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封面文章：新一代富豪的影响在上升

源济

《大西洋》杂志2011年1月刊封面图片

　　最新一期的美国《大西洋》月刊杂志于2011年1月初正式出刊，本期封面文章标题为“新一代富豪的影响在上升”。文章认为，今天新一代的富豪们与上一代完全不同。他们工作的更努力，越来越倾向于精英治理。但是，他们与给他们带来机会的各自国家，与状况远不及他们的国内同胞却关联地不紧密。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无疆域的群体。以下为节选的部分内容。

　　美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对社会中越来越明显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更加关注。它反映的表象是，当包括小企业主在内的绝大多数人仍面对困难重重，痛苦煎熬的经济局面时，而奇高收入者、大银行和主要大企业却处在"重大复苏"阶段。人们因此现在看到的不是一个整体的经济，而是差别化越来越大的经济。持这种看法者中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不是别人，而是连任五届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他是一位标志性的自由主义人士、自由市场经济的卓越卫道士，和哲学家艾茵·兰德(Ayn Rand)的最重要的信徒。当这位高调的资本主义的传播者，在宣称不断扩大的经济不公平正成为全国性危机时，现有的一些观念和说法已错得离谱。

　　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已存在多年。花旗银行的3位分析师在2005年给投资者的报告中称，世界在走向两个对立的阵营，一边是超级富豪，另一边是所有其他人群。前者不再有地域的区分，他们只是数量很有限的富裕消费者。后者是数量极广，但仅占有极有限财富的民众。他们也把这种经济形态称为"精英购买力主导的经济(plutonomy)"。

　　在大衰退发生之前，人们对这种财富集中在很少数人手中的现象不太在意。像谷歌、亚马逊和iPhone等现代经济中的令人惊奇的发明，广泛地改善了中产阶级的生活，尽管后者的收入与创业企业家的收入有着天壤之别。而不那么令人吃惊的发明，尤其是次级贷款危机的爆发，掩盖了许多人因收入停滞形成的收入不公平的问题。

　　但是，金融危机，以及随后长期的、令人沮丧的后果改变了这一切。政府花费数千亿美元挽救大企业，而华尔街不久就迅速恢复了发放巨额奖金，这让人们头脑中留下了寄生的银行家和其他精英，是在为自己的利益在操纵着游戏规则的印象。由此，让人们更担忧的是，自己不是生活在"精英购买力主导的经济"中，而是在有着极大的政治影响力，专为私利考虑，而对自己圈子之外的任何人都漠不关心的富豪统治的社会中(plutocracy)。

　　作为商业刊物的记者，作者在前10年间，在全球各地的各种重要场合接触过许多新一代的超级富豪，也直接采访过他们中的一些人。其中从作者认识的一些富豪完全可以看出，他们思想根本不同于普通人。

　　对现在这个时代更有意义的是，今天的富豪不同于以往的富豪。当代可以快速的，全方位交流的经济，让新一代超级富豪精英们在公众中的影响力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第一代或是第二代的创业者构成。这批人中的成员都是努力工作、受过优秀教育的精英领导阶层。他们觉得，只有自己才是有能力赢得严峻的全球经济竞争者，其中的大多数因此对未能获取如此巨大成就的普通人，时常怀有心情复杂的看法。可能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正在变为一个各成员间相像的程度，远高于他们与各自同胞的相像程度的跨国群体。不论他们主要的居住地是在纽约、香港、莫斯科或是孟买，今天的超级富豪精英们越来越像自我形成的一个新种族。

　　新的富豪统治的形成，必定与两种现象有关：信息科技革命和全球贸易自由化。具体国家在各自的政策制定上也对收入不公平带来影响，例如美国的金融监管松绑和高收入人群减税；俄罗斯以内幕方式实现的私有化；印度和墨西哥出现的在监管行业中的寻租(rent-seeking)活动。但是，事情具有的共同点是，因全球化和科技创新，今天的人、财和思想的流动比以往更自由。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研究全球经济史的Peter Lindert教授认为，人们今天目睹的经济变化是前所未有。即使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力，也远无法与过去30年间变化的影响力相比。当前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更快，跳跃性的(disruptive)创新速度更快。

　　但是，各国间的，由全球性变革带来的成果的分享是不平衡的。尽管中国的中产阶级已在大量增长，数以百万计人口脱离了贫困，但上海和其他沿海都市区的超级富豪的地位仍稳定地高高在上。印度和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不公平性也在扩大。同样，在相对自由放任的美国和社会生活舒适的加拿大和斯堪的纳国家中，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如有智者所言，从一些方面观察，这个世界变得更平等了，但从另一些方面看，它变得更加不公平了。

　　造成这种不公平的原因之一，是全球化的市场和相关的科技已有能力形成一个国际工商业巨星的阶层。随着企业越变越大，全球环境更具有竞争性，跳跃性的科技创新速度加快、企业以吸引最佳CEO为股东增加的价值也随之提高。企业高管的薪酬因各种原因而暴涨，但主要还是受到经营规模扩大、竞争增加和创新的影响。

　　进入全球性的劳动力、消费和资本市场，实际上是跨越了传统的入市障碍，提高了超出平均水平的洞察力和创新的价值。6年前辍学，并创立了Facebook的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已经在挑战谷歌，而后者自身也不是一家历史久远的企业。但最大的赢家一直是个人，而非企业和任何机构。例如，单枪匹马的对冲基金经理约翰·保尔森(John　Paulson)，在2008年危机时获利的数量几乎与高盛公司的一样多。

　　同时，大量专注于自己工作和技能的普通人却没有得到这种以胜者获取更大部份分配原则的横财，并发现他们的储蓄、雇主和职业受到了让富豪们更富足的同一种力量的蹂躏。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巴黎经济学院(Paris School of Economics)的经济学者们的研究，美国在2002-2007年间，65%的收入增长流向了只占人口1%的顶层人群。但因在随后的金融危机中，这批人的收入下跌幅度远大于普通人群，这才临时终止了这种势头。但近期的迹象表明，在危机之后，最高收入层的收入回弹远快于之下的任何群体。例如，在2008年后的衰退年间，顶级的25%的对冲基金经理的人均薪酬在2009年超过10亿美元，迅速打破了衰退前的2007年所创下的记录。

　　并非所有的富豪们是在相同的条件下产生的。苹果公司的乔布斯既非精神上，也非无耻地盗掘自己国家资源聚敛财富的俄罗斯的寡头富豪。当过去10年间的金融创新的受益让人生疑时，一些富豪，特别是科技领域内富豪的财富，是建立在让整个国家和世界受益广泛增加之上的。这也难怪，在接受政府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资金的银行家们成为众怒宣泄的目标时，乔布斯、盖茨和巴菲特这些人物仍在人们心目中保留着正面形象。

　　但是，现在的确处在一个两难的境况：美国确实需要许多富豪。人们从他们生产的产品和创造的就业上受益。即使一定比例的工作已转往海外，但让这些富豪留在美国远胜于让他们迁到海外。在当今极具竞争性的全球环境中，美国远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创造性的、精力活跃的超级富豪。

　　一个更简单的事实是，有人必须要对不断改进的公共教育，以及中产阶级应对全球经济变革的痛苦调整所需的安全网有所付出。这些开支无可避免地会要落到富豪们的头上。

　　富豪们自己反对人们对他们的通常看法，以及把他们区别对待，不公平的诽谤，甚至是因为成功而受到惩罚。自私毕竟是理性化之母，对他们而言，理性化甚至要高于真理。作为一个阶层，这些人通常比自己的先人工作的更努力，更优秀。他们的慈善行为是重要的，有创新性。

　　但若认为富豪们反对提高税收和收紧对他们经济活动的监管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这也是一个错误。富豪们在国内外面临的真实风险并非税收增加，而是如下的可能性，即逐渐升温的众怒，可能会让民粹主义者的计划有更大的影响力。例如，中产阶级的美国人可能会得出世界经济并不会让他们受益的结论，他们还可能会更认同贸易保护主义或真正的惩罚性税收才是最有效的，而不是渐进式的改善措施。

　　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CEO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Mohamed　El-Erian)是超级富豪中的一个典型。埃尔-埃利安的父亲在埃及长大。埃尔-埃利安研究过一些因贫富悬殊而导致暴力革命的国家的情况。他表示，一些成功者认为低收入阶层面对的挑战与他们无关是一种短视的看法。全球性的劳工和资本的表现，要优于大多数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这两项表现。这将导致人们更多地审视内部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他担心，一些国家是在以世界各国都不认同的，非常孤立的政策在进行冒险。2010年的最大惊奇是贸易保护主义者还未发出声调更高的抗议。但在今后的压力下，他们一定会这样做。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超级富豪们今后有两条生存下去的道路，一条是压制不同意见，另一条是与众人共享自己的财富。哪一条路会对美国，乃至世界有更好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希望富豪们不会因被隔绝地太深而意识到这一点太晚，因为最终并不存在一个能够逃避现实的孤立群体。(皖东)