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相信我没对他撒过一次谎，可是……

源济

孩子相信我没对他撒过一次谎，可是……

2018-12-25  宋金波  大家


导读

这个世界上对自己的孩子说谎而无所顾忌的父母自然有，恐怕为数还不少，但不妨默认能够读到眼前这篇文章的你，是希望孩子有诚实的品格的父母，在不得已对孩子说谎时，心上会有哪怕最低级别的疼痛。

“爸爸（妈妈），真的有圣诞老人吗？”

这个圣诞节的朋友圈和微信群里，至少看到六七位父母略显纠结地提到孩子问了这个古老的问题。其实并不好回答，何况在中国还有一些特有的引申问题，毕竟圣诞老人不是黑眼睛黄皮肤。有朋友在朋友圈吐槽，她某位广西网友的孩子因为说自己过圣诞而被班主任老师在全班点名批评，宣布圣诞老人是“坏人”，娃因此而被同学嫌弃孤立。

这自然不是朋友圈惟一的节日背景音。也有朋友在人民大会堂发带定位的朋友圈，晒出人民大会堂《经典传承音乐会》的节目单，最后一首是《铃儿响叮当》；另一位广州的朋友则给我看了她收到的印着“Merry Christmas”的红色小礼盒，是支部送的。对这些信息，她们都有自己的理解。

但问题仍旧在。不仅是“真的有圣诞老人吗”，还有“圣诞老人是坏人吗？”

刷朋友圈时，我一直在想假若儿子问我这样的问题该如何回答。起心动念的一刻我却先大声问了他一句：“我曾经骗过你吗，儿子？”

卡先生正在毫不专心地做作业，第一时间干脆地回答：“当然没有！”

在卡先生刚出生时，我就宣布要做一个不对孩子撒谎的父亲。大概在我四五岁时，为了让我去做一个明显对自己不利的证词（大约是闯了什么祸），我父亲以“去月亮上抓兔子给你玩”为由把我诳到现场。玉兔当然是没有的，后果是直到今天我仰望明月都会想到这段往事而深感惭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谎言太过拙劣而我却上了当。

这段童年阴影也让我对欺骗和隐瞒多少有些深恶痛绝。我自认毛病太多，完成一个好父亲的角色很难，“不撒谎”的榜样，相对来说容易做到。

卡先生十岁了。每当他对父母的决定或承诺有所怀疑，我都立刻祭出这件法宝：“我曾经骗过你吗？”

当然没有。他一直相信我从未对他说过谎。

但是——每个为人父母的成年人都明白这个“但是”是一定会跟上来的——父母可能做到在所有的事情上始终不对孩子说谎吗？

并不能。我的初心当然是严肃、真诚的，但是最终我发现就算把“不说谎”当作信仰，也无法保证在孩子面前不说谎。这就像婚礼上“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誓言大部分出自真诚，但其实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婚姻不会变成越来越高的离婚率的分子。

所以“不曾骗过你”本身就成了个大号谎言。毫无疑问这个谎言总有被揭穿的一天。我希望这一天能来得晚一点，最好在他知晓真相的时候，已经可以理解，有些谎言有善意的初衷，有更好的后果，甚至有不得已的被迫。好在他眼下对我的文字没半点兴趣，至少不会于此刻穿帮。

电影《大鱼》剧照，该片给出了一道爱与真假辨别的证明题。

说谎大概是人类最古老也最普遍的行为。在生活中它无所不在，无可避免。尽管我希望能努力给孩子做一个诚实的榜样，但我丝毫不认为他真的必须（以及能够）杜绝说谎。过分洁癖式的维护一个无谎言环境，往往会导致简单粗暴的后果。

更有甚者，有人乐于揭穿他人的谎言，丝毫不顾及有些谎言是利他的、无害的、人道的。美国专栏作家兰德斯说：“真相同样可以拿来伤人，甚至使人痛不欲生。”揭穿某些谎言，可能对受骗者甚至第三方造成羞辱，就好像有些特别热心肠的、把闺蜜被劈腿的事实当众告知的“好朋友”所做的一样。

保罗·埃克曼在《说谎》一书中写到：说谎者绝不应该轻率地以为，任何受骗者都应该蒙在鼓里；抓谎者也绝不应该轻率地以为，自己有权说破每个谎言。

[美]保罗·埃克曼/邓伯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保罗·埃克曼是专门研究人际关系中欺骗行为的专家。他给“说谎”的定义，是隐瞒和捏造信息。这也意味着，当人们在本应指出某种事实而选择了缄默的时候，就是在说谎。

成人世界的说谎行为模式，已经被研究得相当透彻。成人通常可以轻松应付那些不得不说谎的场景，诸如“在危险情况下你先救谁？”“我是不是今晚派对上最美丽（优雅、有趣）的女人？”人们也很容易背判断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更倾向于说谎，甚至会从中得到乐趣。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人们则会因为自己说谎而产生更强烈的罪恶感和羞耻感——两者其实并不一样，羞耻感更多是因为担心被人揭穿。

用保罗·埃克曼所举的例子吧，比如说，说谎者与欺骗对象之间如果没有相同的社会价值观，那么欺骗的罪恶感通常可有可无，“如果妻子性冷淡而不愿同床，花心的男人隐瞒外遇可能会毫无歉疚；革命分子或恐怖分子欺骗政府当局的眼线，说什么也不会感到罪恶。”即使双方有同样的价值观，一些谎言也会被认为是必要的，无需有罪恶感，比如医生给患者开出安慰剂。

按照“一个人能选择不说谎而说谎，才是说谎者”的定义，有些时候，谎言根本就不能算是说谎。比如说，因为谎言长期被反复重复，说谎者连自己也信以为真，就可以不算说谎。保罗·埃克曼举了墨索里尼在战争的一个例子，说明这位蛊惑界的大师是如何把自己骗倒的。

除了这些特殊情况，说谎而毫无羞耻感和罪恶感，被认为是精神病态人格的标志。

但这毕竟是成人间的说谎。当面对的是孩子呢？很多成人间的标准都会失灵。孩子作为被欺骗的一方，通常是不具备任何反击能力的，或者说，说谎者并不承担什么直接的后果，除了孩子本身的成长和感受。另一方面，孩子在成人面前，也不是完全对等的一方。作为亲人的成人，实际上既有引导、培育的职责，也有保护的职责。而在今天的很多家长看来，这些职责在有些情境下，是会互相冲突的。

“圣诞老人是真的吗”问题，是其中一种。当然，这也是非常普遍的问题，无分东西。很多西方国家的家长面对这个问题时，也会相当烦躁，当孩子相信圣诞老人真实存在时，带孩子去别人家串门都怕被其他孩子说出实情，自己孩子难以接受。

争议一直存在，伦敦大学一位哲学系教授David Kyle Johnson曾在论文中专门讨论家庭伦理中的“圣诞节神话攻防战”。他倾向反对父母如此积极维护圣诞老人的谎言，因为它最终可能侵蚀父母在孩子心目中的权威，并阻碍孩子的批判性思维，“如果你的孩子在 5 岁时就认为圣诞老人并不存在，你应该感到自豪，在儿童发展时期中，如果他能提早进入下一个阶段，都是值得庆祝的。”

但在中国，圣诞老人的真伪问题，远远算不上一个真正的问题。我曾不止一次见过有家长吐槽，说自己给老师“表示表示”的时候（礼品卡、购物卡、化妆品之类），被孩子看到。我也见过一些家长说起，自己的孩子目睹老师对一些“差生”当众采取一些羞辱式教育，受到很大心理冲击。在孩子就此提出问题时，家长回答前往往踌躇难决。

不管怎样，我对卡先生说过的谎确实极少，少到屈指可数。然而，这些谎言，也总让我处于两难境地。更多的顾虑，都是集中于“有没有必要让他这么早知道事实是这样的”。

我曾经写过一个例子。卡先生四年级时，班里一部分小同学因为新来代课老师教学简单粗暴，居然想到互相用小纸条联署“串联”，表达不满。老师发现后，要求学生互相揭发，把涉事家长叫到学校“问罪”。同样涉案的卡先生在事后颇感惶惑，一是不知道是否应该表达不满，二是不知道是否应该“出卖”同学。这样的情况下，回答颇费斟酌。假如“隐瞒”也是说谎，那么连“顾左右而言他”也成为一个可疑选项了。

另外一种情况更为普遍。比如说他在五年级学的一篇课文。

在这篇名为《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的语文课文中，作者以一个小学生的身份给（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先生写信，他爸爸作为联合国的一名军事观察员，在执行维护和平行动中牺牲了。

在要求背诵的两段中，有一段是这样的：

“现在这顶蓝盔回来了，但它是钉在爸爸的灵柩上回来的。我们如约捧着鲜花，接到的却是爸爸那覆盖着国旗的遗体。鲜血染红了他的征衣，腕上的手表浸满了凝固的血。爸爸的嘴张着，仿佛在呼唤着什么，啊！我听见了，妈妈听见了，在场的叔叔阿姨听见了，全世界都听见了，他呼唤的是‘和平！和平！和平！’”

卡先生于是问：“为什么他爸爸的遗体覆盖着国旗，他还能看见手表？为什么这么久了手表上的血还没洗净？”

我相信相当多的父母都曾经面对类似情境。你们都会怎样回答呢？

这个世界上对自己的孩子说谎而无所顾忌的父母自然有，恐怕为数还不少，但不妨默认能够读到眼前这篇文章的你，是希望孩子有诚实的品格的父母，在不得已对孩子说谎时，心上会有哪怕最低级别的疼痛。

相比“圣诞老人是个坏人吗”这样的问题，“圣诞老人是不是真的”，已经是最容易解决的难题。

无论是不是“善意的谎言”，回答孩子们这样的问题，需要的已经近于一种“艺术”，就像“领导艺术”、“军事指挥艺术”一样。但反过来，这也使任何回答都主要出于“善意”而非“善”本身，甚至也不再顾忌“真相”与“审美”。“善意”只是因为“大家都这样”“我自己也改变不了什么”“不一样你长大以后会吃亏”……等等理由。它只有相对而言的标准，不是出于内心善恶明晰的判断，而是出于——甚至回答者自己也知道——某种恐惧。

一定有读者留意到，关于卡先生问我的两个问题，我一直没有公布答案。我的选择是对你们隐瞒答案，我不会告知你们我怎样回答卡先生。这么做符合说谎的大部分特征，但显而易见，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也是一个“善意的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