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巴九灵（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理想国》中有这样一段小对话：
柏拉图问：“哪些人是真正的哲学家？”
苏格拉底答：“那些眼睛盯着真理的人。”
本期节目，吴老师带领我们认识这样一位88岁的老人，他的一生与四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紧密相关。他叫吴敬琏，眼中一直盯着真理，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
然而，吴敬琏也并非一开始就坚持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路上，在他一生的学术生涯中，离不开三位经济学家的帮助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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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手把顾准推进了太平间，然后一个人从医院离开的时候，推着一辆28寸的自行车，穿越整个北京的长安街，那天非常的寒冷，一路推着自行车，一路在颤抖，但是我感觉到中国的未来，很可能从他去世以后出现。”日后，吴敬琏在回忆顾准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青年时期的吴敬琏也曾被一腔热情“蒙蔽双眼”。引导他揭开横亘在眼前黑布的，正是吴敬琏熟悉而又陌生的“右派”——顾准。
1971年，吴敬琏与顾准都被迫下放到干校劳动、搞政治运动。偶然交集之下，他们重新认识了彼此。在私下交流中，谈到中国经济体制的问题，受难十多年的顾准比吴敬琏看得更深远，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
娜拉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女性人物，她一直被亲近的人当做玩偶，终于在一次家庭变故后，毅然出走。但是鲁迅先生在1923年提出一个令人惊醒的问句：娜拉走后怎样？在演讲中，鲁迅说：“由于缺乏独立的经济地位，或许娜拉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顾准对于现状的思考，对于吴敬琏无异于惊雷在耳，它像“毒药”一样危险却又充满了新鲜感，点出了吴敬琏几年来苦思冥想却没有头绪的核心问题。
但是顾准还来不及看到这个国家的未来，他的生命就在1974年走到尽头。去世前夜，顾准嘱咐吴敬琏：“我已经看不到未来了，但你还很年轻。你一定要知道，中国的神武景气一定会来的，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到来，但你一定要等到它的到来。”
吴敬琏在文革时期和顾准的这一段交往，使得他对自由、对经济市场的血液，重新回到这个年轻人的身上。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说史上，孙冶方是一个比顾准更大的悲剧。
1978年孙冶方被监狱放出来，他曾经跟吴敬琏说：“我们这个国家不能搞计划经济，那一套东西走不动了，所以你跟我在一起，我们重新去写一本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教材。”
孙冶方的这本教材，他在文革期间打了85遍腹稿。
但一直到孙冶方去世，吴敬琏和孙冶方的这本政治经济学教材都没有出版。后来的改革事实证明，市场社会主义道路，即拒绝民营经济，只在国有企业之间建立商业交易的模式在中国是走不通的。
顾准在离开这个冰冷世界的时候，尽管被彻底地遗忘和抛弃，但是他知道自己已经找到了正确答案。可是对于孙冶方而言，这位充满了理想主义气质的经济学家，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才真正意识到自己为之倾注了所有心力和热情的理论大厦竟然建立在一片无法承重的沙滩之上。人世间悲剧的惨烈，莫过于此。
吴敬琏历经了两位精神导师的先后离世，在感怀之余，也把他们的爱国热情继承下来，更加坚定了自己经济体制改革的前进方向。
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走上了一条没有蓝图、没有理论根据的经济改革运动。
如果说顾准和孙冶方是吴敬琏在成长路上的精神导师，那么厉以宁算得上是吴敬琏一生的“敌人”。
同是1930年出生于江苏，也曾在金陵中学同读一个年级，但两人在学术观点上一直保持着难以弥补的分歧。
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经济学界曾经发生过非常激烈的争论。厉以宁是中国第一个提出企业要进行股份制改造的经济学家，而吴敬琏则大力推广积极的整体配套改革方案，是第一个提出要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人。“吴市场”、“厉股份”的戏称由此而来。
二者观点分歧的关键在于，厉以宁认为要改企业本体，吴敬琏认为还要改企业的生存环境。但不可否认，“吴市场”与“厉股份”成为那个时代重启并深化在改革大业的两大经济理论“推手”。到1992年底，中国决定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四十年来，中国的繁荣离不开1978年改革开放，也离不开一代代经济学家的共同坚持。无论是顾准、孙冶方，还是吴敬琏、厉以宁，他们都是眼睛盯着真理的人，正是他们的坚持，才有了今天的中国。
狗仔卡
发表于 2017-5-3 09:5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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