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我是教你做个好人，还是做个坏蛋呢？

源济

孩子！我是教你做个好人，还是做个坏蛋呢？ 

原创 2017-05-17 魏阳 大家

文 | 魏阳

在我国，最容易当的是爹；最难当的，还是爹。

与其他民族相比，国人似乎总有抑制不住的做爹冲动；情急之下，脱口而出的常常是X你妈——潜意识里还是想当个便宜老爸。

可是，在深爱中国文化的学者看来，爹是我国最难做的工种。1927年王国维投水自尽后，陈寅恪在挽词中写道：“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

这里说的三纲，首先就是君臣、父子关系。在那个年代，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进，君权与父权，都被当作是吃人的礼教、奴役人的枷锁。陈寅恪这番话，颇有顶风作案，与新文化叫板的意味。然而，他心中的三纲，绝非指臣下与子女对君主和父亲的无条件服从；而是说君父应该成为臣子行为的榜样、道德的楷模。做不到的，就不配做君主和父亲。这种观念，用俗话说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下面的人不行，说到底还是上面的人自己乱来，怪不了别人。这种对君主和父亲的高标准严要求，是汉代儒学传统中的“三纲”理想，还没被君权扭曲之前的原始含义。

另一方面，对于臣下与儿女，陈寅恪也有很高的要求 。他说：“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 这是说：就算君主是像亡国之君李煜一样的菜鸟，作为臣下也应该竭尽全力，期待他成为刘秀一样的明主。同理，就算你的朋友是背后捅刀、落井下石的小人，你也应该像鲍叔牙这样两肋插刀、生死相许的好基友一样善待他。再同理，就算碰到如舜的父亲瞽叟一样昏庸的爹，也要尽量用纯孝去感动他。

▲ 陈寅恪

有人说，这不是犯贱吗？猛一看似乎不合情理，但是，在陈寅恪眼中，脱离了世俗利害考虑之后，一种英雄主义情怀才能水落石出；对他人近乎固执的善意期待，仿佛耶稣别人打你左脸，给他右脸的悲悯；又仿佛《悲惨世界》中的米里哀主教：明明是冉阿让偷走了教堂的银器，在赃物被追回后，却和警察说银器是自己送给冉阿让的。

这不是犯贱。这是在面对一个盗贼时，依然能从他的眼中看到圣洁灵魂的强大信念。这善意的感招，让罪犯冉阿让最终完成了自我的救赎，人格的升华。雨果的名著，可以看做是陈寅恪文化观的一个注脚。父子关系，在我国文化中，是一种至为崇高庄严的理想。

可是，理想归理想，古代中国的政治气候和社会环境，常常十分恶劣。很多做父亲的，在自己人生的取舍上，可以杀身成仁，赴汤蹈火。可一旦涉及说服下一代，便无所适从，陷入迷惘。

汉代的党锢之祸，是士大夫和专制皇权的一次血淋淋对抗。当时，有不少坚信儒家理念的士大夫，企图凭着道德信仰，对抗围绕在皇帝身边的腐败宦官集团。这些人，最终被皇权轻易击败。比如清正廉洁的范滂，就被人诬陷入狱。在狱中，范滂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他说：“我死了以后，请把我埋在首阳山旁，这样，我上不负皇天，下不愧伯夷、叔齐。” 这里说的伯夷、叔齐，是上古因为坚持自己的道德理想，饿死在首阳山的一对兄弟。

可面对儿子，范滂却陷入困惑。据说，在被逮捕处死之前，他给儿子的遗言是：““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 《后汉书》中这段对白语气颇为不畅，不少注释者怀疑，后两句原文应该是：“使汝为善，则我为恶。” 就是说：孩子，我如果教你做个坏人呢，那么这种坏事我不应该干。可是，我如果教你做个好人吧，那就是我自己做坏事了！“

▲ 黄庭坚书《范滂传》，《后汉书》说他“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不是吗？这样扭曲的年代，教孩子坚持理想做个好人，下场可能和老爹一样，死于非命。这时教人行善，实在是件作孽的事情。为了能好好生活，不如教孩子放弃善恶的信念，与社会同流合污，当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可是，这又和范滂自己的人生原则相悖。就这样，临死之前，范滂发现自己处于一种道德的两难：父亲对儿子的爱，和自己的道德信仰之间，产生了艰难的冲突。

孩子，我是教你做个好人呢，还是做个坏蛋呢？

在我看来，这绝不仅仅是个为人父母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根本的困境之一。

先秦的中国曾经有一种朴素的善恶有报观念。《左传》中说：“皇天无亲，唯德是辅”；《老子》中也有类似的话：“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就是说，善良的人们，总会得到老天的眷顾。冥冥之中，好人有好报。

可是，在秦汉大一统帝国建立之后，无处不在的专制权力，轻易地击碎了这种原始的道德观。人们发现，善恶与天道之间，根本毫无联系。尽管皇帝自称天子，想让皇权获得来自老天的道德支持，可是作为皇帝父亲的“老天”，实在虚无缥缈得很。所以自称“天子”的皇帝，总像个缺乏父亲管教的顽童，恣意妄为，横行无忌。

于是，失去老天眷顾的世界，总是好人不长命，坏蛋最得意。面对孩子，这么残忍的事实，善良的人们如何说出口？很多父亲，只能在迷惘中无所适从。

因为仗义直言，得罪了暴君的汉代史学家司马迁，无辜遭受宫刑，生不如死。熟悉历史的他，在《史记·伯夷叔齐列传》中愤懑地感叹：

有人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伯夷、叔齐算是善人了吧，可是咋死得这么快呢？孔子有弟子七十人，颜渊最为好学，可偏偏他死得最早。老天就是这么对待好人的吗？盗蹠这样的大恶人，天天滥杀无辜，吃人心肝，无恶不作，带领数千党羽横行天下，结果呢？人家长寿快活一辈子。这特么是怎么回事？违法乱纪、坏事做绝的，一生享尽荣华富贵，子孙也跟着沾光。品行高洁、循规蹈矩的，动不动遭遇灾祸，数不胜数。我实在搞不懂了，大家说的天道，到底是个什么鬼？（“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中国古代最好的历史学家，在道德信仰和残酷现实之间，陷入深深的迷惑。

司马迁的难题，在数百年后，依然无解。东晋的陶渊明，常常在朋友圈晒“采菊东篱下“的小确幸，可骨子里还是一个无法向生活妥协的老愤青。在一篇感慨人生的长文中，他几乎照抄了司马迁《史记》中这段对”天道“的质问，又加上了更多历史论据。和司马迁一样，陶渊明不得不承认，所谓善恶有报，实在没有任何根据。社会的经验，只能得出相反的结论。好学与行义的代价，往往是生命的艰辛与不幸。所谓善有善报，不过是骗骗小孩的鬼话。（“虽好学与行义，何死生之苦辛！疑报德之若兹，惧斯言之虚陈！”）

古代中国人的世界中，一边是社会现实的腐败罪恶，一边是儒学说教的有气无力。原始儒学的信仰，可以让一个人杀身成仁，却不能说服一个困惑的父亲。汉帝国灭亡后魏晋玄学的兴起，佛教因果报应之说的盛行，实在并非偶然。地狱天堂的神话，多少弥补了汉代儒学中天道论的先天不足。

直到当代，范滂的难题，依然在华人世界的道德思索中，如幽灵般若隐若现。杨德昌的电影《牯岭街杀人事件》描绘了60年代戒严时期的台湾。影片中的小四，正直善良，充满理想。小四在学校无辜被罚，他的父亲向校领导据理力争，却让儿子被记了大过。回家路上，父亲对儿子说：“如果一个人能为他没有犯过的错去道歉、去讨好的话，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读那么多书，就是要找出一个做人做事的道理。如果到头来，还不能勇敢地相信它的话，那做人有什么意思？”

▲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剧照

不料，这番对儿子的道德鼓励，却导致了小四与校领导更严重的冲突；后来，父亲自己也因故被关押审查，被人整得七荤八素。在儿子将要被学校开除之际，父亲终于明白这世道的厉害。对孩子的爱，让他不得不放下尊严，为自己没犯过的错，去向校领导道歉哀求；结果，开除的决定没变，却遭到了更多的羞辱。

长街漫漫，从学校落魄而出的这一对父子，相伴而行，形影相吊，终于离开始的地方越来越远。此时，影片中一片寂静无声，静得让人听见两千年前那同一个疑问：“孩子！我是教你做个好人呢，还是做个坏蛋呢？“

从《后汉书》到《牯岭街》，似乎依然是那个好人受难、恶人得意的时代；道德理想依然被权力绑架蹂躏；面对孩子，依然无语相对。这中国的爹，何时才不那么难当呢？

【作者简介】 

魏阳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现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历史系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