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父母，不可能给21世纪的下一代指定人生道路

源济

20世纪的父母，不可能给21世纪的下一代指定人生道路

2019-06-12  凌岚  大家

谢凌岚，专栏作家，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现居美国东北岸，写字是一生的爱好。新著《美国不再伟大？》

导读

希布斯说像杰森这样带药入学的在校园中高达学生总人数的25%！所以在接受采访时，这两位作者把校园精神疾病比作“疫情”绝对不是夸张。

近些年，美国大学校园里自杀事件频发，跟这个时段恰好是青春期，青少年心理状况不稳定有关——这个时间段是青少年的多事之秋，集中了各种心理问题，这些都不是新闻。但职业心理分析师从自己孩子发生的心理问题谈起，把大学中泛滥的精神疾病比喻成“疫情”，还是第一次。

《抑郁年代：帮助孩子安度大学生活》（The Stressed Years of Their Lives: Helping Your Kid Survive and Thrive During Their College Years）今年4月出版，纸书在亚马逊上已经断档，在读者中引起的共鸣可想而知，也可见大学生精神心理问题之普遍与迫切，市场对大学生心理问题这个风险敞口有多大。

本书作者之一安东尼·罗斯坦，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也是美国数一数二的宾大附属儿童医院的心理医生，同时兼职宾大学生的在校心理辅导。另一位作者珍妮特·希布斯是心理学博士，从事家庭心理辅导师15年了。把这两个心理医生联系起来的，是希布斯的儿子杰森，他在上大学的第一年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春假以后就不想返校上课，他跟妈妈坦率承认自杀的想法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希布斯最后求助于罗斯坦教授，请他对杰森做心理诊断、提供治疗方案。

杰森心理案例的复杂之处在于，抑郁症药物对他不起作用，他是两极症而不是抑郁症。从进大学起，他就是带药上学，在学校也有自己的心理辅导。希布斯在电台采访中说，在入学前他们访问校园，学校是否给学生提供足够的心理辅导是考量的一项。孩子一旦离开父母，开始独立的大学生活，他们的心理问题会随着自理能力差、时间安排不当等具体生活细节管控失当而突然爆发。校园里的心理辅导所在的楼，却被大学生视为学校里不挂牌的精神病院，进去求助是相当丢人的事，所以杰森在焦虑严重的几个月里，宁可跟同学诉说也不肯去找学校的心理辅导。希布斯说像杰森这样带药入学的学生，在校园中的比率高达学生总人数的25%！所以在接受采访时，这两位作者把校园精神疾病比作“疫情”绝对不是夸张。

在知道杰森的故事之前，我接触到的心理上出问题的大学生基本都是亚裔群体，我甚至不自觉地把心理问题归咎于亚裔家庭特有的虎妈教育，逼着孩子成功最后逼出了毛病这种思维逻辑。但听两位心理医生的访谈，却发现我这种“自黑”并无太多事实基础。比如杰森在春假结束准备返校的一刻，突然告诉母亲他不想再回大学念书，他一直有自杀念头等精神恐慌时，作为职业心理医生的母亲的心理活动居然是“心疼钱”——“你不能再坚持两个月，好歹把这大学第一年上完。”除了钱上的考虑，还有家长的虚荣心，比如希布斯自己有博士学位，她对儿子不想读完大学这个决定有本能的抵触，按她设计的儿子的人生道路，原本是一条学院之路。可见望子成龙，是普天下父母共有的心理啊！

高昂的大学学费，越来越激烈的大学入学竞争，一步都错不得的成功路径，家长的过度掌控，高中时为了申请履历漂亮而过度学习，没有一分钟放松，弦绷得太紧……都是这场大学焦虑疫情的病源，这种外部原因的诊断其实了无新意，没有任何出人意外之处。中国高考多年来都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没想到现在过独木桥的是美国大学生了！希布斯说她曾经相信“考上一个一类大学是成功人生打开的正确方式”，听着真是太熟悉不过啦！

《抑郁年代》这本书里最具有价值的部分，也是对饱受心理问题困扰的亚裔群落最有参考价值的地方，是书中详细记载了对杰森的治疗过程，以及希布斯作为母亲和职业心理医生的观察、反思。罗斯坦“两极症”诊断是治疗的关键，因为之前开的抗抑郁的药物对杰森并不起作用。作为母亲，希布斯开始认真对待儿子的自杀风险，调整对儿子的人生期待，开始接受儿子不回去上大学这个决定。一切以治疗为重。杰森在休学后慢慢恢复到正常的轨道，他在母亲的坚持下去社区大学修课，保持了大学生应该有的生活和学习节奏，而不仅是单纯作为心理病人缩在家里孤立于社会人群。他想写作，母亲就建议他找一份轻松的工作，挣薪水的同时在业余时间写作。

与母亲全力呵护的态度相反，在听到杰森的绝望声明时，父亲的态度很直男，他建议儿子扛过去（tough it out），只要扛过去就会好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种“扛过去就好”是非常典型的家长反应。但事实上杰森已经扛不下去才跟父母开口的，了解他情况的朋友鼓励他跟父母交流，说实话。所以春假结束前那场突然的坦白，几乎就是救他的唯一的窗口时机。错过了，或者按照他爸爸建议的“扛过去”，后果不堪设想。希布斯医生做了正确的决定，她立刻买了一张机票，搭乘儿子之后的另一架航班跟到学校，帮儿子打包，办理离校手续。

不知道有多少不幸的家庭，错过了这最后的呼救，失掉唯一的求生窗口。

这本书的“光明的尾巴”就是目前杰森的生活状态：他在一家医院做生物机械师，修理医疗器械，同时他写作的长篇小说接近尾声。希布斯医生谈到儿子的成就时语气里满满都是骄傲：“我绝对想象不到杰森能走上这样一条人生道路。”

本书的两位作者都有博士学位，他们各自的孩子却都不想走学术的路，甚至都不想读大学——杰森做了机械师，罗斯坦教授的儿子搞有机家禽养殖，做了厨子。希布斯医生总结：“我们这些20世纪的父母，不可能给21世纪的下一代指定人生道路。”她达到这种认识，是在千辛万苦，提心吊胆把儿子从绝境中救回到正常状态之后。生死的大磨难让她可以看透，看透自己的虚荣心，看到什么是最重要的。

认真面对心理疾病，及时治疗，杰森母子绝对是幸运的成功案例。这一点，也是与悲剧发生的亚裔家庭真正的分水岭。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的作者录音采访一出即在美国的社交媒体上刷屏——这本书最宝贵的就是它的真，敢于从自家事说起。

亚裔群体是美国心理疾病的高发群，一直对心理精神疾病讳莫如深。这种传统不是没有人想打破。加州一位华人父亲在儿子自杀后是如此自责，遂辞掉工作，到各地华人社区作心理健康的普及讲演，他的勇敢是华人社区里少有的。

但愿这本书能在国内的父母中引起同样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