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故事计划》第35期：失去了索南达杰的可可西里

源济

失去了索南达杰的可可西里 

原创 2016-09-04 德川咪咪真实故事计划

索南达杰的牺牲让全世界认识了可可西里和藏羚羊，追随和继承他事业的人们却罕为人知。20年后，作者重访可可西里，记录下无人区的新故事。

这是真实故事计划的第 35 个故事

一

 

2013年8月，我搭着一辆从格尔木往拉萨运货的越野车，前往沱沱河。

 

这是青海-西藏线，走过的人都知道，出了格尔木，便是遮天蔽日的昆仑山。越野车在山的阴影里蜿蜒攀升，直到某一刻，山脉终止了，天地顿时开阔：金黄的草原绵延万里，万千湖泊点缀其间，成群结队的野生动物在湖边驻足饮水。

 

这就是著名的可可西里。

 

平均海拔4000米的高原入口，矗立着一尊铜像，边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经幡和哈达。藏族司机停下车，问我要不要下去拍照。

 

“这是谁？”

 

“英雄。”

 

我突然明白了，这是索南达杰。1994年1月，这位藏族官员死于可可西里的隆冬。

 

一颗价值两毛钱的小口径步枪子弹，击中了他大腿和小腹之间的动脉，血凝结在他的黑色皮裤里。他俯卧在地，双眼圆睁，短须和头发上满是灰尘，右手依然保持着扣动扳机的姿势。

 

两天后，当他的助手、双手冻僵的勒炎祖用两个指头捏着一把马刀，循着记忆中的路线回来找他时，索南达杰已经在滴水成冰的高原上被冻成了冰雕。

 

在后来的歌谣里，索南达杰是在枪战中死亡的——一场他孤身一人面对十一个盗猎者的战役。索南达杰开枪射死了一名突袭他的盗猎者，射伤了他的一名同伴。随后，剩下的十一名盗猎者共同发誓：全部都要开枪。

 

一名盗猎者打开吉普车的车灯，负责定位索南达杰。车灯打开的刹那，索南达杰向吉普车开了一枪。随后车灯熄灭，十一枝枪对着索南达杰的方向开火。

 

十余分钟后，枪声停歇，盗猎者不知索南达杰的死活，不敢走近他，各自逃命。

 

勒炎祖找到他后，试图将遗体运出荒漠，但车陷泥潭。治多县公安局的救援人员赶到时，索南达杰的遗体在车里躺了四天四夜，身上覆盖着藏羚羊皮。

 

杰桑·索南达杰，简而言之，英雄。

 

他成为可可西里一座无可替代的丰碑。而他死后，这片苍茫大地上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二

 

几十年前，索南达杰放弃了留在西宁或北京的机会，选择回青海治多县当了一名中学老师。

 

青藏两省交界处的草原之广袤，奔跑的牛羊仿佛蝼蚁，纵马飞奔几十里都见不到人烟。这里高远广寒、水草贫瘠，冬夏无尽更迭，一年到头飞沙走石，环境极其严苛。

 

扎多就出生在这片草原上，他是索南达杰骑马回家招到的学生。上中学，使扎多的命运第一次发生了改变：本该是学着剪羊毛的年龄，却走进了学校。

 

后来，扎多到西宁上大学时，最喜欢说汉话，经常说得嘴都干了，还兴高采烈。这大概是因为，汉语代表的是属于外面世界的精彩。他和朋友们组建了“唤醒会”，办杂志，发小册子，上台演讲批评县领导，试图用极其先锋派的行为敲打沉闷的县城。毕业后，扎多效仿索南达杰，放弃高收入，回到家乡做了一名中学教师，渴望用教育改变家乡。

 

结果，“唤醒会”被人告发，教育改造也失败了。当他彷徨困惑时，索南达杰又一次出现了。治多县新成立的西部工委正在招聘，新任的工委书记正是索南达杰。

 

去应聘时，索南达杰将扎多劈头盖脸骂了一顿，觉得小年轻连学校里的一点委屈都受不了，怎么可能跟着自己干事业。

 

在当时的扎多看来，索南达杰脾气很臭，简直是个干部异类：当中学老师，敢违抗上命，让学生把捡来的虫草卖给商人，而不是政府指定的供销公司，因为商人开价高；当乡党委书记，敢不交税，因为牧民实在太穷困，因而被戏称为“索加人民共和国”；作为下级，他敢拍着桌子骂县委书记然后再若无其事“道歉”；对于他看上眼的领导，再怎么柔顺的话他都能说出来。

 

索南达杰的野心是改变高原贫弱的经济状况。光靠畜牧业，牧民无法致富，一场雪灾就能毁了一年的生计。他把目光投向可可西里的无人区，是因为那里发现了金矿。

 

金矿不是可可西里唯一的资源，藏羚羊的绒毛编织成的“沙图什”，是世界上的顶级奢侈品。这个美丽的物种开始成为人类贪欲的牺牲品。

 

扎多也不记得索南达杰是什么时候“转型”的。第一次进可可西里的时候，他看到书记翻着《工业矿产手册》，边看边说：“你要是没有知识，就变成野牦牛了。”后来翻着的书就成了复印的散页《濒危动物名录》，打击盗猎者突然变成了更重要的事情。

 

1994年1月，扎多和索南达杰最后一次走进可可西里。出发前，扎多留心了一眼吉普车的车牌号“青G0519”，心里暗自嘀咕，真不吉利——我要救。

 

车队行进不久，遭遇一伙盗猎者。经过枪战，他们将敌人全部拿下。战斗中，盗猎者司机被击中身亡。索南达杰把扎多悄悄叫到一边，叮嘱回去汇报要统一口径：“一定要说是我打的。”

 

扎多心想，你要抢功啊，分明是咱们的向导开枪打的。索南达杰告诉他：向导是老百姓，如果说是他打的，回去要被人报复。咱们是政府的人，没人敢找事。

 

这是他们进入可可西里的第11天。索南达杰临时决定，让扎多将受伤的盗猎者带回格尔木治疗，他自己留下，押送大队盗猎者。

 

临别时，索南达杰把所有的子弹留给扎多，告诉他如何从草地和冰块上辨认方位，如何寻找北极星，还警告了扎多带走的伤病盗猎者：“如果动了他一根毫毛，我下辈子不做书记了，专门抄你的老窝。”

 

待那天夜色黑透，扎多的车差不多爬到五道梁时，索南达杰死了。

 

三

 

再相见是在寺庙里，索南达杰的尸体覆盖着党旗，武警战士为他守灵。上千盏酥油灯点燃，400位喇嘛诵经三天三夜帮他超度。

 

索南达杰生前不信藏传佛教。他走后，遗体被政府恭送至寺院，以酥油火葬，这是只有高僧大德才能享有的仪式。

 

当地的秋吉活佛说：“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如同一个真正的比丘。”

 

索南达杰生前常说：“现在国家只关注着东部经济，西部要引起重视，也许需要一个烈士。”这仿佛是他对自己做出的不详预言。

 

失去了老师和领导的扎多，再一次失去了方向。这时，索南达杰的妹夫扎巴多杰来找他，邀请他加入新成立的野牦牛队，为索南达杰报仇。

 

扎多拒绝了。自索南达杰死后，他开始害怕可可西里，这种恐惧甚至变成心魔。有一回离开高原看到公路，他当场瘫坐恸哭。他向领导要求换岗位，去了宣传部。

 

扎巴多杰继承了索南达杰的职位和所有的工作。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将西部工委恢复，并成立野牦牛队，在县城张贴广告、招募队员，将队伍扩大为五六十人，还有牧民赶着牛羊来加入这支反盗猎队伍。

 

尽管本意是为亲人复仇，但身为神枪手和出色的猎人，野牦牛队队长扎巴多杰成了藏羚羊实实在在的保护者。从1995年成立到2000年，野牦牛队5年巡山上百次，抓获盗猎藏羚羊团伙92个，收缴藏羚羊皮八千多张，这几乎占到青海、西藏、新疆三省区全部藏羚羊反盗猎成绩的一半。

 

改变命运的不惟索南达杰的亲人。

 

1994年夏天，30岁的摄影师、知名探险家杨欣从报纸上看到了索南达杰的事迹。他悚然动容，次年即奔赴可可西里，与扎巴多杰相见。

 

杨欣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为野牦牛队建一个保护站。当时，野牦牛队常年在高原和盗猎者打游击战，资金困难。恶劣的高原气候令大多数队员落下了头痛、关节炎、风湿等高原病，扎巴多杰急需一个保护站作为栖身基地。

 

1996年5月，在可可西里东缘的楚玛尔河畔，他们的保护站奠基，起名为“索南达杰保护站”。

图 | 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

 

然而，随后的一年多，事情又陷入僵局。尽管反复奔走游说，杨欣没能为保护站筹到一分钱。扎巴多杰只能不断打电话催促，每一次都是喝了酒后鼓足勇气说的：“杨欣，我很难，你一定要帮助我们。”

 

艰难来源于资金。在治多这个西部贫困县，政府甚至难以为他们发出工资。扎巴多杰第一次出发前，政府给他们的一辆北京吉普车加满油，就算作支持。

 

野牦牛队在4500多米的高原上挖了一个大坑，上面铺块塑料布，算作大本营。当时，所有的队员都精神饱满，对前途充满希望，指望从事反偷猎工作几年后，能够转为国家的正式职工或干部。但随后的现实充满讽刺，由于野牦牛队的所有收入来源于对盗猎者的罚没，他们一度被传和盗猎团伙互相勾结。

 

转机出现在1997年。杨欣将自己多年拍摄长江源的照片编绘成册，通过义卖得到了一笔钱，这是索南达杰保护站一期工程的建设资金。那年年底，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特批成立。

 

可可西里成为当时的热点。依托索南达杰及其后继者的故事原型，电影《可可西里》获得了台湾金马奖；纪录片《平衡》获得了金鹰奖。

 

当年10月，扎巴多杰前往北京演讲，引起了轰动，并获得了实质性的承诺。这项承诺，意味着野牦牛队终于摆脱了资金上的尴尬局面。从此以后，缴获的藏羚羊皮将一律被封存或焚毁。

 

然而，那年11月8日，满载而归的扎巴多杰返回玉树家中后，突然被一颗子弹近距离击中头部去世。公安局认定为自杀，但民间质疑一直未绝。

 

四

 

而扎多，这个曾与索南达杰形影不离，本应最了解他志向和抱负的人，去哪儿了？

 

那几年里，他官至县委党校副校长，面前是一片锦绣前程。谁也没想到，他居然回到索加乡任乡党委书记，并和当年“唤醒会”的朋友们成立了一个NGO。

 

这些年来，他不断回忆着索南达杰生前的一举一动，揣摩这位领路人的心思。自然保护是索南达杰的光荣，却不是他的全部梦想，他的蓝图是改变草原，“将最有效的管理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

 

发展和环保，本应天生是一对矛盾。多年来，扎多一直困惑于索南达杰的“人格分裂”：明明想好好地搞矿产、搞经济，怎么突然决定去保护藏羚羊了？他想，这也许是索南达杰对家乡的责任感而产生的文化自觉：眼看着大批藏羚羊被血腥屠杀，索南达杰内心的藏族传统价值观还是得以体现——不杀生、众生平等。

 

直到有一天，扎多看到了《生态经济学》，知道世界上还有第三条路可以走：“这不就是索书记干的事么？山上动物好好的，水也好好的，经济也发展。”

 

于是，扎多回来了。新的索加乡书记，仿佛一个更好的索南达杰。

 

他带着在西宁认识的外国朋友进入牧区，送医送药，为成立新的“帐篷小学”申请海外基金会的资金。他举办的第一个大型活动，是培训藏族的中小学教师，那天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在讲台上的喃喃自语：“你看，我们分手后，我没有当逃兵，我跟着你的脚步走，现在我办成了！”

 

五

 

现在的可可西里，和当年的面貌截然不同。

 

藏羚羊这个曾经鲜有人知的野生物种，在索南达杰死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青藏铁路为它预留了迁徙通道，青藏公路为它设立了红绿灯，2008年它当选为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如今，可可西里已有10年没有响起过盗猎的枪声，藏羚羊的种群数量正在持续增长。

 

站在索南达杰的铜像边上，有那么一刹那我感到，20年过去了，索南达杰仿佛从未离开。

 

我在唐古拉山乡见到杨欣时，他已经老了，长须长发皆变得花白。他说：“我对自己的期望值本来是40岁，现在活过了，所以我已经赢了。”

 

扎巴多杰去世后，杨欣接手了索南达杰未竟的遗愿。继索南达杰保护站后，他在三江源又建立了沱沱河保护站。无论冬夏，志愿者都络绎不绝，他们保护野生动物、观察冰川动态、治理垃圾污染，拜访高原上每一户牧民，宣讲环保的理念和细节。虽然已不在可可西里，但这仍然是索南达杰的遗产。

 

“去做这样一件事，你必须非常冷静，非常理性，你要纵观大局、追求细节，你要不屈不挠、坚持到底。”杨欣说，“先驱者已经留下了痕迹为你开路。有太多人曾经死在这里，所以你一定得把它做好。”

 

我看过一张索南达杰的照片，他头顶鸭舌帽，戴着墨镜，盘腿歪坐在草地上，一手遥指远方。这个形象一点也不高大，甚至带点痞气。

 

但他第一次让我理解，什么样的死亡有重于山。

 

这个故事，应该用扎多的一段话来结尾。他这样描述环保的初衷：我们的草原，是个怎么样的地方呢？草原的生活没有“现在几点”的概念，就是生活。生活里没有房子收入这些问题，什么目标都没有，就是活着。所以那个地方是个充满歌声的地方，有人说你用原生态的唱法唱两句，那是怎么唱出来的呢？是憋不住了，高兴。我们这里一天可以感受到四季，你可以看到冰雹，可以看到下雪，也可以看见下雨。

 

作者张小叶，笔名德川咪咪，现为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