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亲爱的人 文 | 罗洁琪 1 我曾经认为,要和很相爱的人在一起,才能生二胎。 养育女儿桐桐,我是一路的摸爬滚打,逐渐领悟到“母亲”是一个疲惫又孤独的角色。那些讴歌伟大母爱的传统故事,其实都在倡导着女人的自我牺牲,我从来都不认同。我希望做了母亲之后还能继续追求更好的自己。可是,有了孩子之后,生活虽然多了欢乐和惊喜,也多了一地的鸡毛;如果生了二胎,估计是满屋子都在飞鸡毛。 我想,可能真正懂得爱的男人,才能陪伴女人走过灰暗的产后抑郁,在无尽的琐碎和烦忧中彼此谅解。我不确定身边的丈夫是不是那样的一个人。甚至也不确定世间是否存在那样的男人。 2014年7月,我去哈佛大学访学一年。那时候,女儿已经两岁半,在美国再生一个老二,成为非常有吸引力的诱惑。可是,为了美国籍,就要把来之不易的访学变成含辛茹苦的生儿育女吗?我确定自己不想——我身轻如燕地跨过了美国的海关。 2015年7月回国。10月29号,中央宣布中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那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我在朋友圈高呼,“今夜全城做爱。” 可是我没有。我还在思考。 2 得知怀孕,是我父亲葬礼的第二天。 父亲的葬礼是2016年正月初八。他是正月初一走的。为了过春节,我特意穿着从美国买回来的红色羊毛大衣。后来,我脱下来,给父亲枕着,上面还有我的体温。我跪在父亲旁边,握着他的手,用无尽的懊悔摩挲着,直到一种入骨的冰冷从我的手指渗入心脏。 在殡仪馆的告别厅里,父亲静静地躺着。我低头跪在他旁边,烧了一柱又一柱的香。我不想回忆起那一天的火,也不想回忆自己在炉火边上声嘶力竭的呼喊。可是,我没法忘记殡仪馆院子里茂密的松柏,浓郁的桂花香。当时,我想,回北京之后,一辈子都不再吃桂花莲藕。 父亲再回到我们身边时,已经是一个温热的坛子。哥哥是长子,他抱着父亲,我和弟弟撑着黑伞走在旁边。从县城回家乡的路上,我们坐在一个几乎散架成废铁的出租车中,一路颠簸。在车里,我闻到一股热乎乎的气味。哥哥、弟弟,都沉默无语。窗外是浓重的夜色。 后来的几天,我们爬了很多的山,找到一个地方安放父亲。那里面对着绕镇而过的贺江,俯瞰着稻田,依着青山绿松。女儿说,“姥爷躺着这里真好,有小鸟给他唱歌,我们还可以坐在草地上给他讲故事。”我和她说,姥爷的灵魂上了天堂,会变成天使,夜里就是天空上的某一颗星星。 出殡那天,妈妈娘家的人排着整齐的队列,用扁担挑着一个古式的木框子,敲着锣吹着唢呐,浩浩荡荡地走在老街上,一路上,鞭炮震耳欲聋,满城浓烟。那一幕,肃穆虚幻,像电影的场景。 那些天,悲伤被屏蔽了一样。我跟着家人按部就班地处理后事,只是在不同的场合,喝了5次酒,是家乡的米酒。某一个下午,我独自走在小镇的路上,四周安静无人。我忽然停步站在路边,哭得哽咽。 某一个夜里,家人都睡了。我躺在床上,计算了一下末次月经的日期,找出从北京带回来的怀孕测试纸。几滴尿液淋上去,液体缓缓地漫延,竟然有两条暗红色的杠杠出现了。我不敢相信,穿着拖鞋就骑上自行车,去小镇街角的药房,再买了一份测试纸。还是两条暗红色的杠杠。 站在家中昏暗的厕所里,心跳加速,马上给刚回到北京的丈夫打了电话。他说,“啊!真好啊!” 3 那一夜,我没睡着,大脑变成一个高速运转的计算机。我绞尽脑汁地回忆,在过去的多少天,究竟喝了几次酒,每次的酒有多少分量,浓度大概是多少。这样的酒精数量,会不会影响胎儿。 我停不下思考,紧张得身体开始冒冷汗。干脆躲在被窝里,抱着苹果手机,打开VPN,以“酒精”和“怀孕”做关键词,用Google搜索中英文的学术论文。可是,科学家们的观点都是各家争锋,没有定论。 夜里十点多,我给一个采访过的资深妇科医生发微信,又给美国的朋友写电邮,请她帮忙找权威资料,她是科学报道的记者。几天之后,我决定去医院当面咨询医生。医生说,只要受精卵着床就不用担心了,最初的胎儿只是一个小细胞,远远还没发育出神经来。 经过高强度的神经质自虐,我才如释重负,不再自责。我熟悉这种神经质,上次怀孕就是这样的。 2016年3月,我开始到“正午故事”上班,肚子已经微微鼓起来。尽管是二胎,可是怀第一胎的记忆已经淡去,我买了书,重新学习。书里谈到要做大孩子的心理辅导,帮助她接受未来的新成员。可是,我女儿完全不需要,她很兴奋,很高兴地期待未来的玩伴。 我的日子如常,依然是采访写作,骑车接送女儿上学,操持家务。只是某一天,当我骑上自行车时,觉得膝盖弯曲用力会让肚子有负重感。我马上下来,推车而行。从那以后,我的心理才进入了真正的怀孕状态。我开始热切盼望分娩,数着日子,一天一天地盼望。而北京常年浓重的雾霾又让盼望变成焦灼。 我挺着沉重的大肚子去游泳,游累了,就把身体半浮在蓝色的水里,一动不动,看着一束束的阳光折射成光怪陆离的光影。两次怀孕,我都游泳到32周,一直到医生把我叫停。那套黑色的泳衣,是5年前怀女儿时穿过的,腹部的衣料已经被撑得变松弛和稀疏。借助浮力,我的身体变得轻松,大脑慢慢地释放情绪,原谅了自己因为怀孕而对女儿不够耐心,因精力不济少了陪伴。 随着肚子越来越大,去哪里分娩成了急需解决的问题。尽管我觉得美国是一个让我觉得孤独的地方,但是那里的制度让人向往。不过,这意味着我必须独自带着有高血压的妈妈和年幼的女儿去美国的月子中心,住上几个月,等待分娩。有一个晚上,我摸着大肚子,思来想去,彻夜无眠。第二天早上,我头疼晕眩,就和丈夫说,“我睡不着,白头发都出来了”。他说,“别想了,就在这里生,定了”。 于是,就这么定了。 4 我们挑了北京一家私立妇产医院生二胎。女儿是在一家三甲公立医院出生的,那时候,我没有麻醉药镇痛,是“活活地生下了女儿”。除了这句话,我想不出其他的词语来形容。 怀女儿的时候,我上了医院的科普课,也看了一些书,以为已经做好准备。我是夜里十二点多进去待产房的,丈夫被隔绝在住院部门口。住院部门口,是一个密封的铁门,再走过一条走廊,两侧才是一间间的待产房。护士领我进去,“咣当”一声关了大门,我开始独自经历未知的一切。我慌张回望,可是别无选择。 那天夜里,宫缩频繁,我的情况适合顺产。护士让我蹲坐在一个健身球上,说可以帮助宫口打开。极度的痛苦让我浑身战栗,每一块肌肉都紧缩,像收紧的刺猬,哪怕一根羽毛碰到我,都会加重疼痛,让我颤抖。尽管如此,我还是一次又一次央求护士给我查宫口。她戴上胶手套,往我的下身淋上药水,稍微润滑和消毒,就把整个手掌伸进去。我绷紧每根神经,咬紧牙关,极度的痛苦让我只能在喉咙里发出沙哑的呻吟,准确地说,是艰难地倒吸冷气。我想请她慢一点,轻一点。可是,她习惯性地粗暴,很不耐烦地警告我,如果不是快要生,不要再找护士了。我求她,能否给我做剖腹产。她说,“疼痛不是剖腹产的指标。”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没想到要求麻醉镇痛,也不知道医院是否有条件提供。 宫缩继续频繁,我躺在床上,肚子很沉重,翻身都极度困难,而旁边没有一个亲人。每两分钟,疼痛让我昏死一次。迷迷糊糊中,30多年来遇见的人都像电影镜头一样,稀奇古怪地出现了。我忍不住呻吟了,声音是从胸口慢慢地被吸上喉咙的。一个护士过来,恶狠狠地说,“不要吵了,哪个女人生孩子不疼?!” 半夜,我慢慢地用手支撑,小心地下床,扶着墙壁,缓缓地挪动着脚步,走到产房外面的护士站。我用卑微的语气问另一个护士,如何做,才能减轻痛苦。她抬头看我了,简单地说了一句,“宫缩来的时候,你试一下深呼吸。”我感激涕零。 次日是1月3号,元旦的假期,医院里只有一个助产士值班,我的房间有四个待产的妇女。我丈夫在外面大门口守了一夜。早晨,我小姨送来了汤,米饭,还有家乡的炒米粉,用乐扣盒子装着,放在住院部门口。护士送了进来。我在疼痛中挣扎,打不开紧闭的餐盒。两个护士在围着邻床的产妇,关心备至。我赌气,没开口求助。 下午一点多,我已经输了四个小时的催产素了。邻床的产妇和我的产程几乎同步,助产士准备先为她接生。我不想再等待了,每一分钟,都像酷刑。我豁出去了,大声喊,“医生,快来!孩子的头出来一半了!”助产士跑过来了。她一边检查,一边责备我,“你怎么知道孩子的头出来了。” “凭感觉。” 整个待产过程,都没有麻药镇痛,只是最后侧切时,打了麻醉针。下午2点38分,我听到了女儿的啼哭声。我哭了,泪水顺着脸哗啦啦地留下来。助产士冷冰冰地说,“别哭了,你哭就大出血了。”我用手捂着脸,可是眼泪还是顺着手指流下来。 后来,人都离开了,我独自躺在产床上。护士把洗完澡的孩子塞到我胸前,让我喂奶。我失血300毫升,而且十几个小时没进食,虚脱得很恍惚,只是凭着本能搂着女儿,不让她掉下去。 晚上,护士才有空过来推我回去病房。她一个人不够力气,控制不了床的方向,东摇西晃地撞到走廊的墙上,一路的“咣咣铛铛” 。 回到病房,我想小便,让丈夫扶我去卫生间。我们都没有经验,也没有医嘱,不知道此刻不能下床。我坐到马桶上,灵魂就轻飘飘地飞起来,到了古代长安的灞桥边,柳树下,飘飘然地,有好些穿青衣长衫的古人。当我睁开眼时,丈夫正使劲地掐我人中,旁边是几个医护人员的脸。 生二胎的时候,我仍有心有余悸。 在私立医院,丈夫一直陪伴着我,从阵痛开始到分娩,整整25个小时。我吃不下饭,丈夫用勺子一口一口地喂我。他喂得太急,我吞咽太慢。我想起了父亲,他中风五年,不能言语,无法自理,都是靠护工喂食。他曾经受了多少委屈,有过多少无法诉说的痛苦?我那一刻,才开始理解父亲,可惜一切都太迟。泪水和着饭菜,慢慢吞进了我的肚子里。 夜里,麻醉师来问了几次,要不要配合她,注射麻药,尽早镇痛。尽管入院前,就签署了合同,同意使用无痛分娩。可是,真正发生的时候,我和丈夫心里都没谱了,怕麻醉药影响胎儿。他趋向于保守,说能否忍受一下,就过去了。只有我自己才明白,那是无法忍受的。我给邻居打了电话,她是一个儿童医院的麻醉师。她说,麻醉药的风险是有,但是,极其小。任何医疗行为,都有风险,只是看概率。我决定冒险。事实证明,我是正确的。 2016年10月20日的清晨,儿子出生了。美丽的助产士抱起他的时候,他的小脚触碰到我的大腿,我感觉到那个可爱的小生命,心里涌出一股温柔的清流。我没有急于看他,我太想休息了。助产士给我缝伤口,我轻松地和她聊天,丈夫和儿科医生,几个护士在旁边照料我新生的儿子。我半躺在产床上,偶尔指挥一下,“快拍照片,快拍录像”。 窗外,天色还没亮起来,病房里是柔和的黄色灯光。那是我记忆里最满足的早晨。 5 女儿说,她喜欢弟弟,弟弟很漂亮,“为什么弟弟这么小,就这么可爱?”弟弟慢慢长大,也越来越依恋姐姐。一天之中,他最快乐的时刻,是姐姐放学回来。 前几天,我带着女儿回家拜祭父亲的新坟。女儿看到我的悲伤,安慰说,“妈妈不要难过,姥爷在天堂,变成天使了。以后,你去世了,也会变成天使。这样,你就又和你的爸爸在一起了。” 夜里,女儿突然抱着我说,“妈妈,我害怕,如果你有一天也去世了,我不想你离开我”。我抱着她安慰了一会儿,其实我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解释人世间的离别。最后,我说,“你有弟弟,你和弟弟身上都流着爸爸妈妈的血。你们是这个世界上彼此最亲爱的人”。 2016年10月5日,四川自贡,一对兄妹在校园里的塑胶跑道牵着手行走。图片来自视觉中国,作者: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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