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被打那天｜短故事

源济

女儿被打那天｜短故事 

原创 2016-08-25 M. Welch 人物

当我们四岁的女儿身上突然出现一些神秘的伤痕，我和我的妻子如同身处于最可怕的噩梦之中。当我们变成犯罪嫌疑人之后，事情变得更加可怕。

编译｜李泓东

作者｜韦尔奇（M. Welch）

来源｜narratively

正在穿衣服准备上班时，我注意到警察站在我家的门廊下。起初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过来——直到她给我看手机里的照片，我女儿前额有淤青，小腿上有两道整齐的红紫伤痕，就像被勒马的缰绳打的那样。她还圈出昨天她手臂上的紫色伤痕。这位女警怀疑这些伤痕是由某个成年人造成的，她要求进屋搜查。

「没问题。」我说。

警官开始检查我女儿的房间，我沉默地坐着，心里却怒火中烧。我们的女儿还那么小，她才四岁，怎么会在学校受到那么严重的伤害而没被人看到或听到她哭。当然，有时候我们是让女儿独自在家待好长一段时间——现在我们也因此而备受指责。

我女儿读的那所特许学校排名是D，不过学校曾经获得过「总统进步奖」。我在当地的一家新闻网站上也报道过这个学校。当时为写那篇文章去过学校访问，学校的公共关系部门向我概述了他们令人印象深刻的音乐艺术综合课程。

为女儿选择学校时，我和我的妻子一起填写了「one-app」的报名表格，one-app将所有公立和政府特许学校的信息汇集在一张表上，家长可以从中挑选自己最中意的八所学校，最后会由系统给家长分配其中一所学校。我自己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课后老师，因此我对自己报道过的这所以音乐为主的特许学校持有一种愚蠢的乐观。我在很多新奥尔良的学校工作过——大部分都极其糟糕——在我看来，读这个D级学校尚算有前途。于是当他们的录取通知书来了的时候，我说服妻子要忽略它的缺点。

一般来说，我们刚满4岁的活泼女儿讨厌每天早上6：30就要起床。尽管她为要去新的「大女孩学校」感到很兴奋，但6:30对于我们任何一个来说都还是太早。为了哄睡梦中的女儿起床，我们夫妻其中一个得每天早上坐在她的床前，轻轻梳理着她苍白前额的金色卷发。如果她是在家受的伤，我会向警官解释，我们肯定能注意到那些伤痕。

以前送她上学，我都是牵着她的手走进学校，把她送到教室门口。我开车送她去学校那天，她问我：「爸爸你会背我吗？」说着把她的脸凑到离我的脸几英寸的地方。走进教学楼的时候，年轻的校长叫住了我。「这件『全民公敌』（译者注：Public Enemy，一支美国的嘻哈乐队）的T恤很棒。」他说。

「谢谢。从12岁起，我就一直把Chuck D当做我的英雄（译者注：Public Enemy乐队成员）。」

「我也是。」他说。然后对我的女儿说：「你爸爸对音乐的品味真好。」

「谢谢。祝你今天在学校过得愉快。」我对他说。

「我大部分时间都不在这儿。」他笑了。「我一般都在医院，我和我老婆很快就会有孩子了。」

我向他表示祝贺。我们谈话的过程中，并无一人发现我女儿身上有任何伤痕。我亲了亲女儿跟她道别。两小时后，女儿的老师在教室发现了她受伤了。他们没给我打电话，而是马上打给了警察。

「今天结束之前，你得带你女儿去医院。」女警官搜查完我们家的冰箱之后说。我跳进车里，打电话给老板解释我需要一个紧要关头能来代课的老师的理由。

我开车去学校，尽量压抑自己心中的愤怒，保持自己在工作时的那种冷静。我在车上大声练习如何更好地回答那些操蛋的关于犯罪的蠢问题，我需要找出事实的真相。

我们去接女儿时，学校几乎都没人了。我们等着跟执法人员谈话时，前台负责接待的女士透露他们曾发现我的女儿身上有伤痕，那些青肿处的颜色会加深——无疑证明那不是两小时前在家里造成的。他们又说没给女儿冰敷额头，因为这所特许学校下面的三个学校共用一位护士，她根本忙不过来。不管他们说了什么，我和妻子都决定不再让女儿回这个学校了。

我们的女儿似乎还好，虽然她看起来像在拳击赛里打输了一样。她没怎么哭，也没有那么脆弱。我经常看到她蹦来蹦去，上蹿下跳。她非常活泼，而且皮肤苍白，所以身上经常弄得青一块紫一块。就像是一场游戏一样，她傻笑着说有个女孩把她推到，是在外面，她说，然后我们都相信了。

当三个没做任何自我介绍的白人女士直接把我们带进办公室时，我们提到了那个被指控的女孩的名字。「她今天没有在户外的课。」其中一位回答，然后再没有跟我们做任何解释。实际上，当时她的老师都走了，校长也还在医院。

一个小时后，这位女士仍没有给她的老师打电话——她们表现得像是没有她的电话号码一样。在他们未做任何回应时，我的妻子忍住眼泪，建议周一再给学校打电话，预约周二的会面，来解释我们为什么会被警察调查，以及警察提出让我们尽快带女儿去医院的要求。显而易见，这一切还要等五天。

去医院快速做了检查之后，我们回到家，忍受长达四天的不眠之夜——整整四天，家里都充斥着担心、争论、争吵和哭泣。

突如其来地调查，让我的妻子一时之间难以接受。我自己就是个老师，所以当他们先联系儿童保护中心而不是我们时，我并不感到意外。我是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新法律下受的培训，当时将所有的老师（包括公交司机、教练、教授和青少年活动策划者）都定义为「强制性的记者」，这些人有责任报道任何可疑的虐童案或其他面临重罪指控的案件。不管是在教室，沃尔玛超市还是动物园，每分每秒，我们常常因这份强制的授权而反应过分。

如果有无情的混蛋敢反对推行这样的法律，设计一个更好的儿童保护法——人口统计显示这主要是为了保护新奥尔良这种校内外都盛行体罚的地方。就有人会告诉你，所有这些少年暴徒都需要父亲般的人物来狠狠教训他们（当和家长谈起学生的偏差行为时，我常常听到他们说：「我授权你惩罚他。」）。但我相信新奥尔良令人吃惊的谋杀率绝对跟这所城市家庭暴力的传统有直接关系。

由于我们没法质问学校的任何人，我和妻子开始在那些黑暗深沉的周末夜晚互相抱怨。当女儿睡着后，妻子嘘声说：「不敢相信我竟然同意你送她去那儿！」

黑暗中，我们终于开始认真回想之前关于这所学校的很多危险信号：

「我要让她离开这所学校。」我妻子说。「所有别的特许学校的学前班教师都给我打过电话，但我从来没接到过她现在的老师的电话。都他妈的过去三个月了，他们还没办家长欢迎活动。」

「我们一定要在老师离开后把她救出来。」我呜咽着说。我们才惊觉学校既没有办欢迎活动，也没把她的新老师介绍给我们认识。

「该死！为什么当我们的朋友替我们去学校接女儿时，我们不直接把女儿带走——他就直接走进学校，出来的时候带着我们女儿，没任何人阻止他，也没任何人问他！」

在整个郁闷周末的一天晚上，我们终于敢说出内心的疑惑——为什么我们女儿是几百个学生中唯一的两个白人孩子之一。这本不应该有什么问题，之前也没感觉有什么问题。直到一次我女儿受伤，学校的黑人教职工像犰狳一样把我们夹住，不让我们进去。也是直到这次神秘的事件之后，我们才跟一位黑人职工有过沟通。我女儿的老师都是黑人。这次事件之后，我们面前竖起了一道白人的墙：包括跟那些我们之前没交谈过和那天没出现在学校的人。周二，我们终于和这所特许学校的校长见了面，还有一位没向我们介绍自己的白人女士。他们沉默了一阵，然后明确地说我们要离开的打算不是很好。

整个会议期间，他们一直保持一副很紧张的律师模式，甚至说到认同处也会克制自己不去点头，生怕这会被看成是同意我们的观点。校长承认他看到那天早上女儿脸靠我很近，跟我非常亲密。「但她的刘海可以挡住伤痕。」他说。他们推翻我女儿说的版本，坚持说：「那天早上学生都没出教室。看着他们麻木的脸，我们能做的只有保持冷静。我的妻子只忍不住哭了一下，我也只是咒骂了一句：「你们学校的一些人还真是操蛋。」最后我跟他们说了句：「如果你不打算为我们调查这件事，至少你该为自己找出是谁在对你说谎。」

然后我们就空手而回。

接下来的那周，我一直在家陪着女儿，带她去图书馆和公园。下周我会把女儿送去蒙特梭利学校，我也会加倍努力工作来挣这每月750美元的学费。当女儿想小睡一会儿时，我就尽可能地打尽一切电话来让这个学校接受调查。我被告诫过无数次，我无需烦恼，因为这个案子已经备案——所有观点都是指向我们，可能是我们伤害了我们自己的孩子。但令人费解的是，没提到任何学校伤害孩子的可能性。我给这座城市的很多司法办公室和儿童虐待案办公室打过电话，但无一肯受理我们的案子。他们最多再给我一个别的电话号码，让我打过去乞求。

几周后，我和妻子又跟还在调查我们案子的年轻警官见面了。

「那么，调查清楚我们之后，你会接着调查学校？」我问。

「不，调查完你们之后，这个案子就结束了。」

「难道你的工作不是查出我女儿怎么受伤的吗？」我问。「如果你查出不是在我们家发生的，难道你不该试着找出事情的真相吗？还有是谁在替学校掩盖真相？」

她称自己忙得腾不开手，又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电话号码，让我们打过去问。

后来我们找了个律师，但已经无心也无预算再继续调查下去。我们还是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也没再跟任何那天和我女儿在一起的人谈过——任何老师，或是任何人。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倾向于放弃，让所有的负面影响都过去。相反，我们心怀感激，至少女儿在新的学校过得很开心。她身上的那些伤痕都已经淡去——但同时我们夫妻还在从为人父母的第一次巨大灾难中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