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脱口秀演员成为母亲之后

源济

当一个脱口秀演员成为母亲之后

茱莉娅·塞缪尔 凤凰网读书  2021-09-24

叶宛德天然地属于舞台，她是一名单口喜剧演员，也是自己节目的编剧。在表演结束之后，宛德回到家中变成了一个“全职母亲”，这让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感到不适。

儿子凯米总会引燃宛德的怒火，“凯米能把我们都肢解了，放在篝火上烤。”即使她认为自己的生活已经够幸运了，仍然“不确定生孩子是个好主意。我没有足够的安全感。”

所幸，虽然宛德和凯米还有冲突和争吵，但是随着儿子凯米逐渐学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她意外发现和凯米在一起时也可以很快乐，并且慢慢成为了自己想要的那种母亲。

本文摘自茱莉娅·塞缪尔的《生活即变化》一书，这是作为心理咨询师的作者遇到的大大小小的案例，也是来访者直面变化的真实人生。

 01 

 她是舞台上的表演者 

 也是家中的母亲和妻子 

三十八岁的宛德（叶宛德的昵称）通过一个老客户联系到我。她想知道我是否听过她的名字，因为她是个挺出名的单口喜剧演员，也是自己节目的编剧。当我告诉她我没听说过她时，她做了个鬼脸，露出了半笑不笑的扭曲表情，还咬着下唇，似乎我证明了她的价值如何。宛德告诉我她已婚，有个八岁的儿子。她想接受治疗，是因为觉得自己在真实性问题上苦苦挣扎——她是一个有着公共形象的表演者，回到家又要做一个母亲和妻子，她有点转换不过来。

当说到“如何做一个母亲”时，她低垂着头，声音变低，这是最让她感到不安的部分。她紧张地拨弄着头发，浓密的黑色头发被她绑成了一股松散的马尾，跷着腿，绿色的马丁靴静静地晃动着。她仰起头，用吸管猛吸了几口饮料。我能看出她的美丽和成功并没有带给她自信。她给我一种内心散乱的感觉，碎片被吹到了她够不着的地方。

鉴于她是黑人，我想知道接受一个白人治疗师是什么感受。当我们相遇时，我们的人生故事也相遇了，不同的遭遇影响并塑造了我们。我是一个幸运的白人女性，出生在纵观整个历史过程都对有色人种处于支配地位的白人文化中；而她作为黑人女性，虽然也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但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我让她告诉我，我是否做了错误的假设，或者无意中让她不快。她同意这是她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很高兴我能开诚布公。她觉得如果我们之间存在误解，彼此坦诚会很有帮助，因为这里是罕有的能够切实消除误解的地方，讲出来总比默默承受伤害要好。

 

宛德觉得她不该来找我，还有很多人比她更受煎熬，她已经很“幸运”了，但随幸运感而来的却是恐惧：“我比以前更担心钱的事，我有一种预感，将来会变得穷困窘迫，生活不幸，一切都会变糟。”她仓促说完这些话，又有了更明智、更通情达理的想法，然后以更安静、更深思熟虑的口吻说出来：“从根本上来说，我相信无论是坐牢的人还是幸运儿，我们都是一样的，都会感觉到不安。”

 

我认识到她似乎对自己持有至少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比另一种更为宽容，我想知道是否还有更多。她睁大眼睛，声音激动了许多，告诉我她是一个“冻住的女儿”。她父亲发生过一场可怕的车祸，经历了很多年的缓慢康复过程，这让整个家庭陷入休克状态。与在家里不同，她在舞台上表演时充满活力和自信，但一离开舞台，她就会被孤独和恐惧所困扰——有段时间她被悲伤和疲惫压倒，甚至没办法下床。

 

她说话时，两个自己在脸上交替出现。我向她指出，她们似乎并没有互相倾听或交谈，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每个重要的方面。我没说太多。她似乎从大声说出萦绕在脑海的想法中受益匪浅。从一名新客户那里了解到如此多信息，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但作为一个编剧和表演者，她本身就会将自己作为素材进行剖析，以便在治疗中随时可用——这是额外的收获。

 

直到会面结束，我才猛然焦虑地意识到，宛德问了“这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但她没有回答。这是我们下次会面伊始就需要讨论的。她有自杀倾向吗？还是这只是一个关于生命意义的简单问题？她告诉我，她跟朋友讨论过自己的自杀念头，他们一致认为，有时候他们确实相信世界没有了他们会更好。我轻声问她是否在以自己之外的第三个人的身份说话。

 

她屏住了呼吸，一动不动，脚上的靴子挺得笔直。一阵长长的沉默。她看着我，目光像穿透过去似的，喃喃地说：“我被缠住了，我赢不了这场战斗。”我等了一会儿，留出时间让彼此都能体会话中的全部含义，然后请她跟我讲讲这场战斗。

 

阐明它花了不少时间。她的话卡在喉咙里出不来。我能想象，那些话自然而然地落在她的脑海中，不断萦绕着，但要把它们曝光，把它们说出来，一定痛苦万分，需要下决心才能做到。最后我了解到，她心中的恐惧是一层一层的，有些源自她父亲车祸的痛苦经历。她在恐惧外面建了保护壳，这意味着她感觉不到真实，她觉得自己在人前戴着另一个“我”的面具，内心无法吸收积极的因素或是成功的喜悦。她的大部分精力都被用来阻止自我伤害的念头了。酒精和社交媒体击溃了她，使她绝望。“我像落败的狗一样不停转圈。”她知道如果自己死了，儿子凯米会受难，这确实约束了她的自我毁灭，但作为母亲的角色，也带给了她另一种焦虑。我建议我们暂时搁置这一点，将精力集中在她努力压制的那些想法上。我们需要将它们暴露出来。

这是一架没有尽头的“必须要爬的阶梯”，有些是关于告诉自己她很懒惰但必须工作，有些是关于信任和恐惧感，还有些是关于被发现自己是个冒牌货。她通过酗酒来与之抗争，虽然她很清楚应该停止这么做，但下不了决心。她内心的地理环境发生了变化，而她自己却没有地图。不过，通过倾诉这些忧虑，地图正在成形。在会面结束时我们做了放松练习，我们都很需要，因为我也感觉精神紧绷。我看得出她镇静了一些，离开时她对我粲然一笑。这次会面实在太紧张了。

02 

 “第二周我没喝醉” 

 “第三周我保持了清醒” 

 

然而，好景不长。离开之后宛德感觉镇定了许多，但她随后就一头扎进了无休止的全国巡演中。她远远离开家，在紧张刺激的表演后用酒精来麻醉自己放松一下，而这让她早上不想醒过来。我温和地回顾她描述的这些有害的生活方式，尽量避免让她感到羞愧，告诉她我能感受到她所经历的苦痛。她大声抽泣了很长时间，泪流满面。她一边有节奏地从盒子里抽出纸巾擤鼻涕，一边笑出声来，为用了我太多纸巾而道歉。宛德承认了自己痛苦的事实，我们彼此都感受到了释然。

 

她终于止住眼泪，用纸巾使劲擦着眼睛，深吸一口气，抬起头直视我的目光：“我必须停止酗酒了。”我点点头。她让自己确切地明白这一点，不再费劲去想应不应该，这让笑容回到了她脸上。她向我描述清醒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像一部3D彩色电影：精神焕发地起床，充满活力，自由自在……我问她计划如何保持清醒，这可能会有一点点困难，但对她重回正轨很重要。“一天一天过，慢慢来。”她充满自信地说。

在我面前，她很快做出了决定，但这背后是宛德数月时间的思考、研究、摇摆和焦虑。这次交流只是漫长过程中的一部分，我们并不总是能选择重新来过。在做出选择时，我们不是简单地按按开关而已，这需要时间。留出时间来撤离、后退，甚至凝固不动，然后才能再次尝试。在宛德的例子中，有什么东西响了起来。宛德进行了校准，感觉到一阵嗡嗡作响的能量。在她允许自己悲伤下去、倾诉她的问题、做出选择和决定之间，她按下按键，嘭！豁然开朗。

 

我们用了好几个疗程来增强她在清醒状态下对生活的信任。每次会面她都以“第二周我没喝醉”“第三周我保持了清醒”来开头，我与她一起欢呼庆祝这荣誉的标志。宛德越来越善于思考，欣然接受我的目光，还经常取笑自己。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防御，倒更像是她想活下去的放松表现。我感觉到她负面的思想在消散。

 

以我的经验来说，宛德重新振作的速度非比寻常。这表明她内心存在深层次的强大韧性：她的童年平安顺利，父母相爱，朋友成群，生活结构牢固。她的核心认同感和信念为她打下根基，在受到威胁时能保持稳固。她父亲的事故是一条断层线，动摇了这些根基，扭曲了她自己作为女性、母亲、成功的编剧和喜剧演员建立起来的自信。酒精，这个她口中的伪神明能让她感觉好受一些，却加剧了思想的断层。我们需要做的是探索并理解她人生经历的各个层面，使她从过去的自己整合转变为现在的她。我有信心随着时间，她能配置出全新的自己。

 

当宛德专注于自身时，她会抬头望着天空，向着光明的方向，这能引发她快乐的回忆。而当她感到一丝悲伤或痛苦时，会向左侧注视，似乎有个坏人坐在她的肩膀上。宛德努力追寻自己的真实身份，而不是她认为自己应该是谁，这部分在于她是否允许自己知道，她有多不喜欢做母亲这个十足的苦差事。抱怨感觉是一种禁忌，似乎抱怨会让不好的事发生。

她的父母从小被灌输努力工作以摆脱贫困的重要性（这也是她祖父母离开尼日利亚的原因），作为他们的后代，她觉得抱怨是不对的，甚至是不道德的。当她的祖父母毫无期望却从不抱怨时，她却“虚度幸运的人生”，这种沮丧感让她痛哭失声。随后她深吸了一口气，在我的帮助下想象与祖母交谈的场景，感受祖母眼中的温情。片刻之后，宛德突然兴奋起来，她想起了祖母浑厚的笑声。当她谈论这些难关时，我可以看到这位单口喜剧演员在表演，心中清楚地知道这肯定会成为她的素材，但我不想错过她掩藏在内心深处的情感。某些时刻她真的很想喝一杯，不过在做完我们事先约定的呼吸练习后，她的注意力就转移到其他事情上，以此来阻止那些迫切的想法。

 

宛德不可避免地跟她的丈夫泰吵了很多次架，这些循环的争吵让双方都感到受伤和苦恼，他们互相指责，但又知道没有人应该受到指责，而他们真正需要做的只是拥抱对方。泰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他童年时受过霸凌，非常孤独。他善于分析，数学思维很强，跟宛德的技能正好相反。不过他很有耐心，本性很善良。他想以正确的理由做正确的事，如果某件事宛德能向他解释清楚，而他也能理解，他就会付诸实践。

自从宛德接受治疗以来，他引以为傲的一项新技能是让宛德倾吐她的忧虑，他会聆听而不给她回复。看着他严肃的面孔，以及他为忍住不给她解决方案而做的努力，宛德非常感动。她觉得自己获得了情商博士学位，等同于他的普通中等教育证书（GCSE）。指出这一点时她忍不住笑了，随后眼神突然亮了起来——了解他们之间的差异，能帮助她更有耐心、更清楚地将自己的感觉解释给他听。

提及自己的父母时，宛德的声音变得很小，好像怕他们听到似的。她对他们怀有极大的爱意和尊重，但跟她生活中的很多方面一样，也有一些困惑。即使谈论他们，她也感到愧疚。她的父亲在出事前是个传统的家长，跟她说话的方式像老师一样，希望她能遵从，然而她很少听话。不过，自从那场事故发生后，他跟她母亲更像了，越来越柔软，但她却怀念起他的权威来。

 

那场车祸发生在一个雨夜，在离他们家很近的地方。为了躲避一辆在路中间迎面飞速开来的车，父亲突然转向。他差点没命，在重症监护室昏迷了好几天。当他终于苏醒时，医生都不能确定他的哪些脑功能还正常。几个星期之后他发现自己能说话了，然后缓慢地学习交谈，然而他的脖子也伤到了。他在医院住了五个月，曾被告知今后再也无法走路了。通过多年的理疗和强大的毅力，他克服了这个难关，尽管他依然没办法控制左侧身体，还要依靠拐杖支撑走路。有时这样过于疼痛，他不得不使用轮椅。

 

那次事故像个雷区，她不想再次涉及，每次提到时她都会屏住呼吸，因为紧张而吞咽口水。她接受了快速眼动疗法（EMDR）和心理治疗，以减轻创伤后遗症，但是伤口正好在表层以下，一旦被触发，她根本来不及阻止。虽然他们很亲密，她仍感到自己现在的状态和生活方式，跟她的长辈之间存在着代际差别。

在大学以及随后的职业生涯中，她都跟“上流社会的人相处⋯⋯在大学里我感觉生活在两个世界中，一个是我跟朋友们在一起的世界，非常英式，周围大部分是白人；然后我回到家，就像去了另一个有着异国美食和肤色的国度，处事态度和规则也不同，还有个卧病在床的父亲。不过，我也并不清楚上层白人社会的规则是什么样的”。她能感到父母为她而骄傲，但他们没有说出来的是，一个黑人女性喜剧演员，在由白人主导的文化环境中工作，这让他们感到恐惧。他们早就接受了那种对他们不平等的体制，默默承受着苦难，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成功地为自己创造了美好的生活，同时停留在自己人的社区中。宛德踏入的是一个未知的世界，这既让人兴奋，又充满风险。

 03 

离开时想象幸福的家庭 

爱需要努力经营和坚定承诺 

 

我们对转变的反复关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包括身份认同（我们是谁）、独立自主（我们的自由感）以及创造意义（我们赋予生活的根本目的）。有了孩子以后，所有这些都被打乱了。在我看来，宛德适应母亲身份的过程因凯米的出生创伤而受阻，而十几年前她父亲的车祸经历则使适应过程更加困难。

事业的成功加上公众的认可，进一步增加了她在身份认同上的压力，因为她觉得有些人无缘无故地喜欢她，其他人就可能会无缘无故地讨厌她。虽然在表演时信心满满，但作为一个不称职的母亲，她却感到无比羞愧，当她试图在家里写作时，这让她备受打击。“我一直觉得自己有点像鼻涕虫，有人要往我身上撒盐。

每次当我坐下写作，都要面对这样的情绪。”她也对自己的曝光感到矛盾，尴尬于将自己的私事满世界宣扬，因为这与她的家庭价值观相悖。当她意识到自己渴望获得关注时，自我厌恶的情绪像有毒的花一般在她心中盛放，阻碍了她敞开胸怀接纳美好新事物的意愿。一旦摆脱了自我厌恶，她就变得务实起来。她意识到自己从事的工作“简直太棒了，做这个工作意味着我每天都能去接儿子放学回家”。

她的父母是尽责的祖父母，会在她和泰忙于工作时定期帮忙照看凯米，凯米也很爱戴他们。说起父母她就开始流泪，不是因为痛苦，那是温柔和觉悟的泪水。我看到她握紧拳头，问她是怎么回事。她担心他们做得太多了，这使她意识到：“让我感到困扰的是，我消极地将自己与父母做比较，我觉得自己在做对凯米不利的事情，但我不清楚那是什么。”她认为他们本能地就知道如何做父母，比她强多了。他们一直很可靠，一直陪在她身边。

此外，她与他们的关系在多年前的车祸后发生了变化，她觉得自己必须要让他们开心，同时要抑制自己的恐惧。她对父母隐藏了真实的自我，为此她觉得有点难过，并且也付出了代价。爱一个人是有风险的，致命的事故可能发生在她最爱的那些人身上，以前她很幸福，对此一无所知，现在则不复如此。

 

我问宛德是否已准备好谈谈凯米。她低下头，将戴着美丽珠宝的手指按在前额上。随着他从蹒跚学步的快乐幼童长成复杂难懂的男孩，她感觉他们母子关系的基础不再稳固，更让她羞愧的是，她很开心自己能逃离他，回到不断的演出中去。离开时她会想象这个幸福的家庭，渴望回家，而一旦回到家中，迎接她的就是这个愤怒的孩子。她努力承认儿子在她身上引燃了怒火，最后放下狠话：“我不确定生孩子是个好主意。我没有足够的安全感。”她若有所思地补充，她认为女性离开家去工作完全没问题，但现实与理论完全不同。当她不在家时，她感到愧疚，当她回到家时，凯米则对她感到愤怒。理论对此没有提供任何解决方案。

 

凭着直觉，我让她回顾一下，告诉我她与凯米早年相处的经历，从什么时候起她觉得出问题了。宛德说她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分娩，最后以紧急剖宫产告终。她一直处于痛苦中，尖叫却无能为力。穿着绿色手术服的人进来把她的肚子切开，她差点死掉。凯米出生后没什么事，但他险些害死了自己的母亲。会诊医生事后用颤抖的声音对她说：“我们差点就失去你了。”但宛德没有高兴的感觉，她只觉得“被毁掉了”。

我明白分娩这件事为她开启了一个复杂的过程，而这直到八年后我们谈起时才被揭示出来。凯米可怕的降生过程，“拿刀医生”的画面，以及爱自己的儿子就像爱一颗定时炸弹的感觉，重新激起了父亲车祸时带给她的痛苦和恐惧。她拥有成为一个好妈妈的意愿和决心，这意味着在她给凯米哺乳时，她能对苦痛置之不理。然而，当她再次开始工作，并很快取得巨大的成功后，她变得忘乎所以，这让她不安稳起来，特别是在与自我认知的关系上。她如此享受别人的赞誉，为此她也憎恶自己。她求助于“推特”和酒精，来麻醉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毫无价值”的强烈想法。

 

我们的工作不是要根除消极情绪，颂扬积极情绪，而是要让她在内心中寻求许可，允许两种声音并存，然后将她的想法调整为更易于控制的形象，使她可以继续工作。

 

在接下来的几周中，宛德对跟凯米的关系思考了很多，也跟泰进行了交流，并由此改变了她与儿子说话的方式，因为她意识到他对母亲的工作一点也不感兴趣。他将之视为一场竞赛。如今她让儿子负责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且她也花了更多时间跟他在一起。她会告诉儿子有多想念他，还会玩他喜欢的游戏，包括《精灵宝可梦》和一款类似于集换式球星卡的游戏，虽然她觉得很无聊。他喜欢这样。

在早晨上学前的时刻，他们常常冲突不断，他会突然发怒，而她能更好地应对了。她认为他们已经达到了一种状态——他可以表达自己的感受，而她成为自己想做的那种母亲。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她惊奇地发现，自己与凯米在一起时变得多么快乐。她读过的一本书上说“所有的爱都需要努力经营和坚定的承诺”，她将此作为自己关注的焦点，这帮助她摆脱了愧疚感。

 

因为假期，我们中断了一次治疗，当我们再次交流时，我发现宛德对自己的谈论变多了。“我真的喜欢清醒的状态。”她骄傲地笑着说，看起来像个赢得奖牌的少女。她享受清醒的生活，不过有时她能听到耳旁有个声音在质问她，是否自己真是个嗜酒成性的酒鬼：“我真的必须要这么做吗？为什么我不能成为一个正常人？”这是她保持清醒的关键。以前，她脑海里是一片嘈杂的声音。现在，她能清楚地听到进入脑海的交叉信息，也就能选择出哪个信息才是适合她的。这以一种她以前从未体验过的方式，将她放在了自己人生的方向盘前。

 

我能感受到宛德对自己的信心与日俱增，虽然真实的自我十分复杂。她将清醒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这上面，意味着在两次治疗之间她的内心改变了很多。她说：“让我们感到不适的是我们的秘密。”表达想法并被倾听的神奇魔力正在发挥作用。我们都同意，她人生这一阶段需要的治疗已经结束，宛德现在非常了解自己，能够给予自己所需的注意力，以让生活保持正轨。“我意识到，如果我花时间关注事情好的一面，同时也注意到坏的一面，而不是把它一把推开，这对我很有用。活在当下，心怀感恩。”

 

本文节选自

《生活即变化》

作者: [英] 朱莉娅·塞缪尔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 企鹅兰登中国

译者: 吕田妍
出版年: 2021-8

编辑 | 白羊

主编 | 魏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