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人物 | 我想在五一长假第一天死去 | 藏在死亡记录本里的秘密

源济

我想在五一长假第一天死去 | 藏在死亡记录本里的秘密 

原创 2016-12-27 李斐然 每日人物

在近似的死亡病历簿背后，藏着每个人迥然不同的故事，有他们最后的坚持，最后的悔悟，最后的关心，和最后的希望。

每日人物（ID：meirirenwu） 文 / 李斐然

编辑 / 周欣宇

作为记者，我采写过许多次“死亡”主题的稿件。如果从病历簿上看，大多数人的死亡故事都差不多——心力衰竭，大脑缺氧，呼吸衰竭，失血过多……

然而，再进一步了解这些生死背后具体的人，才会发现：在近似的死亡病历簿背后，其实藏着每个人迥然不同的故事，那里面有他们最后的坚持，最后的悔悟，最后的关心，和最后的希望。

一位资历颇深的医生告诉我，有时候自己在为病人书写病历的那一刻，会有种“上法院判案”的感觉：拿出检测数据认定疾病，根据指征制定对策，然后，没了，只讲证据，不讲感情。标准医学病历里写着格式化的诊断和治疗过程，从病历上看，人们似乎经历着一模一样的生命，但我们都知道，那背后明明有那么多故事。

他说，他很希望能在标准病历之外，再写一份“并行病历”。标准病历记录“病”，“并行病历”记录“人”。他希望创造一种“人文病历”，在那里，书写忧愁、感受和思念：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时，他在想什么？他经历了什么？他做出的最后一个决定是什么？

医生说，他希望通过这份病历更加接近生命，多一份了解死亡的参照，也通过这些故事，更深刻地去了解我们所生活的时代。

我不是医生，并不会书写标准格式的医学病历。但我记住的那些真实的死亡故事，或许算是一本最浅显的人文病历。它们跟医学技术无关，也无谓悲情，这只是这些真实的生命曾经存在世界上的最后一些痕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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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阿荣的时候已经是他生命最后的一个阶段了。那一年他58岁，胃癌晚期，正在接受透析治疗。看上去他又老又虚弱，每走一步都需要有人帮忙，可时钟往前拨40年，阿荣几乎是街上最令人生畏的存在。他从国中时期就开始混黑道，整天打打杀杀，在那段生命时间里，他要么混在道上，要么呆在牢里，几乎从没有回过家。

阿荣找到我，要求提前结束透析。我问他为什么，明明坚持透析治疗的话，他至少还可以再活几个月。阿荣却很坚决，他说他问过医生，如果停止透析，他大概还有十天生命，而十天之后很快就能赶上5月1日，大陆的五一假期。如果赶在这几天死亡，在大陆工作的哥哥可以趁假期返台，帮助80多岁的父母料理他的后事。但如果几个月后才死，到时候万一没有公众假期，哥哥需要请假，父母也会辛苦。

阿荣说，自己混了一辈子黑道，给父母带来了几十年麻烦，害他们一直因他蒙羞，现在还劳烦年迈的父母照顾，觉得自己一生都没有做一件对的事。所以，如果后事能让父母少一些操劳，也算是自己的一点贡献。他下定了决心：“让我这辈子做一件对的事吧！”

最后一次见到阿荣，我看到他牵着妈妈的手，含泪告白：“我太不孝顺了，对不起……最后我一定要对你说，妈妈我爱你。”终于，在跟多方沟通后，他实现了自己最后一个愿望，提前结束透析。在那11天后，他迎来了死亡，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在五一长假的第一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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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肿瘤科实习的时候，亲历了第一次死亡。那是一个肿瘤末期的病人，病情反反复复，我才知道，死亡其实是一个没完没了的漫长过程——一次次呼叫，一次次急匆匆推着医疗推车进病房，按照标准在胸口按压几次，再根据流程胸外电击几次，来来回回如是往复，只是单调枯燥的医学操作。直到最后看到病人的生命体征完全消失，我只想到了一个念头——这就是死亡，不过如此。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很讨厌“死亡教育”这件事。上学的时候有这门课，我几乎能逃则逃，绝不去上。你们看到电影或是小说里那种悲情死亡，哭得稀里哗啦，可在现实中都是乏味的。对我来说，死亡就是一场令人疲惫的拉锯战，徒劳无功的体力活儿。有那功夫我还不如多学点技术，早点把人治好呢！

直到有一次，一个病人给我上了一堂“死亡课”。又是值夜班，又是肿瘤末期病人病情反复，凌晨一两点的时候一次次被护士叫起来，一次次冲进老人的病房，一遍遍重复“没完没了”的技术操作。躺在病床上的老人每次苏醒过来，虽然虚弱，还是会竭力跟我说话。他小声地说着谢谢，说医学是有前途的工作，鼓励我努力学习，做个好医生。

可是，当时的我根本听不进去这些话，我只感到异常烦躁。只有我知道，在病房里，我的对手不是具体的“人”，而是标注着疾病指征的“病”，可我赢不了它，我很烦躁，急得满脸是汗。

直到最后，老人的生命体征越来越微弱。我知道这一次的体力活儿又白费了，我觉得很沮丧，也很挫败。可是就在那时候，老人用他仅剩的最后一点力量，轻轻捏了捏我的手。我突然惊觉，在我旁边的不是“病”，而是一个“人”，一个还活着的“人”！整整一个晚上，他一直在给我鼓劲，可我完全没有体谅他的感受，我冷落了一个即将离世的人的心情。我不仅输了跟“病”的比赛，也完全忽视了同在其中的“人”。

这天晚上，我第一次低下头凑近他，可我听到的，却依然是他对我的关心。大概是觉得害我折腾了一夜，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对我说：“抱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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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耶鲁大学开了一门叫做《死亡哲学》的课程，令我意外的是，它异常受欢迎。特别是在课程视频放上网之后，很快获得了数亿次点击。我一直以为我是个默默无闻的哲学教授，但这门课突然让我好像变成了摇滚巨星，在中国、日本和韩国旅行的时候发现，我的书十分畅销，走在路上还有人会找我要签名。

但我一直不明白，大家为什么会对我感兴趣，你要知道，这可是一门哲学课。有时候我会怀疑选课的学生未见得是真想“了解死亡”，他们也许只是想填写简历的时候显得与众不同，“我学习过死亡”，“我的死亡得了一个A”。

后来我遇到了一个特别的学生，他入学的时候就被诊断为癌症晚期。尽管医生告诉他并没有多少时间了，但他还是想完成大学生活。这是他最后的心愿。他选了我的课，所有学习死亡的学生里，只有他即将真实地面对这个课题。

我尽可能地让自己不要太留意他，因为我希望大家能明白，在死亡这件事情上，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即便如此，我还是注意到，这个学生非常努力，他的努力程度超过任何一个同龄人，他像个从死亡囚牢逃出来的假释犯，拼命创造尽可能多的大学记忆。可是几个月后，他还是支撑不住了，不得不回家，度过生命最后的日子。

他所在学院的院长专程到了他家，在他床前向他宣布毕业的消息。由于他已经进入病危阶段，每隔一会儿就会陷入昏迷，院长耐心地坐在床前，等待着每一次他苏醒过来，一字一句地为他宣读已经取得的成绩。在经历了许多次昏迷和苏醒后，成绩单终于念完了。院长对躺在病床上的他说：“你获得了足够的学分，从今天起，你是一名耶鲁大学毕业生。”

我去参加了他的葬礼，在那里我听他的同学们说起他是怎样优秀的一个人。在期末为《死亡哲学》课的学生打分的时候，在选课学员名单里，我又一次看到了他的名字。摆在面前的是一个难题。距离他去世已经大半年了，他缺席了后半学期的课程，缺席了小组讨论，缺席了期末考试，明显考核不及格。

我犹豫了很久，要不要给死者一个A呢？最终还是决定，按照课程标准，给他这一门课评分不及格。毕竟在死亡这件事上，每个人都一样。对于所选修的死亡课，他终归缺席了。他的“死亡”，得了一个C。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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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刚做记者的时候采访过一个少年。他得了白血病，却坚持要求上舞台唱歌。他报名了当时几乎所有的歌唱比赛节目，包括《星光大道》。他坐着救护车去演播厅，拿着输液瓶进彩排室，忍着头疼咬牙在舞台上大声唱。这让他成为了一时间的新闻人物，他连轴转地接受采访，为了拍照效果好，每次采访前猛吞止痛片。

后来我见到了他，意外的是，我发现他并不想出名，也不渴望这种方式能给他带来捐款，甚至他自己根本没有那么喜欢唱歌，也不喜欢上电视。他每次表演前唯一在意的事情是——这段表演有录像吗？能寄给我一份吗？

我很好奇地问他，如果没那么喜欢舞台的话，留在医院专心接受治疗不好吗？为什么一定要硬撑着去表演呢？

过了好久他才跟我说了实话，得知自己病情恶化的那一天，他回到宿舍，盘点了一遍自己的东西，却发现几乎没有什么留得下来的东西。如果真的死了，爸爸妈妈什么也没有，怎么办？“我想过写遗书，但遗书这东西看上去太悲伤了，我得想办法弄点高兴的‘遗物’。”所以，他打算活在电视台的录像带里，在那些尽是快乐笑脸的舞台上，唱快乐的歌。这样今后即便自己消失了，他还能在电视台寄来的录像里，逗父母开心。

“我真的觉得，我死就死了，但我不想让活着的人伤心。”他说，“我就是想在世界上，留点痕迹。”

这让我想起2009年的日本红白歌会主题曲《歌声的力量》。作曲家久石让花了一年时间做问卷调查，让大家告诉他，歌曲的力量是什么。在13144份回复里，其中一则来自43岁妈妈的回信说，歌曲的力量是“你曾经来过这个世界的证据”。她16岁的儿子在事故中丧生了，儿子来过这个世界的证据，是他留下来的随身携带的音乐，每次听都会给予她力量，仿佛儿子在推着她前进。

后来，少年去世了。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他的QQ上线，再也没有下线过。时常还会分享一些少年曾经的演出片段。看着那些分享列表我知道，那是一个孤独的母亲，在所有儿子留下来的活过的证据里，安放思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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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轻时曾经也是一名医生。跟现在很多医学生一样，当时的我相信“人定胜天”，相信科学的胜利，相信医学技术的进益能够解除疼痛，拯救生命，甚至中止死亡。

可后来，我见到了一个老人。他是文化界的名人，出版界的泰斗。我仰慕他的学问，很希望能够竭力治好他，但他很抵触医院，要求把针拔掉，放弃治疗。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不是怕疼，也没有别的理由，只是觉得如果继续活下来，日子过得太孤独了，“我认识的人都走了，我想要追他们去”。

这件事让我开始意识到，在我们的治疗中，缺失了一味心灵处方。拯救生命最有效的方法也许不是消灭疾病，而是在心灵层面给予安慰。很多时候，面对死亡，我们要做的是非常细腻的一件小事。

比如，我常常观察候诊室的挂表，特意嘱咐用静音的钟表代替石英钟，因为秒针滴答作响的声音对于敏感的病人来说，听上去像是死神的催促，会是一种折磨。

后来上课的时候，我还会教给医生一个小动作——在病人感到害怕的时候，轻轻抚摸他的手背，让他感到还有人在陪着他。因为我注意到，等待手术的过程中，病人往往不得不一个人呆在陌生的手术室里，这个时候他们经常会因为紧张而血压迅速升高，甚至心律失常。这有时候会成为手术失败不易被人发现的导火索。而这个小动作可以让他们离死亡危机远一步，因为知晓另一个生命会在身边，陪伴本身就是一种治疗。

这些都是小事，但我知道，有时候正是一件小事，能够让我们重新面对死亡这件大事。我希望我们能干成拯救生命的大事，但也别忘了，这些关乎生死的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