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在近代中国所犯罪行揭秘 3 (ZT)

也和话

　　参与不平等条约的制定

　　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朝皇帝在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威胁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南京条约》是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由是开创了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把基督教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的先例，使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社会。此后，又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和掠夺打开了畅通之路。在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过程中，各国传教士不仅积极参与，而且为了其本国的利益与中国讨价还价，乃至武力讹诈。

　　鸦片战争后签订《南京条约》的英方全权代表是率舰攻进长江打到南京的英军司令璞鼎查。在谈判过程中，他的四个得力助手郭实腊、马儒翰、英国圣公会的李太郭(George Tradseent Lay)和英国伦敦会的麦华陀(Walter Henry Medhurst Jr.)都是传教士。郭实腊和马儒翰不仅是谈判的主要代表，而且包办了条约的起草工作，多次就条约的具体内容与中方代表讨价还价。他们对中方代表极尽勒索讹诈之能事，取得了比原定计划更多的特权和赔款。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也是得力于传教士。在传教士伯驾、裨治文和卫三畏的协助下，中国政府被迫接受了比《南京条约》更为苛刻的中美《望厦条约》，为美国取得了“最惠国”待遇的特权。美国史学家泰勒·丹涅在他的《美国人在东亚》一书中写道：“美国人虽然在美国国内颇重视政教的完全分离，可是在中国，议定《望厦条约》时却有裨治文、伯驾和卫三畏，参加外交工作并升任到最高官阶的则有伯驾。”伯驾于1855年被认命为美国第一个传教士驻华公使。法国传教士在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过程中，也是“功不可没”。他们强迫清政府于1844年10月24日在停泊于黄埔的一艘法国兵舰上签订了不平等的中法《黄埔条约》。法国除取得中英、中美条约中规定的全部特权外，还在第二十二款中规定法国人可在五口建造教堂，“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这样，清朝政府就被迫负起了保护法国人在中国传教的责任。从此，法国传教士在华的活动更加猖狂，肆无忌惮。中国近代史上的教案多系法国传教士肇事而起。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传教士们在签订1858年的《天津条约》以及1860年的《北京条约》的过程中，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卫三畏使用威吓手段，在中美《天津条约》中塞进“宽容条款”，赋与外国传教士及中国信徒以特权，享受“治外法权”，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宽容条款”使中国的教会成为国中之国，中国信徒成了一批享有特权的教民，他们犯了法，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因此，许多地痞流氓也混入教会，横行乡里。许多教案由此产生。

　　泰勒·丹涅说，“中美《天津条约》的实际谈判是由卫三畏博士和丁韪良牧师经办的……美国传教士存心得寸进尺，以图强迫帝国开放的情形是昭昭在人耳目的。”

　　法国传教士参加了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的谈判，担任法国代表团的翻译和文件起草人。在《北京条约》的起草过程中，在中文本里擅自增加了“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字句，又将强令“给还旧址”写进了条约。这一句话使外国传教士获得了在中国任何地方租买土地和盖房的特权，为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霸占地产，遍设教堂提供了条约根据和护身符，并成为后来各地发生民教纠纷及引起教案的严重隐患。诚如后来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Tohm Griffith1831—1912)写给英国差会的信中说的那样：“这个国家事实上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一切早已在中国的传教士和各自国内的差会，如果他们不去占领这块土地，不在十八个省的每一个中心取得永久立足的地方，那将是有罪的。”

　　由于《北京条约》取消了《南京条约》和《黄埔条约》对传教活动只限于五口通商地方的限制，使其传教更加肆无忌惮。

　　参与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

　　前驻上海的美国领事介尼甘(Hon.T.R.Jeruegan)说：“如果没有传教士供给情报，中国大陆上的许多地方到今天还关闭着呢！他们商品的销路也只取胜于较狭窄的范围。应该记住：商务的旗帜紧随着十字架的旗帜接踵而来。谁若打掉了执着十字架旗帜的手，谁就损害商业的利益。”

　　自从《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后，大批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霸占土地、干涉内政和包庇教民。特别是1860年法国传教士在《北京条约》中加入“归还旧址”以后，天主教在华传教士更是强行勒索房地产，大量霸占田地，扩展教会势力。天主教修会的经费来源逐渐由依靠国外转而直接从中国占有的土地、房产及发放高利贷和经营其他商业活动获取。历次教案发生后也索到大量的赔款，使在华天主教修会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遍布中国农村的天主堂一般都有大量土地，农民称之为地主堂。

　　1861年恭亲王奕訢奏：“传教士每以民间琐事前来干预，致奉教与不奉教之人诉讼不休。……奉教者必因此倚恃教众，欺侮良民……为地方官者，又或以甫定和给，惟恐滋生事端，遂一切以迁就了事，则奉教之计愈得，而不奉教者之心愈不能甘。”天主教传教士们在江苏、江西、广东、湖北、四川、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奉天等十几个省区进行勒索，以还堂名义非法强占房地产。仅在直隶一省，传教士就任意提出所谓的旧址七十二处，强行要求给还。在江南一带，传教士甚至连处所也不提，只提十五个县府名称，强令地方当局勘址给还。在山东济南，传教士煽动教徒用暴力驱逐旧址大批居民，所强占的房屋地产，全部不给钱。在山西绛州，传教士根本提不出任何证据，却强令给还东雍书院旧址，法国使臣竟跑到总理衙门讹诈：“书院本非天主堂及各项庙宇时应诵经祭献者可比；士子读书，随地皆可，何必拘定此处？”地方当局迫于压力，一块占地四十三亩的校址就被传教士占领了。此类案例伏首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