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和放松监管也未能刺激商业投资增加。2017年减税和就业法案通过后,扣除贬值和通货膨胀因素的非住宅资本支出确实有所上升,但这种趋势早在法案推出前就出现了,比税率变化影响更大是美元和油价的走势。商业投资在2014年年中达到顶峰,到2016年年中下降了18%,减税提案成为立法之前就已经回升了13%以上。更显著的一点是,下调公司税也没有带来股息和股票回购的大幅增长。从海外汇回的利润被用于一次性提高派息,但一年后公司就不再这样做了。 公司税改革的主要影响其实是,让公司能够在无需借助于债券市场的情况下把更多留在海外的利润用来增加派息和进行收购。那么特朗普在疫情暴发前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政绩靠的是什么?除了中国在2016年和2017年实施了经济刺激措施、欧洲在2017年临时停止实施紧缩政策这两个因素,还有两个很少被关注的关键因素。 首先,在国会两党的一致同意下,特朗普取消了《2011年预算控制法案》(Budget Control Act)对联邦政府预算的严格控制。2017年底税法改革通过后不久,国会突然把联邦政府的国防和非国防可自由支配的支出上限提高了13%以上。军费开支的增加推动美国制造商的国防资本品发货量持续大幅上升。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2018年特朗普让鲍威尔(Jerome Powell)和克拉里达(Richard Clarida)接替耶伦(Janet Yellen)和费舍尔(Stanley Fischer)分别担任美联储主席和副主席。耶伦和费舍尔等美联储官员此前一直低估了失业率下降,直到通货膨胀成为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这个错误导致美联储在2014年过早地取消了对经济的支持措施。耶伦2015年12月对她的同事说,美联储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就业增长速度,以降低经济过热的风险”,但当时通胀率一直低于目标水平。在鲍威尔和克拉里达以及美联储其他官员上任的第一年,为了让通胀率升至目标水平之上,他们让失业率降到他们认为可持续的水平。虽然通胀率没有如期上升,但这是因为官员们只看到了2017年底达成的减税和联邦支出增加以及随后被修正的企业利润和就业增长的强劲数据,而没有看到零售支出、房地产和全球制造业的疲软。但是,当美联储新一届官员发现经济的发展势头被明显高估后,他们在2019年迅速改变了方向,放弃了原计划的加息,然后在去年夏季的“周期中期调整”中下调了利率区间。这种灵活操作产生了效力,美国经济再次加速增长,直到疫情暴发。疫情重创美国经济后,鲍威尔领导下的美联储就以空前的速度和创造力采取了行动。美联储最近的表态是,在就业市场完全恢复、通货膨胀“出现在一段时间内升至略微高于2%水平的趋势”之前不会加息。和美联储过去的做法相比,这是一次深刻的转变,应该可以防止经济复苏势头过早消失。这种转变不是特朗普直接带来的,他强制推行的美联储人事变动背后的驱动力也不是他对货币政策和美联储的看法,但他的行动仍然有助于解释他任期内发生的事情。我们从中可以获得的经验教训其实很简单:稳健的宏观政策几乎可以战胜一切。拜登和他的团队应该将此铭记于心。翻译 | 小彩版权声明:《巴伦周刊》(barronschina)原创文章。英文版见2021年1月15日报道“President Trump Leaves Office Next Week. Here’s What He Meant for the Economy.”。(本文内容仅供参考,投资建议不代表《巴伦》倾向;市场有风险,投资须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