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故事计划》第234期：我的哈佛路

源济

我的哈佛路 

2017-10-22 何江 真实故事计划

出生于湖南农村的何江，在经历了贫困和劳作的童年后，在2016年，作为哈佛大学优秀毕业生登上毕业典礼演讲台，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大陆学生。

这是真实故事计划的第 234 个故事

一

一九八八年的大年初一，我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停钟村。我爷爷觉得龙年正月初一出生是个好兆头，预示着我今后将像龙一样飞跃。在当时的乡村，人们普遍认为，名字将会左右一个人的命运。为了让我一生都有好运，爷爷决定给他的大孙子取个大气的名字。 

我们何家到我这辈，五行都缺水，因此孩子取名或多或少和水相关。比我大几岁的两个堂哥分别取名为“海”、“勇”（取‘涌’音），我的堂弟取名为“水”，爷爷给我取名为“江”。

在我出生年份左右，附近的村子才开始通电，所有和电相关的物件都是奢侈品。尽管家里条件艰苦，但给我做满月酒的时候，爷爷还是请了皮影戏艺人，让他们在一排白炽灯下，演了一出大戏《杨家将》。那算是我们何家做得非常热闹的一次酒席，直到现在，当年参加满月酒席的亲戚仍然记忆犹新，津津乐道。 

我的父母都是农民。

父亲出生在停钟村，母亲则出生在与停钟村北面相邻的兴无村。两村之间隔着一条叫乌江的河，作为两个村子的分界线。

父亲虽是农民，年轻时却曾在县城饭店当过厨师。不过，在我出生的时候，他已经辞工了，一心待在村里侍弄家中的几亩田地。他上过学，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底读了多少年。他自己说他读完了高中，但乡亲们说他吹牛，因为村庄里他那一辈的人，没几个读过高中的。父亲的脑瓜特别灵活，脑筋转得很快，尤其是在和钱相关的事情上。尽管几十年来，他一直没赚到大钱。

和父亲不同，我的母亲没有多少机会上学。她在读四年级的时候，便在外公外婆的要求下退学了。那个年代，乡下重男轻女的思想比较严重。作为长女，母亲自小便要帮忙打理家务，好让她的哥哥——我的舅舅能够安心上学。她爱读书，四年的学习生涯中，她的成绩一直很好，这更让她觉得遗憾，到现在，她还会念叨，如果不辍学的话，没准她会嫁到一户富贵人家。 

世事难测，母亲倒也没过多抱怨。退学后，她从外婆那里学会了织渔网，并成了村里织网的能手。她的这项手艺，在往后的日子里，将给家里带来不少收入。

我的弟弟也是在正月里出生的——正月初二，比我小了两岁。弟弟的小名叫“沟伢子”，因为他出生时，老家旁边有一条水沟。 

我们兄弟俩出生的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推行得非常严格，我们家因为违反政策被重罚了，这让本就贫困的家庭更是艰难。

弟弟出生那年，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冰天雪地里，长辈们在村里四处求人借钱。这个艰难的开头，让迷信的爷爷觉得小孙子的命数需要贵人扶持，于是他找村里的算命先生卜了一卦。算命先生说，这个小孩，会从他哥哥那里得到扶助，并劝我爷爷给小孙子取名的时候，把这个命理考虑进去。因此爷爷给弟弟取名“蛟龙”，蛟龙生长于江河，也算是依了算命先生的建议吧。

弟弟在何家年幼一辈的男丁里排行老五，我是老三。和我乖巧的性格不同，弟弟自小便很淘气。他常常倒腾家里的锅碗瓢盆，玩坏了便会招来父亲的一顿训斥或是责打。打疼了，哭几句，但就是长不了记性。

记得有一次，弟弟不知从哪里抓来了几条鱼，但又舍不得吃，他便偷偷将鱼扔进了家中的水井里。水井氧气含量少，没过几天鱼便死了。鱼腥味和死鱼尸体腐烂的味道，从水井里扩散出来，闻起来恶心极了。父亲很快发现了井水异常，便开始审问我们兄弟俩。 

弟弟坚持不认错，尽管父亲知道是他做的。看到弟弟错不悔改，父亲怒上心头。为了让弟弟明白事态的严重性，父亲提着他把他悬在井口，狠狠地警告他，要是再不承认错误，就松开手，让他和那些死鱼一起待在井底。弟弟被吓傻了，不得不坦白了所有事情。 

父亲常说，小孩子只有被打了几顿后，才会知道什么事情是该做的，什么事情是不该做的。打得越多，记得越牢。那一年，因为弟弟的无心之举，我们家的那口老井需要消毒清理。父亲花了好大力气，用轱辘一桶一桶把井底的脏水提上来，清空后，他再在井里撒上石灰粉，等着地下水慢慢渗透，把细菌和腐烂的味道驱除。 

整个过程花了将近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父亲每天都要来来回回走好几里路，到村里其他人家的井去挑水。每次挑水的时候，父亲都会恶狠狠地盯几眼弟弟，而弟弟则会内疚地躲在母亲身后，看着一桶桶水在缸里泛起涟漪。多年后，我们兄弟俩闲聊，我还会拿这件事调侃弟弟。

我和弟弟在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母干农活了。父母当时并不能预见他们的儿子将来是否有出息，他们有点隐隐担心，要是将来两个儿子找不到工作，要怎么过日子。乡里人常说，学会了种田，就一辈子不愁自己的饭碗。因为这个缘由，父母对教我们种水稻这件事，很是上心。

我们四五岁的时候，就被带到田里跟着大人干农活，这在当时的村里很常见，我们这一代农村长大的孩子都经历过。不过比我们晚出生几年的小孩，因为条件好了，不一定会被要求下地干活。

我们一家四口人，将近分了八亩水田。八亩水田约莫能产五六千斤稻谷，上缴农业税后，剩下的便是我们家一年的收成。进入新千年，国家决定给农民减免农业税，缴粮自此成了历史，不过这些都是后话。我们生产的谷子大部分是给人和牲畜吃的，偶尔有剩下，父亲便会把谷子卖掉，好换点钱补贴家用。再加上养猪挣上的一两千块钱，便是我们家在九十年代主要的年收入。

图|何江的故乡湖南省宁乡县停钟村

那个时候，父亲最大的梦想是成为村里的“万元户”。那时银行还未在乡村流行，父亲说，如果他有一万块钱，他会把钱一张张地藏在箱子的夹层里。父亲这么一说，让我和弟弟对家里所有的木箱产生了兴趣。我们常幻想，趁父母不在家时，从木箱里偷点钱买糖吃——不过，幻想终归只是幻想。直到二零零年之后，父亲才实现“万元户”的梦想。 

湖南以水稻为主要农作物，多是双季种植。我出生的年代，水稻种植全靠人工，因为没有机械进得了满是淤泥的水田。我们用水牛犁田，锄头除草，镰刀收割水稻，扮桶给稻穗脱粒。这些都是最为传统的农作方式，效率低下，也很耗精力。随着乡村的变革，它们都将被现代化的农业耕作方式取代。 

传统农业效率低下，农民买不起化肥农药增进产量等问题，因此水田产出的每一粒稻谷便显得尤为珍贵。九十年代初，村庄里有时仍会有一些人家因稻谷产量过少而揭不开锅，他们会面带难色地请求其他人家，匀一点粮食出来，接济一下，好让他们过渡到下一个收获季节。

父亲借此教育我和弟弟，既要体谅人家的难处，更要珍惜碗里的白饭。吃饭的时候，要是我们在饭桌上掉了饭粒，父亲便用筷子打我们的手，让我们捡起来吃掉。我自此对粮食有了敬畏之心，直到现在，尽管在城市里生活了很多年月，我对浪费粮食仍然有种近乎本能的内疚。

二

我五岁时，父亲在母亲的鼓励下成了渔民。 

每年冬天，他会跟随村里其他渔民到湖北或是江西，开始长达三个月的捕鱼生活。那是父亲少有的出省工作机会，也是他经常向人吹嘘的打工经历。打鱼生活让父亲开阔了眼界，也让他从停钟这个小山村走了出去，头一回领略到国家的广大。 

每年年关将至的时候，他就会背着一袋子充满鱼腥味的衣服、棉被和一些淡水湖鱼，出现在村口。他也会给我们带一些小礼物回来，好让我们更多地了解外面的世界。

我六岁那年，父亲带回了一口高压锅，它在当时的村里是个稀罕物件。父亲回来的那天，好多人来我家，围看父亲组装高压锅：锅身、锅盖、密封胶圈……组装完后，乡亲们要求父亲用高压锅煮一锅水。父亲开心地应允。

父亲把水倒进高压锅，然后，把高压锅放在柴火灶上。烟火烘烤不锈钢锅底，很快就把锅底烧黑了，看得我很是心疼。水很快烧开了，排气口喷着粗气，好像快要爆炸的样子，一些邻居吓得直往后退。这口高压锅我们家用了十年，直到它的塑料手柄几乎融化了才被扔掉——这大概是我童年里头一回接触的“高科技”物件。 

大概在父亲带回高压锅的那年，我们家老房子的厨房和猪圈，在一场大雪中倒塌了。我当时并不懂事，只觉得砸死的那几头猪，在雪地上鲜血淋淋的场景，很是恶心。出事那天，我站在曾经的猪圈口，抓起地上的碎土块，朝附近想舔猪血的野狗掷了出去。野狗被打退，我便“咯咯咯”地笑，好像家中的变故，与我没有多少关系。 

父母站在毁坏的房子前，忧心忡忡。房子倒塌后，他们在雪地里埋头苦干，把厨房里的东西挖出来，一点点挪到还未倒的另一半房间。然后他们在附近的山里砍一些树，用来支撑住未倒的那面摇摇欲坠的土墙。那年的冬天在我印象中显得格外的冷，也格外的长。夜里，冷风吹进破墙，我便会问父亲，天气什么时候回暖，我的手脚什么时候不再冰凉。

开春后，父亲决定建新房。因为家里没多少积蓄，所以建房子的材料大都需要自己亲手准备。

父亲先在附近的山头挖红泥，和上水，放在木质模具里做成一块块泥砖。泥砖晾干了，父亲把它们一层层叠起来，放进临时搭建的砖窑。他在泥砖缝隙里填满碎煤，糊上泥巴，用炭火烧烤泥砖，足足花了二十天，泥砖才变成红砖。

红砖出窑后，父亲到附近山头，买回来好几车石灰。石灰并不能直接作为涂料，需要纯化后才可以用。所幸父亲对这个工艺也很是熟悉。 

他先给石灰浇水，使它们受热膨胀炸开，作为“发石”。石头碎了后，他再把它们抛入挂在水池上的过滤铁丝网上，进行“滤石”。过滤后的粉末和水充分发生化学反应，才能成为用做涂料的氢氧化钙，是为“沉石”。当然，我对这些化学反应不熟悉，只觉得往石头上浇水，石头就发热膨胀，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一点一点，修建新家的材料逐渐准备齐全了，然后是盖房子，搬新家。在孩子的世界里，一切都发生得如此简单自然，就好像睡了一个长觉，睡觉之前，我们还住在冰冷的土砖房里，睡醒后，便搬进了宽敞的红砖屋。新房子刚盖好的那段日子，父母脸上总是堆满了笑容。 

图|何江的父亲

家里新房盖好后，父亲的弟弟、我的叔叔，也开始翻修他家的房子。叔叔自小体弱，一直干不了太重的体力活，成年后便从事泥瓦匠这种相对轻松的职业。他的泥瓦活很好，在村子里帮很多人家盖过房子。不过，那个年代盖房子不挣钱，叔叔家也没有多少积蓄。看着父亲盖了房子，叔叔有点耐不住，也想一个人盖一栋楼房。他很卖力，除了上梁请人帮忙，两层的楼房几乎都是由他一人一砖一瓦砌好的。 

可惜的是，叔叔没来得及好好享用他亲手盖好的楼房。在房子将近完工的时候，他被诊断出癌症。不到半年，他便离世，只留下一栋还未封顶的房子，给我婶婶和他们不到五岁的儿子。 

那一年是我童年记忆里灰暗的一年。当叔叔被诊断出癌症时，我的父亲仍在江西打鱼。因为没有电话，信件也不通畅，父亲对于叔叔的病毫不知情。爷爷带着一家人，在村里四处筹钱。由于治疗癌症的费用太贵，乡里人家也没有多少积蓄，很快，叔叔便因为付不起医药费而离开了医院。我们只能用一些土方子减轻叔叔的病痛，但叔叔的病情越来越重，直到父亲年底从江西回来，我们才有钱再次把叔叔送进了医院。 

癌症在那个年代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尽管父亲打鱼的所有积蓄都花掉了，但叔叔的病还是没有任何好转。很快，医院那边便传来了叔叔的死讯，得知消息的家里人无不撕心裂肺地痛哭。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父亲掉眼泪。悲剧还在持续，丝毫没给我们家喘息的机会。 

三

叔叔去世后的第二年，一场洪水席卷了中国的南方。乌江河水在连续几周大雨后，村里不少靠近河堤的人家都进了齐腰的水。好在我们家靠近山脚，地势较高，水漫不过来。不过，因为村里水田大都靠近乌江，所以，家里的水稻田没逃过洪灾。几周后，洪水退去，秧苗几乎全被毁掉，家里上半年的收成便没了着落，父亲期望通过田地收成偿还叔叔治病所欠债务的想法，就此泡汤。

那一年，我恰好十岁，还从未看过洪水的我觉得好玩，经常一个人偷偷跑出去，站在村子高处看洪水，或是在浅水滩里捕鱼。一场洪水，在大人眼里是悲剧，在小孩眼里，却充满了乐子，多年以后，再想到这件事，我心里五味杂陈。 

洪水退后，爷爷便一直咳嗽，体力也日渐虚弱。他一直是个健硕的老人，便不觉得自己患了什么大病，总是安慰家里人说，咳一阵子就好了。因此，他拒绝花钱看医生。或许是爷爷知道家里没什么钱给他看病吧，又或许他觉得，死并不是那么可怕的一件事，生死在天，富贵由命。

不到半年，爷爷的病加重到只能躺在床上。很快，爷爷离世了，离世之前，他没来得及和儿女们，说几句最后他想说的话。 

乡下的成长经历让我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好奇，而这好奇心在我成长的不同阶段，帮助我克服了很多困难，也让我在一个新环境里迅速成长。 

爷爷去世那一年，我刚好小学六年级毕业。

我四岁起，便进了村里的小学——倒不是因为我天赋异禀，而是四岁那年，父亲觉得我妨碍他们做农活，便说服老师让我进了学前班。村里规定入学的年龄是六岁或七岁，我年龄太小，老师担心我跟不上班级进度，而拒绝了我的入学请求。可父亲觉得只要我能在班里坐得住就行，并不要求我在课堂上学到什么东西。我倒也听父亲的话，进了学校，一直在角落里安安静静地坐着。这一坐，让老师觉得我比那些大孩子容易教，我于是也就成了村里入学最早的学生。

我在村里小学读书的时间很短，只有一年。一年后的暑假，一场大雨淋垮了好几间教室，学校从此就解散了。我于是不得不在升入一年级的时候，转学到邻村的学校——竹山小学。学校离家有好几里路，要穿过长长的田埂和好几个小山头。

孩子们无论年纪大小，都是自己走路上学，我每天要走近一个小时的路，才到得了学校，要是碰到雨雪天气，花的时间便更多。冬天里天黑得早，亮得晚。有时候早晨我还要摸黑上学，被山林里的虫鸟声吓坏，再联想一些听到的鬼怪故事，好几次，在上学路上，我被吓得大哭。

上学路上发生的也不一定都是心酸事，有些经历还挺好玩。山涧里，经常有一些小朋友抓鱼或抓螃蟹。或者，在水稻田里，有些小孩因为在学校里踩了其他学生一脚，而在路上约架。又或者，几个要好的伙伴，跑到山里抓鸟雀。

那个时候生态没被破坏，村子附近有许多野生动物，比如兔子、麻雀、黄鼠狼和鼹鼠等等。手快的孩子经常能在上学路上抓到一两只，带到学校里炫耀，弄得其他同学的心里直痒痒。

我弟弟那个时候痴迷养蚕，多的时候养过几千条，养肥了，他便把蚕带到学校，兜卖给那些不会养蚕但又想养小宠物的同学。直到现在，我仍记得弟弟养在卧室的那些白蚕啃食桑叶的“窸窣”声。

农村小学的课程设置并不丰富，无非是语文、数学、自然和思想品德之类，语文、数学是重中之重。大家一般都讲方言，语文老师也是用方言教学，只有在朗诵课文时，才会偶尔秀几句湖南地区独有的“塑料普通话”。

小学时，我有过好几个数学老师，但印象最深的一位，在邻村还做着屠夫。他家里经营一家杂货店，他每天早晨要早起到养猪人家杀一头猪，然后再把那些切碎的肉送回杂货店卖。他经常骑着一辆自行车来学校，自行车的后座沾满了猪油和猪血，有时候早上没来得及回家，便把杀猪的屠刀也带到学校。我们由此很怕这位数学老师，老觉得那些被他叫进办公室的学生会被屠刀千刀万剐。

进学校的头几年，我的成绩并不算太好，可能是因为我年龄太小，跟不上进度。不过，我那时也不知道读书有什么用，因为村里没多少人念过高中，很少有人能用切身经历告诉我们，读书如何改变命运。村里人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有个高中文凭便显得高人一等，我那时的梦想就是拿一个高中文凭。

因为乡村教育资源有限，我那时能读到的课外书有限。除了学校发的课本，我几乎没有其他课外书可读。家里经济困难，父母有时都舍不得给我买文具，课外读物对我而言就更是奢望了。

父母对我和弟弟的教育虽然支持，可他们也并不确定，我们兄弟俩能否通过读书翻身。放学或者放假在家，他们仍会要求我们干好农活，以防在将来找不到出路时能把家里的田地耕种好。我们会跟随父母在田里干点碎活，或是到野外去放牛，或是切猪草。

要是哪天我们干的家务活多，父亲便会带着我们到附近的水田抓黄鳝或是青蛙。我提着手电筒走在田埂上，弟弟背着竹篓跟在最后面，一晚上，我们很容易便能抓到几十条黄鳝或一袋子青蛙。

四

小学毕业后，我们又要转学到另一个村子去读初中，当然离家也更远了，有十几里的路程，走路要花两三个小时。为了缩短上学时间，我不得不学会骑自行车。家里那时没有钱给我买合适我骑的自行车，我只能骑父亲当年结婚时买的二八式自行车。我个头小，站着才比自行车高一个脑袋，于是只能用脚跨进自行车的三角区域侧着骑，行的又是崎岖的山路，其难度可想而知。

要是冬天路被冻住了，一不小心，我便会滑倒在路上。我曾无数次咒骂这该死的天气，该死的学校，该死的路，可就是舍不得咒骂我那不合适的自行车。

不过，山里骑自行车也会有好玩的事情。我记得有一个清晨，骑过某个山头的时候，一只野兔从路边的草丛窜了出来，正好冲到了自行车的轮子下，被撞晕了。我却乐了，因为家里的餐桌上又会出现一道美妙的野味了。

以后的日子里，在同一个山头，我常会有意识地放慢自行车的速度，盼着另一只兔子撞到轮子上。可我至今也没能再次碰到那天的好运气。

读初中的时候，家里的一个亲人出了点事故：我的舅舅被一条毒蛇咬伤，不得不放弃做了多年的捕蛇业务。

舅舅是个职业捕蛇人，曾受过村里一个老中医训练。老中医教他捕蛇，本是想教他捕蛇，用来制中药的，可不曾想到，学成之后，城里愿意吃蛇的人越来越多，于是舅舅便专门捕蛇卖给城里的餐馆。他是我们那一带小有名气的捕蛇者，连我母亲也曾从他那儿学过捕蛇的技巧。不过，捕蛇风险很大，在我读初二的时候，舅舅在捕一条银环蛇的时候被蛇咬伤，差点丧命。他也因此转行，与父亲一起做了好些年的打井工。

父亲和舅舅在往后的好几年里经常一起共事。要是没有人家需要打井，他们便会在家喂养猪、鸡等家畜。可惜，这些农活都赚不了多少钱，鸡瘟猪瘟还经常来袭，最后舅舅被逼无奈，决定外出打工。

父亲在几年后也加入了农民工的队伍。他们去过广东、宁夏、江西、湖北、浙江等等地方，在很多城市建起了高楼大厦，只可惜他们自己一直都没能在这些建起的房子里住过。

初三结束，我考上了县城最好的高中，学校离家将近有四十里路，我不得不寄宿在学校。

图|何江初中毕业照片

我也是第一次走出乡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城乡的差距。县城的一切，在我眼里都是新奇的，水泥路、红绿灯、小轿车、自来水、霓虹灯……我若是在县城看到新奇东西，都会跑到电话亭打电话回家，与母亲分享。母亲在电话那头，每次都会勉励我，好好读书，将来才能住在城里——我才真正意识到“城里人”这个词，在乡里人眼里，代表着一种向往。

对类似我这种背景的农村学生来说，进城读高中才开始最大的问题不是学习，而是生活上的不适应，因为我们对城镇生活没什么具体概念。简单说，冲水厕所该怎么用，一开始很多农村学生就不清楚。农家子弟想要融入城市子弟的圈子，也比较困难，因为大家的成长环境相差太大。

举个例子，乡下孩子不太会追星，大家听过的歌星磁带，看过的电视剧也少，更别说电影了。还有个人的打扮——乡下孩子的衣服破了，补一补还可以穿，也没觉得有什么；但到县城里，城里的同学穿着各种时髦衣服，农村的同学很容易产生自卑感。语言也能分隔乡下和城里的学生。虽说宁乡地区的方言大体一致，但口音仍有差别，乡里人说话似乎是带了一层土气，要是不小心说了几句乡下的脏话，更会被人笑掉大牙。

我那时在同学中间，总表现得小心翼翼，生怕说错了什么话，或是做错了什么事，被人暗地里嘲笑。

经过了将近一年的适应期，我慢慢地改变了自己的习惯，我观察同学们怎么穿戴，怎么讲话，我努力学习标准普通话的发音，好改掉自己土气的口音。所幸，一切都在慢慢改观。

或许是因为我在乡下读书少的原因，到了县城，我对所有和文字相关的东西都很敏感，一有时间我便会钻进书堆里。高一的时候，为了提高英语成绩，我买了一本《乱世佳人》的英文版。我懂的单词并不太多，但这并不妨碍我读英文原著的决心。碰到不懂的词，我会查词典注音释义，写在书的边角。到最后，整本书的空白页几乎写满了标注。

老师经常会以我为例，跟其他同学讲“笨鸟先飞”的道理。要是有同学问我英语怎么学的，我也会告诉他，我是只笨鸟，花了些笨办法学会飞罢了。我的高中成绩一直很好，我经常考到全年级第一名，让很多和我背景不同的人很是惊讶。我在二零零五年参加高考，那一年，湖南有好几十万考生，我考到全省三百名左右，然后顺利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录取。高考前的日子，老师常会向我们说，高考是我们人生的分水岭，要想有个好前程，我们必须奋斗冲刺。我们也给自己定了目标，铆足了劲儿要为自己的未来努力。

我记得高考那两天，我睡得不是很好，迷迷糊糊地到凌晨才入睡。我平常不会这样，想来也是因为高考带来的压力吧。高考后，同学们便各奔东西，很多人至今都未再相见。我们读高中的那个年代，通信工具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很多人的联系方式一旦更改，便很难再找回，于是，大家都在自己的世界里，为前途奋斗着。我偶尔记起他们，也只能是惦记。

五

二零零五年秋天，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生活在一个省会城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安徽合肥，湖南长沙没有直达的火车。我从江西鹰潭转车，乘坐一辆绿皮火车花了十几个小时才到合肥。火车经过长江的时候，我激动不已。十几年来，我只在书上见识过长江的浩荡，第一次目睹长江的时候，我真正被那股奔流不尽的气势所震撼。

我想，人或许只有走出了原有的视野空间，才会真正意识到这个世界的广大，才会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东西我们未曾见过，未曾听过。我十分庆幸，我走出了我的小世界。

在大学里，我读的是生物。生物专业在当时非常热门，每个学校都宣传生物相关的行业是“二十一世纪的朝阳产业”，非常值得攻读。我高中时分在理科班，文科也一直挺好，我当时想着生物介于文理之间，没准适合我，便在报考志愿时填了生物。

学生物还有个好处，要是我父母在乡下病了，我的一些生物医学知识没准可以帮助他们。乡村医疗条件虽说比我出生那会儿改善了很多，可很多农民还是看不起病，用乡村土办法治病的事情仍多有发生，比如，用蜘蛛来吮吸蜈蚣毒，用火疗治理蜘蛛咬伤……这些在生物专业的人看来，显得格外的落后。

我也是进了大学后，才逐渐地了解很多西方医学知识。我有机会在显微镜下观察一个细胞怎么分裂，也学习了生物分子在细胞、机体内的相互作用，免疫系统如何对抗病原体入侵，不同的疾病如何在人体内发生发展……

我一直觉得，乡下的成长经历让我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好奇，而这好奇心在我成长的不同阶段，帮助我克服了很多困难，也让我在一个新环境里迅速成长。记得刚入大学的时候，我需要学习一门C++的计算机编程语言，而在那时，我对电脑不了解，连“电脑界面”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都听不明白，学习的难度可想而知。为此，我从补习使用键盘开始攻克。

大一的寒假，我从同学那儿借来了键盘，通过玩打字游戏来学习如何打字。

大学四年里，我有了蜕变式的成长，变得比以前更有自信了，对未来也有了更多憧憬。小时候，我的梦想只是走出乡村，进入城市。我对城市没有一个具象的概念，也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于是，“进城”对我而言，只是一个空泛的梦想。这个梦想猛然实现了，我却显得那样的彷徨。也恰好是这份彷徨，在大学里给了我机会探索，寻找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庆幸自己曾在成长阶段满怀好奇地学我想学的东西，为自己的兴趣播下了种子。

二零零九年，我大学毕业，并拿到了学校本科生最高的荣誉——郭沫若奖学金。同时，我也收到了哈佛大学生物系的录取通知书。不出意外，我成了村里知识水平最高的，也是第一个出国留学的小孩。乡下人对国外的印象并不明晰，哈佛是个什么学校也不一定弄得清楚。不过，大家听到何家有小孩要出国留学后，都感到特别新奇。出国前的那一夜，父亲邀请了村里的皮影戏艺人又演了一出《杨家将》，那是我印象中我们何家又一个热闹的夜晚。

图|何江荣获郭沫若奖学金

我这二十几年的生活经历，从湖南的一个小山村，到县城，到省城，再到美国波士顿，涵盖了社会发展的不同层面。这短短的经历，要以历史学家的角度看来，或许可算作是前工业时代到现代社会的大踏步。二十几载，其实也可以说是恍如隔世。

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哈佛园内，哈佛经典文学系的Richard Tarrant教授领着我、Joshuah Campbell和Anne Power来到哈佛Memorial Church旁的演讲台。Joshuah和Anne是哈佛二零一六届的大四学生，我是当届毕业的博士生。我们三人将要在第二天的哈佛毕业典礼上，作为学生代表致辞，另外一位特邀演讲嘉宾是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大导演。 

演讲台下，成排的白色座椅已经一一排好，不少游客坐在椅上，悠闲地拍着哈佛四处的校景。我拿着写好的演讲稿，在心里默念了一遍，心想，要是明天忘词了，在三万多听众面前，该有多么尴尬。Tarrant教授笑着说，他已经指导了十多届毕业生做演讲致辞，到目前为止，还没出现过忘词的人。我笑了笑，跟他说：“我要是忘词了，是否创造了哈佛的一个新纪录?”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在Memorial Church的演讲台上，进行毕业典礼演讲的排练了，在四月底得知消息后，我几乎每周都接受一两次演讲培训。临近毕业典礼，学校安排的培训更多，让我也倍感压力。

哈佛的毕业典礼演讲从十七世纪便开始了，建校初始，学校多以培训牧师为主，演讲的学生经常以希腊语、希伯来语、拉丁语等古老的语种做演讲。随着时间推移，只有拉丁语演讲保留了下来，再加上英语演讲，它们成了毕业典礼的一道重要程序。

将近四百年的校史，使得哈佛对学校的传统有着近乎痴迷的坚持。校长在毕业典礼上坐的凳子会被摆到典礼现场的最高处，凳子是十七世纪的老古董，只有三条腿。校长席位以下是学校各学院的院长，以及杰出校友代表、荣誉学位代表的席位，再往外，入座的是毕业典礼演讲的学生代表，然后再是博士生群体、本科生群体、硕士生群体等等。

毕业典礼开始时，哈佛所属郡的治安官用权杖敲击地面，缓缓入场，宣告仪式开始。学校的乐队会奏乐，然后会有牧师祷告，美国国歌演奏，接下来便是拉丁语、本科生代表、硕士和博士生代表的三场演讲。 

毕业典礼上演讲代表的筛选也是颇为严格的。三月份提交演讲初稿后，学校的十多名评委，会在上百份申请文书里面筛选出他们认为当届最好的演讲稿，进行初赛。初赛的学生拿着自己的演讲稿在评委老师面前宣读，让评委听评文稿转化为声音的效果。只有三至四个学生能最终入选复赛，然后是终极演讲比拼，直到评委老师选出心目中最合适的演讲者。

整个流程的时间跨度超过一个月，学校希望能够在这些有意竞选的学生里，挑选出能够代表学校文化理念的演讲人选，作为当届的代表致辞。成功选上后，学校会安排专门的演讲培训老师进行训练，文学系的老师也会为演讲稿把关，好让每一处词句的运用恰到好处。

四月二十六日，我知道自己被选上，作为硕士和博士生群体的发言代表。在往年的毕业典礼演讲中，并没有出现过中国人的面孔，因此我在得知消息的那一刻，既兴奋也惊讶。

很快，我被选上的消息在校友圈里传开，中国科大的新闻部联系上了我，发布了新闻。很快，《中国教育报》刊登了我将要演讲的消息，新闻里提及了我在农村成长的经历。“农村学子”和“哈佛毕业演讲”这两个名词碰撞在一起，点燃了读者的热情，于是，各种角度的新闻报道开始出现，到五月二十六日演讲当日，我刚从毕业演讲台上下来，演讲的照片和视频便已在各个平台传播。

我是带着惶恐的心，接受媒体采访的。在毕业典礼之前，我想到了自己的演讲可能会被国内的媒体报道，可我从未想过报道的面会如此之广。我也未曾料到，对于农村学子读哈佛这样一件事情，在国内会产生如此大的反响。

在报道完我的演讲消息后，媒体开始挖掘我的成长背景，然后是学习经历，再后来，我的家人、亲友和老师一一被采访。好像所有人都希望，从我的成长背景里面找出一些不平常的东西，好来解释“农村娃”和“哈佛”这两个名词之间的关联。

面对这样的问题，我有时会感到疑惑，因为我并未觉得自己与常人比有任何独特之处，硬是要搜寻出一点可说的，我想或许是曾经那些苦难的经历，让我很早便明白了，要把握自己命运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吧。

在哈佛读博士的时候，我做科研报告的机会很多，但很少会在公共场合演讲。这样偶然的一次机会，倒也让我真真正正开始思考，这些年在哈佛学到的东西、曾经的经历。

图|何江在美国实验室

这些思考里关于乡村生活的经历尤其偏多，因为那段看似平凡的经历在无形中塑造了我。但是，要厘清这段经历却很难，因为那个时候，我大多是处在一个半懵懂的状态，对于身边发生了什么，村庄经历了怎样的变动，我都难以用只言片语勾勒出来。

不过，正像鼓励我将这些经历写出来的哈佛历史系尼尔弗格森教授所提到的，我这二十几年的生活经历，从湖南的一个小山村，到县城，到省城，再到美国波士顿，涵盖了社会发展的不同层面。这短短的经历，要以历史学家的角度看来，或许可算作是前工业时代到现代社会的大踏步。二十几载，其实也可以说是恍如隔世。

在外生活久了，童年少年的经历反而愈加清晰。在野地里放牛，在稻田里捕鱼，在夏天的夜晚捉萤火虫……我现在想来显得格外珍贵。

社会在飞速发展，现代化的变革，已经让我童年时代的生活场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水泥路铺开了，摩托车、小汽车进村了，家家户户装电视、冰箱了，村里的老人也开始学用手机了。这些事情，在我小时候是想都不敢想的，现在一一都变成了现实。

物质条件的改善对于乡村是件好事，可我回过头来想想，总觉得生活好像丢掉了一些什么。乡下的村民仍像我小时候一样，觉得进城是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可真正在城里购置房产了，却又住不习惯，老是想着回乡下的老家住住。就这样，我们这一代处在城市和农村中间的一群人，慢慢地忘记了过去的生活，却又未曾真正融入当下。

我的父亲常会叹着气告诉我说，我和弟弟这一辈，可能是村里最后一代经历过传统农业生活的人了，现在村里的小孩连秧苗是怎么插的都已经忘了。我笑着反问父亲：“您难道还希望我们的后代继续过那种穷苦生活吗？”

在这传统的乡村生活即将消失的时代，我常会不知所措，心里想把它留住，可一细想，又会告诉自己它是该消逝的。于是，我唯一能做的，便是用文字把曾经的那些记忆记录下来。

作者何江，哈佛毕业生

本文选自何江作品《走出自己的天空》

源济

送儿子去哈佛的前一夜 

原创 2017-10-23 何江 真实故事计划

我一定是从母亲那儿学会了“坚韧”这个词。当我向母亲抱怨学校里作业太多的时候，她会告诉我，她是怎样学会织渔网的。 

上期回顾：我的哈佛路

这是真实故事计划的第 235 个故事

一

在我小时候，有一次，我在家里找东西，看见了母亲藏在衣橱角落的一个小木盒。小木盒上涂了一层淡淡的蓝漆，因为年岁久远，颜色已经掉了一大半。盒子没有上锁，只有一枚锈迹斑斑的半弯形铁钉卡在锁扣上，轻轻一推，铁钉便可推出。 

木盒中装着好些证件，一叠一叠用红丝带系着，大都是家里重要的文件，譬如猩红封皮的册子是户口本，里头有好几张蓝色纸片，登记着家里每个人的信息：何必成，户主，农村户口，宁乡县南田坪乡停钟村三组；曾献华，农村户口，宁乡县南田坪乡停钟村三组。

户口本下有一册土地使用证，上面记录了分配给我家的农田位置、亩数和使用年限。再下面便是林权证，罗列了我家在村子里管理的十多亩山林；还有我当时看不太明白的计划生育宣传手册，等等。

不过，这些证件对我来说没有多大吸引力，唯一让我感兴趣的是一本通红的小册子——父母的结婚证。

结婚证很薄，只有两页。在证书的第一页，简单地写着父亲和母亲“某年某月某日申请结婚，经过审核，两人符合中国婚姻法要求，给予批准”。第二页上，贴着一张盖有钢印的黑白照片，下面写着父母领取结婚证的时间：一九八七年三月五日。 

照片里的父亲穿着一件深色外套，梳着三七分发型，头发有点长，盖住了大半的额头。他抿着嘴，像是望着镜头微笑。若是细看，照片里的他似乎有点紧张，眼睛想看镜头，却又显得有点不好意思。或许父亲并不习惯面对镜头，于是眼角有意无意地撇开了。又或许，父亲在那一刻想看看坐在他旁边的母亲。

母亲在照片里的神态比父亲自然多了，不过她的模样和我平常看到的很不同，以至我第一次看照片时竟没有认出来。她那年刚满二十，即便是黑白照片，也看得出她当时略显稚嫩的神态。拍照那天，母亲特地披了一件红色外套，剪短了头发，还烫了当时村里年轻妇女最流行的卷发。

她在照片中大方地笑着，酒窝微陷，人显得很白，眉毛很细，好像有人专门给她化过妆似的。乍一看，我很难将照片中的她和她不化妆时的样貌联系起来。 

看到照片，我自然好奇母亲小时候是怎么过的。可是，母亲似乎不太愿意细聊过去的经历，即便说起，也只有简单几句话，然后便会不耐烦地说，“过去没什么好说的，每个人都像我们一样过日子，没什么值得提的。”有时候，她会支支吾吾地回答：“过去的事已经过去那么久了，根本记不起来了。”

她越是搪塞，越让我觉得背后有故事，我于是经常拐弯抹角地问起她的童年，问起她在出嫁之前的生活。 

二

母亲是一九六八年出生的，不过她在登记身份证信息时，外婆报错了年份，报的比实际出生年份要早一年。那时，田地的收成不高，乡下的生活非常清苦。母亲出生的村子叫兴无村，在停钟以北，两村之间隔着一条乌江河。兴无村地势比停钟平坦很多，村民多是沿河而住，不像停钟，几乎所有人家都住在山脚。

村里人多是按姓氏划分居住区域，外公家在乌江河边的曾家坝，附近全是曾姓住户。母亲在三兄妹中排行第二，舅舅比母亲大两岁，小姨比母亲小三岁。那个时候，“包产到户”的政策还没有实行，每户人家出集体工收了粮食之后，再按户口和工分数分粮给每家每户。外公外婆每天在村里挣工分，家务便落到了家里的三个孩子身上。 

在母亲提及童年生活的廖廖数语中，她常常会感叹，那时的日子很简单，也很漫长。除了家务，她记不起当时自己还做过哪些有意思的事。她要做的家务很多，现在看来，完全不像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能在一天完成的活计：挑水、捡柴、洗衣、摘菜……

乌江的河堤那时多是新栽的樟树，没有多少枯枝落叶。每天一大早，母亲都会带着镰刀和捆草绳，去到村外的草丛，一丛丛地割下高过腰身的野草，再捆起来，然后背回家摊在家门前的土坪上，晒干了当柴火。她手脚麻利，一两个小时便能割好一天要烧的野草。

割完野草，母亲便要到乌江边挑水。家中的水缸要满足家里人和牲畜一天的用水，容量很大，盛得下七八担水。她那时还没力气挑起大木桶，只能用小桶，要多走几个来回。扁担很早便压弯了母亲的脊背，她有时甚至会开玩笑说，这就是她个子不高的原因。 

早晨的活计干完后，母亲会帮着舅舅给家里的猪仔喂食，然后挑上家里人前一天换下的脏衣服，到乌江边清洗。农村那时候不兴用洗衣粉，肥皂也算是奢侈品。大家洗衣服有时用皂荚，但更多情况下用木棒在石板上反复锤打，或者靠手反复搓洗，来清除污渍。

母亲常说，她的手一定是在那个时候搓衣服搓多了才变得粗糙的。她喜欢把手摊开，给我和弟弟看上面的皱纹，然后向我们感慨当年的苦日子。 

洗完一天的衣服后，母亲如果感到累了，就会躺在乌江边的青石板上睡上一觉。青石板旁的柳树在风中摇摆，柳枝拂过母亲的手，她会折一节柳枝，放在鼻尖轻嗅柳枝的气味。野鸭在河面飞起飞落，看着它们，母亲希望苦日子快快到头。

但在那个年代，苦日子好像永远没有尽头，能吃上一顿饱饭便是村里人最大的满足。孩子们坐等饭菜上桌时，最盼望的便是碗里能比平日多一勺白饭，沾油腥的菜想都不敢想。每个月底，公社会按工分分给农户粮食供给，再到后来，演变成了粮卡。形式虽在变，但碗里的白饭却未曾增加。

乡里人家都养了家畜。但那个时候，因为粮食供给少，外公家养不起太多的牲畜。每年开春，外公都会从其他农户家买进一两只小猪仔，养肥后，年底时宰掉卖钱来补贴家用。家里还养了一两只母鸡，用来下蛋，等它们老了下不了鸡蛋了才会被宰杀。不过，偶尔母鸡生病不得不杀时，母亲便有机会尝到一口鸡肉。她常说乡下放养的土鸡，味道最鲜美，我则怀疑是因为母亲没有多少机会吃到鸡肉，才觉得好吃。 

当春天山上的茶树在雨后吐出新芽的时候，母亲便会和外婆、小姨一起去采当季的新茶，再拿到镇上去卖。当时一公斤新鲜茶叶大概能卖八分钱。母女三人一天忙活下来挣到的钱，都换了家里必不可少的物件：火柴、酱油、菜刀以及春天要播种的种子等等。

有时候，母亲也会抱怨自己的劳动不值钱，两三天摘茶叶赚的钱换不了什么东西。可是，她又不得不干这些不挣钱的活儿，因为这些是她少有的可以为家里挣钱的机会。 

她说，有一年，雨水很充足，山里的茶叶长得很好，她们三人在山里摘了将近半个月的茶叶，最后换回了一只小羊羔，让她高兴得好几天都睡不着觉。

在母亲十岁的时候，舅舅决定从学校退学，和村里的渔民一起到外省打鱼。他需要一张渔网。可他不知道怎么织网，家里又没钱买渔网，织网的重担便落到了外婆、母亲和小姨身上。母亲也退了学，专门在家学习织网。 

她学得很快，不到一年，便成了村里的织网能手。见母亲学会了这门手艺，外婆索性建议母亲靠织网来给家里赚钱。

母亲往后的日子便与渔网连在了一起，直到嫁给我父亲之后，也仍是如此。当母亲回忆起自己的少女时代，她总会告诉我说，她最开心的时候是村里下暴雨的日子。 

因为一下暴雨，外公外婆便要出去清理房子周围的水沟，而村里其他大人也都因为下雨躲在家里，没有人会在外头走动。这个时候，母亲便能从织网的工作中抽身，冒着大雨和舅舅在村上的果园里等雨水打落的果实。村里的水果是公家的，平常不允许私人采摘，但被风雨打落的果子可以拾捡。母亲守在树底，等着枝丫上那些摇摇欲坠的果子掉落。果子落下的那一刻，母亲觉得她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但她最难过的一次经历也是拾果子。有一回，母亲背着我的小姨在乌江边割猪草。在河边，母亲看到了一簇紫得发亮的桑葚。她很是嘴馋，伸手便去抓垂在水面的桑葚。那天下过一场大雨，河边泥土出奇地滑。一个不小心，母亲的脚踩滑了，她身体猛地往前一倾，把竹篓里的妹妹倒进了河里。母亲慌了，她不会游泳，只能大声地哭喊“救命”。我的小姨在那湍急的河面上飘着，直到附近打鱼的村民赶过来，小姨才被救起。 

那一年，母亲六岁，她自此不再采桑葚了。 

几乎在乌江边的同一处，母亲第一次碰到了我的父亲。那天，父亲和他的几个朋友在乌江里捕鱼，母亲则在附近洗衣服。几个汉子光着膀子游在河里，母亲虽然害羞，但也忍不住不时偷看。不过，那次她并没有看清楚父亲的模样，而父亲也因为忙着捕鱼，没有留意到河边柳树下的姑娘。或许是父亲捕鱼时的专注打动了母亲的芳心，所以后来媒婆提亲时，母亲爽快地答应了这门亲事。 

图｜何江父母

“为什么你当时决定嫁给爸爸，而不是河里其他打鱼的人呢？”有一次，我忍不住问。

“你父亲家那时有六亩水田，那几乎是我家的两倍多。”母亲充满现实的考量让我忍不住笑了起来。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责任承包制在全国推行后，各个村落都按户口和村里农田的数额重新分配了农田使用权。停钟的水田比兴无要多，父亲家自然多分了很多。

母亲说完后，似乎又觉得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补充说道：“你爸爸那个时候干农活很厉害，看起来靠得住。”

“什么叫靠得住？”

“他那时候力气很大，挑一两百斤的担子在田埂上能跑起来，村里没几个小伙子有他那么大的力气。他有这么大力气，往后种田过日子，自然就靠得住了。”我忍不住想，乡下那个时候挑对象的标准真是实在。难怪村里媒婆说媒时，不强调人的长相，只夸人会不会干活，有没有力气。 

“而且你爸那时还在镇里饭店当帮厨，村里没几个男的可以在镇上找到工作的。我当时想着你爸一定很有能力，才答应嫁给他的。”

“我好像没怎么听爸说过他做帮厨的事啊？”

“我们结婚第一年他就没干了，你爸只知道回家种田，也不想想镇上赚钱机会多，待久了自然能找到好工作。”

三 

母亲出嫁那天，嫁妆里有一床红棉被、一张木桌、一个床头柜、一个红皮箱，还有一套织网工具。接亲的队伍锣鼓喧天地进了她家的门，把嫁妆用扁担抬了起来，然后簇拥着她出嫁。母亲给自己换上一件红外套，画了画眉，在头发上别了一朵花，然后就随着接亲队伍趟过乌江走向停钟。

进村的时候，爷爷一家在村口点燃了炮仗。爆竹噼里啪啦响个不停，直到把母亲迎进新家才渐渐停息。 

出嫁了，成家了，可这新家究竟是什么模样呢？母亲环视着她的新家，像所有刚进门的媳妇一样，开始清点家里的东西，好知道往后的日子怎么操持这个家。她数了数家里猪圈、鸡圈的猪和鸡，看了看谷仓的粮食；她打量着土砖砌成的房子，用手拂去墙角丛生的苔藓；她清理好锄头、铁耙、扁担、木桶、风车，好弄明白家里究竟有多少能用的农具。 

这一查看，让母亲心里凉了半截，因为父亲家的实际状况比媒婆提亲时说的要差了很多。 

母亲有点担心，可又不知如何说出口。她想着以后要是有了孩子，家徒四壁，她和父亲养得起吗？ 

想那么多干嘛?母亲不是那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人。有能力的媳妇能够把穷家操持得过上好日子，她也要做点事让公婆知道他们的媳妇能干。像她小时候在家一样，母亲开始在新家织渔网。

她摆好织网的木架，把鱼线缠在网针上。鱼线打好结后，母亲用竹尺丈量好网眼的尺寸，然后拉动网梭开始织网。鱼梭打在竹尺上，绕竹尺一周，在收尾时穿过竹尺周的鱼线一次，再绕回来，用力一拉，一个渔网结便打出来了。母亲织得很快，不到一周，便做好了一张渔网。 

父亲很爱捕鱼，但家里一直没钱买渔网。有了这张渔网，父亲经常在黄昏后，带着母亲到村里的水塘边下网。他之所以选在黄昏，是为了让村里其他人发现不了渔网的位置。等过了一夜拉上渔网时，上面缠住的几百条小鱼在清晨的光线下闪闪发亮。母亲把渔网收上来，小心翼翼地取下小鱼，去掉内脏，撒上盐再烤成干鱼，让家人能够长久尝到荤腥。

母亲还四处搜集野菜：野山菜，茶花，栀子花，蕨菜等等。蕨菜是春天的绝佳美食，但蕨尖带毛的地方有微毒。做蕨菜时，母亲会用开水焯一遍，将有毒的部分掐掉，再把蕨菜切成两截，扎成小捆，放进坛子里腌制。腌制的野蕨菜是我小时候最爱的食物，如果再搭配几片猪肉，那真是一种难以描述的美味。

雨季里，要是水田的田螺长肥了，母亲便会提个桶子，去田里捡田螺，回家后放在清水里养几天。等田螺吐掉泥巴后，母亲会用开水烫煮，拿竹签挑开田螺的厣，去掉肠子，做成一道青椒炒田螺。 

除此之外，桃树分泌的桃油、荷塘的莲藕……但凡乡下能够做成美食的原料，经过母亲的搜罗，都会出现在我家的餐桌上。 

母亲常说，她当时做那些食物是为了喂饱我和弟弟。父亲在农活上管得较多，不太会在意一日三餐这些小事情。我和弟弟出生之前，家里吃得简单，大人都能将就。可等我和弟弟出生后，母亲便会设法找些新鲜食材来给我们补充营养。因为母亲，家里的生活质量提高了不少。

乡里人，出生、长大、干活、结婚、生子、养家，像一个永无止境的循环，像一段注定的宿命。既然无法摆脱农民的命，那就只能努力一点，让自己的下一代过得更好，让他们的将来有个好起点。

有了孩子之后，母亲褪去了少女时代的稚嫩，多了一份坚强，像勇士一般成天想办法和苦日子斗法。在她眼里，任何有用的东西都是可以变成钱的，这其中就包括她的头发。母亲平常注意保养头发，碰上收头发的人进村，她便会散开发髻，明码开价。“只能按我说的价钱买这缕头发，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她的语气坚定，因为她知道要再长回那一头乌发得花多少时间。 

在母亲过门的第三年，她作为织网工的名声在停钟传开了，邻近的村民都慕名找来，纷纷找她定制渔网。那时，我们家的墙上挂满了渔网和鱼线，或是竹山村某家想要一张丝线网，或是烟田村的农户想做个鱼线网笼，或是专业的打鱼户要织个长达几百米的拖网……生意好的时候，渔网堆满了我们家的空地，母亲不得不把那些织好的网堆到床上，她和父亲有时就直接睡在新织的渔网里。

母亲织网的时候有个小目标：不论她织的是什么网，她都希望每天能织出一个网眼。不同类型的渔网，做工、耗时都不同，但全是以网眼数来算工钱的。织出一万个网眼大概能赚四块钱左右。母亲在心里盘算着，要是她每天能赚四块钱，一个月便是一百二十块，一年便是一千五百多块。 

这个数字对于当时的母亲来说，几乎是一笔诱人的财富了，她多苦多累都感到有劲头。为了完成目标，母亲不得不专注于工作，有时连孩子都没太多心思照顾。 

她把我和弟弟放在身边，任由我们在新织的渔网里打滚、睡觉、拽线球或是咬线团，只要我们不哭就好。太阳从东边的窗口照进，又在西边的门缝里拖着余晖沉下山坡。她就一直坐在织网架旁，一天里除了吃饭，几乎不怎么起身活动。乡下那些年晚上经常停电，天黑了，她会点上蜡烛，直到蜡烛燃尽最后一滴油，她才会揉揉酸痛的眼睛，准备收工。

在最忙的日子里，她的动作变得机械化，以至能在黑暗中以同等的速度织网。父亲说，有时候半夜醒来，他仍会看到熟睡的母亲不停地晃动着手，好像在打结织网。 

四

我一定是从母亲那儿学会了“坚韧”这个词。当我向母亲抱怨学校里作业太多的时候，她会告诉我，她是怎样学会织渔网的。 

“我学织网的时候差不多是小学四年级。那个时候我的成绩很好，好几次期末考试我都在学校里得了第一名。”母亲说，“我语文非常好，作文写得好，但那个时候家里没条件提供书和文具，让我练习写作。当我问你外婆要钱买铅笔时，她就哄我说，如果我能够帮她织一张渔网，她就给我买一支铅笔。” 

“儿子啊，你是不是也想帮我织张渔网？或者去帮你爸把那些地坪里的谷子晒干？要是你不想做作业，就来帮我们，反正我们也缺人手。到时候，你就会知道，读书是多么轻松的事了。” 

母亲总有办法说服两个儿子用心读书。

她喜欢读书，任何写有文字的东西，她都看得津津有味：村里杂货店里裹东西的报纸，药瓶上的说明书，老黄历……她都喜欢读。

母亲识字，但仅限于一些常用字。要是碰到复杂的，她要比画很久，分析部首，才能大致明白意思。她几乎已经忘记怎么写字，除了家里人的名字，其他的字，她要想很久才知道怎么起笔。 

要是母亲多上几年学，她肯定能识得更多的字。只可惜，外婆那时觉得读书对女孩子没用处，因此在母亲四年级时就强迫她退学了。母亲哭过、闹过，甚至出逃、绝食过，希望外婆回心转意。

可是，一个小女孩怎么拗得过她的母亲呢？况且贫寒的家境也供不起她读书了。

“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外婆朝着母亲大吼，“你只要数得清鸡窝里那些母鸡下的蛋就够了，学那么多没用的字，写出来给谁看呢？”几十年过去了，母亲对外婆的斥责仍然记忆犹新，足以想见她的不甘。 

或许是因为自己没有机会上学，母亲才会特别喜欢看两个儿子读书的模样。放学回家，我和弟弟便会在母亲面前朗诵当天学的课文。她坐在我们旁边，手里一边织着渔网，一边静静地听我们朗诵，听得入神了，便朝我们这边看一看。等到我们读完了，她会倒上一杯茶水，递过来，对我们说：“儿子啊，你们嗓子干了，喝点水，再读些课文给我听。” 

或许是课文勾起了母亲的回忆，她忍不住问我们：“你们读的故事真好听，是哪个老师教给你们的？我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学的第一篇课文是《我爱北京天安门》，你们现在的课本上还有这篇课文吗？为什么你们课本里的故事跟我当时学的，完全不一样呢？再读一些，再读一些，反正蜡烛还有很多，你们也不困。” 

就这样，我和弟弟的许多个童年夜晚，都是在母亲这样的渴望和要求下度过的。我常常想，在那些漫长的夜晚里，母亲打了多少渔网结？又燃尽了多少根蜡烛呢？屋外夜空中的星星俨然换了位置，母亲抱起趴睡在桌子上的两个儿子，把他们轻轻放到床上。

图｜何江一家人参加电视节目

母亲对书的喜爱，令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小学毕业那年，父母间发生了一次口角。那天，母亲少见地动怒了。 

原来，父亲自作主张，把我的小学课本以两块钱一斤很便宜的价钱，卖给了收废品的，母亲知道了很是愤怒，她无法容忍父亲把书当废品的行为。 

这件事情让我当时有点哭笑不得。不过，即便是到了今天，每每看到有人不珍惜图书的行为，我都会想起父母当年的口角。 

在童年求学的那段日子里，我经常因为家里困窘，隔三岔五地短缺文具。我不敢向父亲多提，只能问母亲。她总能变着法子给我找到新文具。要是我的本子写完了，她便会用橡皮擦掉我用铅笔写过的本子，让我重新再用。擦不掉的，她会让我当草稿本用。她偶尔到镇里去买东西，也会扛回来一叠旧报纸，让我在报纸边角的空白处练字或做算术。 

母亲身上，似乎有着一种神奇的变废为宝的能力。

她能把一件简单物品的用处发挥到极致，让别人看不出家里的窘境。所有物品在她手上，都是多功能的：洗脸的脸盆可以用来腌制撒了盐的鲜鱼，收集杀猪时的猪血，存放要喝的井水，用作澡盆在夏天里冲澡，甚至盛放家里熬的猪油；在铁匠铺打的刀子，可以是切菜的菜刀，割猪草的镰刀，削笔刀，砍柴刀，甚至是钉钉子的锤头…… 

母亲开玩笑说：“要是一张门不能拆下来做杀猪时用的门板，怎么好意思算作是一扇门呢？”

为了应对家里人生病，母亲从乡下郎中那里学会了很多实用技巧。她懂得不少单方，也能识得多种草药。一有闲暇，她便会从野外采回一些草药，晒干存好以备不时之需——茅草根收集起来能止血，鱼腥草能降火消炎，炉灶灰里的土鳖虫晒干研成粉末能祛瘀血…… 

有时候，我觉得母亲就是一位郎中，任何疑难杂症在她手中都不是问题。 

有一次，我被蜘蛛咬了，手肿起来，伤口处很是痛痒，像有蜘蛛丝在我皮下生长着。我跑去向母亲求救。她看了看伤口，让我从棉被中扯一些旧棉花，再取一些家里酿的米酒。她把棉花撕开，一层一层裹住我的手，然后把我的手浸到米酒里，让我咬住一根筷子，叮嘱我：“儿子，我待会儿用火来给你烧一下伤口。别怕痛，火能解蜘蛛毒。” 

“你不会是骗我的吧？我被烧伤了怎么办？”

“别担心，我会控制好火烧的时间。”她边说边点燃了火柴。我现在已经忘记火在手上燃烧了多久。只记得，火刚开始烧外层棉花的时候，我不觉得疼痛，当热量越来越高时，那种灼热感几乎让我难以忍受。我盯着燃烧的棉花，觉得时间很漫长。我想大叫，但嘴里咬着筷子，让我想叫也叫不出来。

有那么一刻，我试图甩动我的手，甩掉缠在手上正在燃烧的棉花，母亲阻止了我。当火被熄灭后，我吐掉筷子，在房间里歇斯底里地又叫又跳。 

当我们一家人在冬天的长夜里坐在火炉旁唠嗑时，母亲总会笑着回忆起这则用火疗伤的故事。她告诉我和弟弟，乡下长大的孩子是要早早成为男子汉的。毕竟，乡下的小孩哪个不会被小毒虫叮咬呢？ 

成了男子汉，这些咬伤就变得不值一提——母亲不只是口头说说，她自己就很能承受疼痛。

当寒冷的冬季到来时，我经常看见母亲拿着燃烧的蜡烛，朝着她因患冻疮而开裂的手上倒融化的蜡水。她不确定蜡水能否封得住开裂的手掌，她只知道蜡水烫手的时候能够止痒，止住了痒，她就可以继续干活了。 

不过，不论母亲多么精明能干，生活里总会有让她手足无措的时候。在母亲出嫁的第五年，我的弟弟得了一场怪病。得病的时候，他没了食欲，对大人的叫喊也没太多反应，好像变成了傻子，经常毫无缘由地哭笑。母亲试过很多土方子，但都不奏效。 

“我听说村里常有捉弄小孩的鬼怪，只有小孩才看得到。你们说，我的儿子是不是看了那些鬼怪，被吓得丢了魂魄？”当时的农民对于难以解释的病，常会扯到鬼怪头上去。要是小孩被认定是受了惊吓，便只能找巫医来驱鬼。“畜生！捉弄谁不可以，非得捉弄我儿子。看我怎么收拾你！” 

认定儿子是因为受了惊吓而得病之后，在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她背着弟弟，去了附近住着的一位会驱鬼的巫医那里。她沿着田埂穿过许多丘田，翻过几座小山，到巫医家门口时，却因为心急而忽略了路边的水塘，一脚踩空，掉进了塘中。母亲慌了，在水中大喊“救命“，弟弟在她的背后哭得更是厉害。母亲一边急着安慰弟弟，一边急着叫喊求助。

夜深了，那里没有人经过，任凭母亲喊叫也没人听见。她慌神了，可是她知道此刻要镇静，她强迫自己定了定神，这才发现自己离塘岸很近，水也不深。于是，她摸黑抓住了塘边的柳树根，一点一点地从水塘爬上了岸。 

“害人精，是你在作怪吗？！是你要害我儿子吗？”上岸之后，母亲歇斯底里地哭喊着，“告诉你，我一点也不怕你，前面就有个能够收鬼的。我这就过去，要他把你烧成灰！”

五 

高中的时候，我的家境有了很大改观：父亲在外已经打了将近十年鱼，我们家渐渐有了点存款。家中的老房子在雪中垮掉后，新楼房很快就建起来了。家里扩建了猪圈，多养了几头猪仔，还多承包了好几亩水田，每到收获季节，粮仓里就会多出好几千斤稻谷。

图｜何江住了九年的老房子

同时，我们家逐渐能够买得起一些在过去看起来是奢侈品的物件了：一九九九年，我们买回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机；二零零二年，我们家安装了电话。

进入新世纪的头几年，村庄也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每个角落都写着“要致富先修路”的标语，一条条新路劈开山涧，从村外通进村里，让出村进城方便了不少。不少年轻人那时开始闯荡广州、深圳，在那边新建的厂房里打工。 

在外打工的经历打开了乡亲们的视野，而通过打工赚回的钱则用到了乡村建设上。等到我高中毕业，村里很多户人家已经买得起彩电和冰箱。

那些年，母亲觉得生活是有奔头的。每每看到家里新添置了东西，她的脸上就会露出笑容。她喜欢在猪圈里踱步，看着猪仔拱地、吃潲、打架、睡觉……她会细细观察每头猪最近的生长情况。

母亲还会花时间整理新添的家具。她若有所思地看着家里的电视机，自言自语地嘀咕电视机是不是摆歪了。即便电视机摆得正好，她也会小心翼翼地挪动一下，或是在电视机底下垫几张纸片，好让电视机摆放的位置看起来更顺眼。如果电视机上有一层灰尘，母亲会赶紧打湿抹布，轻轻拭去灰尘，然后想着是不是要在电视机上加个防尘套。她花好几天时间缝制了一个防尘套，可是，放上去没几天，她又担心防尘套会不会影响电视机散热…… 

她经常被这样一些琐碎的问题困扰，不知道该怎么才能把家里贵重的机器照看好。 

于是，母亲只得拿起电话，问电话那头已经上大学的儿子。 

每次我们通电话，一定是她先不停地絮叨一会儿，好像要把家里所有新鲜事和困扰都讲完，才给儿子讲话的机会。

“儿子啊，前几天来了一群人推销洗衣机，比手洗衣服还是简单得多，我在考虑是不是要买一个。” 

我没有特别在意母亲的话。我懂她的性格，她舍不得花钱买洗衣机。她去凑热闹，无非是图那几包赠送的洗衣粉。村里的妇女、老人很是爱贪这些便宜，母亲自然也不例外。 

“我最近在学怎么缠电动机里面的线圈。儿子，你见过那些电动机吗？几个月前，几个做生意的有钱人来我们村了，他们要做电动机，想雇村里的闲人来帮着做。想学的人可以去听课，他们会教大家怎么编线圈。学成了，便可以把电线领回家，在家里进行加工。我去听了课，编线圈比我当时织渔网简单多了，我应该做得了这份活儿。儿子，你怎么看？”

母亲也就在几个月前才第一次看到电动机的内部构造，却有这样的信心，真是让我惊讶。不过，我感兴趣的倒不是母亲会不会接这个工作，而是工业化的滚滚浪潮让母亲的手艺有了新的用武之地。

“儿子，你知道灵芝吧？好多人说灵芝一斤要几千块钱，是不是真的呀？你堂外婆前一阵子在山里捡柴的时候，捡到了一株灵芝，卖了不少钱。山里应该还有，你能告诉我灵芝到底长什么样吗？一般长在什么地方呢？我也想进山里去看看，没准我一天也能捡回好几千块钱呢。”

母亲口中的很多事情都和钱脱不了关系。

“有几个老人最近跟我提起过一件事，讲的是天上的流星。据说那东西捡到了也很值钱，一小块能值好几十万。儿子，你想想，要是哪天流星从天上掉下来，掉到我家后院子里，那该多好，我们就一辈子不愁吃穿了。”

母亲越说越像是在做白日梦，连我也惊叹于她的想象力。 

母亲的絮叨虽然琐碎，我听着却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这些平常得再也不能平常的话，是我远在他乡求学时获悉家乡变化的主要信息渠道。 

一说话便停不下来是母亲的一大特征，她也爱和我闲聊村里人的家常事：哪个小伙子结婚了，哪个姑娘出嫁了，邻居家的老奶奶办了气派的七十大寿寿宴，某家农户的水牛生病不能耕田了……各种大事小事，只要母亲能够想到，她都会和我在电话里说起。 

在一次电话里，我像往常一样询问母亲，村里发生了什么好玩的事情，母亲说她在学习使用燃气炉，随后她想起了一些其他的事。

“讲起燃气灶，儿子，你还记不记得竹山小学里教过你数学的黄老师？”

“黄老师？我记得呀。他是很有耐心的一个老先生，教了我一学期，那应该是在我读四年级的时候吧。我考上大学那年家里唱皮影戏，黄老师不还过来了吗？他看上去好老了，应该快退休了吧？你为什么提起他？”我有点没弄清楚母亲的逻辑。当然，母亲的絮叨很多时候是没有逻辑的。

“黄老师上个月过世了，是在睡觉的时候被煤气毒死的，好可惜。他几个月前刚刚中风，脑袋不好使，估计是睡觉前忘了关燃气灶。” 

我有点不敢相信。黄老师是我在竹山小学读书时，印象比较深的一个老师。那个时候，他知道我家的经济状况，常会给我一些额外的关照，也会经常到我家，给我学习上的指导。突然听到黄老师过世的消息，我一时接受不了。

“你还记得他家那个小孙子吧？”说完，母亲停顿了一下，她不确定我是否见过黄老师的孙子，然后告诉我，那个小孩在读小学时成绩也很棒，黄老师一家人都盼着他能考个好大学，结果他高考考砸了。

“他肯定是压力太大了，离重本线只差了几分，若是他重读一年再考，考个好大学还是有希望的。可这小孩性子倔，查出分数后，连家也没回，便从学校房顶跳下去摔死了。黄老师知道孙子没了，承受不住打击，就中了风。”母亲说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听到这一连串消息，震惊得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不知道那个小孩为什么把考试看得那么重。他才刚过十七岁啊，还有那么多日子在后头，干吗想不开呢？儿子啊，你已经考过高考了，我好像不太记得你当时有抱怨过高考呀？也没听你跟我说过面对考试有多大压力呀？你那时是不是没有跟妈说实话？这些年，我听了好多类似的事情，有些学生因为高中学习压力太大，精神失常；有的太专注于学习，身体素质变差，在考场里晕倒了……儿子，你当时怎么给我感觉，高考好像不难？”

“哪有的事？你不知道罢了。”为了不让母亲瞎担心，细想之后，我简单地答道。农村的孩子出路狭窄，高考就是命运的分水岭，迈过了这一坎，往后的日子会轻松很多。考砸了，很可能就只能回乡下种地或到城里打工。我在高中时自然也是被高考的压力驱赶着前进，只是我不太愿意告诉其他人罢了。

“不过那个时候我的成绩一直挺好的，压力大也没多少问题。” 

“看来你当时是瞒着我和你爸了。你怎么不把当时学习的压力和我们讲讲呢?我们也好出点主意嘛。我帮不了你考试，但至少可以到庙里去求支好签，保佑你考个好成绩啊。”

“哈哈，妈，这些迷信的事情你也信？”

“干吗不信？心诚的话，神仙也会有感应的。你当时就该打电话讲讲，妈便多带些香火钱去拜神了。哦，对了，你现在知道黄老师家发生的事情了，记住，千万不要去学那个小孩，压力大就去跳楼会害了全家的！” 

“妈，我怎么会去干那样的傻事啊?你不要胡思乱想了，我现在已经考进大学了，大学里的课程比高中简单多了。”

“你又在跟我说胡话吧，儿子？我怎么听人说大学里的课业比高中要难很多，学生都不容易毕业呢?儿子，你现在不在乡下了，离家远，妈又照顾不到啥，还是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每天找机会多放松放松。” 

“我知道。你没看到我们大学给你寄过去的成绩单吗？我每门课的成绩都不错，学习方面你不要担心。”

“嗯，我看到你的信了。前一阵子你的信寄到烟田村，那里收信的人开了信，才把信送到我们家。”

“妈，你刚刚说啥？有人把我的信私自打开了？”

电话那头，母亲好像觉得一切理所应当，这倒让我更加奇怪了。“是啊，村里人不常收到信。儿子，你想啊，哪个会往村里寄信呢？那些人估计看着好奇，就打开了。”

我觉得不自在，便问母亲，有没有嘱咐私自拆信的人一句，让他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 

“没啊，我该做些什么吗？”

“当然了，妈! 你怎么这么没有个人隐私意识！私自拆信在城里可是违法的。你想啊，要是我在信里给你寄钱了，信又被别人拆了，那该怎么办？”

我觉得有必要给母亲普及一下城市里面的规则。 

“你没往信里塞钱吧？我当时可没看到钱。” 

“我那是打比方！妈，你怎么就听不出重点在哪儿呢？信件是私人物件，其他人是不允许擅自打开的。你这么说，我下次怎么还敢给你寄信?” 

“你这下有点小题大做了吧?这又不是什么大事，乡下的规矩和城里不同，况且村里人大都互相认识，你寄回什么东西大家都知道。我要是看到其他人的信，也想打开看看。” 

母亲的辩解让我不知道如何回应，我只觉得她的思维模式和我完全不在一个频道。

“儿子，村里人做事和城里不同，你不能随便拿城里人做事的方式套到我们头上。要不我给你讲个故事？听完你就知道我的话是什么意思了。”母亲在电话那头笑了一声，我执拗的脾气在母亲眼里或许得改一改了。

“好吧，那你说说。” 

“隔壁村有一个做阉猪生意的人，你之前没准见过他。一般情况下，阉割一头猪，要好几个男人才摁得住。可是这个人，他自己就能搞定，好像有法力能够给猪安神。每回跳进猪栏后，他会在猪的不同部位左拍拍右拍拍，没过几分钟，猪就会听他的指令，安安静静地躺下，好像被催眠了一样。即便他开始动刀阉割，猪躺在地上也不会有多少反应。阉割手术完成后，他再拍拍猪的其他几个部位，猪就又站起来了。我这么大年纪也没见过这么神奇的事情，儿子，你在大学学生物，跟我说说，他是怎么做到的吧！”

我也觉得这很神奇，问她是不是用了麻药或用针扎了穴位，母亲一一否定之后，说：“城里的那些规矩放到乡下，不一定行得通，很多事情自有其门路。”

我挂掉电话，长久沉浸在和母亲对话后的震撼里。

进了大学之后，我以为我对身边的事情比没有接受过多少教育的母亲要懂得多，可是，每次碰到这样的对话，我才真正知道世界有多大，我有多么无知。

我曾一次又一次，听着母亲波澜不惊地讲述那些惊心动魄、光怪陆离却又真实发生在她身边的事情。我会感叹，要是没有这些絮叨，我会错过生活中多少有意思的事情呢？世界那么大，母亲就在那里，在电话的一头，用她最平常也是最不平常的语调，跟我讲着她的世界里我不曾知道的事。 

六 

母亲显得非常兴奋，她的大儿子要去美国留学了，是村里第一个走出国门留学的人，她觉得脸上很有光彩，想让儿子快去美国，好告诉她，那个陌生的国度究竟是什么模样。她对美国了解得不多，只知道美国在地球的另一头，美国人讲一口她听不懂的洋文。她觉得知道这些已经足够了，此刻，她在帮着儿子检查旅行箱，保证儿子带齐了所有该带的物件。 

“儿子，你带针和线了吗？我在你包里没看到啊？”

“没有，妈，带针线干吗？” 

“你衣服要是在那边坏了，好自己补一补嘛。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能够不带过去呢？”

“我不会自己补衣服，要是同学知道了，那多没面子。”

“面子面子，你就知道这些虚东西！要是衣服掉扣子了，随手补补又不花时间，哪会有人笑话你？带着吧，肯定用得上。”

“好吧，你塞进去，但你放了也没用，我不会用的。”

母亲从衣橱里拿出了几团棉线，有黑色的、绿色的、红色的、白色的……她将一团团棉线的分别别上一根细针，然后打包好放进了我的行李箱。 

“儿子，你行李箱里的布鞋呢？昨晚我给你检查箱子的时候还在，怎么现在不在了?”

“我早上拿出来了。我的行李箱已经装满东西了，再装就会超重。”我把布鞋从床底翻出来，不耐烦地解释着。行李箱中其实还能装不少东西，只是我不想要这几双土气的布鞋。

“一双鞋能添多少重量?儿子，把鞋放进去，都放进去。鞋是我今年春天的时候新做的，棉花也是新采的，肯定保暖，你带过去穿着一定舒服。”

“那就放一双吧，我到美国不会穿布鞋。”

“还有，你要不要带点吃的？你常抱怨大学食堂的菜不好吃，没家里做的味道正宗。是不是该带点？我特地到田里捕了不少黄鳝、泥鳅，用陈年的木头锯出的木屑熏好了。你闻闻，有一股很香的木材味道。要不要放些进去？哦，对了，家里的剁辣椒你最爱吃，在美国不一定有，也带几瓶吧。”

“妈，我不是跟你说了吗？飞机上不允许带吃的，尤其是肉，过海关的时候查得严。”

“那些烘干的长豆角、黄瓜皮、白辣椒和蕨菜总没问题吧？你都塞点，免得没带过去你又后悔。” 

去美国那天，一大早我们一家人吃完早餐，围坐在一起聊家常，可是话刚起了个头，却又撂了下来。一家人沉默地坐着，等待从村里进城的汽车。母亲似乎有什么话想和我说，但欲言又止。她再次拉开我行李箱的拉链，简单地查看了一下，又合上了，然后走进厨房，倒了一杯温水，递给我。我摇了摇头，告诉她我已经喝饱了水。“你就不用瞎忙活了，干吗不坐着？”我的语气中带着几丝不耐烦。于是，母亲把水放下，望着窗外晨光照耀下的村落。 

停钟的汽车站很简单，就是在路边上立了一块牌子，牌子旁边是一条很深的水渠，初秋时候，由于上一季水田的泥巴渗入，水渠现在已经灌满了泥土。菱角在这个季节刚好成熟，深绿的菱角叶上沾着露水，在清晨的微弱光线下，看起来十分漂亮。一家人在家里等得不耐烦了，便提着行李来到汽车站旁。几个乡邻背着锄头在田埂上除草，看着我们一家人都提着行李，就问问谁要远行。 

“我的大儿子。”母亲的口吻里充满了自豪，她告诉他们，她的儿子要去美国，那个只在电视新闻里听说过的国家。 

“儿子，我当年织渔网的时候，看着你和你弟在渔网里打滚，以为你们以后会以打鱼为生。可我没想到，你读书读得走出了国门。”

很快，一辆汽车拖着扬起的灰尘，驶入村中的公路。我朝汽车看了看，而母亲在此刻却将视线移到了我的身上。她想笑，毕竟这次远行能够给我一个更好的未来，作为母亲，她应该为儿子的未来祝福。可是，母亲又意识到这驶来的汽车将把她儿子送到一个她不熟悉的地方，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见不到儿子，这让她有点伤感。 

母亲并不知道该说什么，那些动情的离别赠言，她只在电视剧里看过，在现实中她什么也说不出来。她笨拙地握住我的手，尽管这个动作在她看来显得那么不自然。我显然也感受到了这份不自然，故意说要去提包，顺手甩开了她的手。母亲大概明白我的意思，于是，她也弯腰去帮我提包。 

母亲和我就这样提着本可以放在地上的包，静静地等着汽车到站。 

“儿子，你还记得菱角是什么味道吗？现在正是采菱角的时候。”母亲指着水渠边的菱角问。

“当然记得呀。这是小时候我们经常吃的零食，怎么会忘了呢？”我笑了笑，“我上次吃菱角还在上大学之前，一转眼已经过去四年多了。” 

“你想不想吃几个菱角？美国吃不到。”

我点了点头，但感觉来不及了。 

“你等等我，我这就去弄几个来。”话音还没有落，母亲放下包，朝水渠边跑去。她趴到地上，想用手抓住靠近岸边的菱角叶，可她的手不够长，怎么也够不着。我看了便阻止道：“我下次回来再吃吧。” 

母亲根本听不进我的话。

乘客已经陆续上了到站的汽车，我一个人站在车门边，看着母亲正努力拔菱角的背影。 

“妈，算了吧，我上车了。”我喊着。

母亲急了，她站了起来，脱掉鞋子，抓住水渠旁边的草，一点点滑进了水渠。 

“哗啦！”母亲踩进了水渠的深泥巴里。我听到响声，惊讶地回头，只见母亲在齐胸的泥巴水里走着，碰到水渠里长熟了的菱角便抓进手里，扯掉菱角叶，在水渠里洗了洗，便朝着岸上扔了过来。

 “儿子，快捡几个大的赶紧上车去。这司机也真是性急，又在按喇叭了。别看我，朝我看干啥？我待会儿回家换身衣服就好了，你快点捡几个菱角上车去！”

我满眼泪水地站在车旁，看着还在水渠中笑着的母亲。 

我想告诉母亲自己有多么爱她，可是，乡里孩子很少会用“爱”这个字，即便是母子之间。我不知该和母亲说些什么，捡起菱角，在裤脚擦掉了沾在菱角上的泥巴，用牙齿咬掉了硬壳，把菱角掰成两半，跑到母亲身边，递了一半给她。母亲站在水里接过去咬了一口，我站在岸上咬着带汁的另一半菱角。

作者何江，哈佛大学毕业生

本文选自何江作品《走出自己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