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第294期：我的三次高考

源济

在人间｜我的三次高考：唯一感到抱歉的是，曾占用一个重点大学的名额
凤凰图片  2020-07-15 11:52:37

我是一名北京考生，我参加过三年高考，上过两个大学。2000年，第一年高考，我没上本科线。第二年我考取了一所重点大学，但因为有志从事摄影，决定退学复读。第三年高考，我如愿被北京电影学院摄影专业录取。 （摄影：刘博文 编辑：周娜 实习：祝盼 凤凰新闻客户端 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出品）




2001年高考前，复读班的历史课老师。




2001年高考前，复读班的同学。




2001年高考前，复读班的代数课老师语速很慢但极清晰简洁。遇到这样的好老师很幸运，我的数学分数提高很多。




2001年高考前，复读班，下课后，有同学问老师问题。




图为北京电影学院攀岩壁。 我常想，如果我生在农村，家里有弟弟妹妹，又在升学率低的省份，我这种成绩的学生多半会加入南下打工的队伍，甚至是一头钻进无底的矿洞。但2000年落榜后，我妈把我弄进一所重点学校办的复读班，第二年我的分数达到了本科线，并考取了中山大学的旅游管理专业。当时我并不知道要学什么。那年北京申奥成功，我妈说将来北京开奥运会，旅游酒店什么的会很有发展。对于我而言，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书店流行台湾作品：梁实秋、柏杨、李敖，学摄影读的是阮义忠，听歌听的是李宗盛、罗大佑、陈升，看电影很喜欢《悲情城市》。




2001年，中山大学军训，瞄准练习。 刚到了中山大学，我才知道我已经提高很多的分数——496分，比大多数同学低50分以上。有同学很好奇地问，你们不必努力学习，平时都怎么过？都玩什么？那种被看扁的感觉不好，但分数线不公平是事实。身为高考地域性不公平的受益者，我的立场是站在同学一边，所以我和任何人没有矛盾。




因为珠海地处边境，而且当时还属于“经济特区”，我们的军训中发给了很多枪，但并没有实弹打靶。




2001年，在中山大学亚洲第一长度的教学楼下，夜间操练军体拳。




2001年，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当时进入珠海还需要边防证，录取通知书与边防证有同等效力。珠海和北京比起来，温暖湿润，树小墙新，还有大家讲话都操南方口音。 那时候，家乡和广州相距23小时的火车。离家的感觉是在第一个大学寒假回家时候体验到的：下了火车已经是晚上，坐上熟悉的387路公交车，售票员含糊又快速的京腔，让熟悉和陌生的两种感觉在我神经里激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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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山大学，我还参加了一个诗歌社团，但我主要目的是想拍照片记录他们。有一天诗歌社团聚会，大家一起坐公交车去珠海市区去走走。




诗歌社团成员在宿舍阳台聚会。诗歌社团成员的名字我都忘记了。他们的真诚和炙热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部分。




那一年，疯狂英语学习者。




2001年，中山大学一场演出正要开始，忽然下起了雨。




2001年9月11日，饭堂的电视里播出美国世贸大厦遇袭新闻。




宿舍里，我的同学徐培亩和黄志维在读关于911的报道。




图为我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的暗房。 从第二个学期起，我从家里搬了一台顿河放大机到广州。我在学校找了一个房间，布置成暗房，经常在暗房里泡到很晚。我对摄影师的着迷是从高一开始的，我还清楚记得在地铁二号线宣武门站的书摊上，买到摄影记者唐师曾的两本书，当我心无旁骛一口气读完之后，就爱上了摄影。




贺希荣老师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贺老师当时在研究西方政治思想，他认为中国的问题是农村和农民的问题。老师的选修课课堂总是爆满。他使我懂得权利与权力的界限，积极的和消极的自由。




同学在课间交流针织技巧。




2001年，隔壁宿舍的夜宵小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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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中文系的徐培木一起在海滩看狮子座流星雨。我不记得那天是不是睡在了沙滩上。我们对流星雨这么感兴趣并不是因为喜欢天文，或许是因为当时随处可以听到的《流星花园》的主题曲。 在我看来，摄影结合科学和艺术，历史与地理，权利与正义，让我的高中生活时常沉浸在战地记者和冒险者的想象中。我每天像唐师曾一样听广播，了解世界局势。1998年，美军对伊拉克发起“沙漠之狐行动”的那天早晨，我背着书包像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去学校，但我心里非常焦急，仿佛错过了一次像罗伯特·卡帕那样报道战争的机会。




我第一次考高时我妈50岁。她年轻时上山下乡，七十年代初在锡林郭勒草原上参加过两次大学选拔考试，都达到了分数线，但都没有被录取。她觉得她是被顶替了。后来我妈在呼和浩特的一所医学院上了中专，回到北京后进入她父亲所在的医院工作。我有记忆以来她一直在利用业余时间补课、进修、考证，她退休前仍在北大医学院进修。




2003年初处于SARS疫情暴发期，北京街头人很少，马路空荡，但印象中我没戴过口罩。




图为第三次高考前，我在家复习。 在中山大学的第二学期，我在摄影网站上看到北京电影学院招生简章。帖子里列举了张艺谋从手绘标语的知青，带着一本自己的作品考进电影学院的故事。我觉得我也可以。当时第一学期的高等数学期末考试没及格，第二个学期要学概率论，我无心去破解这些难题，总琢磨着布列松，寇德卡，赵铁林……以及他们的经典画面。接着，我办理了退学，回到家重新报名参加第三次高考。 我可以坦然无愧地说，这次和分数线无关，只关乎我的理想。很多年过去，我唯一感到抱歉的是，我曾占用过一个重点大学的名额，那本来应该留给一个比我刻苦百倍的寒门学子改变人生命运。




2003年2月北京电影学院素描专业课考场，正中是塞内卡的石膏像。 我没有学过画，艺考培训班太贵，我也没有报名。因为艺术类文化课分数要求不高，第3年高考我没上复读班，自己在家复习。回家备考的几个月，我买了一个“伏尔泰”石膏像在家练习，但考试考的是我没画过的塞内卡。




第二次参加军训。




饥饿是军训时期的主要印象之一。




北影校园里里象征艺术殿堂卢浮宫的装饰。刚上电影学院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和人类几千年的艺术积淀连接起来了。那时我每天带着校徽，它仿佛在发光发热，这种情况维持了差不多一个学期。




电影学院体育课。




同学徐熹给钱元凯老师展示一张新购置的2GB CF存储卡，价值2400多元。当时我还没有用过数码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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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建国老师的大画幅摄影课。




考上北影那年暑假，我拜访了著名摄影师唐师曾。




著名摄影师李振盛的讲座。那年，李先生的《红色新闻兵》画册刚刚出版。




我的同学阚路长。




我的同学徐熹和张建生。




同学在派出所办身份证。




我的摄影课。




全班同学为一位不幸过世的同学送别。这位同学是我第一次经历身边的同龄人去世，感到生命无常。




因为我家离学校很近，我一直没有住校。从我家看到的夕阳。




我和同学王梓在颐和园拍雪景。




王梓的痤疮问题严重。




我经常购买化学药品的奥利化学试剂商店。那时买配置显影剂的米吐尔和对苯二酚都还不需要开介绍信。




2004年春节聚餐。




图为方国来和两个群众演员朋友在天通苑城中村租住的地方。很长一段时间，方国来白天当群众演员，晚上拾荒。那时，一个塑料瓶可以卖一两毛钱，一晚上可以赚十块钱。 方国来是我第一个纪实摄影作业的拍摄对象。2004年，我在学校隔壁的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口，遇见正在做群众演员找活儿的方国来。他听我是摄影专业的学生，反问我相不相信他也是大学毕业。 方国来是西北一所大学的化工过程控制专业的本科毕业生。他上大学时，由于父亲高龄且贫困，无力给他出学费，他须贷款上学。毕业时贷款没还清，毕业证被学校暂扣。他便从宁夏来到北京打工还学费，同时还想发展自己教育事业的理想。




方国来在北京当过群众演员，拾过垃圾，还做装修工……最终他还清了学费，拿到了毕业证，还在角门地区租了单元房开起了补课班。 他白天的时候站在街上大声说英语，吸引家长光顾。2009年左右，当方国来的补习班开得越来越好时，他幼时因不安全注射感染的肝炎，忽然发作，他不得不关闭补习班回老家修养。2016年他因肝硬化去世了，骨灰撒进黄河。我总想起他。 如今，20年过去了，我并不后悔我三次高考的选择。我还在坚持纪实摄影，并希望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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