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先生和朱先生这一辈人,经历了军阀混战、抗战流离、内战动荡(张先生还经历了跟军阀抢老婆),他们的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在任何时候,面对钱财和诠释,他们总是风轻云淡。这种风轻云淡,离不开家人的支持,正如朱传荣阿姨曾经说过的那样,“我们家从来都认为自己只是文物的保管者,从来没有认为是私有财产,父亲把它们捐出去,我们没有任何意见。”
▲ 1985年,朱家溍(右一)和夫人赵仲巽(中),三哥朱家源(左一)在故宫博物院建院六十周年庆祝酒会上。
而他们的夫人,也像极了古代仕女图中的女子,娴静,却又不失性格。我们那位提议唱《得意缘》的朋友,每次都要感叹,要找个这么得意的媳妇儿太难了——我知道他的标准,当然,这世界上有几个赵仲巽呢?
1993年1月9日,朱先生正在香港办事,忽然仲巽因肺心病昏迷抢救的电话,紧赶慢赶,赶上最后一班飞机回到北京,朱先生看到的是“插着各种管子,口中有呼吸机”的夫人。
仲巽不能讲话,拿笔在纸上写着,朱先生看着,泪已经滚下来。
纸上只有三个字:“不要急”。
五十天之后,仲巽走了,捐出几亿文物的朱先生为了给夫人看病办后事,欠了4万多元的债。他写了一首不算悼亡的悼亡诗,都是日常,瓶子里的花朵,盆景上的假山石,读书唱戏鉴古,他的生活里已经充满了妻子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