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下旬的一天，人群涌上东京的品川站站台，公共广播系统响起：“请考虑居家办公。”
然而，对于早上7点45分就挤上从横滨开往东京通勤火车的打工人来说，这个消息来得太晚了。
日本政府在上个月宣布将新冠肺炎疫情紧急状态延长至6月20日，在此期间，通勤路上听到这类公共播报可谓是司空见惯。为了减少病毒传播，日本首相菅义伟采取了包括敦促人们在家工作的一系列措施。
日本政府设定的目标是让去办公室工作的人减少70%，此时正值日本第四波疫情，距东京奥运会开幕仅不到两个月。
但即使在政府反复的敦促之下，面临新冠肺炎疫情不断蔓延、疫苗接种进展缓慢的现状，日本的打工人仍然跋山涉水走进办公室。
总部位于东京的非营利组织日本生产力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相较于疫情之初，日本远程办公的占比上升至20%，仅比“正常水平”高出10个百分点。相比之下，疫情期间居家办公的美国人比例从17%上升到了44%。
东京的一名通勤族将本国居家办公倡议失败的原因归咎于企业老板。
“日本的‘老古董’工薪族不知道怎么用Zoom或其他应用程序！”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通勤族在接受采访时说，“因为他们做不好自己的工作，又害怕被雇主或年轻员工发现。”
研究人员对日本人为何拒绝远程办公有更微妙的看法。他们列出的原因包括日本的白领工作结构凌乱、企业对高科技不热情以及“出勤主义”的盛行，而其中最后一个原因困扰日本的时间可比新冠病毒长得多。
日本目前已经有累积近76.4万例确诊病例，约1.38万人因为新冠肺炎而死亡，算不上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不过，日本已然经历了四波截然不同的疫情，其中三波都促使政府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在目前的第四波疫情中，5月中旬每天新增病例激增至6000例。5月28日“重症”病例达到1413例新高。
如今，政府不强制要求员工居家办公，也不强制企业老板要求员工居家办公。所有的限制措施都是自愿的、不具约束力，因为作为保守党的执政党，不希望被人们认为将日本经济置于危险境地。
正如菅义伟在去年9月接任首相后所言，到目前为止，日本治理新冠疫情的重点一直是“在预防感染传播和保证社会经济活动之间取得平衡”。
一名女子在东京的品川站搭乘列车。日本政府鼓励居家办公，但许多工薪层仍然在通勤上班。图片来源：James Matsumoto—SOPA Images/LightRocket/Getty Images
让员工回家还是待在办公室？大多数日本雇主选择了第二个选项。
面对面办公更符合日本的工作流程，日本职场的“基石是严格的礼仪、人际交往、持续不断的岗位培训和团队沟通。”位于东京的上智大学国际管理学教授帕里萨·哈吉里安说。
在日本公司，工作分工往往不明确。每名员工大约每两年轮一次岗，这意味着雇主会认为现场培训（通常由老员工进行）至关重要。
“国外的公司分工明确，每名员工都有自己的职责，可以单独进行评估。在日本，工作中相互依赖和互动合作的程度更深；每名团队成员都要负责工作流程中的某一部分。”哈吉里安说，“因此，既难以评估每名团队成员的个人业绩，也难以划分工作流程，让人们远程办公。”
日本原本应该成为远程工作的先行者。为了解决通勤时间长、工作时间长和工作效率低的问题，早在15年前，日本就为全国大多数家庭提供了经济实惠的超高速宽带连接，是全世界第一个。当时，日本的移动互联网使用也全球领先，比美国高出10倍。
但成功的数字转型从未实现，让这个全球第三富有的国家里的大多数人无法或不愿意居家办公。一些专家认为，日本之所以错失了这个机会，是因为它早期专注于提升硬件的品质，却低估了软件的价值。
现在，“许多公司缺乏有效远程办公所需的硬件、软件、人员和组织结构。”日本美国商会的前会长格伦·S·福岛说。
日本管理顾问罗谢尔·科普称，人们认为在家工作存在各种障碍，比如担心安全问题、工作场所数字化的程度不足等等。
“我认为部分原因在于文书工作，部分原因在于因循守旧的老板们弄不清楚远程工作的概念。”她说，许多员工甚至都没有能够带回家办公的笔记本电脑。
今年4月，日本生产力中心对1100名日本员工进行的调查证实了这一点。阻止人们居家工作的第二大原因是缺乏WiFi或像样的IT设备，头条原因是“适合远程办公的物理环境十分恶劣”。
日本政府在2019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日本家庭的电脑持有量持续下降，从2010年的83%下降到2019年的69%。
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数据，自2013年以来，日本的家用电脑数量一直在下降，而其他大多数国家都在上升。
许多中小企业也不愿意花大价钱为员工购买笔记本电脑。
“（中小企业）可能存在经费和人力资源紧张的问题，无法为居家办公提供技术保障，甚至可能连电脑都无法提供。”撰写该报告的日本生产力中心的柿冈明表示。
“为全员购买移动办公工具需要经费。还需要有专业人员介绍、管理这些远程办公工具。”
基于与高管和工会的对话，柿冈明推断上述问题是日本中小企业所特有的，他同意哈吉里安的观点，公司分工专业化不够也意味着缺乏IT专业知识。
柿冈明说，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是，公司的IT预算很少，导致一些中小企业仍然在使用过时的软件。
虚拟专用网络（VPN）等工具的使用率也很低。据VPN供应商Atlas VPN的数据，只有1%的日本人下载了VPN，而美国这一比例为11%。
更重要的是，日本似乎无法改变面对面做生意的传统。
“日本的传统商业文化仍然建立在二战后那段时期的成功经验上。”东京一家小公司Work Life Balance（该公司致力于改变日本某些臭名昭著的加班文化）的社长小室淑惠说，“在那段时间里，许多要求员工高度忠诚、高度服从的组织都取得了成功。虽然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很多组织仍然处于变革的过程中。”
福岛说，成立时间较长、规模较小的公司尤其需要员工之间，以及与客户和供应商之间进行面对面的互动，而99.7%的日本企业被认为是中小企业。
他说：“日本——尤其是东京以外的地方——的商业文化‘黏性’高、‘湿度’大，重视持续面对面交流的价值。”
对一些更大的公司而言，特别是总部设在东京的大公司，办公室出勤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轮胎制造商普利司通公司向《财富》杂志表示，该公司已经将办公室出勤率削减至30%，并开始着手将公司在日本的办事处从47个合并到34个。
普利司通的公关部主管谷口贤志表示，公司认为自己的远程办公计划十分成功，并打算在疫情结束后，将多个岗位永久转为远程办公岗。
该公司没有设定量化目标，例如远程办公的员工占比。谷口说：“但在每个部门、每个团队，领导都会和下属就远程或办公室办公的问题进行充分沟通，针对哪种工作方式更有价值达成一致意见。”
在疫情之前，日本职场长期面临多种问题，比如长期加班、生产力低、女性职员太少等。让员工在家工作本可能有助于缓解这些问题，同时还可以预防新冠病毒的传播。但日本未能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居家办公，这意味着它可能会错失远程办公带来的好处，而与此同时，其他国家的一些公司正在接受这些好处。
东京工业大学的教授、远程工作专家比嘉邦彦并不认为近期会出现突破，在他看来，日本错过了很多机会。
他说：“日本政府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在推动远程办公，但迄今为止一直没有见效。”
疫情期间，日本政府没有强制要求联邦工作人员在家办工，没有带好头，也没有把远程办公当成一种企业战略工具来推广。
“远程办公是解决许多重大管理问题的有效工具。”他说，“如果高层管理者能够意识到这一事实，他们会更愿意推动远程办公落地。”（财富中文网）
作者：Michael Fitzpatrick
译者：Agat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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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6-20 11:1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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