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圆了梦的纽约购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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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York Times

毅力得偿 亚当·谢费尔及其伴侣在最终得以搬进曼哈顿西十二街37号的巴特菲尔德大楼之前的数年里，一直在这栋大楼里留求购的小纸条。

房地产广告总是一成不变地推销着人们的梦中家园，然而谁又有多大把握真正寻找到这样东西呢？不过，对于那些一心痴迷于某个特定的地区、特定街区，甚至某一栋大楼的人而言，成功只需发生一次就够了。而如果他们格外幸运、聪明或耐心，他们就可能心愿得偿。


这些人在寻找自己梦中家园的征途上，锲而不舍地走了很远。他们要么追着地产中介不放，要么围着房东死缠烂打，要么在家家户户的门口贴上便条，要么抓着门房刨根问底。他们把自己的名字挂在各处很难到手的房产的排队清单上。他们会给户主寄去一封封言辞恳切的书信，保证当名模范房客。即使无法在自己的梦中家园里度过余生（因为有时候，哪怕是最幸福的爱侣也有可能劳燕分飞），他们也很少为之唏嘘抱憾。



海伦·艾森巴克位于东十四街的单间公寓位置正好，而且还有放置她的钢琴的空间。 在搬到布鲁克林高地后，艾丽森·舒拉被以她祖先姓氏命名的路牌激发了好奇心。

这股热潮在纽约市内长盛不衰，是有原因的。“在这座城市里，我们都是行色匆匆路人，”安德鲁·菲利普斯(Andrew Phillips)说道。他是霍尔斯特德(Halstead)地产公司的一名经纪人，对于“此地一旦空出，请立刻给我打电话”的恳求已经司空见惯。“我们日复一日地走过同一条街区，路过同样的建筑，心里就会想到：‘住在那里应该很不错吧？’凡是纽约客，都会有那么一点儿偷窥癖。所以，当我们一次又一次走过同样的地方时，我们的梦想就开始萌发了。”


而供不应求的状况，让这种渴望变得更加强烈。“闲置住房的存量非常有限，大家都争先恐后，”菲利普斯说，“加之大多数人往往买不起他们最想要的东西。而越是无法拥有，人们就越想要。”


• 东村梦


海伦·艾森巴克(Helen Eisenbach)是一位作家兼编辑，长期居住在纽约的上西区(Upper West Side)。对她而言，一个位于东村(East Village)之内或附近的住址，是最令她怦然心动的。“它是纽约城里一处尚未消失或被同化的小天地，”艾森巴克说，“几十年来，我一直偷偷期望着能够住在那里。”但她在西九十几街(West 90s)住着一套小小的单间公寓。因为租金很稳定，三十多年来，这个住处一直把她牢牢拴在了上城区。而且，她的哥哥和现年90岁的母亲也住在同一个区，这成为留住她的又一个理由。


但从五年前开始，一连串的变化终于让艾森巴克脱了身。当时，她的房租已变得不那么稳定，开始大幅度上涨。“我每天都上Streeteasy网站，”她说，“有时我也会漫无目的地看看下城区的房源，但我知道那只是个永远不会实现的梦。我知道家里人都希望我能住得近一些。”


随后，她那位定居伦敦的姐姐苏珊(Susan)来到纽约探亲。苏珊是个房产爱好者。“像往常一样，”艾森巴克说，“她脱口而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找到了什么公寓房可供我们去看看吗？’”我从Streeteasy上保存了三条信息，本来纯粹是为了满足幻想。而第二天，我们真的去看了那几个地方。回来后，苏珊对家里人宣布，我要从这个街区搬走了。”


那年12月，艾森巴克终于买下了位于东十四街(East 14th Street)的一套带凹室的单间公寓，就在东村的尖角上。她为这套公寓支付了不到40万美元。公寓里十分宽敞，空间足够让她摆上一架大钢琴。“就连电梯都非常漂亮呢，”她说，“你什么时候会喜欢上一架电梯？”


她钟爱那里的小商铺，喜欢那些简陋的小餐馆，尤其是B & H乳品小吃店(B & H Dairy)，“我在这些地方体验着真正的生活。”她说。艾森巴克仍会定期回去看望妈妈，虽然对于热衷步行的她而言，这段路程要花去一个半小时，而不再是十五分钟了。


“直到现在，我仍然觉得欣喜若狂，”她说，“我简直无法相信，这里就是我的街区了，而且我自己适应得这么快。过去三十年就像一段渐渐模糊的记忆。”


• 豪宅梦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琳达·戈特利布(Linda Gottlieb)去参加一次派对时，发现了自己梦想的公寓。派对的女主人名叫阿里安娜(Arianna)，是当时一位冉冉升起的媒体明星（即将嫁给麦克·赫芬顿[Michael Huffington]），而举办派对的地点就是她的奢华复式公寓，位于纽约东66街(East 66th Street)已有百年沧桑的公寓大厦里。


“那样的公寓确实不多见，客厅的层高是普通公寓的两倍，天花板看起来仿佛直伸到天际，”戈特利布说道。她是1987年的热门电影《辣身舞》(Dirty Dancing)的制片人。“那些房间烛光摇曳，到处都是衣着光鲜的来宾。整个派对展现了纽约大都会中最具魅力的一切。”


当时，戈特利布住在西区(West Side)的一套公寓里，家具大都是别人用剩下的。“但在我的脑海里，那个场面不断浮现，”她说。后来，戈特利布搬到了东区(East Side)一套双卧室的公寓里，又因电影取得的成功，在圈中也越来越走红。2000年的一天，戈特利布问自己的房产经纪人，她手上是否有那栋大厦里的公寓。“她刚好有一套，”戈特利布说，“当我走进去时，发现里面的结构一模一样。我的心狂跳起来。”


她花了四百万美元，买下这套3500平方英尺（约325平米）的公寓，虽然比赫芬顿夫人家高了一层，但内部结构完全一样。就在2001年的“9·11”袭击发生后，她和丈夫搬了进去。


多年来，这些房间里充满了好像赫芬顿家那次派对一样的回忆。“当我儿子和他的合伙人站在阳台上，为他们的合作举办派对时，当我给上百位宾客提供舒适优雅的环境时，我就看到阿里安娜的影子。”戈特利布说道。她的公寓和赫芬顿家一样，装修设计大胆前卫，屋里大量运用了戈特利布女士所说的“派力奥”(Palio)色——也就是红色、紫色和青绿色，还摆放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手工艺品。


十年来，她对这套公寓的爱毫无保留。然而，当孩子们都搬出去后，家里的十个房间似乎就变成了累赘，派不上什么用场。而那段漂亮的旋转楼梯，爬起来也特别吃力。“有一半的地方我们都用不着了，”戈特利布说道，“我们已经准备好，这一页该翻篇了。”目前，这套公寓正在出售，销售截止日期就在这个月。


• 老屋梦


对于巴瑞·曼德尔(Barrie Mandel)来说，有如天堂般的极乐是以一则神秘报纸广告的形象，在1989年时降临在她头上的。曼德尔曾是一名社会工作者，后来做了房地产经纪人。那时候，她与身为医生的丈夫哈维·施奈尔(Harvey Schneier)以及三个年幼的孩子，住在离市政府不远的一套自购的Loft公寓里。但她一直以来的梦想是住在翠贝卡(TriBeCa)街区，尤其是哈里森街(Harrison Street)上那排重新翻修过的联邦政府联排公寓楼(Federal town house)。那里有九栋红砖建筑，当初该片区被重新规划时，只有那几座小楼躲过了挖掘机大铁球的摧残。


“那则广告登的是翠贝卡街区里的一套复式公寓，在一栋有三间卧室的联排公寓楼里，”曼德尔说道，“我搞不清它可能在什么位置。然后一位同事提醒我说，翠贝卡那片一共只有九栋这样的楼，而且都在哈里森街上。那感觉就像一抬脚，发现了一枚金币。”


于是她去那些小楼挨家挨户敲门，询问是否有复式住宅出租。问到27A那户人家时，她发现了宝藏。来开门的男士说，那套待租的公寓就在他住的这栋楼里。“我告诉他，我们一直想要住在这儿，”曼德尔说道，“他带我上了楼，就是它。”


五年后，这对夫妇以55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位于哈里森街25号的这处房屋，并且从此一直住在那里。他们很喜欢房子里的一些细节，比如那五个壁炉、橡木地板，还有邻里的后花园彼此相连。“这是一栋让你想要脱掉外套、久居其间的房子，”曼德尔说道，“不管日子过得是好是坏，住着都很舒服。”


她常看到好奇的陌生人在她门外停留。有时候她会邀请他们进屋，带他们四处转一转。


• 桃源梦


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就像一片世外桃源。那里精致的房子常常令人想走进看看，或从窗外窥探一番。人们都对这里的房产渴望有加，这一点也不奇怪。电影制片人兼作家迪莉娅·埃夫隆(Delia Ephron)就是这样。


埃夫隆从小在洛杉矶(Los Angeles)长大，但内心里是位纽约客。对她而言，最渴望的地方不仅是自己二十几岁时小住过一阵、被人们俗称为“村子”的格林威治村，还尤其指向由第九大街(Ninth Street)、第十二大街(12th Street)、百老汇(Broadway)和美国大道(Americas Avenue)围起的那片包含九个街区的小天地。成年后，她一直与丈夫和几个继子生活在洛杉矶。虽然因为家庭和电影事业的需要，她已在那里扎下根；但她心中对纽约的渴望从未消减过半分。


“住进格林威治村是我藏在心中的小小梦想，”埃夫隆说。这位作家最近出版了一本名为《内心的狮子》(The Lion Is In)的小说。“我的家人都在洛杉矶，所以纽约只能退居其次了。你不可能一次实现所有的梦想。”


但在1993年，她和丈夫一起回到了纽约。2002年，在格林威治村的那片小天地里，她的美梦成真了。起先，她在第九大街的联排公寓楼里租了一套房子，因为她看中了屋顶的天窗，那让她想起老电影里的一些场景。但不久，他们感到上下爬楼梯太辛苦，也渴望能有一位门房帮他们接收包裹。受这个想法的驱使，她买下了附近一栋配有门房的大厦里的套房，虽然这套房子没有天窗，但她此后一直都住在那里。


“我终于搬进了自己理想的街区生活，住进了喜欢的大楼，”埃夫隆说，“天窗从来就不是我那‘格林威治村梦’的一部分，我也从没喜欢过住联排公寓。”


• 现代梦


在格林威治村，令人们垂涎三尺的可不仅仅是某些特定的街区小角落，还有一栋栋独立的楼宇。位于西十二街37号的巴特菲尔德大楼(Butterfield House)是纽约市一流的战后公寓楼，在申请入住的清单上一直高踞榜首。这栋楼的两侧有副楼，由一玻璃幕墙的走道相连。走道蜿蜒穿过景致优美的庭院。大楼正面是黄褐色的砖墙，大型的钢结构飘窗让整个楼体呈现出曲线美。巴特菲尔德大楼在1962年落成的时候，曾被地产论坛赞誉为“纽约市众多新型公寓楼结构中最独特的”。


现年45岁的亚当·谢费尔(Adam Sheffer)是Cheim & Read艺术画廊的合伙人。自从80年代晚期搬到格林威治村，他就迷上了巴特菲尔德大楼。他与自己的长期伴侣、现年50岁的霍尔斯特德地产公司总裁理查德格·罗斯曼(Richard Grossman)一样，对现代主义建筑如痴如狂。“我们都喜欢密斯（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二十世纪中期世界上最著名的四位现代建筑师之一 ——译注），”谢费尔说道，“我们会利用休假时间去参观那些罕见的现代派建筑。”


两人于1994年相遇。虽然他们并没有从那时起就看中了巴特菲尔德大楼，但是他们心里清楚，巴特菲尔德大楼将会是他们的归宿。经过对那里的公寓长达数年的打探，去年5月，他们在这栋大楼里一套2000平方英尺（约185平米）的公寓中安顿了下来。这套房子带有一个封闭的阳台，还有谢费尔所说的“突出了天花板高度的大窗子”。


“天时、地利、人和，该有的都有了，”他说，“我们走进公寓的那刻便已知道，就是这儿了，因为这里有种特别的氛围。”五天后，俩人就去签了合同，又经过了长达一年的翻修工作，他们终于搬了进去。


谢费尔说，他们的朋友并不觉得惊讶。“他们对我们俩说，‘我们早就知道这里会是你们的归宿。’”


• 美窗梦


室内设计师鲍勃·布雷(Bob Bray)在与一扇漂亮窗户相逢的那天，爱上了一套公寓。


“我一直住在达科他州(Dakota)，当时正要去看望一位住在格林威治村的朋友，”布雷回忆道。在正在被拆除重建的大学区附近，他恰巧向东十街(East 10th Street)上一栋建筑的上方瞥了一眼。“透过脚手架，”他说，“我看见角落里有一扇窗户，被一圈奢华的石柱栏杆包围。”他径直走进大楼，找到一位租赁中介，软磨硬泡地把他带到大街上，指着上方的窗户。“我想要那套公寓，”他宣布。


布雷在这套公寓里住了将近三十年。这是一套顶楼的单间公寓，有三扇窗子，其中两扇十分巨大。三十年前让他一见倾心的那些石灰石柱子，俯瞰着令人神往的格林威治村街景。


“虽然这只是一套单间公寓，但我对这儿的空气和明亮度从未感到厌倦，”布雷说道。他刚过70岁，工作了半个世纪之后，终于在六年前退休了。“我从不后悔。”


然而，现在他就要搬到佛罗里达州去，住进巴尔港(Bal Harbour)附近一处合作公寓（co-op，这是美国城市中低收入居民最主要的居住方式，居住者无产权——译注）了。“我已经了结了心愿，”他说，“我要去佛罗里达州生活，还要买一条狗。”


• 祖先梦


有时候，落脚何处似乎是冥冥之中注定的事，就像社工学生艾丽森·舒拉(Allison Chawla)所经历的那样。舒拉今年35岁，她对布鲁克林高地(Brooklyn Heights)从没什么太大的兴趣；但在今年（2012年——译注）早些时候，她与丈夫一起在这片街区寻找公寓时，一眼看到了雷姆森街(Remsen Street)的路牌。


舒拉正是雷姆森家族的后裔。这个家族可以追溯到雷姆·詹森·范德贝克(Rem Jansen Vanderbeek)，此人是最早来到纽约定居的荷兰人之一。在舒拉度过童年的新泽西老家，房间里就挂有雷姆森祖先墓碑的照片。后来，她在洛杉矶住过，在上西区(Upper West Side)住过，如今又在布鲁克林的邓波区(Dumbo)居住。然买下亨利街(Henry Street)的一套公寓，让她觉得和自己的祖先无比接近了。


“在我走在布鲁克林高地，看到那些路标之前，已经忘了所有那些雷姆森家族先人的重要，”舒拉说。此前，这对夫妻并不是因为雷姆森祖先的原因，才决定在这片街区落户的。他们当时考虑的大多是有好学校和地铁便利的因素。


“我确实不能说，自己一直就想住在布鲁克林高地，”她说，“但是身处这样的环境，我心中的一些情感被重新唤醒了；我受到的触动比自己料想的更大，与祖先之间的联系也更紧密了。我会想象自己的先人在这片街道上漫步的样子，心里还会好奇地想，‘我和他们当中的哪位长得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