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葬”宣言书的诞生
好多年前，日本男高音歌手秋川雅史在NHK红白歌会上演唱《化作千风》，在日本引发热潮。以111万张的销量、10亿日元的收入获得2007年度单曲冠军。这首带有美声唱法的歌曲，本意是想慰藉在大地震中死去的魂灵，但那浑厚的旋律，料想不到地起到了传递生者与死者之间奇妙关系的作用。歌中唱道：不要在我墓前哭泣/因为我不在那里长眠/我已化作千缕风/吹拂在茫茫空中。
在迎新年的盛大歌会上，唱墓前唱长眠唱哭泣，吉利吗？晦气吗？这是我们的思路。但日本人不这样想。确实不吉利，确实有晦气，但又如何？死者与生者同迎新年，表明死者仍以某种方式与生者发生着关联。因为这里的“我”还化作秋天的阳光，冬天的雪花，清晨的小鸟，夜空中的一颗星。也就是说，这里的“我”无所不在，但就是不在墓地里。这就与雅斯贝尔斯把死定位成“人的极限状态”不一样，也与海德格尔的“向死的存在”不一样。
就在唱响《化作千风》的几年后，日本诞生了“0葬”宣言书。2014年日本宗教学者岛田裕己写《0葬——淡淡泊泊的死》（集英社），宣告一个后葬仪时代的到来。作者宣称，日本已经进入年间死160万人的新时代，战后出生的所谓“团块世代”则从整体上迈入死的适龄期。自己怎么死，怎么葬，为此而烦恼而不安的日本人在增加。
在葬仪一条龙的今天日本，从守夜到火葬的基本行情是230万日元。如买墓地的话，总费用则在500万日元。如东京都营的青山灵园一个平方是270万日元。东京郊外的多磨灵园一个平方是87万日元。最近网上贩卖的大手企业亚马逊推出租借僧侣的业务，二小时租借费是33000日元。处于下流社会的日本人，更显焦虑不已。虽然他们没有“死不起”的说法，但推出0葬，则反映出部分日本人的心声。
不守夜，不举行告别仪式，遗体直接送火葬场，如果这叫“直葬”的话，那么遗体焚烧后不留骨灰不买墓地，这叫“0葬”。从直葬到0葬，最大的理念看点就是一切归零。生来是0，死去也是0。人的生死，就在这圆圈状的循环中，诉说着时间不以万物创造为始，不以死亡为终。所以0葬宣言的核心是生命不死。相信生命可更新可再生，是日本人古已有之的神道思想。如伊势神宫20年再建一次，就是为了不让神灵的力量衰缩。这就与西方人建立永久纪念碑的理念相反。在日本人看来所谓永久，其实是斩断了再生。据统计在日本0葬的比例已经上升至40%。
直葬之后的0葬，逝者是否会感到寂寞？逝者是否会被边缘化？作者岛田说这是生者的想象力。生者用他的想象力将逝者捆绑在一个设定在先的逻辑图式上。而事实上日本人生死界线是非常模糊的，有很多葬仪馆就在居民区内。有些迎宾馆一边办葬礼一边办婚礼。截然相反的两个生与死的仪式，在同一空间上演，叙说的是生命的同一。其实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时日，如果你把它理解为无常，就是一种思想的彰显。扼杀与治愈，打碎与建造，撕裂与缝合，不可逃脱的就是它的时日。这样来看，何况生命体，何况人乎。
岛田在书中说，日本宪法诞生的见证人之一白洲次郎，遗言是葬式无用，戒名不用。而最初提倡葬式无用论的是自由民权运动家中江兆民。他在1901年患喉癌，余命一年有半。最后是没有举行葬式，遗体送解。这就令笔者想起日本天主教作家远藤周作晚年写《深河》，他将视线投向了印度的恒河河畔。河畔边就是一个个天然的焚烧场。用白布包裹的遗体接连地在火焰中消失。焚烧之后骨灰直接撒入恒河。恒河水默默地流淌，洗净污秽，更是祈求转世。死亡在这里并不惊讶并不恐惧并不血腥甚至并不肮脏，它只不过是河水一泓，卷走又复回。远藤还在小说扉页上引用一首黑人灵歌：深河，神啊。我想渡河，到大家聚会的地方。毫无疑问远藤周作触及了日本葬仪文化的深层：唯大的不是人伦而是逝者的意志。
▍2.“永远葬”与“0葬”的对抗
这里有一个不可回避的终极提问：人为什么要参加一个不能参加自己葬礼的人的葬礼？
这个问题的反证其实在问：人死为什么要举行葬仪？日本净土宗的核心人物亲鸾说我死后扔鸭川喂大鱼，但他的弟子还是为他办了隆重的葬仪。这是为什么？
对抗岛田裕己的0葬宣言，日本全国冠婚葬祭互助会连盟会长一条真也提出“永远葬”。他在去年7月出版《永远葬——怀念的持续》（现代书林），针对岛田的0葬，在书中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人死后为什么要举行葬仪？他写道：“举行葬仪，使得有限存在的人，成了无限存在的佛，获得的永久之命，这叫成佛。”在他看来，葬仪其实不是“死”的仪式而是“不死”的仪式。人为了“永远”的生而举行葬仪。“永远”才是葬仪的最大看点。从人类的文明和文化来看，其发展的根底部就有对死者怀念的思考。7万年前尼安德特人已经向人的遗体献花了。之后人类表现出对死者既爱戴又恐惧的心理，为治愈丧失感，诞生了宗教，创造了艺术品，发展了科学。也就是说不是“死”而是“葬”，才是人间行为的根本，才是人类生存的基盘。
葬礼当然是送逝者之魂，但也为生者之魂提供能源。如果不举行葬礼，人的心灵创伤就难以心愈合，而人有心灵创伤，就难以成真人。从这一意义上说，人创生出葬礼这个形式，恰恰是为了防止人消亡的一种潜在智慧的表现。这里，一条真也亮出的一个思路是：不举行葬仪直接焚烧遗体的行为，与暴力和血腥的思想相连，是非常危险的。它甚至与“纳粹，与奥姆真理教”有逻辑上的相通之处。20年前奥姆真理教实施的地下铁沙林杀人事件，留下的一个后遗症就是全体日本人对宗教抱有恐惧感。对宗教抱有恐惧感的一个后果就是对葬仪需求的减弱。而对葬仪需求减弱的一个潜在后果就是变成轻视死者的民族，生出轻视死者的文化。
从终极意义上说，如果没有与死的关联，生还能成立吗还有意义吗？所以专门研究日本佛教史的末木文美士在《他者与死者们的近代》（山川出版，2010年）中，认为大乘佛教的“他者”原理自然包含了生者与死者的关系。而原本在日本“祝”（はぶり）与“葬”（はぶり）就为同一语源。葬等于祝，祝等于葬，是古代日本人一个基本思路。但不可否认的是日本佛式葬仪迎来了制度性疲劳。现在日本全国有77000座寺院。其中住职不在的寺院达2万家。停止宗教活动的寺院达2000以上。无住职也就是空寺。空寺也就是废寺。自然，日本佛教的核心是葬仪。日本佛教依据葬仪作用于社会机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一般民众的宗教需求。但是僧侣自己对葬式佛教没有自信是个现实问题。对此一条真也在书中也予以承认。
▍3.伊丹十三的《葬礼》告诉我们什么？
被司马辽太郎称之为“异人”的伊丹十三，他的处女作《葬礼》电影，讲的就是古老的礼仪还原于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发生的错位和错节的故事。在默默看着火葬场的烟囱，故人化为青烟远去的同时，活着的人则操演着千篇一律的慰问词，做着同样的机械动作，好像是看了无数遍教学录像带一样。
念经的时候，所有人难以保持不变的坐姿。虽然一边哭泣一边献花，但又提议拍纪念照。显然对死亡失去了感觉是因为死已经日常化了。但对棺柩中死者脸部的多次特写又不无暗喻一个由死望生的话题。穿透生与死的界限，由生入死。在死亡中在葬礼中寻思生的意义。惟有死才决裂了丑陋；惟有死，才意识到活着。
电影里一个细节耐人寻味：守灵的夜晚，一情人耐不住寂寞，逼迫男主角与之在树林里偷偷性爱。在有死亡的日子里，表明我们还活着，我们还爱着。如果说川端康成的一切艺术的奥秘就在于“临终之眼”这句话为真的话，那么这个细节最大的“临终之眼”就在于由死而生的欢愉是来自于由生而死。而当亲友离去，顿返静寂，最亲之人在一起焚烧故人遗物的时候，真正的悲伤和往事，伴随着缓缓的音乐声，慢慢如潮水般涌来。葬礼的最为简易和最为亲和的方式不就在此刻？
鲁迅曾有吃人的礼教的说法，但在日本礼教并不吃人，只是在一个规则世界的面前，有时显得发僵发呆而已。毕竟追溯远古就是对心灵的一次荡涤。这也就是高野山作为真言宗的总本山，弘法大师空海却还活着一个原因。至今高野山的僧侣们还一日三次向空海送饭。当被询问时，僧侣们说大师还很健康。回答得像真的一样。远古不死，是因为想象自己死后的生命。这至少在逻辑上是可能的。
实际上，日本随处可见的“水子”石像也是逻辑对观念的一个还原。在日本，每天至少进行8000人次的堕胎手术。近80%的女性有堕胎经历。流产或堕胎的胎儿叫“水子”，意味着“像流水一样逝去的婴孩”。日本人普遍认为，因为胎儿具有成为人的可能性，所以灵魂应当和死去的成人一样受到供养，使他们早日超度。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很多寺院建立了专门供养“水子”的墓地。丧主提出供奉要求后，僧侣询问住址、忌日等，然后根据丧主的意愿，给水子授法名。然后丧主购置石雕像，供上祭品，僧侣诵经，最后把水子石像安放在地藏或观音菩萨的身边。从宗教感觉上来说，日本至少从江户时代开始，被堕胎的婴儿，其灵魂能再生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也就是说，被中绝的婴儿，会再生转世。在这一思考的背后是“轮回转生”的佛教观念。也可理解为一种万物生生流转的东洋思想。这就和西方人的“终末观”是完全对立的。作为一种宗教文化反映，西方人对堕胎行为持非常不宽容的态度，但对脑死的器官移植却相当宽容。感到有趣的是，日本的情况恰好相反。
▍4.葬礼解决两个问题
人死究竟是肉体的死还是灵魂的死？或者二者皆死？
人死就是肉体死。就是意味着100%的肉体死。这个思想的源头在法国启蒙思想家拉美特利那里。他在《人间机械论》中提出一个理论：人只不过是一架单纯的机械。带有肉体的机械。所有的魂都不存在。果真如此吗？人就是由单纯的肉体组成的吗？是不是还有灵魂在其中？即便是肉体死了，或许灵魂永远的存续，或者一半存续，或者30%存续。信奉神道的日本人或许会这样说：我真是看见了灵魂。坏人的灵魂是黑的，善人的灵魂是白的。
基督教的理论是灵肉二元论。他们萌生出这样一个意识：肉体是灵魂得以寄生的一个地方。所以在基督教文化圈，器官移植的抵抗是最小的，或者说几乎没有抵抗。为什么？住家人的灵魂已经不在了，肉体（器官）租借给你又有什么关系？与此同时，火葬也是基督教社会忌避的一件事。他们主张土葬，保持生前的肉体是他们最愿意接受的。这个做法的背后有其复活的思想。即死者的灵魂要返回至肉体。所以毁掉肉体的火葬他们是尽可能避开的。这种认识，与日本人完全不同。
日本人的灵魂观是灵肉一元论。其最大的象征就是对器官移植表现出消极的姿态。正如有自民党议员所说“脑死的定义不符国民心情”。这是种怎样的心情呢？因为在日本人看来，人死后，器官同样宿营着魂。因此首先必须唤魂。10多天后魂怎么也换不回来的话，死的确认才得以完成。这时的遗体也叫“亡骸”，即脱去魂的骸。鸭长明在《方丈记》里说，鸟边山就是丢弃亡骸的山。那里经常有野鸟飞来，叼食亡骸。日本人在出棺的时候，将故人的茶碗打碎，制作假门，脱去鞋物，用盐撒身等，就是对死者灵魂恐惧的表现。灵肉一元的观念在平安时代初期的《日本灵类记》就有残留。《日本灵类记》是佛教说话集，表明当时的佛教也在思考灵肉一元的问题。
如果按照现代医学的定义，人死就是肉体的死。那么有人会问：葬式又具有怎样的意义？那么只能这样回答：葬礼是用来单纯处理肉体的。但是现在的日本人基本不同意这个看法。人有灵魂。所以葬礼不单纯是用来处理肉体的，同时也是用来处理灵魂的。也就是说，日本人的葬礼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肉体，一个是灵魂。日本著名的民俗学家折口信夫，对日本天皇家举行的大赏祭的解释是“复活天皇灵”。新天皇必须在放着过世天皇遗骸的悠纪殿里，睡上一夜。死去天皇的灵魂就会付着在新天皇身上。如现在的明仁天皇就在1991年举行过这种形式的大赏祭，先皇的精神注入新皇的体内，赋予他精神力量。
在日本，与死者相关的仪典属于佛教领域，与活人相关的则归神道教。如葬仪，忌日，每年祭祀亡魂的节日，都行佛教仪式。至于婚礼，生日庆典，男童的三、五岁庆，女童的三、七岁庆，都用神道教仪式。人死后要追赠法号，这种做法其实就是证明故人已经成佛。日本现在还有以“佛陀”称呼故人的习惯。在日本，作为葬式佛教的原点是净土教。信仰人死后会再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在日本确立净土教信仰并发挥作用的是源信。他著有《往生要集》，里面有“临终行仪”的项目，表现了日本文明在本质上是对自然界的固有认知。
人怎么能面对死亡而活下去？一个原因就是葬仪使得生得以延续。这一点基督教与佛教相似，强调人的劳苦不会徒然，死亡不是终点。如果问彼岸可有乳香？乌鸦说永远没有。而基督的回答是永远会有。《圣经》直言死后有生命。柏拉图从毛毛虫的“死”，生出蝴蝶如此美丽的新生命中受到启发，说人的身体必须死去，灵魂的生命才得以维系。而多少年后的康德则精湛地论证了如果死亡是生命终点的话，那么道德就不具有任何意义。而道德一旦不具有任何意义的话，上帝的存在就是虚假的。康德虽然怀疑人类单凭理性是否能证明灵魂不灭这个问题，但他对人死后是否有生命这件事，还是作了认真的思考。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主义更直截了当设问：人生如果没有意义呢？问题是莎士比亚的台词早就说过说，人生只不过是行走的影子。这也就是说人生为什么非要有意义不可呢？
▍5.死的日常化不可忘
在谈论日本葬仪文化的时候，我们发现京都之美多少给日本人带来了文化和宗教上的灵感。如果说秋季在西方是丰收和腐朽的象征，那么在日本只代表腐朽。早在十世纪的时候，日本文学就有了哀悼秋月之悲情的诗作了。而《源氏物语》里的“万物如秋露，风中不长久”的诗句，更是将人与自然辉映在了一起。
韩国学者崔吉城在《哭泣的文化人类学》中，就哭泣感言道：韩国人的哭泣，是儒教的哭泣。日本人哭泣是佛教的哭泣。类似中国名著《红楼梦》，在韩国是《春香传》。《春香传》里反反复复的就是“别哭啦，别哭啦，你如此伤心，我又怎能开心”的语词。中国的情况与韩国相似。屈原披发行吟时，已是长歌当哭。杜甫诗十篇有九篇带着“涕泪”。而在日本，服丧的儿女不能将泪水滴落到父母的遗体上。这就连想到芥川龙之介的小说《手巾》中的母亲，面临儿子的死亡强忍哭泣。这位母亲在见到儿子的老师时，嘴角上还泛着浅浅的微笑。当老师对这位母亲的自制能力感到敬佩时，却发现这她的眼光转向了地板。老师看到了这位母亲颤抖的双手，手中还有被揉得很烂的纸巾。这当然是一种力了。
在东京大学医学部做过多年人体解剖的学者养老孟司，写有《死之壁》（新潮社，2004年）一书。虽然很薄，但很畅销。他在书中说了一个观点：与癌症的生存率相比，与SARS的死亡率相比，都及不上人本身的致死率——100%。也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是可以拍胸脯保证能做到的：凡人都要死。为此，养老孟司批评东京都内的某一住宅团地的设计者脑子进水了。为什么这样说？原来有一天这个团地的住家有人自杀了。为了解剖这具死体，养老孟司带几位同事去搬运死体至学校的解剖室。死者住在12楼。他们把遗体纳棺后，想通过电梯搬运下去。但是怎样都横不进电梯（电梯设计得太窄小了）。最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棺木垂直竖起，才勉强搬入电梯。养老在想：这幢住宅是不死人的？于是找来设计者询问。设计者是这样回答的：申请团地的住户都是年轻的夫妇。他们都是临时的，等积蓄了些钱，都会买房子搬走。
果然，设计者还是天真地幻想，住在这里的人是不会死的。住有几千人的团地，就不死人？他们就不生病？他们就不自杀？养老孟司怎么也不相信，现代人怎么会把死的日常化这一命题给忘记呢？毫无疑问，这也是一种力。无论是0葬还是永远葬，无论是需要葬仪还是不需要葬仪，都是对生命之责的一种关照。
▲ 日本电影《入殓师》
▍6.我们为什么还是不愿从墓前离去呢？
不管怎么说，日本的葬仪文化对中国是有启迪作用的。最近民政部等9部门引发指导意见书，说是为了节省仅有的土地资源，鼓励家庭成员的合葬。何谓合葬？这就是文明与人伦的底线问题。这是拍脑袋能解决的问题吗？这里我们想起了孔子的葬仪观：这个世界失序已经很久了，没有人能理解如何实现的理想。昨晚我梦见我坐在两柱之间的祭品之中，棺椁置于其中（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昨暮予梦坐莫两柱间）。可见这是孔子选择死的自由，无人可剥夺。而庄子的葬仪观是“太阳和大地将是我的棺椁”。可见这是庄子选择死的自由，也无人可剥夺。古人都能明白的生不能选择但死可以选择的道理，在我们今天则法化成“生死如一”——都不能自由选择。《吕氏春秋》说：“死而弃之沟壑，人之情不忍为，故有葬死之义。葬者，藏也。”这表明在中国文明的源头里，鲜明地流淌着葬仪文明：不能忘记死。更不能轻视死。
所以，如果问我们为什么还是悲伤，不愿从墓前离去的话，我们想起了什么？
普希金这样说：但愿墓门的旁边/活跃青春的生命。
戴望舒这样说：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还是唐诗说得更凄美：雨湿渡头草/风吹坟上花。
但都抵不过这一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但日本人则用禅语这样说：在于生与死的边际的绝对的安静与新鲜。
这也就是人们宁愿看到凯撒是个刽子手，而不愿意看到他是个哲学家，更不愿意看到他是个诗人的缘故。
狗仔卡
发表于 2016-3-1 07:5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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