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培训取消后，困在原地的家长们 | 人间

源济

课外培训取消后，困在原地的家长们 | 人间

Original 南山秋 人间theLivings  2021-08-31

“到时候大家都不上课了，不都是同一起跑线了吗？”

孩子认真地回我：“不一样啊，有的同学比我聪明，自己能学得好。还有的同学要是能把老师请去家里，也能学得比我多啊。”

配图 | 《小舍得》剧照

8月3日，从“暑期班”开课到现在一共只休息了4天的姚老师，终于迎来了短暂的假期。她收拾好回家的东西，在走出“博航”的校门之前，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空荡荡的校区，心里涌上一股酸涩和迷茫：这次离开后，她不知原本安排在8月底的“收心课”是否还能正常开课，也不知道“秋季班”是否会就此无限暂停下去，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那些活蹦乱跳的任课老师们了。

“双减”来势汹汹，几乎所有人都清楚，这次是“动真格的了”。

1

“博航”是我们本地颇有规模和名气的培训学校。从小学学科教育起家，经过近10年发展，业务范围扩展到“幼小衔接”以及初中学科培训，在市里已经有了十几个校区，去年还雄心勃勃准备进入高中学科培训领域。在本地人的口碑里，它是能与新东方、学而思等教育连锁巨头“三分天下”的优质机构。

姚老师是一年前应聘来到“博航”新华校区做班主任的。她有两个女儿，都在“博航”上课，之前在企业里做文职工作的她和任课老师们熟悉后，得知“博航”正在招班主任，便毫不犹豫地应聘了。

“博航”每个校区都由校长、老师和班主任构成。学校虽然会将“报课率”、“续课率”作为老师的KPI指标，但实际教学中，老师要专心教学，售课主要是由班主任来做。班主任看似不用教课，实则并不轻松，从接待家长、完成课程销售，再到课程续费以及日常数个班级的维护管理，工作繁琐辛苦。

姚老师曾给我看过她的考勤记录，名义上，班主任的工作时间设定为“白班：早8:00到下午16:00；晚班：下午13:00点到晚上21:00；长白班：早上8:00到晚上20:00”。而实际上，每月22个工作日（周一周二为休息日）中，长白班起码占到一半，每天工作时长超过13小时——她需要每天早上提早半小时到岗，晚上则常常要忙到9点后才能离开，4000元的底薪，加上各类补贴奖金，每月到手不会超过6000元。

“这么辛苦，工资也低，你为什么要来做这个？”

姚老师最初笑而不语，后来才偷偷说了实话：“‘博航’有福利——员工转正后，子女便可免费就读。”

她私下算过一笔账：“博航”现在的课程一节课起码是200到250元，家里两个孩子，妹妹读小学四年级，只需上“语数外”3门，每月补习费用大概2500元，姐姐已经上了初中，除了常规的“语数外”加物理，有时还需要选择一些“套读班”和“短期班”，一个月费用最起码在4000到5000元——粗粗一算，两个孩子每月的培训支出起码要到7000元。而略略高级一些的课程，一节课要300到400元也是常见的，对自己这样的二胎家庭，等于费用翻倍。

“不花就相当于挣了，这样一算，我的月薪也相当于1万多了。”

她说，最打动她的还是“内部员工可以随意挑选班型和老师”——一家培训机构中，授课老师们的简介全都熠熠发光，但实际教学水平良莠不齐，如果事先没有做足功课，家长们是分不清谁好谁坏的。可即便打听到了哪些老师口碑好，又会发现他们炙手可热，带的班级常年处于“满员”状态，轻易报不进去。

成了“博航”的员工后，姚老师迅速摸清了老师们的讲课水平，为两个孩子挑好了“豪华师资天团”。又因为同事关系，任课老师们对她的孩子也格外关照一些。

寒暑假是课外培训的主力时间，课程排得又多又密，两个孩子的课程加在一起，如果按实际支出，两个月起码要花2到3万，“现在全省下来了”。以往寒暑假如何安置孩子是她的难题，成了班主任后，姚老师就可以和孩子们“同步”了，每天出门时带上孩子一起到校区，她上班时孩子上课，孩子没课的时候，还可以到她的办公室做作业，“很方便”。

在“博航”担任班主任的同事，很多都是姚老师这样的情况，她们有个共识：到了人生的这个阶段，把孩子供出来，是最重要的。

姚老师天性乐观，平时与朋友们的聊天时渲染的都是这些工作福利和便利，久而久之，有朋友真的心动了，也向她打听这个岗位还招不招人。而直到此刻，姚老师才严肃起来：“你要想好，这份工作真的很累很辛苦，如果不是为了我的两个姑娘，我肯定是坚持不下去的。”顿了顿，她又恢复了狡黠的笑容：“你只有一个孩子，不划算。要不你再生一个，这羊毛才算薅得值得。”

2

6月“开放三胎”的政策公布没多久，“严管校外培训机构”的传闻开始不胫而走。大多家长只将它当作谈资，毕竟关于“减负”，全国各地在经年累月中已经发过数不清的通告，却没有哪一次带来太大的改变。

大家在群里嘻嘻哈哈地调侃着：“又到了擦边球大显神通的时候了。”“等到落地，大概我们孩子都读大学了。”还有人将这个消息与“三胎”政策联系了起来：“周末不能把孩子‘外包’出去（培优），家长哪里有精力去生三胎？”

可姚老师明显感觉到“博航”的气氛紧张了起来——15家校外辅导机构因虚假宣传、价格欺诈等原因受到“顶格处罚”的消息在业内迅速传开，“博航”反应迅速，很快将微信公号的功能与模块进行了“改版”，撤销了课程大纲和师资介绍，教学计划重新调整，又将本已印刷好的暑假教材收回，要去掉教材上显眼的机构logo，还得删掉各种敏感性字眼……

到了下午，校长通知班主任们“以后不用在朋友圈里转发学校的广告了”，这让姚老师稍稍窃喜了一下，她甚至和同事讨论：是不是很快也不用催家长交款了？

6月9日，“博航”飞速宣布：按政策要求，学校将停止学龄前学科培训业务。这比学而思、新东方的反应来得更快一些。

“幼小衔接”是目前各家培训机构争相抢夺的肥肉，许多机构不惜以超低价来招揽顾客，背后的逻辑很简单：许多家长对培训机构是有“惯性依赖”的，只要没有明显的不满意，一般都会持续报课，揽住一名幼升小的顾客，很大概率就能锁定这个孩子未来的几年，甚至更长时间。

相比于其他同行的观望不决，“博航”的徐老板迅速弃车保帅，这一举动得到了本市教育局的赞赏，在之后层出不穷的各项检查中，学校没有收到任何处罚。

老同事跟姚老师讲，徐老板是个极为聪明的人，早年曾在类似事情上吃过亏，所以现在凡事力求谨慎，“不踩红线”，这也是“博航”能在这些年屹立不倒且飞速壮大的原因之一。

其他培训机构坚持没多久，也纷纷跟进，关停了“幼小衔接”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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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正感受到这些变化对自己生活的影响，还是在“禁止机构布置课后作业”的通告发布后。

6月12日，我收到孩子奥数课老师发来的通知时，第一反应是有些难以接受：孩子已经在读五年级，知识的深度和难度早已不是一二年级时可比，即使在学校里，也没有要求三年级以上的孩子不做书面作业。而培训机构的课程更深、更难，如果课后没有练习，怎么保证孩子的吸收巩固？

我将疑问反馈给老师，老师只含含糊糊地回复：“会尽力处理好这个问题”。

孩子周末从培训班下课后，我特意翻了翻他的书包，课后作业卷倒是仍旧发了下来，不同的是，以前都是一张空白试卷留到家里完成，而这天，卷子上已经写得密密麻麻。孩子回答了我的疑惑——老师说，不做作业是不可能的，今后她会将课程适度压缩，并且加快讲课速度，然后留出20到30分钟的时间给孩子们完成课后作业。没有做完的同学，留校完成，保证“不将作业带回家”——当然，不再叫“课后作业”了，改叫“课堂练习”。

我不禁哑然失笑，之后却马上被一层忧虑充斥：高年级的奥数课难度越来越大，有时回家做课后题时孩子还会卡壳，要让我们再讲解一下。一节课本来就只有1个半小时，现在把课堂上讲课的时间再压缩近1/3，孩子对老师讲的内容，吸收程度估计会又要打折。

“不过也没办法。”我在心里飞快地盘算着，“两害权衡取其轻，只能这样了。”

群里有不少家长和我一样表示了不满，老师也无可奈何，半开玩笑地说：“校长说了，如果因为私自布置作业而被罚款，要我们老师自己承担。”

有家长也开玩笑般回应：“罚多少嘛？大不了我们家长众筹，给老师交罚款。”

有家长接腔：“之前那xx家，说是罚了100多万？”

群里顿时嘻嘻哈哈一片，没有谁再就这个话题继续讨论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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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6月中旬开始，各种渠道疯传的小道消息越来越多，流传最广、最重磅的莫过于不知真假的一条消息：最迟在7月，国家将会发布消息，周末、节假日以及寒暑假期禁止开展任何程度的文化课补习班。

大家讨论纷纷，但谁也没有将它当真。我们互相安慰说，如果这项要求落地，估计市面上90%的培训机构都将难以存续，“这可是涉及到成千上万人饭碗的事情，考虑到民生问题，下手应该不会这么猛吧”。

与之对应的，是许多私人培训机构迅速反应，马上推出了加量版的暑期课表。不同于大型连锁培训机构对政策和合规的严格考量，这些课程安排比起往期的课程，“力度”可谓翻了倍，像是抓住了家长们恐慌的心理，也像是最后的狂欢盛宴。

朋友发给了我一家培训机构的“最新课程表”，连续1个多月的课程，期间没有1天休息，每天的课时安排得密密麻麻，40多天里竟排了320个学时。课程要从早上8点一直持续到晚8点，除了中餐和晚餐合起来有1个多小时的进餐时间，其余几乎没有休息。我粗粗一算，一个孩子的课程总价就达到了3万多元。

| 作者供图

我不禁直摇头：“成年人上班也顶不住这力度吧？”

朋友不以为然：“你不认可，多得是‘鸡娃’的家长抢着送去。你现在是还没意识到‘八升九’有多重要——能不能考上高中、未来的路会是怎么样，就在此‘一役’，不要低估家长们的决心。”

我点点头，有点担心，这政策若是只能约束正规培训机构却管不住小机构，只怕是会将教育培训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3

对于“培优”，我一直抱着比较矛盾的态度。

儿子上小学后，和他周旋了四五年，我渐渐痛苦地认清了一个现实：“我家孩子，大概并非读书的料。”朋友们常用“男孩子开窍晚”来安慰我，但通常情况下，我对这样的安慰不屑一顾：“只怕等不到他‘开窍’，就没有高中读了哦。”——40%多的“普高率”，如悬在我们父母们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谁会甘心接受自己的孩子将来没有普通高中读？

当年我费了不少力气才让儿子上了市里一所老牌重点小学。这所小学对口的初中，是本市的热门优质公办初中。本以为可以一劳永逸，但孩子上学后没多久，我就意识到现状的残酷：按历年的中考数据来看，那所公办初中的“普高率”只有60%多，虽然高出本市平均水平不少，但前辈们告诉我，为保证数字漂亮，学校将优质师资全部集中到了“火班”与“次火班”里，如果没能进入这两类班级，那么在“平行班”里自生自灭的孩子，至少要长期保证在班级前15名才可能“有普高读”。

想让孩子进入“火班”或“次火班”，除了六年级上学期的一场关键的“元（月）调（考）”考察，初中还会考察学生四至六年级每次期中期末成绩，起码要在班级前5至前10，才能达到“火班”的考核标准。当然，成绩更好的孩子，家长大多是将几所民办初中当作升学目标的，这些初中的“优录”更为苛刻，除了学习成绩，更看重孩子在各类竞赛的获奖情况以及大型培训机构“综测”的“位置值”。

今年秋季开学后，再过4个月不到，我儿子就将迎来小学阶段最重要的“元（月）调（考）”考试。这场考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初中3年的去向。在培训机构半年前开的家长会上，老师们就开始反复强调它的重要性，并给我们规划了详细的复习和备考规划。老师们认真地承诺：“家长们不用担心，按着我们的复习大纲走，孩子们的考试成绩不会差。”

丈夫说，他们不过是在“制造焦虑”，我却在老师们的承诺里感觉到了一丝安心。现在学校里，别说期末考试看不到分数和排名，就连许多单元测的成绩都不再发下来给家长们过目了，每次老师们匆匆讲解完试卷，就直接将卷子收上去，如果不是孩子自己偶尔提及，我们甚至都不会知道还有过这一场场测试。

家长不知道孩子的分数和排名，并不代表着这些排名不存在，它们只是在我们所看不到的地方，暗暗左右着孩子们前行的路。我对丈夫抱怨：“比起培训机构，好像学校给我的焦虑感会更重一些。”

家里人一直笑我每年交的培训费是“捐功德箱”。确实，每年几万元的“培优”费用不算便宜，在孩子身上也看不到特别明显的进步，这让我非常心疼。每次缴费时，我总忍不住碎碎念几句：“一个包包没有了”“我的新衣服没有了”“旅游经费也打水漂了”。

也有朋友跟我讲她身边的例子：一家孩子读到初三时，预估着成绩有点危险，家人一口气交了近10万去读“一对一”。那个老师保证能让孩子考上优质高中，然而到了“四调”的时候，孩子数学才考60多分，语文70多分，连普高线都没有达到。孩子的妈妈气得当场停了后期的课时，就让孩子就跟着学校老师复习，“读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吧”。

婆婆也唠叨，说她老同事家的邻居——据说是个孤儿——几个亲戚住得远，连每天的晚饭都是左邻右舍轮流照顾，唯一的“额外学习”，就是学校的老师找了些免费资料给到她。最后孩子争气，中考时考到了重点高中。“跟你说，孩子如果是读书的料，管他‘培优’不‘培优’，怎么都读得出来的”。

可我仍不敢停下让儿子“培优”的脚步，我不想看那些极端的例子，我只看大多数。别人家的孩子都在学，我怎么敢停下？万一停了培训后，孩子的成绩比现在更差呢？试错成本如此之高，我实在不敢轻易去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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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时，我把以后可能不能继续“培优”的消息说给丈夫听，没想到儿子也凑过来，他略带不安地问我：“妈妈，那以后是不是没有‘培优班’上了啊？”

我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句：“还不知道呢，等发展吧。”说完，忍不住和他开玩笑：“看来，你的好日子要来咯，如果停了‘培优班’，你肯定会很高兴吧？”

没料到孩子却微微有些发恼：“在你心里，我就怎么不爱学习吗？”

我愣了愣，笑着安抚他：“不是的，只是妈妈觉得你其实挺辛苦的，想着如果真的不上‘培优班’了，你就可以轻松点。”

孩子摇摇头：“哎，其实说实话，我肯定是不想上的。可是，如果到时候不能上了，我担心更加赶不上那些成绩好的同学了。”

我安慰他，说到时候大家都不上课了，就是同一起跑线了。孩子认真地回我：“不一样啊，有的同学比我聪明，自己能学得好。还有的同学要是能把老师请去家里，也能学得比我多啊。”

我有些吃惊，一是惊讶于儿子对“培优班”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排斥，二是没想到小小的孩子竟也有不少通透。不知孩子们的早熟，究竟是从何而来。

孩子还在追问我：“妈妈，以后真的上不了‘培优班’了吗？”

我内心微微烦躁起来，克制着情绪告诉他：“现在只是传闻，等最后的结果吧。”

4

6月底，今年的高考成绩公布，在我们家长群里引起的骚动不亚于一场地震。

本市作为省会，号称吸聚了省内大部分优势资源和优质教师，可今年本省的高分榜前10名，全部被周围市县学校的考生占领。省内高分前100名中，各县市全面开花，反而是名校最集中、培训市场最为热门激烈的本市，不论从“高分率”还是“本科率”看，都没有明显优势。

这让热衷于“鸡娃”的家长们倍感沮丧。客观来说，我们对孩子的付出，与周围县市的家长相比，说是十倍也不过分，但结果却是这样。

我的朋友赵露，老家就在周边县市，大学时考到本市，毕业后顺理成章地留了下来。有时与留在老家的儿时伙伴联系后，她就忍不住感慨说，老家教育的整体气氛确实与本市不一样——她的发小在老家的一所中学任职。人家说，他们学校对学生的学习抓得确实比我们这里要严很多。在我们这里，是“一孩上学，全家忙乎”，而在他们那里，孩子学习的事情都交给学校，家长做好后勤工作就好，对于部分成绩跟不上的孩子，学校的老师还会额外帮助补习——这样的画面仅仅描绘一角，便让我们这些为“陪读”心力交瘁的家长们神往不已。

但是，那里的孩子们非常辛苦：到了高中，学校要求早上6点进教室，晚上10点半下课，回去之后还得赶作业；高二开始，最多每半月能休息1天，有时甚至是3周休息1天。

我听得目瞪口呆，赵露却笑我大惊小怪，说20年前她在老家读高中时便是如此。那时还没有“衡高模式”，可她老家中学的教学质量和强度就已经全国有名，当时就有不少我们本地家长，将那些顽劣的、“学不进去”的孩子们送去那儿的高中借读。而我在本市读的高中，已经算是本地抓得最紧的几所高中之一，却也只在高二下学期才开始上晚自习，到7点半便会结束，我甚至还能回家边吃晚饭边追一集电视剧放松一下。

后来我和赵露聊起往事，彼此都觉得对方的学习强度简直匪夷所思。她淡淡地回我：“可是20年过去了，是不是到现在才发觉我老家的模式其实是更好的模式？”

在今年高考分数一出来，赵露有一刹那当真动了念头，想找办法让儿子到老家借读。她的儿子今年小学毕业，她想着，正好趁这个时间点回去，从初一读到高三，孩子现在成绩不错，相信6年下来，“985”应该不成问题。

然而想把这计划实施起来，赵露才发现是如此困难：现在的“借读”早已不同往日，从房产到户口，再到入学资格学籍，每一样都有要求，“能去周边县市借读，已经是一件奢侈品了”。

赵露只能暂时将这个计划抛在脑后，一心等待半个月后孩子小升初摇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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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露的儿子晨晨很早就显露出了“学霸”气质：学习积极主动，从不让家长催促，性格沉稳懂事，有时数学老师题目还没念完，答案就能脱口而出。在学校里，晨晨被各科老师都寄予厚望，班主任还给他起了一个“定海神针”的美誉。

可即使如晨晨，他从小到大的“培优”也没少过，反而因为学习轻松，被赵露张罗着报了更多的培训班“套读”。晨晨的“培优”始于幼儿园大班，从二年级开始，便崭露头角，从各个培训班里一路“升班”，直至进了最高班型。

早在几年前，赵露就辞去工作，全力照顾孩子，这让一直忙得焦头烂额的我时常生出向往。我有时甚至会假设，如果自己也全职带儿子，是不是也可以将孩子培养得像晨晨那么优秀。

我平时就算不加班，每天下班后，最快也要7点多才能到家。进了门，顾不上吃饭，先得给孩子提交“打卡作业”：要背的课文、要做的口算、要读的英语，都要按老师要求拍照、录视频，在8点前发到班级群里。以前发晚了，还会被老师在群里点名“提醒”，后来因为有规定，要求不得让家长在微信群中交作业，老师便含糊其辞地改为“自愿提交”——说是自愿，但总有积极的家长早早地提交，有人开了头，剩下的人便都得着急忙慌地赶着“接龙”。

对我们来说，“打卡”倒不是最麻烦的，最头疼的还是要照着老师发的“标答”帮孩子批改作业，然后讲解、“监督订正”。一套流程下来，我疲惫不堪，连话都不想多说。当然，和在群里“打卡”一样，这些事老师也早已改口为“家长自愿”，但从来没有哪位家长敢不完成这些任务。

待到孩子10点多入睡后，我便加班处理一下工作，那些下班后的信息与邮件，并不会因为我家中有个学龄孩子便能有片刻的减少。等处理完工作，时针已快到转钟（武汉方言，指过了夜间12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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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我对孩子每周末去上培训班是有一丝期待的。有时趁他上课，我能和久不见面的朋友约个下午茶，能抽空逛一会儿街，我还在培训机构附近办了一张美容卡，每周送孩子进教室后，自己便去做个按摩，在那窄窄的床上浅浅睡上一觉，到点后再赶去接孩子下课。每周这几个小时的放空，是唯一属于我的时光。

听说晨晨的培训班从早排到晚，我想当然以为赵露会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自己安排。结果她苦笑两声，给我描述了她一天的时间表——她丈夫周末常在外出差或加班，晨晨全由她一人照料。早上8点将晨晨送到培训班，她便飞奔至旁边的超市买菜，再赶回家快速备菜炒菜，好赶在12点午休时送给晨晨吃；晨晨吃完后，她回家随意吃一点填饱肚子，之后稍稍休息一会儿，便得起身准备晚餐；备好食材后，她先赶去接晨晨放学，回家之后马不停蹄地准备晚餐；吃完晚餐，晨晨去做作业了，她才能一并收拾两餐的碗筷，简单处理一下家务。

我曾建议赵露，可以学大多数家长，直接点外卖作为晨晨的午饭——像晨晨一样在培训机构待上一整天的孩子不在少数，大部分家长都会选择点外卖，尤其是寒暑假时，机构前台黑压压的外卖排成行，像夏季的稻田一排排列得整整齐齐。

姚老师也说过，每个中午，她们这些班主任们就瞬间化身为保姆，要帮一个个孩子找到他们的饭菜，要处理各种纠纷——有孩子拿错外卖、有孩子不小心打翻别人的菜、也会有两个孩子吃着饭就可以打起来。总有家长忙得忘了帮孩子点外卖，班主任们看着饿得嗷嗷叫的孩子们围着自己打转转，心一软，便只能想办法带着孩子们出去吃或者干脆帮他们买饭，甚至贡献出自己的午餐——午饭是必须保证的，否则孩子们撑不过下午4个小时的课。

每天熬过打乱仗般的午餐时间后，姚老师都要摊在自己的座位上半天回不过神，至于帮孩子买了饭后家长会不会忘了转钱给她，在她看来已经不算问题了。

可赵露对我的建议只是笑笑：“孩子上课一整天也不容易，我有条件就自然想给他做些合口味又卫生的饭菜，不然，孩子也太辛苦了。”

5

因为晨晨的优秀表现，赵露对他的期待也水涨船高，母子俩将初中的目标定为J校——本市数一数二的一所初中。

为了能顺利进入J校，晨晨在六年级一整年里，几乎没有过几天休息。他辗转于数家机构，每个机构还要套读几个班，每个周末都要从早上8点直接上课到晚上6点。为了协调好课程时间，赵露花了不少功夫与各个课程顾问或班主任周旋。

赵露有时会心疼儿子，问他累不累。晨晨总是懂事地摇摇头：“能多学一点总是好的，里面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学校老师都没有讲过，我挺喜欢的。”这让赵露非常欣慰，顿时缓解了高额培训费用带给她的“肉痛”——仅六年级这1年，晨晨的培训费用就花了近10万。

今年1月份，六年级的“元（月）调（考）”结束后，晨晨四处奔波，参加各家民办初中的“冬令营”、“游园会”——这些好听的名字下，其实都是各学校遮遮掩掩举行的“择优考试”。

每场考试后，等待结果是最折磨人的（对于没有被录取的孩子，对方不会特意通知）。从1月到5月，赵露的神经一直处于高度紧绷的状态。她陆续接到了几家“民初”招生办的电话，告知晨晨已经通过了选拔，“诚挚邀请孩子前来就读”，“请等候进一步通知”。

而赵露没有想到的是，儿子7月的小升初，轻轻地将这些考试、电话、承诺全都瞬间抹去，好似风吹过的湖面，找不到丝毫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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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就有风声传来，说这一届的小升初会改革为“全民摇号”，所有的“民初”、“公参民”和公办学校，一律按此方式执行。政策虽早早公布，但细则迟迟没有落地，几个月来，这一届小学毕业生的家长们和各家学校，全都处在一种试探的观望状态。

赵露心仪的J校，今年格外谨慎，连擦边球性质的“游园会”也没有举办，家长们送去的简历统统拒收。这让赵露坐立不安，她一边带着晨晨参加其他学校的考试作为“保底”，一边托人找到一位据说可以“帮上忙”的人物。

因着中间人的面子，J校招生办的老师客客气气地接待了她，说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答应“有什么消息会及时告诉”。赵露正要道谢离开时，对方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叮嘱一声：“如果你们真的有机会来J校，提醒你们一句：这个暑假，一定要把八年级的物理和九年级的化学先‘滚一遍’。”

赵露有些诧异，她知道现在孩子提前学习下一学年的内容是常态，却没想到J校竟要提前学2到3年的课程。对方告诉她：“在J校，基本上八年级下学期就要开始‘总复习’了，如果不提前多学一点，到时候是跟不上的。”

出了门，赵露对之前一直特别向往的J校也开始起了犹豫之心。她一向不主张让孩子学习的课程提前太多，始终认为学习应当遵循孩子的发育规律。平日给晨晨补课，也多是主打“深挖”一类的课程。

风声越吹越紧，有传言称，作为本市的首次“全民摇号”，届时将有中央工作组到现场督导。赵露听另一家孩子也小升初的朋友说，自己找的那个拍着胸脯打包票说“能搞定孩子入学”的贵人，口风也开始闪烁其词。赵露复盘她找的那位“人物”的话，也意识到由始至终，人家都没有给过她明确的希望。她明白，这次也许很难了。

7月15日，“全民摇号”正式开启，被抽签选至现场的家长代表们不断从前线发回消息：电脑是当场开封组装的，摇号软件是现场安装的，每一个细节都透出“公平公正”的意味。

很快，摇号的结果出来了，这次是真的没有一丝侥幸，完全按电脑随机排位。幸运没有眷顾晨晨，他没能摇进心仪的J校，只能去跟小学学籍对口的公办初中，这个初中不算太差，但和J校相比却相去甚远。

赵露在家里大哭一场，她无法接受之前的辛苦就这么付之东流。倒是晨晨反过来安慰她：“妈妈，你不要难过。这些培训班我很喜欢上，学到的知识不仅仅是为了上好学校，学到了就是我的了。”

赵露支起身子问晨晨：“那你说说，这些年我们上了这么多培训班，你对它们怎么看？”

晨晨思忖片刻，一字一顿地说：“‘培优’很重要，但那只是开胃菜，就像平时我吃的膳食纤维一样，可以帮助我消化吸收，但是它终究不是主食，最主要的学习还是来源于学校的课堂。”

赵露看着儿子，鼻头一阵发紧，眼前这个孩子才12岁，却有了大人模样。赵露想起儿子曾和她聊过未来，对自己要走的路已经有了朦胧的规划，说长大想要考上一所好大学，学金融或是法律。

想到这儿，赵露心头不禁热了起来，摸了摸儿子的脑袋：“好好加油，我们先从考上一个好高中开始，那样离你的目标才能更近一步。”

晨晨开玩笑地问她：“初中了还要上这么多‘培优班’吗？”

赵露正色点点头：“当然要。”

晨晨惨叫一声，躺倒在床上，“那周末两天，你起码有一天不给我排早上的课吧，我一年多没有睡过懒觉了。”

6

7月疫情反扑，本市紧急叫停了各培训机构的线下课，所有课程临时转为线上。“博航”的校区里只剩下几位班主任留守，我疑惑地问姚老师：既然老师和学生都不需再到校区里来了，为什么还要求班主任过来值守？

她呵呵笑了两声：“学校怕万一有家长过来看到校区没人，会担心我们‘跑路’了，就让我们在这里做好接待和解释工作——你知道，现在是敏感时期，家长们全都草木皆兵，我们尽量少惹麻烦。”

7月24日，在各种小道消息的铺垫下，“双减”政策终于正式公布了。许是因为之前做了太多的思想建设，我的情绪倒没有太多波动，只是默默揣测，接下去的培训课程，还能继续吗？会用什么形式来继续？我点开培训老师的微信，在对话框里打了一行字，想了想又默默删掉了——想来老师们大概也不知道吧，就别给他们添堵了。

就在我坐卧不安时，谢琴也来找我来聊天，情绪同样低落。

她的女儿利利今年读初二，就读于本市“九大民初”之一。当年打败千军万马考入这所中学，母女非常振奋。然而，小学时成绩名列前茅的利利，升入初中后明显开始感到学习吃力，尤其是对数学，常常愁眉不展。

一次，谢琴听到卧室里传来女儿闷闷的哭声，放心不下，推门进去，竟看到利利双腿跪地，眼镜被胡乱扔在一边，头埋在膝盖里抽泣。谢琴冲进去劝女儿：“不会做就不会做嘛，明天去学校问同学问老师啊。”

利利泪眼婆娑地抬起头：“不，他们看到我不会做会笑我的。”

谢琴知道女儿从小就要强，也明白青春期女孩的小小自尊，心头忍不住一阵酸涩，只能搂过利利抱住安慰。利利小学时一直没有上“培优班”，仅仅在小升初的暑假随大流报了一个“衔接班”。对于女儿不用“培优”便能取得优异的成绩，谢琴曾一直引以为傲，常常流露出对教育培训机构的不认可。可现在她还是妥协了，甚至反省，是不是因为自己以前坚持不报课外班，才让女儿的基础没有打扎实——身边的家长都说，初中的学习进度“不是一般的快”，孩子如果小学没有“培过优”，是肯定跟不上的。

谢琴恨恨地说：“我真傻，小学时身边几个家长聊起来，都说‘不培优不培优’，我也就傻乎乎地跟着‘不培’。到了现在才知道，人家已经偷偷学了几年了！”

我“噗呲”笑出声：“还记得我们读书时，那些永远吵着说晚上不学习的学霸吗？他们已经长大当家长了。”

谢琴没再犹豫，后来在一家培训机构给女儿报了数学班，此后利利虽然仍时常为数学烦恼，但起码没有情绪失控了。上课的老师也非常负责，不管利利什么时候找他问问题，哪怕是半夜11点多，他也会迅速给出回应。

所以，这次谢琴忧心忡忡：利利的数学好不容易开始走上正轨，有了点信心，如果培训班就这么停了，该怎么办啊？初二是初中的关键时期，前辈们告诉谢琴说，“基本上你家孩子能读什么高中，这时候差不多就要定型了”。

这样的压力让谢琴有些喘不过气：“要是小学的内容，我还能给她讲讲，可现在初中的课真是难，比我们读书时难多了，好多东西我听都没听说过，而且就算会，也没有老师讲得专业，我已经完全帮不上忙了——还是你们（孩子是）小学生（的）好，现在‘全民摇号’了，你们也没有什么压力。”

我苦着脸说：“好什么呢，我家孩子明年就要初中，还不是和你们一样？该发的愁一个都少不了。”

谢琴也跟着发愁：“这倒也是。我觉得啊，现在这个改革，长期的趋势肯定是好的，只是可惜咱们都是赶在节点上的小白鼠了，弄不好就成了牺牲品——也许等到黄茜的姑娘长大，那时会好很多吧。”

黄茜是我俩共同的朋友，她女儿苗苗今年才读小学一年级。不同于我俩，黄茜对女儿的培养从襁褓中就开始规划了。苗苗刚满1岁，黄茜便带她去上了启蒙早教班，2岁上体能班，3岁学英语，4岁学数学思维，到了5岁，钢琴、素描、舞蹈、滑轮、绘画统统加上。

黄茜如一只殷勤的小蜜蜂，把每一件她认为美好的事物，都捧到女儿面前，而从小便辗转于各家培训班的苗苗对此竟十分适应，每一项都学得有模有样。

我曾以为黄茜对“双减政策”的反应会特别大，没想到跟她聊起这事儿，她反而十分淡定：“减就减吧，我其实真的没有太介意。减了之后，大家都不‘鸡娃’了，不内卷，未尝不是一个好的结果。”

黄茜问我：“我家（孩子）现在刚上小学，你猜我已在她的‘培优班’上花了多少钱？”

我心里粗粗盘算一下，吐了吐舌头：“不敢想。”

“我没细算，但二三十万肯定是没少的了。可仔细看看，唱歌跳舞类的也就罢了，学了好几年的英语和数学，也真的没觉得学了些啥。前阵子还有老师推荐我带孩子去上专门教跳绳的‘培优班’，我都被逗笑了。我看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培优班’设计不出的名目。‘培优’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精力和财力的不公平比拼，你花得多，就有人敢比你花得更多。”她顿了顿，低低地说，“这些年，我真的好累。苗苗不累，她觉得都像是在做游戏，可是我太累了。我看着你们，想到自己接下来十几年都要过这样生活，就觉得浑身没劲。之后那些学科类培训停了就停了吧，只要大部分孩子都不学，我就不会焦虑了，（剧场效应里）‘第一排的人’坐下了，我也就可以坐下来了。以后周末我们就开开心心地学一下钢琴跳舞，我还有些期待那样的生活呢。”

我也笑：“可是你有没有想过，第一排的人就算坐下了，也可能比我们站着的还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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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琴和与利利同学的妈妈们还在焦急地寻找对策，她告诉我，利利还算乖巧，别的妈妈比她更着急：十三四岁的孩子，正在叛逆的青春期中硬硬地昂起小尾巴，家长的教训大多听不进，家长布置的作业更是不愿意做，如果周末没了“培优班”，他们大概率能在家玩电脑玩手机刷视频到废寝忘食。

最后，妈妈们达成一致结论：“估计只有老师镇得住他们，还是得找地方上课。”

然而，上课不是随口说说那么简单的。谢琴她们想出来几个方案：

一是“组班”，这个办法是呼声最高的——找几个水平相当的孩子结为“学伴”，找一些从培训机构离开的老师，想来不算难事，至于地点，有人提议去酒店开房间，有人说可以去自己公司借会议室，还有人说可以提供自己家的房间，但讨论到最后，大家都觉得不乐观，“我们能想到的，上面自然也能想到”，看看现在的政策对老师私下补课的打击力度，估计难以成功。

第二个方案是找“一对一”，有人建议找勤工俭学的大学生或研究生，收费低廉、也相对单纯，比较让人放心，但这个方案也很快被否定了：大学生们对现在中学的大纲“考点”知之甚少，讲起课来也没有系统，至多只能讲讲错题做查漏补缺之用，妈妈们说，“还是得找专业老师”。 

而专业老师可不容易找，按谢琴搜集到的信息，市面上那些做“一对一”的培训机构，往往鱼龙混杂，很少有真正优秀的老师，好的老师大多倾向于上“班课”，省时省事，收入又高，“一对一”的收入，“名师”大多是瞧不上的。

谢琴听说，有个孩子的爸爸去专做“一对一”的培训机构考察后，对那里的师资不算满意，又在另一个培训机构给孩子报了3门班课，去到课堂旁听了几次，认可了老师的教学水平后，便按老师留下的联系方式一一私聊，就差没跪下求老师去给他家孩子做“一对一”了。

可即便真能找到好老师，按目前的市价，补习一次，2个小时，起码要600到1000元，初二的孩子，就按4门课算，一个月也要1到2万元，这样的价格，对于绝大多数家庭都是不算友好的。

第三种方案，也是可行性最高的，是寄希望培训机构从此改为周中上课——这也是“双减”给行业留下的最后一线生机。然而这样的安排，也只适用于“小初”。

谢琴简单算了一下：按现在的政策要求，培训机构的线下课不得晚于晚上8:30结束，一堂课哪怕就1个半小时，至少也得晚上7:00开课；可初二学生放学都要到6点至6点半，哪怕学校老师不拖堂、放学后马不停蹄赶到培训机构，时间也不一定来得及，孩子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孩子下课后回到家，起码已是9 点，“就正常时间里，我家孩子都经常要做作业到11点半才能睡觉，如果再加上一节课，那天晚上就不要睡觉了”。

培训机构的老师隐约对谢琴透露，“周中课”还可以有一种形式——平时上网课，以省去家长和孩子的奔波之苦，到周末再统一答疑。可家长们对此并不感冒——去年疫情期间的“停课不停学”，她们已经见识到了孩子们上网课的德性。除了少数极为自律的孩子外，大部分孩子上网课就和“拖沓”“随意聊天”“不认真听讲”划上了等号，家长伤神费力，孩子到最后除了近视度数涨了，好像什么收获都没有。

7

相比谢琴对上不了“培优班”的担心，我的愁烦更多在孩子的寒暑假上。

赵露始终将假期作为晨晨“弯道超车”的机会，可对双职工家庭而言，我始终对假期“培优班”课程的安排略有微词：频次太过紧密，之后也没有给孩子留下足够复习消化的时间。我从未指望过孩子能在假期班中学到多少知识，但是我也没有更好的安排——我曾尝试让孩子假期住去老人家，却发现婆婆对孩子言听计从，小崽子哪怕明目张胆玩一下午的电脑，婆婆也不会吭声。孩子在婆婆家住了一个星期回来后，满嘴都是游戏里的“黑话”。

北京的朋友说，她那儿据说要开始试行寒暑假的假期托管，老师只负责托管，不负责教授文化知识。我笑了笑，说我们这儿三四年前就有社区托管的“试点”了，我去考察过。

在宣传里，“托管”有丰富的活动，什么由大学生志愿者带领孩子们学习、看电影、做手工、画画，还有各项“素养拓展”课程。然而我到了现场，才发现实际情况与宣传大相径庭：大大的社区的活动中心里，三三两两坐着几个大学生志愿者，除了偶尔指点下几个孩子的作业，大部分时候都闲坐一边玩手机。

我观察了半天，孩子们在社区活动中心并没有进行什么有意义的活动，能坐下来完成假期作业的，已经算很乖了。大部分孩子只是在一起疯跑打闹，一个孩子带了手机，掏出来打游戏，志愿者瞟了两眼也没阻止。于是，成群的孩子便飞速围了上去，盯着他手中的游戏叽叽喳喳吵个不停。有人告诉我，这些志愿者来这里，只是为了挣入党的“绩点”，才没有照看孩子的热情和责任心。我便迅速打消了把儿子送去托管的念头。

我想起赵露，又开始有点羡慕她的全职太太生活，起码不用为孩子寒暑假的安排纠结。可想到胡蝶，“全职”的念头便被我抛去了脑后。

胡蝶是我和赵露的都认识朋友，工作狂人，在公司里对加班出差从不皱眉头，职场一路“开挂”，高薪高职。她孩子读到二年级了，大部分时间都是交由父母照料。她的理论是：自己即使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在孩子的学习上，也未必能让孩子的成绩有太大提升，可是如果将这些精力花在工作上，收获则是肉眼可见。

她说，只有钱才能在孩子升学、家人生病的时候提供足够的支撑与帮助，“不然到时候孩子也没‘鸡’出来，钱也没挣到，岂不是两头没着落？”

当然，她偶尔也会有些烦恼。女儿因为常年跟着奶奶生活，和她并不算亲近，刚刚的期末考试，学校老师都忍不住委婉地提醒她要多关注一下孩子。胡蝶忍不住批评了女儿几句，没想到女儿伶牙俐齿地反驳：“你自己也没有做得很好啊，凭什么要求我？”

但胡蝶依然坚信自己的思路：“车到山前必有路，不要对孩子倾注太多，给了孩子太多压力，自然就束缚了她的发展。为什么要由家长来辅导孩子的学习呢？为什么要满心满脑全是哪个‘培优班’好、孩子考了多少分排了多少名、读了哪个学校呢？你的人生就是为抢到一个班的名额欢呼雀跃，为上不了好学校不能读‘培优班’愁眉苦脸吗？孩子学习不好，你的天就要塌下来了吗？要让孩子从小学会自己为自己的成绩负责，长大了才能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在胡蝶的计划里，万一女儿以后“实在学不来”，就想办法报一个国际学校。她听朋友说过，现在不少家长陪孩子去泰国上国际学校，相较于欧美的昂贵费用，那里衣食住行都相对便宜，性价比很高。胡蝶觉得这样挺好，“与其在国内卷得这么辛苦，跳出去也不失为一条路。”她计划等再过两年，疫情相对平息一点，女儿再大一点时，好好研究一下这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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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露正在纠结是否要给晨晨的秋季班退费。6月初，晨晨小学毕业考结束后，她便迅速给儿子报了小升初的“衔接班”，还在课程顾问的建议下一起联报了秋季班。晨晨的暑期课上完，“双减”政策也落了地，赵露眼见教培行业的股价跌至谷底，各家机构陆续整体裁员，这种倾巢之势令她无法安心——她还有13000多元交在机构里没有销课，那是秋季3门课的第一期款。

培训班家长群里没有人提起此事，赵露便不敢唐突发问。她私下里找到课程顾问，对方对她的疑问并未直接回答，只说“一切待细则落地后会给大家一个答复”。

赵露越发心慌。这家机构，一向以“退费难”著称，只是因为专注初中学科教育多年，师资的口碑一直较好，才炙手可热。晨晨现在所在的班级，是“新初一”阶段最高的班型，考进这个班并不容易，晨晨在报名时就预考过一次，因为题型不熟悉，都没能考入最高班型。好在半个月后有一次复考机会，晨晨起早贪黑地复习，拿出了当时准备“元（月）调（考）”考试的劲头，才在复考中过关。如果真要就此退班，赵露实在有些不甘心。

赵露左右为难之际，课程顾问柔声细语地开了口：“您也知道我们这个班型的名额多紧俏，您一旦退出了，之后就不一定有名额再进来了。咱们这个班上，目前还没有一个家长退费呢。”

这句话击中了赵露，她彻底不再想退费的事了，“如果到时真出什么问题再去维权吧，儿子那么不容易考上的班型，如果因为我的原因让他没法上课，我会怪我自己的。”

她的话让我想到了自己孩子正在上的外教课——“双减”政策中有一项就是整治境外外教的，我家孩子的外教课，还是重点整治对象。这家培训机构之前一直主打的卖点就是“北美外教”和“原版教材”，课程不便宜，最便宜的“大课包”也要2万元起。“课包”越大，折算下来的单价越便宜，买4万元甚至更高价位“课包”的家长也不在少数。

风声越来越紧，我盘点了一下孩子的剩余课时，还有3节课，我有些暗自庆幸，盘算着这几节课上完就算了吧，就算没法上了，损失也不算大。现在许多家长已联系不上“班管”，处处能听到忧心忡忡的维权声——毕竟缴纳的都不是小数目，而网上课程不像线下的校园教室，真有什么事情，连拉横幅都找不到地方。

不久后，这家机构发出了公告安抚家长们，称机构正在积极转型，虽然停了新课程的售卖和续费，但会保证在读学员的利益，之前已购买的外教课都将按约定上完。

公告让人稍稍有些心安，但我在网上浏览新闻时却紧张了起来：有小道消息说，9月1日起，所有境外的外教课都将“一刀切”，8月只是留的缓冲期；还有人查到这家机构早在6月初“双减”落地时便偷偷变更了法人代表，想来是高层早已得到了风声，提前撤资，金蝉脱壳。这些消息是真是假尚不可知，但许多家长都已渐渐死心——8月能上多少课就上多少课吧，至于之后的损失，“就认了吧”。

我觉得有点可惜，我和孩子一直都挺喜欢这门课程，课程设计和老师的教学水平都很令我们满意。儿子有些难过地问我：“妈妈，以后我就再也不能见到Jack了是吗？”

我看着他期待的眼神，不知如何作答。

市面上常见的别家外教课程也大都是此般光景，准确来说，大部分的线上课程都是如此。处处可见发起话题维权的家长，但再细细看一下，往往都没有了下文。虽然网上各大在线教育平台倒闭裁员的消息不绝于耳，我竟在不久前接到一家平台的“推课”电话。我忍不住笑出声——看来这些平台的区别仅仅在于：良心的在忙着善后，黑心的还在努力挣扎着，想在跑路前再圈最后一笔钱。

8

姚老师也在焦躁之中。“博航”已经关闭了5个校区，其中有1个刚开了半年多。烈火烹油，即使聪明敏锐如徐老板也没有意料到，一夕之间，一个行业竟就如此迅猛地被颠覆了。

放假之前，姚老师和同事们加班清点了那几家校区的桌椅、空调、电子屏幕等固定资产。校长半开玩笑地问他们：“有没有什么想内购的？”

姚老师也嬉笑着接话：“我把桌椅全收了，以后我开个‘黑中介’，反正家长和老师的联系方式我都有，我也不贪心，就收个介绍费，说不定比这边的工资还要高。”

同事也笑着回她：“现在这已经列入‘扫黑除恶’的专项了，你可别把自己送进去了。”

8月，学校正式发布了那5个校区的停业公告，有老师还帮忙发起了“转让校区”的小广告。姚老师有点庆幸：3个月前，还有拐着弯的朋友找她牵线，想了解如何加盟“博航”。她想，幸亏没谈成，否则自己心里都过意不去。

“博航”给班主任们布置了“作业”，让她们每人提交一份“给机构的转型建议”。大家互相打趣：“这可真的是拿着班主任的钱、操着CEO的心。”但姚老师还是认认真真地做了这份作业——她不想失业，更不想两个孩子没有培训班上。她在班级家长群里做意见搜集，向身边的朋友做市场调查，郑郑重重地写了1000多字的报告交了上去，也没了后文。

姚老师觉得自己随时要失业了。6月开始，各级部门便开始严查市内大大小小的培训机构，7月开始，姚老师陆续听到不少同行停业的消息，有主动停业，也有不合规范被查封的。这些停业的培训机构，据说欠薪欠到员工跳出来维权的有好几家。姚老师吓得赶紧查了一下工资卡，还好上个月的工资已经到账了，她长舒了一口气。

没过一会儿，她又开始替同行们操心了。有家机构理直气壮地宣布，“在完成转型之前，停止一切支出”。姚老师和同事们讨论，这所谓“一切支出”，大概既包括学员退费，也包括员工工资吧？这样看来，倒还不如那些互联网的线上机构，起码赔了“N+1”或者更多，干干脆脆，体体面面。

| 作者供图

姚老师估计，除了少量“名师”也许还能留在这个行业里，其他大部分人可能都逃不掉“改行”的命运。现在机构里的老师大多是30多岁，名校出身，之前又在教培行业拿着2万起的月薪，难免心高气傲。可哪怕老师们愿意拿着打对折的工资，又有多少行业愿意花这么高的成本去招一个30多岁的“零经验新人”呢？

她的感慨，让我想起一个人——曾有朋友推荐我儿子上一个数学老师的“培优班”，据说口碑极好。我试听了一节课，老师讲课逻辑清晰，深入浅出。可惜他的班名额太过紧俏，最终没能报上他的课程。

后来，这个老师开始自己录些几分钟的讲题视频发到曾经的家长群中。这样的分享持续了很长时间，视频里，他未给自己的课程做过一次广告，也不求家长们帮他做什么宣传，只是单纯而安静地讲课。

就在上周，他开了一次直播，推心置腹、苦口婆心地给各年级家长逐一分析了每个年龄段孩子在数学上的学习重难点、家长需要帮助孩子巩固的薄弱点等等。直播快要结束的时候，他认真地向我们告别，说以后他将改为主讲高中课程。还答应我们，会把自己过往的经验总结出来，积累成几套系列课，既是作为自己过去几年教学的沉淀，也当作送给追随他的孩子们的一份礼物。

在最后，他安静地说：“这是我纯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做的一点小事情，是我喜欢做的事情，也算是给培训机构的老师们正名吧。”

后记

8月15日，各家培训机构似乎约好了一般，各自召开了线上家长会。会议内容没有悬念，求生欲极强的机构们纷纷宣称，将拥护国家政策，对未来的课程安排做出了全面调整。

家长们默然，并无多少意外——寒暑假和周末几乎可以肯定无法安排孩子上课了，今后的课程将全面改至周一到周五。能周中去上课的孩子，除了“小初”年纪，大概就是真“学霸”了。这个小小的通气口，给这个行业留下了最后一丝活路，也给不甘心的家长们留下最后的挣扎空间。

家长会还没结束，周五的课程便被瞬间抢空了。

（本文所有培训机构及人名均为化名）

编辑 | 许智博     运营 | 嘉宇     实习 | 逸茹

南 山 秋

理性乐观派，

用自己的方式与自己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