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荐书｜关于资本与财富的四本英文著作

源济

周六荐书｜关于资本与财富的四本英文著作 

原创 2016-02-06 吴瑶 东方历史评论

撰文：吴瑶

本文选自《历史学人（第1辑）》

1

财富不均的历史视角

书名：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作者：Thomas Piketty

出版社：Belknap Press

出版日期：2014年4月15日

ISBN：9780674430006

这本由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撰写的大部头著作《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先是于2013年出版了法文版，随后于2014年上半年推出了英文版。这本书面世后旋即引起诸多讨论——赞赏的、批评的都不少。更重要的是，它再次引发了后金融危机时代人们对于全球不平等、财富分配等问题在当下和未来如何解决的进一步讨论，甚至还有媒体把皮克迪称作“当代马克思”。只不过，皮克迪的书几乎是一夜爆红，境遇要比马克思好得多——当年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出版五年之后，也才卖出1000本，第一版出版20年后，才被翻译成英文版——时代变迁的面貌让人目不暇接，资本积累和收入分配的变迁是否也是如此？抑或有迹可循？皮克迪给出的答案是后者。

这本书详细分析了收入和财富的历史变化，皮克迪通过税收数据来衡量不平等问题，费劲苦心地记录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欧美财富积累和分配不均的演变。这段历史并不令人陌生，当时，18、19世纪的欧洲社会正处于极大的不平等当中，私人财富的积累速度明显超过了国民收入的积累，财富集中在少数上层家族手中。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了重新分配的机会，但即便工人工资上涨，此前的系统仍然难以被打破，要改变不平等的状况非常困难。直到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教条造成动荡，才真正扰乱了财富积累和分配体系原有的秩序。在1914年到1970年代这一时期，高税率、通货膨胀、破产和福利国家体系的发展使得财富缩水，资本积累和收入分配一度出现了一个相对平等的局面。不过，20世纪早期遭受创伤的资本后来逐渐恢复，基本积累和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协调重新引发担忧。皮克迪甚至认为，财富在当代经济体当中的重要性正在逼近一战前曾经出现过的水平。

皮克迪不是历史学家，他当然不是为了给后人普及这段历史。他希望从中总结出关于资本和不平等的宏大理论，在不平等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的今天，皮克迪大胆地碰触了这个至今还在激烈辩论的话题，并且果断地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他认为，自由市场体系天然导致财富积累的增加，因为资本产回报率会一直高于经济增长率。两者之间也存在一个关联：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会减少财富在一个社会中的重要程度，但较低的增长率则会提高它的重要性。另外，导致全球发展变慢的地缘变化将使得资本占据更为主导的地位。皮克迪试图参考工业革命和二战后的例子说明，只有在科技进步或者人口剧增等突变的发展、或者在政府介入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避免经济体回到马克思曾经担心的“世袭资本主义”陷阱当中。

在财富高度集中不可避免，并且会成为一个最大难题的假设之下，皮克迪最后建议政府通过采取全球性的财产税进行干预，甚至提出了针对收入超过50万美元的部分人征收惩罚性的超高税率，以避免财富不均带来更多的政治和经济不稳定——这是一个相当“进步”，或曰激进的建议。

人们对这本书提出的批评并不出人意料，哪怕是这本书的书迷，也应该能够想象反对的声音来自哪些方面——皮克迪非常鲜明的政府干预立场不可避免地会激怒保守主义者。此外，有人质疑“以史为鉴”是否真的是一种正确的预测未来的手段，因为资本主义的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如今维持良好的资本回报变得越来越困难，财富积累也不再依赖于18、19世纪时的家族传承。还有人质疑皮克迪的政策建议过于理想化，没有考虑到经济发展的需要，带来的负面效应可能多于正面效应。此外，皮克迪几乎没有权衡二次分配的政策所带来的利弊，比如高税收对企业和风险的影响。

一种更具建设性的批评意见在于，皮克迪改变财富不均的手段过于单一，只从向高收入人群征税，但忽略了丰富资本所有权这种方式。财产税的手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发挥作用，但不应视为唯一的方法而过度强调。

2

银行业应该积极行动

书名：The Bankers’ New Clothes: What’s Wrong with Banking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作者：Anat Admati, Martin Hellwig

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日期：2013年2月24日

ISBN：9780691156842

虽然距离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已经过去七八年，但关于这场危机的讨论依然没有结束。人们关心危机为何产生，以及如何从危机中恢复过来。其中一条结论是毫无争议的：银行的资本基础过于单薄，不足以抵御房产市场的冲击，使得危机最终波及欧美各大银行。那么，多少资本才足够？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Admati和Hellwig在这本书中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为了更好地向读者解释资本基础对于应对金融危机的作用，两位作者虚构了一个房屋购买者、小企业主Kate的形象。Kate打算买一套房子，买房子的钱大多是借来的。她交付的定金就有点像银行在财产组合里持有的资本。如果Kate交纳了5%的首付，她的房子升值了10%，那她的钱等于翻了三倍。如果房价下跌，尽管只是5%，她仍然亏得很惨。如果Kate交纳了更大的一笔首付，那么如果房价上涨，她获得的回报非常可观，但如果下跌，遭遇的风险就要小得多。

作者提出，信贷危机也许会严重影响早已树立的银行规范，而今天的银行业之危险、脆弱程度跟引发危机的房地产业不分伯仲，因此银行应该采取积极的行动——实际上，已经有不少银行这样做了，资本比率比前几年提高了2到3倍，不过这样还是不够，作者提出了一个野心勃勃的目标：30%。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么做也是有代价的，比如对债务和股票赋税待遇不平等，企业和银行获利可以减税，但股票持有者获得红利或回购却不可以，但作者认为这种不平等并非不可改变，但如果没有对税制的彻底改革，股市资本仍然会比债务“昂贵”。

更多的资本和更少的负债将有利于稳固金融系统。如果银行希望通过出售资产，将资本对资产比率从1%提高2%，那么银行必须出售一半，这样必将出现“贱卖”的状况，尤其在其他银行也这么做的情况下。如果同一家银行希望重建资本，从占资产49%提高到50%，那么只需要出售2%的资产，当然银行也可以发行更多股票。

美国政府尝试过通过保障银行债务的方式来解决金融危机带来的风险，保障债务会产生反向刺激，所以美国政府就去控制银行承担过多的风险。当然这种做法被多次证明为失败，比如1984年挽救Continental Illinois、1980年代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和储贷危机、19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失败，直到最近一次金融危机。

作者指出，目前对银行业的规管聚焦于银行资产——贷款、债券和其他带来资金的投资，作者希望转而聚焦于银行负债，这有关银行盈利的方式和他们对储户和投资者邪恶的承诺。银行资产并不高风险，也并非流动性不足。与银行的贷款和苹果出售iPhone所获得盈利或是一支共同基金的股票投资组合蕴含的风险，比银行的贷款或按揭债券投资组合要高得多。作者认为，银行负债——太多债务，尤其是太多短期债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核心问题。

但是作者又不希望走入银行资本的迷思，增加资本并不是要减少可贷款资金，资本是金钱的来源而非对金钱的使用。作者在书中举出英国银行协会的例子，该协会在2010年抱怨要求银行“持有额外6000亿英镑资本”的规定是“无意义和错误的”。跟债务相比，资本也不是一个更昂贵的资金源头。银行需要向股票持有者承诺高回报，因为银行股票风险高。如果银行发行更多股票，那么它的风险会降低，资本消耗也更低。

3

罪魁祸首到底是谁？

书名：House of Debt: How They (and You) Caused the Great Recession, and How We Can Prevent It from Happening Again

作者：Atif Mian, Amir Sufi

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出版日期：2014年5月21日

ISBN：978 0226081946

在危机之后的诸多反思中，《House of Debts》为什么值得关注？因为这本书试图传递这样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观点：关于金融危机和后续的传统的元叙事——强调金融中介的崩溃——是不足够的。作者进而对房地产市场的衰退给出了补充和另一种解释，或许能够对防止或应对下一次危机的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书中关注这样一个问题：什么原因导致了经济活动中旷日持久的倒退？围绕这个问题，作者们采用了尽可能新的数据来验证各种假设。对于最常见的“金融中介的溃败是导致金融危机和大萧条的根本原因”一说，作者有所质疑。首先，信贷数据显示金融系统在2009年底已经完全恢复完全，尽管当时的经济仍然处于低潮期，增长势头也不足。其次，他们观察到，就在金融系统出现问题之前，房屋以及家具、汽车等耐用品消费在2006年到2007年有明显下滑。他们还指出，美国衰退的一个初始原因就是消费的下滑。此外，他们还观察到，当被问到为什么不申请更多贷款，更依赖于银行的行业，往往不会将原因归咎于缺少消费者。

那么缺少消费的问题出在哪？作者认为是负债过度的家庭。他们强调了举债的残酷程度，比如，一家人以10%的首付购买房屋，房价下跌10%，那么房产所有者将损失惨重。资产损失也不是平等的，富人的房产资产会越来越多，最贫穷的房产所有者的资产将所剩无几。他们认为，房地产价格下跌最厉害、抵押债务最多的地区，消费下跌也更厉害。问题的关键最终指向过度的抵押贷款，第一次房地产市场通货膨胀泡沫出现之后，留下了难以掌处理的债务负担。而这些负担又导致了消费的减少，形成消极的经济和金融螺旋，最终将金融机构推到了悬崖边。

金融危机期间，奥巴马政府曾经考虑过减少抵押债务的多种途径，并承诺会实施其中一些，包括授权破产法庭解除债务，补偿借贷者，购买贷款等。但最终政府只采纳了有限的援助方式，将恢复经济的希望寄托于市场和资本本身。这显然让这本书的作者们感到失望，他们认为政府的有限作为阻挡了经济复苏的脚步。在经济危机中，那些拥有最少的资金来应对经济衰退的人承担了最多的风险，因此他们也需要从开支中做牺牲。在两位作者看来，要解决这个难题，政府要么解除债务，要么介入将部分损失从贷款者身上转嫁到借贷者身上。不过在另外一些人看来，这样的思维可能过于简单，毕竟信贷不是零和游戏，借贷者所得并不等于贷款者的损失，当房产价格下跌时，双方都可能有损失。

家庭减少房产抵押债务是否真的能转而刺激消费？它可能带来哪些负面影响？作者并没有充分展开，但是有观察者表达了若干担忧，比如，这个挽救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举措有可能起到反作用，最突出的是对银行的刺激；它还可能对将来的借贷产生“寒蝉效应”，一味的要求降低负债，反而会影响将来信贷的自由浮动；房地产市场可能也会受到波及；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上也存在许多不现实因素。总的来看，从金融危机中恢复的挑战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4

推动创新的三个必需角色

书名：Doing Capitalism in the Innovation Economy: Markets, Speculation and the State

作者：Dr William H. Janeway

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日期：2012年10月8日

ISBN：9781107031258

当“华尔街”已经成为美国乃至世界金融业中心的代名词，你是否能够想象它还没有今天这个含义的时候？当我们在谈论扶持创新经济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在William Janeway回忆录性质的作品《Doing Capitalism in the Innovation Economy》中，他分析了这些问题。

Janeway的自由主义倾向也许最早来自于他的父亲、《危机经济学》的作者、经济学家Eliot Janeway，再加上受到凯恩斯的影响，他与凯恩斯主义最重要的一个传承者海曼·明斯基也保持着密切联系。在这本书中，他从自己的经历出发分析了不同的案例，从华尔街的一家私营公司到新型的生物科技和计算机的风险投资人，这些故事非常引人入胜。他通过亲身经历指出：要推动创新，有三个必需的角色——国家、金融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无论这三者中的哪一个出现了短板，都可能带来发展的不稳定或停滞。

三者也有轻重，“成功从国家的‘侵蚀’中解放市场经济，可能会对创新经济造成潜在的可怕的后果。”Janeway认为，政府应该介入，支持企业的研发——这恰恰是私人投资者惧怕触碰的领域，因为风险高、花费多、周期长。不过，这样的担忧往往出现在任何的创新行为当中。毋庸置疑，市场总是倾向规避风险的一边，从早期的生物科技、计算机到后来的可再生能源，都证明了这一点。不过，在Janeway看来，华尔街的资本家们总是逃避“透明和规则的世界”而追逐“超额利润”，监管套利——在监管最松的地方做生意的动力所在——已经嵌入华尔街的商业模式当中，贪婪又投机。

正因为企业家们有时候透露出的赌徒心态，市场可能变成赌场，此时便显出政府监管的重要性。凯恩斯认为市场是某种不确定，但是他的理论继承者们往往遗忘了这一点，在支持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眼中，市场有着内在的智慧、有效率并且理性。Janeway不同意这一点，并且指出这些经济学家没能预测21世纪以来的市场泡沫。Janeway本人对经济泡沫颇有研究，在书中他专门用了一个章节来讲这个话题，不过标题是“泡沫的老生常谈”——Janeway本人对泡沫甚至有些好感，他认为泡沫并不总是无用的，比如互联网泡沫就并不是绝对消极，它在某种程度上让世界变得更好了，创新的想法因此散落各地为人们所用。

可能有人会提出：在现实当中，硅谷的兴起恰好证明了没有政府干预的企业创新想法如何成功，发展壮大，而后来其他去中心化的成功案例也都来自于硅谷。不过，这样想的人可能忽略了一些事实：国防部门与硅谷的高科技企业签下巨额合同，支持了它们的研究项目，国防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这些企业的发展。2006年就有研究者发现，在2000年后位列研发杂志排名前一百位的项目当中，只有27%的项目由企业完全自主完成。

Janeway希望能够在这三个可能相互矛盾的驱动力之间找到平衡。他把资本看作一系列大规模的必要的实验，也会产生废料。未来不可预期，也就无法预计市场中的理性平衡，投资者常常基于残缺的信息作判断。为了让新的创新项目稳步进入市场，需要押上很多，但这是促进实质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此外，他认为政府有责任确保创新资本主义存活下来，措施可能包括规范市场、支持长期研发、作最后一条阵线上的出资者，在适当的时候介入。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坚定相信风险资本的经济学家，他对创新过程有着非常传统的看法，“国家可以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而不仅仅是建设性的角色，”他说，随之开拓的创新应用的新空间，终究还是属于创业金融，一个充斥着泡沫和冲突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