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抓住中国的下一波增长机会

源济

STEPHEN S. ROACH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已经降至2014年全年目标7.5%之下。在大量新建筑项目上马和债务规模持续上升的情况下，中国政府采取了新的“微刺激”措施，这些措施旨在提振内需和服务业，帮助中国摆脱对以往高速增长的依赖。

2013年，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例跃升至46%——在两年内上升了三个百分点，比建筑和制造业占比之和还高。与其他现代经济体结构一样，还处于发展初期的中国服务业到2025年占GDP的比例或升至55%-60%。

美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竞争最激烈的服务业，该国的服务业占全球服务业出口的比例达14%，是占比排名第二国家的两倍。美国企业目前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有能力在市场潜力巨大的中国服务业获得相当大的份额。从零售连锁（沃尔玛(Wal-Mart)）和休闲（迪士尼(Disney)）到国内运输（联合航空公司(United Airlines)）和一系列保险及医院领域，美国的跨国服务公司拥有中国缺乏的战略、经验和质量控制能力。

目前的时机也很理想。美国经济正处于危机后复苏乏力的阶段，美国需要将经济增长的核心推动力从已过度的消费者需求向出口和外部需求倾斜，而中国服务业的持续蓬勃发展就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当然，看到这一机会是一回事，抓住这个机会则是另一回事。关键在于“市场准入”。为保护包括服务业在内的部分国内重要行业，各国通常会限制外资在这些领域合资公司中的持股比例，因此市场准入方面的问题尤其严重。

中国和美国长期以来都有对对方的跨国投资设置限制的历史。金融行业尤甚，但多数非金融服务业的情况也是如此。

好消息是，在2013年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中，中美启动了有关一项双边投资协议(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简称BIT)的谈判。此类协议在今日的全球经济中很常见。目前全球正在实施的BIT约有3,000项。在此类协议出现之前，各国都对外资在国内服务业公司的股权有较为严格的限制，这些协议与其他一些因素使得各国大幅放宽了在这方面的限制。

鉴于双边投资协议中包含的“限制进口商品表”（一国认为不应受外国控制的行业或部门），围绕这类协议展开的谈判常常受到限制。与美国相比，中国目前有一份很长的限制进口商品表。人们不该对此感到气馁。上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展开谈判时，也有一份很长的限制进口商品表，但在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这份表的长度已被大大缩短。限制进口商品表的概念有助于为后续谈判的辩论和议程设定一个框架。

如果美中双边投资协议取得突破性进展，将带来巨大裨益。它不仅将在两国间开放服务投资和贸易，还可能为中国参与更广泛的多边贸易安排奠定基础，比如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这将使全球经济获益匪浅。

双边投资协议取得更大进展应该作为7月初在北京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一个焦点。但若要取得这样的进展，将需要两国间整体关系展现出更具建设性的基调。最近网络攻击、南中国海（中国称南海）的领土争端以及汇率政策造成紧张关系升温，这些都可能令议程受阻。这些问题都很重要，不应被忽视，但问题的解决需要考虑到大背景。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创建于五年前，其初衷只有一个：提供这样的大背景，为打造中美双边对话建立一个连贯清晰的框架。中美双边对话有望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和安全事务双边对话。两国政府领导人有必要采取战略行动，把握中国即将到来的非凡机遇，在消费及服务主导的经济发展大潮中一展身手。

（本文作者Stephen S. Roach现供职于耶鲁大学，曾任摩根士丹利亚洲区董事长，写有《失衡：美国与中国的相互依存》(Unbalanced: The Codependency of America and China)，耶鲁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