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成了要挟前夫的道具：因为很多父母是野蛮人

源济

孩子成了要挟前夫的道具：因为很多父母是野蛮人

2019-01-07  沈彬  大家


导读

父母太现实，法律太无力，孩子太可怜。

这个网上的“瓜”有点苦涩。

一则所谓“外交官后代退学声明”的微博广泛传播。在视频中，一名自称是北京某小学的学生姜某当着镜头，亮出自己的学籍卡等身份证件，举报自己爷爷当年“出轨”，曾经“杀过人”，还举报爷爷和自己的姑姑“乱伦”，又举报自己的父亲在离婚之后，不尽抚养义务，并且宣布退学。

公开新闻报道截图。本文不引用原视频。

之后，记者联系到孩子父亲，他称：孩子停学并非自己所导致，微博及视频中所述内容系人身攻击，已报警。

在深幽的互联网镜头前，孩子张大了惊恐的眼睛，用着最书面化的语言，咒骂着自己的父亲、爷爷，宛如一个成熟的老上访户，平静地讲述着那个似乎与自己无关的骇人的故事。

在另一则相关视频中，孩子的母亲带着孩子去向父亲讨说法，母亲逼问孩子回答“他有没有抚养过你”，妈妈一再把孩子往父亲那边推，仿佛他成了一枚攻击导弹。

这个孩子的童年可能已经毁了，小小的年纪，便被最亲的人指使，通过自己的幼稚声音去咒骂、污蔑另一个和自己最亲密的人。

孩子成变成了家庭矛盾中的人质、网络告状的道具。

但在中国，这并不是个案，甚至成为某种后现代法学家们津津热道的“地方性知识”。

1.

婚姻是个很神奇的东西，按照民事法律推定：你的配偶是这个世界上你最亲密的人，甚至超过你的父母，但是转瞬却可以因为一纸离婚协议，你们形同陌路不再有关系。

婚姻关系断了，却留下来了孩子，留下来了财产，要去争夺权利，要去推脱义务。

抚养权在法律性质上其实也很有趣，你真的把它当成权利，那它就比金子还要贵，如果你把孩子当成负担的话，那就是唯恐避之不及的瘟神。

固然，中国有人愿意花重金打抚养权的争夺官司，但是，更多离婚父母对孩子有着更“现实”的考虑。按1993年最高法《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离婚时，两周岁以下的子女，一般随母方生活。但是这个年龄段的女性一般希望能够重组家庭，很多现实的考虑就是不愿带这个“拖油瓶”，影响自己再嫁。现在很多地方的想法，要么不离婚，要离婚就彻底和孩子分手，重新开始。

我的朋友张律师有一次在朋友圈里发火，原因是代理一个离婚案子：男方不想要孩子，女方不想要孩子——难道直接让律师把孩子带回家吗？

这是一个极端，还有另一个极端，就是肉体“抢孩子大战”。

2016年，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东升法庭有一个离婚案分析，发现离婚案件当事人之间相互“抢孩子”的行为较为普遍，在涉及婴幼儿抚养权争议的离婚案件中，高达60％左右的案件，存在一方当事人或其父母强制将子女带离原生活场所、对子女进行隐匿或阻止对方当事人探望子女等行为。

在很多离婚案当中，感情已经破裂的夫妻一方，会把孩子当成自己家“私产”藏起来，通过向孩子说对方的坏话、阻挠和对方的感情交流，来达到报复对方的目的。最有中国特色的一招，便是离婚后女方让孩子“改姓”，甚至让孩子管外公叫爷爷，来达到羞辱对方目的。

前几天，衡阳一个年轻妈妈虐待自己只有2个月大的女儿，拍摄了手掌捂住婴儿的口鼻长达数秒的视频，发在朋友圈，只是为“逼”丈夫早点回家。

孩子成了成年人之间战争的武器，可以攻，可以守，可以当成人质，可以逼对方现身，可以当成“毒丸”榨取对方的财产……甚至在这次个案当中，直接让孩子抛头露面在网上控诉自己的爷爷和父亲。

资料图。图片并非本文中任一当事人

2.

中国人在“利用”孩子这方面，其实源于没有受到文明的规训。将近100年前，鲁迅先生所探讨的“我们怎样做父亲”的命题依然有意义。

本质问题是法治理念落后，没把孩子当成独立的人格来对待，而是看成各种各样维度的“有价值的资产”。

必须从价值观上对孩子“去物化”：不从社群的角度，把孩子当成未来的生产资料；不从家庭的角度，把孩子看成改换门楣的工具；不从父母的角度，把孩子看成实现自己没有实现梦想的替身。把孩子当成人，这才是社会的巨大进步，保护未成年人不是因为未成年人“有用”，而是因为他或者她是人！

中国的婚姻家庭法“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中国的第一部民事法律就是1950年的《婚姻法》。而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民法通则》《未成年人保护法》里就规定了撤销监护权制度，但是直到2014年，最高法、民政部等部门公布了《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终于让空转了20多年的“撤销监护权”落地。从《婚姻法》第21条第3款“禁止溺婴、弃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你大概可以窥见了我们家庭法治文明的水位在哪里。

相对于中国移植外国经验的发达的商法，现行的《婚姻法》还相当落后和粗疏。在现实中，哪怕是北京上海的白领，面对孩子时，内心也可能就是个野蛮人——要么觉得孩子是个累赘，要么觉得孩子是自己的财产。

中国的《婚姻法》是空心化的，它既没有传统儒家的宗法社会的法益内核，现在也褪去了打破封建礼教的革命诉求，更不要说引进基于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价值之锚。

具体来说，在中国的法律审判当中，有关抚养权和抚养费的规定是相当粗疏的。（编注：按中国法律规定，子女抚育费的数额，可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有固定收入的，抚育费一般可按其月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比例给付。负担两个以上子女抚育费的，比例可适当提高，但一般不得超过月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无固定收入的，抚育费的数额可依据当年总收入或同行业平均收入，参照上述比例确定。）

法律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导致离婚的夫妻之间矛盾重重，判决得不到执行，把孩子当成工具去要挟对方。

法院判决的抚养费是相当低的，通常只有一个月几百元。现在养一个孩子就是养了一个“碎钞机”，上课、吃饭、课外辅导班、旅游，就算是穷养，一个月要几千块钱的成本，但是，长期以形成的司法实践就是几百元“饿不死”的标准。

甚至就是这点钱，也很难通过法院来执行，往往还得逼着孩子去讨债。而在很多西方国家，关于怎么支付抚养费，本身有一套法律体系支撑：英国1991年和1995年的《儿童抚养法》规定，如果父母一方拖欠抚养费，银行会送去欠款通知单，并会试图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儿童抚养机构可以指示受委托者从支付者的收入中扣除；如果不支付，儿童抚养问题机构可以请求地方法庭启动强制执行程序，通过扣押财物强制其付款，或者在县法庭通过第三债务人程序，或支付令，直至最后将其关押来要求支付。

史铁生说：“命运从一开始就不公平，人一生下来就有走运的和不走运的。”不幸的是，很多孩子生下来就摊上了一对不靠谱的父母。更糟糕的是，我们的《婚姻法》还停在上个世纪，没有贯彻未成年人权利最大化的原则，却满满是“清官不想断家务事”的高冷。

就中国来说，未成年人的权利，其实也是最近二三十年里刚刚建构出来的，而很多成年人还是“野蛮人”。父母太现实，法律太无力，孩子太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