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空间、育儿网络和生育意愿

源济

公共空间、育儿网络和生育意愿

2019-03-06  尼德罗  大家

导读

小区建筑空间的布局和人均空间，的确影响了育儿的疲劳度，在客观上，一定会影响生育意愿。

什么是好的房子？在有孩子以前和有孩子以后，我有着截然不同的答案。有孩子以前，我觉得崭新的高层，有学位，有绿化，那就很棒了。有了孩子之后，我认为低层电梯楼，房子密度小，公共空间大，才是好房子。

2018年8月，我曾在大家上刊发过《在带娃上，80后这届父母堪称史上最累》一文。这篇文章讨论的重点是80后带娃为什么这么累，其中谈到的一点就是看护精力消耗太大。这是因为，从1990年代开始，数以亿计的中国人陆续从乡村、小镇和城市老区，搬进城市新小区。这些新小区有一个基本特点，那就是楼层很高，规模很大，人口很密。

住房市场化改革令千千万万的家庭都从熟人社区转移到了陌生人社区。像孩子这种极其柔弱、易受攻击的物种，就必须受到严密的看护，因为人类对陌生人的恐惧，可谓由来已久。

我记得自己上小学之前，经常会在村子里游荡一整天。当时，整个村的人口规模不足一千人，基本上每个人都知道我是谁家的孩子。所以，母亲对于我在外游荡一天，并不会感到焦虑。只要不是天黑还没回家，她都可以安之若素。

在今天，极少有城市里的父母敢把自己五岁的孩子放在楼下哪怕一分钟。甚至，就算孩子已经在幼儿园，有些父母也会忍不住打开手机，看看监控里的情况。父母默认从邻居到老师，都是不可信任的，由此带来的投入成本，就是必须要安排一个成人时刻紧盯孩子，在家如此，出门更如此。

富有活力的小区育儿群

回到一开头说到的房子话题，我之所以改变了对好房子的定义，就在于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频繁感受到建筑空间布局差异，能带给孩子截然不同的影响。

我住在广州南郊一个中等规模和档次的大型小区。大型小区内部又分作ABCDE等几个小小区。我们住A区，但妻子加入的妈妈群却是B区的。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呢？起初我以为是偶然现象，可能就是妻子跟B区某个妈妈先认识的缘故；但后来，我发现加入B区妈妈群完全是一种必然。原因在于，B区公共空间的布局，令来遛娃的妈妈们很容易进行连接。

先介绍一下A区的情况。A区每栋房子六层高，一楼和顶楼都是复式，三四五则是单层公寓，一个单元10户人家。在一个呈“U”型的绿化带两侧，坐落着22栋房子，除去未入住的人家，户数在200左右。绿化带的中间是一条贯通的人行道，宽约1.5米，主要供行人和快递三轮车通行。

半年多以前，U型绿化带的一头修好了一个大概150平的小广场。这个小广场很快成了A区0-3岁孩子玩耍的地方。不过，这个开放的小广场，至今还没有建立起微信群。相反，在B区，则很早就出现了妈妈育儿群。

B区的情况是这样：全部房子都是4层或5层的公寓，没有复式，一共15栋左右，一个单元也在8-10户之间，总户数在120户左右。B区的公共空间是一个周长150米左右的椭圆形区域，公共区域的总面积超过1000平。这个区域有绿化、沙坑、凉亭和健身器材，周围一圈人行道，宽度足以开进消防车。此外，与A区小广场相比，B区的是一个封闭区域，进出需要刷卡。

在B区生活的孩子，一到傍晚，没上学的孩子在沙坑里做沙堡，荡秋千，从幼儿园放学的孩子则骑车、打闹，他们吵闹的笑声，在客厅或厨房忙碌的父母是可以听见的。我的一个朋友就在B区，4岁半的孩子经常在下面玩，而父母则在家里忙自己的事。孩子需要一个足球或一块拍子，只要对着家大吼几声爸爸妈妈就可以。

因为B区公共空间足够大，而且处于封闭状态，所以每天定时遛娃的妈妈们很快就熟悉了。向我们这种跨区域来B区玩的，也不算少。一来二去，我们就和B区同龄孩子的父母相熟了。儿子2岁生日前后，我们带他来参加过好几次同龄小伙伴的生日派对，地点均设在B区的草坪上。

儿子很喜欢这样的派对，有的吃，有的玩，还有地方追逐打闹，谁会不喜欢呢？在这种交流中，B区妈妈育儿群的建立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而在这群里，妈妈们相互共享资源，一起吐槽爸爸，还办了自己的读书会，算得上是非常有活力的小社群。

A区和B区育儿网络形态的不同，让我意识到，造成这一区别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各自小小区建筑空间布局的不同。我尝试着总结了一下，之所以B区妈妈能够组织起有活力的妈妈群，原因有三点：

第一是B区公共空间比A区大很多，可以承担更多的活动；

第二是B区的空间是封闭的，而A区是开放的，后者会带来人员更多的不确定性；

第三是B区空间周边的户数少，人口规模小，形成熟人网络的时间成本更少。

宝贵的半小时喘息

城市化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所以作为一个超大型的陌生人社会，大城市里的绝大多数人，永远都只是我们一生中的陌生人。但是，这种陌生人状态不仅带来了“小悦悦”式的危机，也导致了这一代父母在育儿上的极度焦虑。无论是父母还是老人，还是保姆，因为对陌生人的恐惧，使得他们必须时刻保持专注，这令看护者缺乏“喘息”之机。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小区能够提供一个封闭、足够大的公共空间，那么就可以帮助这个小区形成一张互助育儿的网络。有了这张育儿网路，大多数母亲可以获得一定的喘息。

举个例子，当一个妈妈有点事，想走开30分钟，那就可以让边上的妈妈帮忙看一下。这半小时，对于很多妈妈来说，是极其宝贵的，这一点但凡带过孩子的人，都明白其中的意义。

在B区，半小时喘息是可以实现的。而在许许多多的社区，尤其是市区高层建筑群，公共空间很小，更谈不上封闭，加上单位空间内的人口密度很大，几乎不太可能形成一个育儿网络。即使能够组织一个育儿微信群，但由于群的规模会比较大，所以很难频繁组织活动。这样一来，这个群的实际作用就下降了。

在育儿这件事上，一味线上互动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加入线下功能才能真正缓解焦虑。假如一位妈妈独自带着孩子，可以加入互助网络，偶尔一起做饭吃饭，互相帮忙看个孩子，这本身不仅对妈妈很重要，对孩子也非常重要。

对于孩子来说，跟同龄伙伴频繁的交往，有助于让他/她进入一个集体，感受竞争和合作。在独生子女占多数的今天，很多孩子从小天然认为别人必须服从自己，满足自己的要求，但能够稳定进入一个小伙伴群体，就被迫提升自己分享、合作、妥协的能力。

然而，这种实际上属于最优等级的早教活动，却很少有人去探索。相反，许多父母选择每年花好几万去一个高端早教班，然后驱车来去2小时，跟一群陌生的孩子互动一个半小时。

导致这一现象普遍的原因，就在于育儿网络的缺失，因为对于许多父母来说，并不认识足够且可信赖的邻居。当然，这些父母的认知谬误也是原因之一，但总之，他们花了更多的钱，获得了更糟的后果，这一点无疑的。

从出生到青春期，孩子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区，拥有一群稳定的混龄朋友，这是非常重要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讲座教授罗伯特·帕特南，就非常强调社区同伴的作用。他为此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即一个社会中存在的网络、规范和信任。

一个社区，如果大家都不认识，没有网络，就谈不上形成信任和互惠。一个社区没有“社会资本”，那么每个人、每个家庭就是原子化的。在原子化的状态里，人一定会焦虑，育儿就是一场焦虑不断升级，几乎没有尽头的战役。

从这个意义上，如果你在一个社区，你愿意让邻居看半小时孩子，邻居也愿意帮你看半小时孩子，这就达构成了一个判断你房子居住价值高低的关键指标。而这个关键指标的背后，最重要的也许不是地段，不是面积，而是公共空间的大小及布局。

低生育率的陷阱？

我和妻子偶尔会讨论二胎的设想，得出的结论是：生二胎的前提之一就是育儿环境发生改变。有一句房地产广告大概是这样的，“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个关于院子的梦想”。有了孩子后，我深深地领悟到了院子对育儿的现实意义。假如有了一个大院子，几个孩子就可以自己在院子里玩，如果再养一条狗，跟孩子一起玩，活脱脱美式中产家庭的生活。

此前，在一个育儿群里，我曾和人讨论过一个问题：同样是全职带娃，为什么美国的妈妈可以一个人对付三四个孩子，而许多中国妈妈面对一个都在逃避？讨论的结果是，同样的房价，美国中产阶级住的是独栋别墅，但在北上广深只能买一个郊区公寓。如果你想住市区，那一定是高密度超高层，环境肯定还不如郊区的低层公寓。

有一个封闭的大院子，母亲和孩子可以相互成就，解放彼此。母亲不用担心陌生人威胁孩子的安全，孩子不用因为玩耍空间太小，没有户外活动而焦躁。所以，美国妈妈的一个优势就是占了房子的便宜，中国妈妈的劣势，就是输在了育儿空间太狭窄。

无论是美国中产阶级居住的带院子的别墅，还是B区居民拥有的封闭大花园，应对的都是育儿过程中的安全看护问题。一旦父母可以从养育看护过程中解放出来，父母和孩子的幸福指数都会更高，亲子关系也会更好。

无独有偶，我在前几天偶然看到了一篇题为《公寓楼住宅楼：欧洲和东亚生育率的第一杀手》的文章，作者剑指高密度住宅楼是欧洲和东亚生育率长期处于低水平的罪魁祸首。从我个人的育儿经验来看，文章归因可能过于简单，但是，社区建筑空间的布局和人均空间，的确影响了育儿的疲劳度，在客观上，一定会影响生育意愿。

人类是一种群居动物，对同伴的渴求催生了家庭、社区、城市和国家。但在今天，在高歌猛进的城市化中，我们原先的社会关系被彻底击碎，来到新的社区之后，却无法重建一个熟人社区。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政府、开发商，乃至于购房者，对于小区建筑规划带给人际关系、育儿网络的影响采取了完全忽视的态度。

也正是这种糟糕理念的支配下，人际交往的需求被忽略了，孩子的自由、安全、轻松的玩乐空间被牺牲了。在偌大一个社区，大城市的父母很难找到一个可信任的人，帮自己看一会儿孩子。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巨大的遗憾，也是一种莫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