亲一边照顾年幼的我与弟弟，一边寻找更多的做工机会。2010年开始，在表哥的帮助下，她尝试做起小饰品代加工。发箍、发卡、珠串等小饰品，通常需要手工来制成成品，农闲时节，母亲去义乌找单子，发动起村里的妇女老人打零工。制作过程并不复杂，但需要大量的人力和时间
从一开始的两三百串，到后来的十几二十万份，母亲凭借在外打工的经验和在村里的好人脉，逐渐将小事业做起来。也许是东南亚或者更远的非洲，这些小饰品的去向，母亲没有特意去询问过。我在电商平台看到过类似的饰品，它们被标上“韩式”的字眼，价格也比村里的劳动者们所获收益高出许多。这些仅仅是母亲前半生中的做工片段，父母漂零生活的真切感受我无法准确捕捉，但无论是一只鸡翅还是一串饰品，无论是远走他乡还是回归故土，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和才智，与这个巨大的充满变化的世界，在发生着关联。今年，在我进入大学的第二年，母亲也在寻觅着再考成人大专的机会，她可能会为学习英语而头疼，但我相信，这一次，她一定可以完成她的目标。北京去新疆阿克苏的飞机，需要经停乌鲁木齐，前后差不多要7个小时。
今年五月，借着放假间隙，我回了趟阿克苏。
和2021年的飞行不同，1981年的7月，来自四川省安岳县的一群人，要用脚步丈量这趟未知的长途旅程。
徒步从安岳走向成都，再买上人生的第一张火车票，去往4000公里外的南疆。他们是教科书上书写的踌躇满志、自觉投入边疆建设的有为青年，但更加是为了不挨饿与活下去的普通人。这群人中，便有着我的外公、二外公、小姨婆和二舅公。
一直以来，我都知道他们到新疆的不易，却不清楚这条路上究竟发生了什么。那趟火车因为四川盆地一场极为罕见的持续暴雨，而停在了陕南的荒野中。外公一行人，沿路靠着救济，睡桥下涵洞，暴走四五天，去向最近的甘肃天水站。
一个月后，他们抵达目的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一师十四团。兵团，是我生长的地方，却较少被外界了解。它承担着军农合一的历史使命，有着师、团场、连队的层级划分，和省市县乡的地方体制类似。之后的几年间，我的外婆、母亲等人陆续来到新疆。这种相聚并非是圆满的完成时，而是团结在一起，去开垦拓荒，维持生计的进行时。在四川老家，外公外婆已育有我母亲和二姨两个女儿，计划生育的年代，他们靠着人情关系免受巨额罚款。而80年代初的新疆，因为人口不足，甚至允许生育三胎，后来，外公外婆在新疆生下了我的舅舅。现实比我想象的更复杂。其实，哪怕新疆当年政策允许，考虑到生活的负担，外公外婆也不打算留下孩子，最后被团部医生拦住了。对方站在团场建设缺人和未来按人头分发物资的角度，劝服了外公。回忆起当年，外公笑了。他们并不像我预设的那样，以自我怜悯的视角看待一切，抱怨运气不好或埋怨他人。取而代之，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踏实劳作，去解决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让孩子吃饱饭，住进还算可以的土房子之中。后来，外公取得正式职工的位置，生活也随之变得优渥。我的母亲在读高中前，已经换过三辆自行车，后来他们姐弟三人，都到内地读大学，受到好的教育。
通过这次家庭史的书写，我似乎第一次坐下来，放下年轻人自恃掌握话语权的傲气，以平视的角度来与祖辈对话。
他们用自己的踏实努力，为后代去争取了更多远行的机会，但这种主动选择的跃升与他们当年的被迫离乡，已然不同。
我出生在巴西圣保罗的一个华侨家庭，8岁那年，父母回国发展，我跟着他们的脚步，第一次回到故乡：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
那时的我，中文讲不利索，更何谈难懂的青田方言。阿太（外曾祖母，方言读作e tá，也可以用来称呼男性）就是这样一个讲着方言忽然出现在我生活中的老人。
季俊豪阿太（右）和她母亲的合影
阿太一个人住，非常节俭，她跟着天光作息，不愿意开灯，总是坐在窗户边的木椅上念着“阿弥陀佛”，给菩萨纳小小的绣花鞋。我下意识不喜欢去阿太家，听不懂她说话，也听不懂电视上放着的越剧和收音机里播的佛经。她的房间里总有着很重的味道，也许是老式木头柜的味道，也许就是“老人味”。当我接到家庭史的作业之时，自觉素材颇丰。我的祖辈是中国第一代移民，家族成员遍布欧洲、南美洲各国。母亲也会在日常生活中和我聊祖辈，包括这位她成长中最亲密的阿太的故事。“苦，她这一生太苦了。”母亲这样概况阿太的一生，这也是我想要书写她的原因。阿太1928年生于青田县方山乡，是家中的独女，她一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改嫁。阿太就与她的外婆清苦过活，抗日战争时，日军闯入家门，阿太就躲在她外婆的围裙下面，她说：“看日本军一眼就能被吓死。”我查阅家族志，能够清晰地看到家中祖辈男性，经过长距离的跋涉抵达海外，并通过“提包挈卖”（该词也来自方言，指初代青田华侨在海外的营生：扛着中国特色的装有日用物品的大编织袋，一家一户敲门兜售）生存置业，再对故乡做出贡献的历程。比如阿太的继父是三下南洋从事贩卖石刻生意的商人，还在菲律宾创办上海书局，编印抗日救国材料，获得政府的嘉奖。但历史文献，却对于男性出走后、留在家中的女性少有描述。阿太在23岁那年，被迫嫁给了并不喜欢的丈夫，也就是我的外曾祖父。结婚生子后，受到历史风波的影响，外曾祖父成了跑路海外的一员，辗转到巴西讨生活。阿太就留在了村里，照顾老人孩子，成了顶梁柱。 后来，外曾祖父在巴西定居，并娶了新的太太，有了另一个家庭。经济上，他照应着国内的家庭，我的外公外婆也相继去到巴西发展，除了母亲在国内跟着阿太长大，我的舅舅们直接出生在海外。阿太也曾在1994年到1998年间去巴西生活过一段时间，但对于这个守着老宅过了一辈子的老人而言，那里始终过于陌生。2011年，阿太走到了她生命的终点，弥留之际，她对我母亲说：“你们能不出去就不出去了吧，你阿公的老房子不能丢下不管。”如今，我和父母还有姐姐弟弟都长久在国内生活，每次踏入家门，我脱口而出的，是一句句和阿太一样的青田话。母亲叮嘱我们，回家了，就要说家乡话。我的母亲很普通。在家里，父亲喜欢讲自己的过去，对时事侃侃而谈，她却很少谈论自己，发表观点。工作上，她是勤恳认真但有些无聊的办公室文员。
就是这样一个普通女性，成了我家庭史写作中的主角，透过泛黄的家书、老照片、日记、同学录，我第一次跳出了“女儿-母亲”的单一视角，看到了一个从家族独立出来、自由追求爱情的不平凡的女性。母亲1973年出生于天津蓟县（如今的蓟州区）的一个干部家庭，作为家里最受疼爱的小女儿，她本可以一直在舒适圈中长大。但母亲不想这样，她希望努力考学，离开蓟县这样一个闭塞的小县城，去到她心中真正的大城市工作生活。这在如今看来不奇怪，但在那个子承父业，关系胜于能力的年代，多了一些叛逆与自由的色彩。 母亲是文艺青年，她爱看书写作，考到天津城市建设学院上学后，进入到一个叫“蓝宇文学社”的校园社团，还做了学院院报的编辑。通过细腻的文字和表达，母亲留下了许多那个年代女性对自己人生境遇的深刻思考。在一封母亲写给父亲（他们是大学同学）的信件中，已是父亲女友的母亲，毫不避讳地聊起自己无疾而终的高中初恋。她认为被帅气外表吸引是短暂的，真正意义上相互理解的爱情才是她想要的。而当她规划起和父亲的未来，字里行间有青涩的悸动，也有现实与理想交织矛盾的复杂情绪。有意思的是，母亲还写下了当年风靡全国的电视剧《渴望》的观后感，她被其中人物的做法震撼，也反省自我，需要多读书，提升思想境界。其实一开始，姥姥姥爷并不赞成父母的婚姻，父亲来自农村，但同样独立的他也是早早离开原生家庭，跑各地闯天下，在私企拿着丰厚的待遇，见多识广。母亲努力说服老人克服门第观念，认下了这只“潜力股”。 在她看来，两个独立个体的结合，有利于实现她在城市建立自己小家庭的目标。 说白了，她不希望自己的日常生活被公婆指手画脚，或与大家族有太多牵连，她要在自己的小家说了算。2001年，父母依靠自己的积蓄加上东拼西凑的5万元付完首付，成为天津第7个贷款买房的家庭。 我问过母亲：“如果没有结婚，你的人生会不会有更多的可能？”母亲答：“我们当初就是很自然地想要结婚生子，觉得这是人生必经之路。”这句话放在如今，可能一点也不“酷”。但在我看来，母亲勇敢地从县城出走，靠努力在城市扎根、建立家庭，并过上了自己想要的自由独立的生活。在采访的过程中，我始终在思考，如何建立“历史感”？在这里，它可能是打开宏大历史的另一面，去最日常的家庭生活里，寻找更多细腻的叙事。正如王洪喆所说，“大部分人是生活在’中间’的，他们既关注时代发生了什么，也关心个体的生计，而个体与时代的牵连是复杂的。”
不善表达的甘鹏褀父亲，在儿子关于游戏厅的问题抛出后，洋洋洒洒写下了3000字的前半生总结，字里行间，道不完青年下海的豪迈，也有往事翻篇的唏嘘。
张懿记得，母亲百分之七十的照片，都摄于世纪之交的深圳。她依然惦念着合影里的那些工友，期待可以从社交媒体上找到联系方式。回想展览一开始的介绍视频里，这群00后大学生，用五湖四海的方言说出一句：噢，孩子们。无数家庭、地域、文化交织在一起，汇成时代的声音。这一句词“噢，孩子们”，来自NickCave的《O Children》。它曾作为配乐，出现在《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中：主人公长大成人，开始直面且改变世界，他们在摸索中奔向未知，在迷途中回望时，收音机里传来了这首歌曲。 也许能够让千禧一代真正记住的，就是父辈祖辈们在各种考验面前，所展现的勇气与无奈，取舍与决绝。而当他们在未来的路途中，面对疑惑迷茫时，更需要回头看看，过去的人是怎样活过来的。感谢王雅婷、申彤、薇薇安及北京大学“中国当代艺术档案”专馆对采访提供的帮助。
狗仔卡
发表于 2021-11-2 01:30 PM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