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舒：最惊险的民国上海滩爱情故事

源济

最惊险的民国上海滩爱情故事 

2015-09-23 李舒 山河小岁月

今天是山河小岁月的第十一次推送。昨天的袁克文似乎激发了同学们的热情，纷纷要求讲讲“其他的公子”。

“民国四公子”的称号，当然是小报记者们的发明。比较令大家接受的说法是：

张学良，张作霖之嫡长子。

袁克文，袁世凯次子。

溥侗，清朝皇族，加郡王衔恭勤贝勒载治之子。

张伯驹，直隶都督张镇芳之子。

林庚白的文章认为，自袁世凯病逝，四公子就不包括其子袁寒云，应改列孙科（孙中山之子）。不过，人民群众似乎没有听到他的呼声，因为孙科的文艺气质，显然没办法和袁克文相提并论。

这几个人对于“四公子”的称谓都不以为然，有意思的是，有一个人，很认真地说了这件事。

△张伯驹

张伯驹在他的《续洪宪纪事诗辅注》里写道：

人谓近代四公子，一为寒云（袁克文），二为余（张伯驹），三为张学良，四、一说为卢永祥之子小嘉，一说为张謇之子孝若。又有谓：一为红豆馆主溥侗，二为寒云，三为余，四为张学良。

△张伯驹演出《四郎探母》，扮演杨延昭的是余叔岩（左）

张伯驹真是个有趣的人，比袁寒云还要有趣。他喜欢唱京剧，是京剧大师余叔岩的粉丝。为了余叔岩和学习余叔岩的余派唱腔，张伯驹肯花钱，肯送汽车，还肯骂余叔岩的竞争对手言菊朋“奇腔怪调，无一是处”。他痴迷收藏，为了买《平复帖》，他会像个孩子一样躺在地上不起来，非要老婆答应……他的故事我大概可以讲成长篇联播评书的，所以先卖个关子，慢慢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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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苏三与王金龙

（原文首发于《看天下》）

那个年月，谈恋爱是一件奢侈的事，男人们要谈恋爱，似乎只能去长三堂子的书寓里。第一次去，须得熟人带着，吃碗清茶初定情，这叫“打茶围”；两下互相有意了，嫖客便成为妓女的相好，吃酒、打牌、陪看戏这些约会项目一一实践，这便是“叫局”；时间久了，感情深了，便在书寓里摆酒设宴，邀请朋友捧场，就是“做花头”，这样才算定情。这种制度化的卖淫，手续繁复细腻，真正有恋爱的意味。张爱玲说，看到海上花里的故事，简直觉得“长三书寓里有浓厚的家庭气氛。上海四马路书寓里，从来不缺这样的爱情故事，可惜，多半都没有欢喜结局。

数来数去，似乎只得一个潘妃，乃是例外。

△张伯驹夫妇在书房

在上海“花界”，她是一个另类。当富春楼老六、含香老五这些“主流当红”妓女迎来送往着官场贵客时，潘妃的客户群体是上海滩的二等流氓。她并不挑挑拣拣，故而生意十分兴隆。据说鼎盛时期，天天有人到她家吃“花酒”，客人们正在打牌或者吃酒，她接到“出堂差”的帖子，照去不误，客人们却并不怪罪。这位善弹琵琶的美人想必有不凡的秉性，据说她的手臂上刺着一朵花，这在当时的书寓女子中，可算是特立独行。

13岁被继母卖到青楼的潘妃，很快被国民党的中将臧卓看上，与她谈及婚嫁，想要为她赎身。这大概算是妓女最好的结局，苏三遇到王金龙，杜十娘碰上李甲，最后求的，不都是个名分？

但就在此时，她遇上了一个男子。

他初来时，和一般的公子哥没什么两样。北方人来沪，说是查账，当然不过是做做样子。朋友带他去看正红的潘妃，甫一见面，是张生见了崔莺莺，“灵魂儿飞去半天”。一曲琵琶奏完，那人送了美人一副对联：“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闻者无不击掌欢呼。见证这一幕的银行家孙曜东觉得，这两个人是“英雄识英雄，怪人爱怪人”。

△20世纪30年代，张伯驹在寓所“从碧山房”花园留影，这个寓所原为李莲英所有。

纹身的美人和玩世不恭的公子，居然打算玩真的了。两人当即开始盘算赎身事宜，潘妃显然忘了之前已经打算为她赎身的臧中将。臧卓自然恼羞成怒，把潘妃软禁在西藏路汉口路的一品香酒店。美人以泪洗面，公子望尘莫及。倒是孙曜东挺身而出，先到静安寺路上的静安别墅租了一套房子，那里是上海滩大老爷们的“小公馆”，来往人杂，不易暴露。孙陪着公子开着车到一品香，买通了臧的卫兵，一得知臧不在房内，便急急冲进去。被软禁的潘妃已经哭得两眼红肿若桃，两人顾不上说话，赶快走人。孙又驱车把他俩送到静安别墅，对他们说:“我走了，明天再说。”第二天，这两人便回到北方。这出传奇式的“私奔”，居然有惊无险地落下帷幕。

这故事一波三折，结局却意料不到。那男子有三房妻室，得了潘妃之后，居然“弱水三千只取一瓢而饮”。潘妃改了名字，唤作潘素，一个“素”字，有扫去铅华重新为人的意味。她从此只为他一人弹琵琶，并改学书画，成了著名的青绿山水画家。她的画，张大千说：“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杨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那男子，便是和末代皇帝溥仪的族兄溥侗、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少帅张学良并称民国“四公子”的张伯驹。

△潘素小照

张伯驹晚年回忆起这个类似传奇故事的经历，还颇为得意，他填了一首《瑞鹧鸪》作为纪念：“姑苏开遍碧桃时，邂逅河阳女画师，红豆江南留梦影，白苹风末唱秋词。除非宿草难为友，那更名花愿作姬，只笑三郎年已老，华清池水恨流脂。”文革刚结束，画家黄永玉曾见张伯驹“蹒跚而来，孤寂索寞，坐于小偏桌旁。餐至，红菜汤一盆，面包四片，果酱一碟，黄油二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中取出小手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四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中缓缓隐去”[1]。 那时，他们住在北京后海一座普通四合院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里，没有户口、单位，没有粮票、收入，家里早被抄尽，这位曾经富可敌国的贵公子在吃完那看起来十分简陋的一餐后，用手帕包就抹过果酱黄油的面包带回家中，只为了给他的妻，那个弹琵琶的女子。

△张伯驹夫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