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清华附小几份小学生的作业引起的舆论的喧哗。其中,一份用所谓的“大数据”来分析苏轼作品的研究报告受到坊间的质疑,有北大某教授直接痛斥这是一份家长帮着孩子做的作业,却只署上孩子的名,“作弊”!
说实话,如果不是因为这份大数据分析苏轼作品的小学生研究报告被媒体广泛报道,家长帮着孩子做作业,乃至争荣誉的事情还真不鲜见,甚至算得上比比皆是。
这篇由“清华附小2012级4班”发表的文章,引发了舆论对小学生作业的质疑和争议
我就干过这样的事。
大约10年前,Elva小学一二年级是在宁波江东中心小学读的,三年级才随我回到四川。当时我在宁波务工,到Elva小学入学的年龄,便带她去报考了江东区最好的两所小学,江东中心小学是其中一所。
说起来,她能入读这所小学还真是一波三折。因为是区最好的小学,所以就要招收一部分择校生,Elva也随着其他孩子一样报名参加了选拔考试。发榜的时候,两所学校都没有录取她。
因为她参加了考试,却没有录取,我必须要搞清楚为什么没有录取,便径直去找了江东中心小学的校长。校长告知说,考试选拔录取的是“择校生”,而Elva属于“借读生”(我的户口在北京,她的户口在四川,都不是宁波户口),只能选择区教委指定的几所向借读生开放学额的学校就读,江东中心小学不属于向借读生开放学额的学校。
我说,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理由。如果学额不向借读生开放,那么就不应该接纳Elva报名以及参考。只要Elva参加了考试,那么我就只能接受她考试成绩不如其他学生,否则我无法给她解释。校长稍微楞了下,表示这种情况还没想到过,需要研究一下。
几天后学校打电话通知,录取Elva了。我迄今仍然认为,宁波是我生活和经历过城市里最文明的一个城市。此处不表。
Elva就读江东中心小学,到一年级下学期,学校就给全体学生布置了一个活动作业,设计一个高空坠蛋而蛋不会跌破的装置。那时高空坠蛋已经不是什么新的噱头,网上已经有人在讨论并提出方案。学校布置了这份活动作业,但没有要求每个学生都参与,只是鼓励而已。
Elva带回这份作业,她其实并没有多大兴趣参加,但我挺感兴趣,也积极地鼓励和动员她参加。她稍微想了想,没有主意,便一筹莫展,因而也兴趣索然。我一步一步地诱导她,激励她,并和她一起看看网络上有怎样的主意和讨论,试图激发她积极参与的心态。
好吧,后来就变成了我自己来帮她做这份活动作业。我没有采纳网络上有过的主意,而是用四个灌满气的小气球,分别从四个方向用胶水粘在蛋壳上,整个鸡蛋就被四个气球给包围在中间。试验了一下,从五楼阳台往下扔,落到水泥地上,爆了一个气球,鸡蛋无恙。
Elva把这个我帮她做的高空坠蛋装置带到了学校参赛,很顺利就获得了最高奖项,全校两名大奖之一。客观地说,这应该是个冠军装置,因为够简单,够稳定,比另一份用降落伞思路的装置更胜一筹。
不过,这件事Elva从来都没有因此而表露过高兴,反而是我比她更兴奋。每每我提起这件事,她都不以为然地说:都是你在做,我帮你参加,又不关我什么事呀。
的确,孩子得了奖,满足的是大人的虚荣,孩子未必因此而荣耀。Elva也有很开心的时候,当她凭着自己的努力获得了运动会跳高比赛的第一名时,捧着奖状那是真的开心。高空坠蛋装置获奖,她就从来没有露出过这样笑容。我还记得当时她回家告诉获奖的消息时说的是:爸爸,你做的高空坠蛋获奖了。
其实,做父母的往往远比儿童期的孩子更虚荣。许多时候,孩子如果获得了荣誉,获得了奖励,父母可能比孩子更兴奋,更津津乐道。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父母能够与孩子一起探索,一起研究、一起设计,一起创造,真的很不错,而且不是每个家庭都有这样的条件和资源。但是,与孩子一起探索时,父母的作用是给孩子提供支持和鼓励,扶着孩子让他自己去发现,去试错,而不是越俎代庖。即便孩子在探索、设计以及创造过程中,父母提供了帮助,甚至代劳了大部分工作,孩子只要从中有所收获善莫大焉,而不必对外在的荣耀或者虚名津津乐道。
清华附小的几名小学生在父母的帮助下用“大数据”分析苏轼作品并撰写研究报告,并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斥之为“作弊”可能有些言重。但是,也要知道,当不恰当的虚名加诸孩子时,大人的态度就至关重要。
我在想,如果10年前我帮Elva设计和做的那个高空坠蛋装置获奖后也被舆论热议,我可能第一时间就会实事求是的澄清,而不必让孩子受到虚名的困扰。更重要的是,尽管Elva没有如我所期望的那样在我帮她设计高空坠蛋装置的过程中激发起对科技的兴趣,但在成长过程中,她发现了自己对艺术的表达真正感兴趣。事实上,哪怕是Elva如我所期望的那样激发起了对科技的浓厚兴趣,整个过程中真正有价值的仍然是让孩子自己发现的意义,而不是某一次的成果。
我大致浏览一下,清华附小的几名小学生的这份作业,无论是《当小学生遇到苏轼》一文,还是坊间的评论和盛誉多有言过其实。所谓的“大数据”根本就是贴金而已,西方文论早在几十年前就用统计学方法来研究和分析莎士比亚的著作,并得出许多有趣的结论。而且,中文与英文最大的差异就在于中文的文本分析需要解决分词的问题。英文每个词与词之间都有着自然的空格来区隔,而中文的词与词之间是没有自然的区隔标识,必须依靠上下文和阅读经验来做出判断。
因此,用统计学的方法来分析苏轼的作品,且不说苏轼作品用是文言文,哪怕是用现代文,其难度和工作量也数十甚至百倍于用统计学方法来分析莎士比亚的作品。研究中,即便是用到机器切词,也必须借助人工干预调整,而且还必须是熟谙文言文的文学专业的人来干预调整,其难度和工作量远非一个短假期父母和孩子轻松就能够驾驭的。
有趣的是,当舆论开始质疑“走红”的几份小学生作业,校方的态度令人咋舌。据媒体报道,清华附小校办的一名老师回应舆论质疑可能是家长代劳时这么说:
他们这样的质疑有依据吗?没有吧。只能说他们对于小学生的现状太不了解了,不太清楚现在小学生的状态。……网上有人在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对目前中国小学的教育和发展太不了解,对清华附小更是不太了解。父母参与课程是避免不了的,孩子有疑问回家问父母,难道就是父母代替孩子吗?太武断了。孩子们的研究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引自红星新闻)
父母替孩子做了作业,或者代劳了大部分又怎样呢?目的难道不是培养孩子兴趣,让他们在在父母的示范下了解研究是怎么回事吗?!父母,或者老师、校长,又何必如此执着于成果的荣誉呢?孩子的研究精神难能可贵,难道诚实不是更可贵吗?
至少我知道,Elva当年的校长和老师如果不深入了解获奖的空中坠蛋装置是怎样做出来的详细过程,他们断然没有任何依据和底气来驳斥舆论对是否可能是父母代劳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